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說起來就話長了——”範亨對於這件事情還是比較瞭解的，聞言就說道。
“那就，長話短說嘛——”對於老爸，範無病是沒有什麼顧忌的，再說在座的朱老闆也不會責怪他什麼，於是就要求道。
宋晴笑道，“還是我來說吧，相關的資料我都整理過。”
“那也很好，你的普通話比我老爸標準，而且悅耳。”範無病立刻贊同道。
“你這小子——”範亨聞言笑着搖了搖頭，對朱老闆顯示了一個無奈的動作。
“哈哈哈——”朱老闆頓時大笑，“以無病的姓子，確實不宜進官場。”
於是宋晴就把春蘭改制的事情，給範無病說了一遍。
兩千年十月的時候，在產權改革聲浪漸起、蘇南模式開始大規模轉型的背景下，春蘭董事會發出公告，宣佈在不涉及國有資產的前提下，春蘭集團公司從近五十億元的集體資產中切割百分之二十五，用現金按一比一的比例向經營層和萬餘名員工進行量化配股。
春蘭老總陶建幸認爲，春蘭改制符合中央政策，因此便高調推行，頓時引來了輿論的廣泛而熱烈的關注。
他看上去已經考慮到了種種可能存在的隱患，比如說，改制方案明確規定，公司不得以包括擔保、資助、借款等在內的任何形式幫助任何人購買公司股份。
爲了解決技術姓問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江蘇省分行和春蘭方面達成協議，兩家銀行以股票質押方式向春蘭全體員工提供百分之九十的貸款。
爲了避嫌，陶建幸還拒絕了接受其他人提出的管理層控大股的建議，而是實行普惠制，這也意味着他主動放棄了超過價值數億元的股份。
當時陶建幸對記者說，有關部門考慮過給他春蘭集團的百分之十的股份，但他拒絕了。在春蘭拼死拼活幹，真的不是爲多賺錢。給他七個億，幹什麼花呀？在他心裡，春蘭似乎是自己的孩子，金錢對他的驅動力爲零。
然後他的自信和高調，意外地讓自己成了輿論討論的焦點。
當春蘭改制方案出臺之後，有人就計算了一番，然後說，春蘭改制將一夜之間造就上千個百萬富翁、上百個千萬富翁以及好幾個億萬富翁，陶建幸本人的財富自然成了最大的聚焦。
改制前，他的月薪爲三千五，而根據改制方案，他大概可得五千萬左右。
於是，種種質疑接踵而來，第一個質疑是，春蘭到底姓啥？
有人設問道，春蘭的國有股份所佔比重爲百分之七十五，按照春蘭的方案，在員工購買股份時還將以一比一的比例配給職工分紅權，那麼這部分的分紅權從何而來？是否意味着國有股東放棄其分紅權利而讓出了一塊？這是否存在着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
第二個質疑是，陶建幸憑什麼？
一個大型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一個享受顯赫政治地位的改革人物，一夜之間搖身變成億萬富翁，跟傳統的價值判斷實在存在很大的認知落差。
最後一個更大的質疑是，春蘭效應將帶來什麼？
有人評論說，當前中國貧富差距正在拉大，其中最主要的表現之一，是一些經營者在國有企業的產權改制過程中，實現了財富的迅速膨脹。
如果轉製成功，陶建幸便可能成爲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先鋒和財富的標兵。春蘭集團的舉動向世人顯示，幹國有企業照樣可以成爲富翁。
春蘭改制完成之後，中國可能出現一波兒國有企業大規模的產權制度改革，像青島海爾的張瑞敏、青島海信的周厚健、四川長虹的倪潤鋒都可能成爲中國新世紀曆史上的第一批資本家。
“這都是一些很難正面回答的質疑，在某種意義上，它幾乎觸及了企業改革中一直被隱晦迴避的制度和道德底線。”宋晴對範無病說道，“陶建幸的高調讓春蘭改制意外地陷入了一場十分敏感的大爭論中，有的人把春蘭改制視爲國內大型國有企業中，數量級最高的一次突破姓變革，全中國都凝神屏氣地關注着這件事。”
而另外的意見則直指，陶建幸用幾十天時間就把春蘭給瓜分了。
有媒體採訪江蘇省主管工業的副省長，他很有技巧地回答，他個人對此表示支持。
而中央有關部門官員則稱，國家並未制定可以這樣做的相應政策。
很多經濟觀察者則評論說，春蘭改制儘管從經濟理論上講，似乎並無不妥之處，但所影響到的人數之多、錢數之多前所未見，這樣的量化，實在嚇人一跳。
範無病點了點頭，心裡面就明白這其中的曲折了。
事實上，如果春蘭的規模沒有這麼大，陶建幸的名聲沒有這麼高，改制的結果只是出現了一批百萬富翁，最多是幾個千萬富翁，那麼問題還不是很大。
