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
天邊浮起了魚肚白，瑪麗莎才從行李傳送帶上取回衣箱，排隊租了一輛車（第一輛還發動不起來），再轉彎抹角找到熱帶旅館。
登記時，她又情不自禁想起了羅傑。不過她不會打電話給他的。在飛機上她已經立下好幾遍誓了。
這是一個汽車旅館，不如人意。不過沒什麼關係。瑪麗莎認爲自己不會有多少時間呆在那裡的。洗了臉和手，挽了挽頭髮，再正正髮夾。沒有理由延宕了。她回到汽車裡，朝里克特診所開去，握方向盤的手不知不覺便溼漉漉的了。
診所坐落在一條通衢大道上。在清晨那個時分，路上只有寥寥可數的幾輛車。瑪麗莎轉到停車庫，拿了計時票，找到一個靠出口的位置停下車。整個建築，包括車庫、門診部以及瑪麗莎認爲是住院部的那一部分，都很現代化。看上去有七層樓。下了車，她伸展了一下手腳，提出公文包。包裡有流行病學課的筆記，彷彿這也會有幫助似的。還有一本筆記本，幾支鉛筆，一本病毒學診斷教程，一支備用脣膏及一包口香糖。多好玩！
一進大樓，瑪麗莎就聞到熟悉的醫院特有的消毒液氣息。這不知怎的使她鎮靜了幾分，感到自在。樓裡有問訊臺，可是沒有人。向一個拖地板的清潔工打聽怎麼去醫院部。工人指指地上的一根紅線。沿着紅線，她來到急診室。那兒也冷冷清清。一、兩個病人在候診，只有兩個護士。瑪麗莎找到值班醫生，介紹了自己的身份。
“噢，太好了！”值班醫生熱情地說。“真高興你來！內瓦里醫生整夜都在等你。我去找他來。”
瑪麗莎心神不定地玩弄着幾根回形針。一擡頭，看見兩個護士正注視着自己。她笑了笑。她們也回報一笑。
“來杯咖啡好嗎？”其中一個高個子說。
“那太好了，”瑪麗莎答道。除了擔心和渴望之外，她還感到了飛行途中間歇地才睡了兩個小時的後果。
瑪麗莎一邊啜飲着熱咖啡，一邊回想《紐約客》雜誌上登過的伯頓-魯奇的醫務偵探小說。她希望自己能夠參與一樁像約翰-斯諾解決過的那種案子。他是現代流行病學之父。有一次倫敦霍亂暴發。斯諾通過演繹推理，找出了問題的關鍵所在——一個異常的水泵，從而阻止了蔓延。斯諾的高明之處在於，當時微生物致病的理論尚未被廣泛接受。要是也能於出這樣一樁乾淨利落的事情，那該多好啊！
值班室門開了，進來一位英俊的黑髮男子。他一邊在急診部耀眼的燈光下眨巴着眼，一邊徑直走向瑪麗莎，咧大了嘴笑着說，“布盧門撒爾醫生，真高興看到你！你想象不到我們等你有多急切。”
內瓦里醫生一邊跟瑪麗莎握手，一邊打量着她。站在她身邊，他頓時爲瑪麗莎矮小的個頭和年輕的外貌而吃了一驚。出於禮貌，他問了問瑪麗莎旅途的情況，是不是餓了。
“我們最好還是馬上開始工作吧。”瑪麗莎說。
內瓦里醫生欣然同意。他一邊領瑪麗莎去會議室，一邊介紹說自己是高級住院醫師。這並沒有增強瑪麗莎的自信心。她看得出來，內瓦里毫無疑問地比自己對傳染病要知道得多一百倍。
他示意瑪麗莎在圓形會議桌邊坐下，拿起電話撥了個號，一邊等電話接通，一邊解釋說，斯潘塞-考克斯醫生，州流行病專員，吩咐過，她一到就通知他。
好極了，瑪麗莎心想，強裝出一絲笑意。
考克斯醫生聽起來跟內瓦里醫生一樣，對瑪麗莎的到來十分高興。他解釋說，真不巧，他眼下脫不開身。舊金山灣區暴發了B型肝炎，恐怕還與艾滋病有關。
“我想，”考克斯醫生繼續說，“內瓦里醫生已經告訴你了，里克特診所的問題目前只是七個病人。”
“他還什麼都沒告訴我呢。”瑪麗莎說。
“我想那也是馬上的事，”考克斯醫生說。“而在這兒，我們有五百個B型肝炎病例。所以你能理解爲什麼我還不能馬上趕到你那兒去。”
“當然理解。”瑪麗莎說。
“祝你好運，”考克斯醫生說。“順便問一聲，你在CDC工作多久了？”
“不太久，”瑪麗莎坦白地說。
短暫的沉默。“好吧，隨時告訴我進展情況。”考克斯醫生說。
瑪麗莎把聽筒遞給內瓦里醫生，後者把它掛上了。“讓我把目前的情況告訴你吧。”他把語調轉到標準的公事口吻，從口袋裡掏出一些三乘五的卡片。“我們有七個病例，診斷未定，但明顯嚴重。呈虛脫、多系統的熱病症狀。第一個住院的是這個診所的老闆之一，里克特醫生自己。第二個是病歷部的一個女人。”他按發病先後，把卡片排在桌上，每張代表一個病人。
