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佳一直把魯巴送出大門，送到街口，兩個人緊緊擁抱，無聲而又傷感地親吻
客居英國時，我跟一對保加利亞夫婦在一座小樓裡做了半年鄰居。夫婦兩個人都很年輕，男的跟我丈夫在同一所英國大學裡工作，我知道他的名字叫魯巴，因爲他妻子做好晚飯之後經常走到後花園裡仰頭朝樓上喊：“魯巴——”音調極好聽極有韻味，久而久之連我女兒都記住了。女的名字我始終搞不清楚，問過她幾次，因爲讀音很怪，總記不住。後來我常幫她撿拾地毯上郵遞員塞進來的信，拼讀信封上她的名字，大概接近“茹佳”這麼個字音吧。她曾是莫斯科大學社會學碩士。我丈夫每每景仰地說：“莫斯科大學在世界上排名很前呢！”然而，她在英國可做的事便是去大學餐館裡打工，與一幫中國家屬們混得很熟。我常常在心裡感嘆：社會主義國家出來的人，怎麼竟有如此相同的命運？
夫婦兩個人面容很有些接近，都是褐色鬈曲的頭髮，一雙大得出奇的黑眼睛，高聳挺直的鼻樑，臉頰瘦削，嘴巴線條儘可能地往耳根延伸，又微微往前嘟着，半開半閉，極爲醒目生動，在一張典型斯拉夫特徵的臉上佔盡風流。有時候我目睹他們旁若無人地當衆接吻，心裡直擔心兩個人的大嘴巴會把對方一整個腦袋都吸進口腔。
那時在我將近40年的人生經驗中，似乎還沒見過如他們這般相愛、這般纏綿的夫妻。早晨總是兩個人同時起牀，輕手輕腳從我家房門前經過，隨後浴室門輕微地“咔嗒”一響，聽得見嘩嘩水聲中夾雜了他們吐字極快、有點像是小鳥鳴叫的說話聲。這一過程總是持續很長，有時候我女兒急着上廁所，在緊閉的門外憋得雙腳直跳。從浴室出來，穿戴整齊，兩個人又輕輕地下樓進廚房。總是茹佳衝咖啡，魯巴烤麪包，烤出滿樓的香味。吃完飯，魯巴該上班了，那真是一場難分難捨的離別時刻，茹佳一直把魯巴送出大門，送到街口，兩個人緊緊擁抱，無聲而又傷感地親吻，真像是十年半輩子都不能再見到面。每次我總在樓上的窗簾後面欣賞這一幕，我丈夫嘲笑我有“窺視欲”，我自己也覺得這舉動有點不那麼光明磊落，可我總是忍不住要看，並且總是爲他們深深地感動。
茹佳工作時間短，11點鐘去餐廳，幹到下午三四點鐘回家。進門後她就把自己關在樓上臥室裡。我沒進過她的房間，因此從不知道這段時間她在幹些什麼。直到晚上8點鐘，她重新下樓，一臉的寂寞之色：魯巴還沒有回家。魯巴的老闆是個印度教授，爲人極刻薄吝嗇，給魯巴很少的錢，卻要他幹很多的活（順便說一下，魯巴是研製機器人的）。很多中國留學生都爲魯巴不平，說他太老實，擱中國人身上，早該炒了老闆的魷魚，另覓高枝了。魯巴回家前的這段時間，茹佳就跟我們全家泡在起居室裡看電視。我女兒愛畫畫，可巧茹佳也有這方面的修養，兩個人的關係就近了很多。女兒每完成一幅得意之作就要先攤給她看，她總是一副驚歎不已的神情，令女兒的虛榮心大爲滿足。雙方用很少的幾個英文單詞，用眼神、手勢、形體動作溝通，看她們的交往也如同看無聲電影，有趣得很。
茹佳的耳朵這時候比兔子還靈，不管電視機裡的聲音多麼喧譁，我女兒的笑聲多麼響亮，她總能準確無誤地捕捉到魯巴用鑰匙開大門的咯嗒聲。後來我偶然地發現她的聽力並不很好，喜歡把耳朵側過來聽電視，才恍然明白那實在是一種心靈感應，她是用靈魂捕捉丈夫的聲音。
接下來我就該帶着女兒從起居間撤退了，因爲他們吃完簡單的晚餐後也會過來看一會兒電視。他們總是相偎相擁地坐在一起，茹佳的腦袋自自然然擱在魯巴肩上，魯巴的胳膊繞過茹佳肩頭，在茹佳胸前四手交握。這時候茹佳的神態像一個吃奶的嬰兒，嘴巴急切而又貪婪地在魯巴脖頸間拱來拱去，啄吻，摩挲，粘住不放。魯巴便低下頭去，溫和地給予回吻。於是我羞愧難當，急急忙忙趕着女兒上樓。過不多久丈夫也敗退上來，大概臉上也掛不住了。我們相視無言，不約而同地爆發出自嘲的大笑。
都說英國人的飯菜不是人吃的，照我看保加利亞人的食物更是比舊社會還不如。在我們同住的半年之中，我從未見他們有魚肉葷腥進門。就連相對便宜極了的雞蛋，總共也就吃過十個左右，平均每月一個半。他們一天三頓都是麪包，塗很多的植物奶油和牛油，配以加牛奶和加糖的英國紅茶。有時候用黃瓜絲和胡蘿蔔絲拌油鹽當菜，或者用蔥頭、土豆、胡蘿蔔、大米摻和在一起煮，煮上一二個小時，成一鍋淡黃色的糊糊。須知當時茹佳正懷着孕，正是需要營養的時候呢！每當看到他們如此簡陋的飯食，我心裡便十分地幸福，心想幸虧我們這個社會主義比他們那社會主義高明，雖然沒有房子汽車，魚和肉可是天天有的呀！