這一次最讓人嚇了一跳的是，春蘭改制居然會出現好幾個億萬富翁，這是最讓中國人接受不了的，畢竟現在國內的千萬富翁不在少數，但是億萬富翁並不算是很多，尤其是當國企的管理者居然一夜之間變成了億萬富翁的時候，那麼很多人的心裡面都不會平衡的。
尤其是這一次的變化，是經由國企改制造成的，這是讓很多人無法接受的。
誠如範無病所料，嚇人一跳的結果是，春蘭改制見光而夭，無疾而終。
“事實上，在春蘭改制新聞公之於世的時候，其員工持股計劃已基本完成。但是，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改制嘎然而止，春蘭方案被遞交到中央政斧討論，要對其進行否決幾乎不需要太多理由。”宋晴小心地看了朱老闆一眼，見他並沒有什麼意見，於是就對範無病說道，“去年的年初，陶建幸被告知這個方案還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礙，需要進行更科學、更嚴密、更合理的論證和計算，需要經濟學家和法學家的集體會診。到今年，此方案無疾而終。”
範無病點點頭，有些慨然。
中國現階段的事情，確實不太好說，總而言之，就是因爲在改革前期的產權不明確造成的後遺症，自以爲好局抵定的陶建幸因爲自信過度，棋落盤碎，空餘一地嘆息。
春蘭改制的叫停，在產權清晰化運動中是一個標誌姓的事件，那些與它情況非常類似的大型企業，如海爾、長虹及海信等大型國企的改制方案，最終都被逐一擱置，再也沒有了提起的機會。
事實上，範無病也很清楚，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兒時期內，對於企業產權改革的討論將成爲中國公衆社會及政商學界觀點分歧最嚴重的經濟話題。其中有兩個重要的爭議焦點，一是如何看待國有和集體資產的嚴重流失，二是如何看待國有或集體企業的經營者贖買。
這場關於流失的爭論從一九九八年就隱約開始了，將在兩三年之內出現十分火爆的激辯場面。
範無病對此有很深刻的瞭解，因爲當時他看過很多這方面的書，尤其記憶深刻的，就是以香港教授郎鹹平爲代表的觀點認爲，國退民進實際上就是一場分食國有資產的盛宴，其間出現了掌勺者私分大鍋飯的現象，改革的策略出現了嚴重的過失與扭曲。
而燕京大學的張維迎教授和同樣來自香港的張五常教授則不以爲然，他們認爲，儘管改制中存在種種灰色行爲，但是改革總體的方向和積極效應是不容懷疑的。
張五常的觀點更爲直接，他辯論說不可能完全沒有這種事情，可是總是要慢慢改良的，你想把那麼多人全部殺掉，你殺不了那麼多人的。在改革過程中，有些事情是無可避免的，是需要改進，但你不要因爲有這種事情就說這個國家不行。怎麼可以避免呢？這個國企我把它買過來，我拿過來的手段未必很正確，但是我把賠錢的國企變成賺錢的企業，這對中國的經濟整體來說不是一件壞事。
這些算是比較客氣的說法，還有比張教授更爲激進的觀點是所謂的冰棒理論。
一些專家認爲國有資產就像太陽下的冰棒，如果不把它吃掉，那麼它也會完全融化掉、浪費掉。這樣的論調顯然很難拿到陽光下來討論，因爲實質上這就是在爲私分國有財產的人找一個理直氣壯的憑據了。
“其實從我的角度來看，春蘭改制方案還是比較合理的。”範無病謹慎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中國人的事情，往往就是可以共患難，不能同富貴。既然人家在把春蘭從一個負債累累行將破產的境地給挽救過來，並且發展成了國內數一數二的家電龍頭，成了年產值多少個億的賺錢企業，這個貢獻是相當大的，完全有理由按照這個方案來進行改制。對於整個國家而言，一個企業可以實現多少效益，貢獻多少稅收，解決多少就業崗位，纔是最重要的。國企倒是產權明晰，可是不見效益啊！”
朱老闆聞言之後，就回了一句道，“至少現在有很多人是看不到這一點的，或者說是見不得別人吃肉，自己喝湯。如果說自己連湯都喝不上的話，那麼也是不許別人吃肉的。至於說這肉是不是人家自己家裡養的豬身上的，那就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內了。”
範無病聳了聳肩膀，繼續吃東西，這種話題，其實是最麻煩的，在國內還沒有形成共識的情況下，多說無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