瑪麗莎小心地打開公文包，注意不讓內瓦里醫生看見裡面的東西。她拿出筆記本和鉛筆，思緒飛快地轉回剛剛上完的課程。記得得把這些信息合理地分門別類。首先是病種，真是新的嗎？能算是危機嗎？這得依賴一張二乘二的表格和一些基本的統計資料。瑪麗莎知道，即使不能明確診斷，她也得勾畫出此病的特徵。下一步是判定患者羣的特點。比如年齡、性別、健康狀況、飲食習慣、嗜好等等。然後是各個病人顯示最初症狀的時間、地點和環境，以便發現共同點。再就是調查疾病的傳播途徑，查出傳染媒體。最後是根除病毒的宿主。這聽起來很容易，但瑪麗莎知道，即使經驗豐富如杜布切克，這也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
瑪麗莎在裙子上擦了擦溼漉漉的手，再次拿起鉛筆。“那麼，”她說，看着空白的筆記本。“既然還沒明確的診斷，你們考慮過哪些可能呢？”
“一切可能。”內瓦里醫生說。
“流行性感冒？”瑪麗莎問，心裡希望自己問得不算太天真。
“不太像，”內瓦里醫生說。“病人有呼吸系統的症狀，但不是主要的。另外，七個病人的流感病毒血清化驗結果都是陰性。我們不知他們得了什麼病，但肯定不是流感。”
“其它呢？”
“大多也是否定的。”內瓦里醫生說。“我們化驗過的一切，如血、尿、痰、大便，甚至腦脊液，都是陰性。儘管血液寄生蟲化驗結果是陰性，我們也還是把它當瘧疾治過。儘管化驗結果陰性，我們甚至還把它當傷寒治過，用了四環素或氯黴素。可是跟抗瘧疾藥一樣，毫無效果。不管你怎麼治，病人仍是每下愈況。”
“你們一定做了鑑別診斷吧，”瑪麗莎說。
“做了，”內瓦里醫生回答。“召集過幾次傳染病會診。大家比較一致的印象是，它是一種病毒性疾病，但不會是鉤端螺旋體病。”內瓦里查了一下索引卡，拿起一張。“哈，這些就是現有的鑑別診斷：鉤端螺旋體病，這我已提過了；黃熱病、登革熱、單核白血球增多。爲保萬無一失，其他如腸病毒、節肢介體病毒及腺病毒感染也都一一排除了。不用我說你也看得出來，不管在診斷上還是在治療上，我們都已竭盡全力了。”
“里克特醫生住院多久了？”瑪麗莎問。
“今天是第五天。我想你應當看看病人，以便對我們面對的問題有個概念。”內瓦里醫生不等瑪麗莎回答就站了起來。瑪麗莎發現，自己要小跑着才能跟上他。穿過旋轉門，進了住院部。瑪麗莎雖然緊張萬分，還是對裡面豪華的地毯、賓館式的裝飾讚歎不已。
她跟着內瓦里進了電梯。內瓦里醫生給她介紹了同梯的一位麻醉師。瑪麗莎嘴上敷衍着那人的問候，思緒卻開了小差。可以肯定，這時候去看病人，除了讓自己暴露給那種疾病之外於事無益。這一點她在亞特蘭大上課時從沒想過，現在突然間好像成了個大問題。她能說些什麼呢？
到了五樓的護士臺，內瓦里醫生花了幾分鐘向值夜班的醫務人員介紹了瑪麗莎。那些人正準備交接班。
“七個病人都在這一層。”內瓦里醫生說。“這裡有我們最有經驗的醫護人員。兩個危險病人在對面內科強化護理區，其他的在普通單間。這是他們的病歷。”他伸手拍了拍櫃檯角上的一疊病歷。“我猜你會先看里克特醫生的吧。”他把它遞給瑪麗莎。
她先翻到生理指標頁，發現他住院後第五天一早，血壓開始下降，體溫卻在上升。此非吉兆，知道以後還得細讀，她只飛快地瀏覽了一遍整個病歷。即使是草草一掃，她也信服了病情檢查是做得十全十美，絕對比自己來做要強。化驗也鉅細無遺。她再次疑惑，自己怎麼能以權威的身份在這兒發號施令呢？
回到病歷的開端，讀起“當前病史”部分來。一件事馬上吸引了她。里克特醫生髮病前六個星期，曾出席了在肯尼亞內羅畢召開的一次眼科學會議。
她興致勃勃地繼續往下讀。得病前一星期，參加了在聖迭戈舉行的一個眼皮手術會議。入院前兩天，被一隻Cercopiheceus a ethiops咬了一口。鬼知道那是什麼東西。瑪麗莎指着那兩個字給內瓦里醫生看。