即便如此，他們還認爲生活在英國無比幸福。魯巴跟我丈夫聊天時說：他認爲英國的氣候好，冬天一點兒也不冷；市場很繁榮，食品供應更是充足；最重要的是沒戰爭威脅，不必時時擔心**落到頭上。他們很希望能做一個英國公民。他問我丈夫說：他們的孩子生下來以後是不是就有永久居住權？
丈夫跟他聊完了之後，顯然很有感慨。他鄭重其事告訴我：“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難，我們該知足了！”
又有一次，我們在一起討論前蘇聯現狀。我和丈夫一致地同情戈爾巴喬夫，對葉利欽不以爲然，看不順眼。茹佳急得面紅耳赤，用十分糟糕的英語跟我們擡槓，告訴我們說，她在莫斯科大學讀書的時候，蘇聯人民多麼富有多麼安樂！全怪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後把一切都搞糟了，是這個人毀了蘇聯。我不知道茹佳的觀點能不能夠代表東歐國家的普遍心聲，如是，則他們顯然用一種沒落階層的心態來對待前蘇聯的解體。大半個世紀以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之間那種血肉相連的關係太過複雜，以至他們無法冷靜面對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瞬間毀滅。
魯巴是一個頗具學者氣質的溫文爾雅的小夥子，謙和有禮，周到細緻。他很喜歡我的女兒，上樓下樓經過她身邊時，總是忍不住伸手摸她的腦袋。有一次我們送給他一盤水餃，他馬上回贈給我女兒六片餅乾，用一隻很精巧的小碟盛着，碟上鋪一層雪白的餐巾紙，紙上六片餅乾很規則地排列着，地道的西方送禮風格。又有一次他們正在餐室吃飯，我女兒敲門進去拿東西，他很真誠地要我女兒收下他的四粒巧克力豆。聖誕節那天最有意思，他穿一身從未上身的筆挺西服，逐個跟我們熱烈握手，祝賀節日快樂。當時我丈夫正紮了圍裙在廚房裡煙熏火燎地炸土豆條，被他的**舉動弄得十分狼狽。他送子我女兒一張聖誕卡，上面寫着：“你是一個很可愛、很聰明、很有藝術天賦的小姑娘，祝願你將來能夠充分發揮這種天賦。”這使我這個做母親的深爲感激。
茹佳的性格中既有外國人的開朗熱情，又有外國人的冷漠自私。她從不知道關心別人，也從不做小樓裡的公共衛生，包括吸塵、清洗爐竈、更換垃圾袋，等等，爲此我們曾有過一些不愉快。好在她從不記仇，轉眼間又樂呵呵地有說有笑了。她削土豆或者切洋蔥的時候，總是擺一架小錄音機在旁邊，手裡幹着活兒，屁股和腳卻在扭來扭去跟着音樂跳舞，嘴裡也哼個不停。直到她懷孕八九個月，大腹便便即將臨產時，仍然用迪斯科步伐走路，以至我總是心驚膽戰守衛一旁，隨時準備應付胎兒被她扭掉下來的險情。
有一天整個白天沒見魯巴和茹佳。晚上魯巴回來了，笑嘻嘻告訴我們：他妻子在醫院裡生了，是個女孩。又過了兩天茹佳帶了孩子出院回家，時值聖誕節前英國最冷的季節，剛生完孩子的茹佳穿一雙透明絲襪，一條齊膝棉布裙子，懷抱嬰兒進門，直看得我目瞪口呆。當天晚上她又從樓上噔噔噔下來，自己開冰箱拿蘋果，在自來水下洗了洗，咔嚓咬一大口，看得我又是一愣。東方人生完孩子的那一套忌諱、講究，在外國人面前竟毫無作用。
生育後的茹佳飲食稍有變化，增加了一箱從星期六市場買來的廉價水果，還有一條從保加利亞老家帶來的小孩子胳膊粗細的燻肉腸。每天我都看見茹佳用一把小餐刀費勁地在燻肉腸上削呀削呀，削出薄薄的三四片，放在麪包上烤熟吃。她沒喝過一口雞湯和排骨湯，我真是想不明白她洶涌的奶水是從哪兒來的。她不斷地下樓，烤兩片面包或吃一個水果什麼的，看見我便有些不好意思，解釋說她總覺得餓。她抱怨說女兒太小，還用手比劃給我看：“非常非常的小！”我問她嬰兒是否每三小時喂一次奶，實際上我是想給她傳授一些經驗的。她叫起來，自豪地宣佈：“不！她每小時都要吃一次奶！她吃得很多！”我只好報以一聲驚歎。
在我離開英國之前，茹佳的女兒已經滿月了。他們經常把她抱下來一起看電視。她長得確實小，瘦伶伶的，皮鬆鬆的，瞪一雙圓溜溜的眼睛，已經初顯一個美人胚子的特徵。現在是他們三個人相偎在一起，茹佳把嬰兒橫躺在腿上，魯巴用長長的胳膊圈住她們。魯巴和茹佳頭挨着頭，目不轉睛地盯視嬰兒的面容，能夠成小時地保持不變。如果有畫家畫下來，該是一幅多麼溫馨的永恆場景。
我在遙遠的中國爲他們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