普外科取得的巨大成就，讓孫立文成爲了長鬆醫院乃至濱海醫界的風雲人物，長鬆也在原來的基礎之上，又一次把醫院的其他科室遠遠甩在後面，就連急診主任馮磊在和孫立文吃飯時也總以半玩笑半嫉妒的口吻說：“奶奶的，我現在的收入，還不如去普外科當一個小醫生呢。”
然而，古語有云物極必反，縱使孫立文也不能排除在外，就在所有人精力都集中在手術帶來的經濟效益之時，一場危機卻巧巧逼近。
普外科大量的手術，是建立在牀位週轉迅速的基礎之上，很多手術患者，入院前便已經完成了各種檢查，入院第二或第三天便進行手術，手術後大約三天便出院。
在這種患者流動性極高的前提下，出現問題幾乎成爲必然。
獎金改革後的第五個月，於鵬偉組的年輕醫生葛明宇收治了一名叫做李玉華的中年女性，入院時，她被確診爲乳腺癌，並且已經有了全身轉移。經過詳細的病情交代及各種預後風險交代之後，於鵬偉帶領組員給該患者進行了姑息性手術，術後給予各種放療和化療。但是這些方式，並沒有挽回李玉華的命，一個多月之後，她還是離開了人世。
根究李玉華的死因，緣於來醫院太晚，而根究來醫院太晚的原因，歸根結底只因一個字：錢。
李玉華就是一個普通農村婦女，丈夫長期在外打工，一個月能掙4000多元，兒子許超在濱海市的一家廣告公司當司機，月薪3000多。按理說，這一家三口基本上都屬於壯勞力，條件不應十分拮据，可無奈許超是個花錢不過腦的主兒，屬典型的“月光族”，一個月吃飯喝酒加買衣服，3000多的工資壓根不夠用，經常還要伸手往家裡要。
因爲許超尚未結婚，李玉華一心想攢錢幫兒子在濱海市郊區買一處樓房，好找對象。她處處省吃儉用，都是爲此。
早在一年多以前，李玉華便發現了**上的各種小包塊，但由於缺乏乳腺癌方面的知識教育，加之包塊不疼不癢，她也沒放在心上，她甚至一度認爲那可能是由於絕經造成的衰老而已。後來，隨着包塊蔓延增多，她只好去找村裡的一名中醫老太，中醫老太診斷其爲“肝氣不舒導致的瘀結”，給她開了些柴胡，生牡蠣，川貝等疏肝散結的中藥。李玉華喝了兩副，感覺也沒啥效果，於是乾脆藥也不喝，也不管它了。
直到後來，那**上的包塊開始出現出血和疼痛的症狀，她這纔來到了縣醫院。縣醫院的外科醫生看了之後，直接搖搖頭嘆息說，“我這兒看不了，去長鬆吧。”
李玉華住進長鬆後，手術加上放化療雖然一共花了十餘萬，卻仍舊是個人才兩空的結果。兒子許超雖然滿心懊悔和不甘，卻只能認命。
悲慟發送了母親之後，許超開始着手報銷母親的醫藥費，整個事件的轉折點，也就此出現。
按照常規，李玉華屬於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出院後兩週可以複印病志，然後到鎮合管所按照一定比例報銷住院費。
許超排了長長的隊伍，終於複印到了母親的住院病歷，他無意翻看之下，卻發現了一個問題：有一張化驗單，上面的名字是劉玉華。
他起初以爲可能是工作人員誤把“李”搞成了“劉”字，可是又一細看發現還是不對，年齡也對不上，母親是58歲，而化驗單上的年齡是53歲。
又覈對了化驗單上的病歷號之後，許超終於意識到：這是一張別人的化驗單！醫生搞錯了！
此時，許超開始心裡冒火，難道那些醫生都這麼粗心麼？萬一這張化驗單關係到什麼重要的手術或者治療方向怎麼辦？帶着滿心怒火，許超拎着剛剛複印完的病志直接乘電梯來到了普外科病房。
第一個接待許超的人，是護士長林春梅，她一看許超氣沖沖出示的病例複印件，心裡便“咯噔”一聲，知道不妙了。
雖然過去了一個多月，但作爲護士長的林春梅卻幾乎對每一個患者都保有一種特殊的記憶。
當時，科裡有兩個名字相近的患者：
李玉華，女，58歲，乳腺癌晚期。
劉玉華，女，53歲，乳腺囊性增生。
林春梅的記憶之所以如此清晰，是因爲這兩個患者入院後，她便已經發現兩人的名字和年齡都相近，甚至病變部位都是乳腺。於是，她特意叮囑過手下護士，扎點滴的時候一定不要把名字搞錯了。
誰知，護士這頭兒倒是沒出紕漏，醫生那頭兒卻出事了。
林春梅心知肚明，一定是哪個不長眼的實習醫生或者進修醫生，把化驗單貼錯了！她的這種推測當然是有根據的，因爲寫病程和粘化驗單這種事，長鬆的本家醫生從來不可能親自動手。
“實在抱歉，這應該是醫生不小心把化驗單貼錯了。”林春梅先是小心道歉，然後迅速補充，“不過，這只是一張關於乙肝病毒的化驗單，對病人的治療沒有任何影響的。”
“既然沒有影響，爲什麼還要做這種沒有意義的檢查？難道你們醫院都是騙錢的？！再說，你說沒影響就沒影響？你是醫生？”許超突然爆出的聲音在醫院走廊裡迴盪，惹得很多病患和家屬往這邊探頭。
“家屬，不要這麼激動。”林春梅見狀，趕緊賠笑並拍了拍他的背，就彷彿兩人之間是很熟的朋友一樣，“這裡是醫院，別影響別人休息呀，來辦公室裡吧，我讓葛醫生好好給你解釋一下。”
林春梅的微笑安撫，讓許超怒氣稍解。
“行。不過，我不見葛醫生，我要見你們主任！”
“這……”
“我就要見你們主任！”許超又要提高聲音。
“好好，你先跟我來辦公室，我這就去通知孫主任。”
此時，許超之所以提出要見孫立文，是因爲母親住院期間發生的一件事。
那是母親剛剛入院，許超聽朋友說，長鬆醫院的普外科主任在國外留過學，手術做的非常好。許超聽了，就決心讓孫立文給自己的母親手術。
經過多方的側面打聽和準備之後，許超終於在長鬆醫院的地下停車場堵住了孫立文。當時，孫立文正準備上車，許超趕忙衝了過去，他把2000元錢塞到了孫立文的兜裡，說了母親的名字之後，拔腿就走。
這種事情，孫立文並不是沒有經歷過，他看着許超的背影，仔細回憶着查房時的情形。當他把李玉華這個名字和乳腺癌晚期聯繫到一起的時候，無奈嘆了口氣，搖搖頭。
第二天回到科裡，孫立文便把那兩千元錢交給了林春梅，讓她給退回去。
孫立文不是不收紅包，只是他有一個原則，他只收那些有把握術後恢復會很好的患者的紅包，像李玉華這種幾乎已經被判了死刑的患者，他是肯定不會收的。
因爲他很明白，李玉華的手術無論誰來做，結果不會有太大區別了。
許超收到了林春梅的退回的錢之後，感覺臉上火辣辣的，他當然無法理解孫立文的心思，在他的立場和社會經驗看來，要麼是自己給的錢少了，要麼是自己的社會地位太低人家不給面子。
面對被退回的錢，許超完全有了一種被羞辱的感覺。
現在，藉着眼下發生的事情，他倒想看看，如今，孫立文對他會是一個什麼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