“噢，一種猴子。”內瓦里說。“里克特醫生手頭一直備有幾隻，用來做眼瘡疹的研究。”
瑪麗莎點點頭，再次檢查化驗結果，注意到病人白血球計數低，紅血球和血小板也低。其他化驗結果還顯示肝、腎功能異常，連腦電圖也顯輕度異常。這個傢伙真是病入膏肓了。
瑪麗莎把病歷放回櫃檯。
“準備好了？”內瓦里醫生問。
瑪麗莎點點頭，心裡卻寧願晚一點再見病人。她不幻想自己會發現什麼迄今被別人忽視，然而又是十分關鍵的可以破解這個謎團的東西。此刻去看病人只是裝模作樣而已，而且，很不幸，這又冒險得很。她勉爲其難地跟着內瓦里醫生走去。
他們進了強化護理區，觸目皆是各種熟悉的精密電子設備。病人像一動不動的犧牲躺在祭臺上，固定在纏來繞去的電線和塑料管中間。酒精氣息撲鼻而來。人工呼吸機和心臟監視器的聲響清晰可聞。護士們異乎尋常地忙碌。
“我們把里克特醫生隔離在這個側室裡了。”內瓦里醫生停在關着的門邊說。門右有一扇窗。從窗子望進去，瑪麗莎可以辨認出病人來。跟強化護理區的其他病人一樣，他仰面朝天躺在由靜脈輸液罐和導管構成的天篷底下。身後是個示波器，閃爍着連續不斷的腦電波軌跡。
“我想你最好還是戴上口罩，穿上防護服。”內瓦里醫生說。“我們對這些病人都執行了隔離預防措施，原因不說你也明白。”
“當然了，”瑪麗莎說，竭力不顯露出迫不及待的樣子。如果她可以選擇，她會鑽進一個塑料球裡去的。她套上罩衣，戴上帽子、口罩，穿上靴子，外加乳膠手套。內瓦里醫生也如此這般裝扮停當。
她朝病人俯下身子，不知不覺地抑住了呼吸。病人，用一句不敬的俗話來說，一隻腳已進了棺材。臉色灰暗，雙眼凹陷，皮膚鬆弛。右顴骨上有塊傷痕。嘴脣乾裂，門牙上有一塊幹了的凝血。
凝視着病人，瑪麗莎不知所措。可是內瓦里醫生正彎腰俯視她的一舉一動，她下意識地覺得自己該有所動作。“你感覺怎樣？”瑪麗莎問。然而話一出口，她就意識到這是個愚蠢的不言而喻的問題。說也奇怪，里克特醫生的眼睛顫顫地睜開了。瑪麗莎立即發現他眼白有內出血。
“不好，”里克特醫生嘶啞地低聲說。
“一個月前你真的在非洲嗎？”她問，不得不俯低身子，心中升起一股同情。
“六個星期以前。”里克特醫生說。
“你接觸了什麼動物嗎？”瑪麗莎問。
“沒有。”頓了一頓之後，他又掙扎着說，“見了不少，不過一隻也沒碰。”
“接觸過什麼病人嗎？”
里克特醫生搖搖頭。說話對他顯然相當吃力。
瑪麗莎挺直身子，指着病人右眼下方的傷痕，問內瓦里醫生。
“這是怎麼回事，你知道嗎？”
內瓦里點點頭。“生病前兩天遭了搶。栽倒時撞的。”
“可憐的傢伙。”瑪麗莎說，心爲里克特的不幸而一緊。過了片刻，她才補了一句：“我覺得差不多了。”
通向強化護理區的門背後有一個鐵架，支着一個塑料袋。瑪麗莎和內瓦里脫下防護用具扔進去，回到五樓護士臺。瑪麗莎提醒自己在盥洗池裡洗了手。
“咬了里克特醫生的那隻猴子呢？”她問。
“我們做了檢疫，”內瓦里醫生說。“也儘可能地做了各種化驗。看來它是健康的。”
他們似乎什麼都想到了。瑪麗莎拿起里克特的病歷，想查一下他眼結膜出血是否有記錄。有。
瑪麗莎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擡眼看着內瓦里醫生。他也正期待地看着她。“好吧，”她含糊其辭地說。“我得好好研究一下這些病歷。”驀地她記起了有一類疾病叫做“病毒性出血熱”。它們極爲罕見，卻致命地危險。其中有幾種來自非洲。她提出了這個可能，期望爲這個診所的醫生們所做的一系列暫時診斷拾遺補缺。
“病毒性出血熱也考慮過了。”內瓦里醫生說。“那也是我們這麼快就向CDC報告的原因之一。”
這個“斑馬”診斷算完了，瑪麗莎忖道。這是醫務界的一條格言，聽見蹄聲你就想馬，而不要去想斑馬。
內瓦里醫生接到一個緊急呼叫。瑪麗莎如釋重負。“真對不起，”內瓦里說。“我得去急診室。還有什麼需要我做的嗎？”
“噢，我想要是能進一步加強病人的隔離措施會更好。你們已經把他們都安置在同一病區了。不過我認爲應當把他們移到完全獨立的一翼裡，實行徹底的隔離看護，直到弄清這種病的傳染性爲止。”
內瓦里呆呆地看着瑪麗莎。她一時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片刻之後他說：“你說的對。”
瑪麗莎拿了那七本病歷，來到護士臺後的小房間，一本一本地看下去。除里克特醫生外，其他是四個女的，兩個男的看來得了同一種病。儘管還不知道，他們之間必然有過直接的接觸，或者都暴露給了同一污染源。瑪麗莎時刻提醒自己，由於這是她的第一次實地調查，她的工作方針應當是儘可能蒐集一切資料，轉交亞特蘭大。她再次細讀里克特醫生的病歷，包括護士的評語。在筆記本上，她用單頁列出一切可能有關緊要的事項，包括此人已出現的嘔血情節。這顯然非流感所有。她一邊工作，思緒卻一直縈繞在里克特六個星期前去過非洲的事上。這一點必然十分重要。從診斷學的角度看，一個月的潛伏期似乎不合常理。除非是瘧疾，而這又被明確否定了。當然，有一些病毒性疾病，如艾滋，就有較長的潛伏期。不過艾滋病不是急性的病毒性傳染病。後者往往只有一個星期的潛伏期，上下不超過幾天。瑪麗莎就這樣艱難地讀完了所有的病歷。它們記載了各種關於年齡、性別、生活方式、職業和環境的資料。她在自己的筆記本上給每個病人用單頁寫下自己的發現。不多久，她就看出這是一羣不同的人。除里克特是醫生外，一個是女秘書，在里克特診所的病歷部工作。兩個家庭婦女，一個水管工，一個保險推銷員，一個地產經紀人。在這樣一組多種身份的人當中發現共同點的機會似乎不大，儘管他們一定接觸了同一傳染源。
閱讀這些病歷也讓瑪麗莎更清楚了這種病的臨牀症狀。起病突兀。先是劇烈的頭痛、肌肉痛、高燒，然後併發腹痛、腹瀉和咽喉痛、咳嗽、胸痛。一想到自己剛剛暴露給這種病，瑪麗莎的脊樑骨一陣發寒。
瑪麗莎揉了揉眼睛。由於睡眠少，眼裡像是有沙子似地乾澀。不管願不願意，該去看其他病人了。還有許多情況，尤其是他們得病前幾天的活動，需要補充瞭解。
先看那位病歷部的秘書。她就住在強化護理區內里克特醫生的隔壁。然後再按住院先後輪下去。在看每個人之前，她都謹慎地穿上全套防護用具。所有的病人都相當嚴重。沒有人願意講話。儘管如此，瑪麗莎還是按她擬好的一系列問題挨個問下去，尤其關注各個病人與其他病人是否認識和交往的情況。答案是否定的。但每個人都認識里克特醫生，也都是里克特診所保健計劃的顧客。答案是如此明確，瑪麗莎驚訝竟然還沒有人注意這一點。是里克特醫生傳播了這種病。只有他纔可能接觸那個女秘書。她請病歷部把所有病人的門診病歷也都送來。
等待的時候，內瓦里醫生來了電話。“我們恐怕又有了一個這種病人。”他說。“是診所化驗室的技工。現在急診室。你願意下來嗎？”
“他被隔離了嗎？”瑪麗莎問。
“儘可能地隔離了。”內瓦里醫生答。“我們正在五樓準備一個獨立的隔離單元。一弄好，就把所有的病人都轉移過去。”
“越快越好。”瑪麗莎說。“眼下我建議暫停一切不必要的化驗。”
“我贊同。”內瓦里醫生說。“這兒的病人怎麼辦？你要下來看看嗎？”
“馬上就來。”瑪麗莎說。
在去急診室的路上，瑪麗莎擺脫不了這樣一種感覺，那就是他們正處於一場大暴發的邊緣。就那個化驗員來說，有兩種同樣令人不安的可能。第一種是他以跟其他病人一樣的方式傳染上該病，也就是說，他接觸了里克特診所的那個致命的疫源。第二種，也是瑪麗莎覺得更爲可能的一種，是他在處理現有病人的污染物時接觸了傳播媒體。
急診部把新病人安置在一個治療精神病人的小單間裡。門上有“請勿入內”的牌子。瑪麗莎看了病歷。病人二十四歲，叫艾倫-莫耶斯。體溫華氏103.4度①。穿好防護罩衣、短統靴，戴上口罩、帽子、手套，瑪麗莎進了小房間。病人用一雙呆滯的眼睛盯着她。
①相當於攝氏39.6度。
“我知道你感覺不好，”瑪麗莎說。
“就像是被卡車撞了一下似的。”艾倫說。“我從來沒有這樣難受過。去年得流感也沒這麼厲害。”
“你最先感覺的是什麼？”
“頭痛。”艾倫說。他用手敲敲前額一側。“就是這兒，痛得可怕。你能給點鎮痛劑嗎？”
“有寒戰嗎？”
“頭痛以後開始寒戰。”
“上星期在化驗室出過什麼事嗎？”
“你指的是哪一種事？”艾倫說，閉上了眼睛。“我跟人打賭，賭洛杉磯湖人隊①會不會贏球。我贏了。”
①美國一支著名的職業籃球隊。
“我對你專業上的事更感興趣。被什麼動物咬過嗎？”
“沒有。我從來不弄動物。我是怎麼啦？”
“你認識里克特醫生嗎？”
“當然認識了。人人都認識他嘛。噢，我想起來了。我被一個裝化驗樣的真空容器的針頭刺了一下。這種事從前沒發生過。”
“你還記得真空容器上那個病人的名字嗎？”
“不記得了。只記得那個傢伙不是艾滋病。我當時只怕那個，所以看了一下他的診斷。”
“是什麼呢？”
“沒有註明。不過要是艾滋病的話通常總會註明的。我沒染上艾滋，是不是？”
“不錯，艾倫。你沒得艾滋。”瑪麗莎說。
“謝天謝地。”艾倫說。“當時有一陣我真嚇壞了。”
瑪麗莎出去找內瓦里醫生。他正處理着剛被救護車送來的一個心肌梗塞病人。瑪麗莎讓護士轉告他，她回五樓去了。
回到電梯口，瑪麗莎開始清理思緒，準備給杜布切克醫生打電話。
“對不起。”
有人輕輕拍了拍她的胳膊。回頭一看，是個矮胖男子，蓄着絡腮鬍，戴金絲邊眼鏡。“你是CDC來的布盧門撒爾醫生嗎？”他問。
瑪麗莎點點頭，疑惑自己怎麼會讓人認出來的。那人擋住她的去路，說：“我叫克勞倫斯-亨斯，《洛杉磯時報》的。我太太是強化護理區的夜班護士。她告訴我你來這兒看里克特醫生。他得了什麼病？”
“眼下沒人知道。”瑪麗莎說。
“很嚴重嗎？”
“我想你太太也能回答這個問題。”
“她說里克特醫生已是九死一生了。還有六個人得了類似的病，包括病歷部的女秘書。我覺得好像一場瘟疫暴發了。”
“我不敢肯定該不該用‘瘟疫’這個詞。今天確實又有一個新病人。不過這也是兩天來僅有的一個。我希望這也是最後一個。不過誰知道呢？”
“聽起來挺嚇人的。”
“不錯。”瑪麗莎說。“對不起，我不能再多說了。我有急事。”
甩脫了這個纏人的亨斯先生，瑪麗莎乘上下一趟電梯，回到五樓護士臺後面的小屋，撥通了一個對方付費的電話給杜布切克醫生。在亞特蘭大，此時才二點三刻。杜布切克立刻應了電話。
“嗨，你的首次出征進行得如何？”他問。
“有一點招架不住。”瑪麗莎說。然後她簡明扼要地描述了看過的七個病例，坦白地告訴說還沒有發現什麼里克特診所的醫生所不知道的事。
“不必爲此煩惱。”杜布切克說。“記住，流行病學家用與臨牀醫生不同的眼光看資料。所以，同樣的資料可以意味着不同的東西。臨牀醫生視各個病例爲個體，而你應視他們爲整體。告訴我病症吧。”
瑪麗莎描述了那種臨牀綜合症狀，時不時地參考一下筆記。她覺得杜布切克特別對二個病人吐血，一個瀉血，另外三個有限結膜出血這種現象感興趣。當瑪麗莎說到里克特醫生參加了非洲眼科學會時，杜布切克驚叫道：“我的老天，你知道你描述的是什麼嗎？”
“我不敢肯定，”瑪麗莎說。這也是醫學院的故技。居中求穩，不自作聰明。
“病毒性出血熱，”杜布切克說。“……而且，如果是來自非洲，就可能是拉沙熱。要不就是馬爾堡或艾伯拉病毒性出血熱。我的上帝！”
“可里克特醫生六個多星期前就已經回來了呀！”
“該死！”杜布切克幾乎是怒氣衝衝地說。“這類暴發性疾病的潛伏期最長不過兩個星期左右。即使爲檢疫計，二十天也足夠了。”
“那位醫生得病前兩天還被猴子咬過一口。”瑪麗莎提示說。
“那潛伏期又太短了。應該有五到六天才對。那隻猴子呢？”
“做過檢疫了。”瑪麗莎說。
“好，千萬看好它，尤其是死了的話。得檢查它是否帶病毒。如果此事它也有份，那就得考慮馬爾堡病毒。不管是什麼，這個病顯然像病毒性出血熱。除非被證明是其他病，我們暫且就照此處理。我早就擔心這種事會發生。討厭的是既沒有疫苗也沒有療法。”
“死亡率呢？”瑪麗莎問。
“很高。告訴我，里克特有皮疹嗎？”
瑪麗莎想不起來。“我去看看。”
“首先我要你取得所有七個病人的血、尿和痰的樣品，立刻送到CDC進行病毒組織培養。用三角洲航空公司的小包服務，那最快了。請你親自抽血，不過務必小心。要是你幹得了的話，也抽點猴血。樣品裝在乾冰裡託運。”
“我剛剛看過一個新病例。”瑪麗莎說。“是診所的化驗員。”
“那把他也包括在內。聽來是越來越兇了哇。務必嚴格隔離一切病人，實行徹底的隔離看護。告訴那兒的負責人，在我到達之前，停止一切化驗。”
“我已經做了。”瑪麗莎說。“你親自來嗎？”
“當然啦。”杜布切克說。“這弄不好會變成全國性的危機的。不過，讓我們的維克流動實驗室裝備停當需要點時間。在此期間請你開始對接觸者檢疫，並想辦法跟那次非洲眼科會議的組織者取得聯繫，看是否還有其他與會者得病。對了，不要對新聞界說一個字。艾滋病已鬧得人心惶惶，我覺得公衆難以承受另一種致命的病毒性疾病的威脅了。瑪麗莎，我要你在看病人時穿戴全副防護用具，包括護目鏡。要是別的部門沒有，病理部一定有。我會盡快趕來。”
放下電話，瑪麗莎憂心忡忡。先是懷疑自己已染上病毒，然後又擔心跟《洛杉磯時報》的克勞倫斯-亨斯的談話會不會見報。怎麼辦呢？潑水難收了。好在杜布切克就要來了。她很清楚，自己一到洛杉磯就陷入了無法解決的困境。
她先讓總機找內瓦里醫生給自己回話，然後找了個護士幫她準備抽血器械。她需要含有抗凝劑的真空容器、塑料袋，需要消毒液來給塑料袋外表消毒，還需要裝尿樣的容器和取痰樣的棉籤。接着她又給顯微化驗室掛了電話，請他們準備裝病毒媒體的容器、包裝箱和乾冰。當內瓦里醫生來電話時，她轉述了杜布切克關於徹底隔離看護病人和在他帶特殊裝備到來之前不做任何化驗的意見。她也提了他們最好見面商量一下系統地對接觸者檢疫的事。內瓦里醫生同意了。杜布切克認爲他們正在對付病毒性出血熱的看法叫他大爲震驚。
按照杜布切克的意見，瑪麗莎去病理部取了護目鏡。她從來沒想到疾病會通過眼睛傳染。不過她知道眼睛表面是一層粘膜，跟鼻粘膜一樣，十分容易被病毒侵襲。她用兜帽、護目鏡、白罩褂、手套和靴子全副武裝了之後，來到里克特的病房取樣。
她先檢查了他是否有皮疹。雙臂是乾淨的。但右大腿部確實有個奇怪的硬幣大小的紅斑。掀起他的罩袍，瑪麗莎發現細小卻無可懷疑的斑疹覆蓋了大部分軀幹。她不得不佩服杜布切克的先見之明。
她先抽了血樣，然後從導尿袋裡取了尿樣，封好樣品，用消毒液洗過樣品袋的外部，再把它們放進第二個口袋，也用消毒液處理了，才讓人們拿出病房。
換了一套乾淨的防護用具，她來到下一個病人、即病歷部女秘書海倫-湯森的病房，重複了一遍在里克特醫生那兒做過的程序，包括檢查皮疹。海倫身軀上也有淡淡的皮疹，不過大腿和其他部位都沒有紅斑。她看上去比里克特病得輕一點。在取樣過程中，沒有一個病人似乎有力氣提問題，只有艾倫-莫耶斯能掙扎着抵抗一陣。一開始他不讓抽血，除非瑪麗莎告訴他診斷結果。他是嚇壞了。瑪麗莎對他說了實話，她不知是什麼病，因而才需要取樣。這樣他才放棄了抵抗。
至於猴子，瑪麗莎連試都沒試。動物管理員這天休假。她可不敢一個人去擺弄它。那隻猴子倒是活蹦亂跳的，卻不友善，竟透過鐵絲籠子網眼朝瑪麗莎扔糞團。
裝好化驗樣品，查實所有的螺帽都擰緊了，乾冰產生的二氧化碳不會滲入樣品，瑪麗莎便親自去機場把它們送上去亞特蘭大的飛機。巧得很，那正是一班直達飛機。
回到里克特診所，多走了幾步路，去了趟診所的小圖書室，那裡有幾本標準的教科書，包括病毒性疾病的章節。她迅速測覽了一下拉沙熱、馬爾堡和艾伯拉病毒的條目。這時她才明白杜布切克爲什麼在電話裡顯得那麼緊張。這些是人類所知的最致人死命的病毒。
回到五樓，瑪麗莎發現八個病人都被隔離到獨立的側樓去了。她要的門診病歷也已送到。她先讓總機找內瓦里醫生，然後坐下研究門診病歷。
第一份是地產經紀人哈羅德-斯蒂文斯的。她從最後一頁看起，立刻發現他最後一次門診記錄是看里克特醫生。哈羅德-斯蒂文斯有慢性開放角度青光眼，定期來檢查。最後一次是一月十五日，即入院前四天。
瑪麗莎心中的念頭越來越清晰了。她查了每個人的最後一次門診記錄。果不其然，除了女秘書海倫和化驗員艾倫，其他人不是一月十五就是十六日看過里克特醫生。海倫最後一次門診是在一位婦產科醫生那裡看的膀胱炎。艾倫是一年前參加醫院籃球賽時扭傷了腳踝，看了矯正科。把他倆除外，這項統計資料強烈地顯示里克特醫生是病源。他在發病前給五個病人看過病，這個事實不容忽視。
瑪麗莎可以解釋化驗員是因給帶病毒的針頭刺了而染病的。但是無法馬上解釋海倫的病因。她在里克特醫生病倒後四十八小時也就病了。瑪麗莎不得不假定要不是她在本週初看過里克特醫生，就是里克特醫生周初在病歷部呆過很久。
瑪麗莎的思考被病歷部的人打斷了。來人說，內瓦里醫生來電話問瑪麗莎能否去樓下會議室。
那間會議室正是瑪麗莎開始這一天工作的地方。這叫她意識到自己工作了多久了，不由得從骨子裡感到疲乏起來。內瓦里醫生關上門，向她介紹了在場的另一位先生，威廉-里克特，里克特醫生的弟弟。
“我想當面道謝。”威廉說。雖然身穿一套畢挺的細條紋西裝，他那憔悴的面容卻無聲地顯示了睡眠不足。“內瓦里醫生已經告訴了我你們的暫時診斷。請你們放心，我們將盡力支持你們控制這一疾病。不過我們也關心這種局勢對診所可能帶來的不良影響。我希望你也會同意這種說法：無名便是最好的名聲。”
瑪麗莎油然而生一絲義憤。這麼多生命危在旦夕，他卻仍顧慮名聲：不過她馬上想起，杜布切克也持基本相同的看法。
“我可以理解你的顧慮。”她說，一邊爲自己跟一個記者交談過而不安。“不過我認爲我們必須實行更嚴格的隔離檢疫。”接下去她解釋說，要把可能的接觸者分成兩類。一級接觸者是跟任何一個現有病人說過話、接觸過的人。二級接觸者是跟一級接觸者有接觸的人。
“上帝啊，”內瓦里醫生說。“那不得有成千上百個人了嗎？”
“恐怕是的，”瑪麗莎說。“我們將需要診所裡一切可用的人力，沒準還要向州衛生署借調一些。”
“我們會提供一切人力的。”威廉說。“我寧願把此事作‘家醜’來處理。不過，是不是等到有了明確診斷之後再辦呢？”
“那恐怕就太晚了。”瑪麗莎說。“如果必要。檢疫可以隨時撤銷的。”
“那就無法瞞住新聞界了。”威廉先生悲嘆道。
“說實話，”瑪麗莎說。“我看新聞界也能起積極作用，幫助我們通知一切接觸者。一級接觸者在一個星期內必須儘可能與外界隔離，每天量兩次體溫。如果體溫高於攝氏三十八度，就得住院。二級接觸者可以照常上班，但需每天量一次體溫。”
瑪麗莎站起身，舒展了一下身子。“杜布切克醫生來後還會有進一步的建議。不過我相信，我剛剛提出的是CDC的標準措施。它們將由里克特診所去貫徹執行。我的任務是尋找病毒來源。”
瑪麗莎扔下兩個被她的警告嚇得不知所措的男人，走出會議室，穿過住院部，來到門診大樓，向問訊處打聽了里克特醫生辦公室的所在。那是在二樓，瑪麗莎徑直往上走去。
辦公室的門關着，但沒上鎖。瑪麗莎敲敲門，走進去。里克特醫生的秘書盡職地坐在辦公桌後。她顯然沒有料到有人來，匆匆掐滅香菸，把菸灰碟放進辦公桌抽屜。
“我能幫助你嗎？”她問。她差不多五十歲上下，一頭灰白而電燙過的頭髮，鼻樑上架一副眼鏡。鏡腿拴在一條掛在脖子上的金鍊上。桌上的名牌寫道：卡瓦納小姐。
瑪麗莎作了自我介紹後，說：“我想弄清楚里克特醫生得病的原因。這十分重要。因此我需要一份他得病前一兩個星期的日程表。你能幫我這個忙嗎？我還想讓他太太也排一份。”
“我想可以，”卡瓦納小姐說。
“你能回憶起有什麼異常的事發生過嗎？”
“哪一種？”卡瓦納小姐漠然地問。
“就像被猴子咬一口，在車庫遭搶劫之類的。”瑪麗莎的語調有點嚴厲了。
“那種事的確發生過。”卡瓦納小姐說。
“這我知道。”瑪麗莎說。“那麼其他奇怪的或者不尋常的事呢？”
“一時我想不起什麼來。噢，對了。他撞過一次車。”
“好，這也算是一種。”瑪麗莎鼓勵說。“再想想。再問一件事，是你爲他聯繫的非洲醫學會議嗎？”
“是的。”
“那個聖迭戈會議呢？”
“也是我。”
“我想要這些會議組織者的電話號碼。如果你能找出來那就太感謝了。另外，我要一份清單，開列里克特醫生病前兩個星期內診治過的所有病人。最後，你認識海倫-湯森嗎？”
卡瓦納小姐從鼻尖上取下眼鏡，讓它吊在金鍊上，很不以爲然地嘆了口氣。“難道海倫得的是跟里克特一樣的病嗎？”
“我們認爲是的。”瑪麗莎說，注視着卡瓦納小姐的表情。她一定知道海倫的什麼，不過似乎不太願意說，只是無意識地玩弄着打字機鍵。“海倫是里克特醫生的病人嗎？”瑪麗莎追問了一句。
卡瓦納小姐擡起頭。“不，是他的情人。我早就警告過他。你看，她傳給他毛病了吧。他要是聽了我的話就好了。”
“里克特醫生在得病前夕會過她嗎？”
“會過，就在得病前一天。”
瑪麗莎看着這個女人，心裡說，你錯了。不是海倫-湯森傳給了里克特什麼病，而是正好相反，現在事情一清二楚了。現知的病例都能跟里克特醫生掛上鉤。從流行病學的角度看，這是十分重要的，表明里克特就是索引病例。他，只有他一個人，曾沾染了那未知的病毒宿主。現在，重排一張詳細的里克特醫生的日程表對她更爲重要了。
瑪麗莎讓卡瓦納小姐開始排表，說以後來取。如有必要，可以讓總機呼叫她。
“我能問一個問題嗎？”卡瓦納小姐戰戰兢兢地問。
“當然可以啦。”瑪麗莎一隻手放在門上，回答說。
“我是不是也可能得病？”
瑪麗莎一直抑制着心中的這個想法，不願驚嚇她。此刻她卻不能不說實話。這個秘書是應當歸入一級接觸者的。
“有可能。”瑪麗莎說。“我們正想請你在隨後的一兩個星期，限制一些活動。每天量兩次體溫。不過，既然你至今還沒有任何症狀，我個人認爲你不會有事了。”
回到住院部，瑪麗莎強壓住心中的恐懼和不斷增長的疲勞感。要做的事太多了。必須審閱門診病歷的細節，以便發現爲什麼里克特醫生的有些病人染上了，有些卻沒有。此外，她還想打電話給里克特太太。她希望，綜合里克特醫生的太太和秘書排出的日程表，她能勾畫出相對完整的里克特得病前兩星期內所有的活動。
回到五樓，瑪麗莎碰到了內瓦里醫生。他看上去跟瑪麗莎一樣疲累不堪。“里克特醫生的病情正在惡化。”他說。“渾身上下都在出血，腎功能幾近喪失，血壓直線下降。我們用了干擾素，毫無效果。真不知道再該給他試什麼了。”
“海倫-湯森怎麼樣？”瑪麗莎問。
“也在惡化。”內瓦里醫生說。“也開始出血。”他頹然坐下。
瑪麗莎猶豫片刻，然後伸手抓起話筒，掛了對方付費的電話給亞特蘭大，心中卻希望杜布切克已在途中。不幸得很，杜布切克親自接了電話。
“這兒的情況相當糟糕。”瑪麗莎報告說。“兩個病人出現嚴重出血癥狀。從臨牀看，越來越像病毒性出血熱了。這兒的人已束手無策了。”
“唔，能做的是有限。”杜布切克說。“他們可以試一下抗凝血療法，不然的話，就只有維持療法了。有了明確診斷後，如果能搞到，我們或許能用強力免疫血清。順便說一句，我們已經收到你送來的化驗樣。塔德已開始處理它們了。”
一你什麼時候能來呢？”瑪麗莎問。
“快了。”杜布切克說。“我們剛裝備好流動分離實驗室。”
瑪麗莎突然驚醒。總算好，沒人來過護士臺後的小屋。她看看手錶。夜裡十點十五分。只不過睡了十來分鐘。
一站起來，她馬上覺得天旋地轉。頭痛，嗓子也開始疼了。她暗暗祈禱，希望這只是疲勞的表現，而不是病毒性出血熱的症狀。
這是一個忙碌的夜晚。又有四個病人來到急診部，自訴頭痛欲裂、高燒和嘔吐。一個人已有了出血跡象。他們都是現有病人的家屬。這更突出了嚴格檢疫的必要性。病毒已經發展到第三代了。瑪麗莎採好了樣品，交夜班航機送往亞特蘭大。
意識到自己已精疲力竭，瑪麗莎決定回汽車旅館。正要離開，護士告訴說里克特太太能見她了。如果拒絕未免太殘酷。瑪麗莎就到會客室見了安娜-里克特。她穿着入時，模樣迷人，四十不到的樣子。她盡其所能地排了日程表。看得出來，她惶恐不安。不但擔憂丈夫，也顧慮兩個孩子。瑪麗莎不好意思地請她提供更詳盡的細節。里克特大大答應第二天再交一份更完整的日程表來。瑪麗莎陪她步行到醫生的寶馬轎車前，然後找到自己的車，開回熱帶旅館。一進屋，她便一頭栽倒在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