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次恥辱裡走出來
同治五年，五十五歲的曾國藩在家書中對弟弟曾國荃回顧了他一生三次“爲衆人所唾罵”及三次軍事大失敗：
餘初爲京師權貴所唾罵，繼爲長沙所唾罵，再爲江西所唾罵，以至嶽州之敗、靖港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齒多矣，無一不和血吞之。
第二年，他又在家信中對曾國荃回顧了平生“四大塹”：
餘生平吃數大塹，而癸丑六月（咸豐三年六月被趕出長沙）不與焉。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發佾生，學臺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咸豐四年）嶽州靖港敗後，棲於高峰寺，爲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咸豐五年）九江敗後，赧顏走入江西，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
綜合這兩封信，讓我們來歷數一下曾國藩平生的五大恥辱。
秀才考試被考官公開批責
第一次是“壬辰年發佾生，學臺懸牌，責其文理之淺”。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這一年二十一歲的曾國藩又一次參加秀才考試。也許是天資確實鈍拙，也許是父親兼老師曾麟書的教育方法有問題，曾國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孫山。道光十二年這一次，曾國藩考前下了苦功準備，考後也自覺發揮不錯。結果發榜之日，卻被學臺（即湖南省學政，相當於今天的省教育廳長）懸牌（發佈公告），責其“文理太淺”，以佾生註冊（“佾生”是指考秀才雖未入圍但成績尚好者，選取充任孔廟中祭禮樂舞的人員。獲“佾生”資格則下次考試可免縣試、府試，只參加院試即可，故稱“半個秀才”）。
在一般人看來，獲得“佾生”資格也算是小有收穫，值得祝賀。曾國藩卻視在大庭廣衆之下被懸牌批責爲奇恥大辱。回到家塾“利見齋”，他閉門不出，咬牙發憤。沒想到這一次“懸牌批責”，居然如當頭棒喝、醍醐灌頂，學了十六年也沒有學通的曾國藩有如桶底脫落，豁然貫通，突破了父親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筆思路，文理大進，轉過年來，第七次參加考試，終於中了秀才。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國藩一生功名的開場鑼，又一年，他就中了舉人，又四年，中進士，點翰林，從此飛黃騰達。
“畫圖甚陋”遭同事譏笑
一
第二次大辱，曾國藩的說法有兩種，一種是“餘初爲京師權貴所唾罵”，一種是“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這講起來就要費些筆墨了。
曾國藩的京官生涯，僅從升遷角度看，是一帆風順的。在京期間，他十年七遷，傲視羣曹，很快從一個普通進士成爲副部級官員，這在道光年間是極爲罕見的。
傳統時代，人生的全部價值似乎都濃縮在“升官發財”四字之中。剛剛步入政治高層之際，曾國藩是十分興奮的。他寫家信說，“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如此順利，連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然而，翻檢曾國藩在京期間的詩文，我們卻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一路飛黃騰達之時，曾國藩的許多詩文中卻充滿了失望、不滿和頹喪之語。
比如這一首：
我雖置身霄漢上，器小僅濟瓶與。
立朝本非汲黯節，媚世又無張禹才。
似驢非驢馬非馬，自憎形影良可。
……
這是寫給好友劉蓉的。意思是說，別看我現在身居廟堂之高，其實只是廟堂之上一個沒用的小擺設。我既無法像漢代大臣汲黯那樣不顧性命直言進諫，也無法像張禹那樣，甘言媚世，謀取高位。天天這樣不上不下，非驢非馬地混日子，只覺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牀石，去國情如失乳兒。……
徑求名酒一千斛，轟醉王城百不知。……
這是寫給弟弟們的。意思是說，我現在做這麼一個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牀石一樣，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鄉，如同離了孃的小孩。愁悶極了，不如干脆找幾瓶好酒，喝得大醉，什麼都不知道好了。
有時候，他居然後悔進入仕途，夢想過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學山中人，少小從耕拾束薪。
世事癡聾百不識，笑置詩書如埃塵。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位實職“副部長”後十個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這樣的表示：“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
也就是說，他這個副部長感覺自己的所作所爲無補於國計民生。如果幾個弟弟有出息，能使家裡生計不致困窘，他就打算辭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跡於官場了。
是什麼讓他如此鬱鬱寡歡呢？
二
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氣壓使曾國藩喘不過氣來。
道光年間的大清王朝是一個病勢危急、行將就木的病人。外部，鴉片戰爭讓中華帝國的臣民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顛覆性的打擊。內部，已經滲入帝國機體的每一個細胞，四肢五臟，無不腐爛，一場翻天覆地的大起義正在醞釀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大清朝的政治家們卻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在歷史上以儉樸聞名，據故宮現存的畫像看，道光皇帝確實節儉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爲也就到此而止了。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後出任首輔的曹振鏞、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頭，少說話”的角色。他們謹遵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針，山雨欲來風滿樓，滿朝卻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輛老舊破車裡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淵，卻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國藩鬱懷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太平天國起義六年前，曾國藩就敏銳地預感到，一場席捲全國的大動亂正在隱隱醞釀之中。那一年他結識了後來的名將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時，他對朋友說：“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時承平日久，聞者或駭之。”可見他已知大亂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時，他只能讀書養望，對國家政治沒有發言權。及至位列卿貳，他以爲自己終於可以一展身手了，卻發現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話一樣：“當了部長，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職位，並沒有想象的那樣可以呼風喚雨。曾國藩發現，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氣氛下，他雖然身爲副部長，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動大清王朝進行根本改革，沒有任何可能。他在禮部副部長任上，一天到晚雖然沒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類的公事，對國家大政絲毫無補。偶爾提一些革新主張，也都被部長大學士們棄置一旁，根本不予考慮。
這種污濁混沌的官場風氣，讓曾國藩感覺喘不過氣來。他的書信文章中，充滿了牢騷、憤懣和無奈。曾國藩對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也就是說，他做官有年，飽知官場習態。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寬大優容的樣子，來培養自己的人氣。在下者辦事一味軟媚求同，打圓場，做老好人。他後來在書信中對劉蓉說：“國藩入世已深，厭聞一種寬厚論說，模棱氣象，養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國，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肝膽，又與掀振一番。”
三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血氣方剛的咸豐帝登基，罷黜穆彰阿，下詔“求言”。一時“天下稱快”，朝野上下，爲之一振。
曾國藩心情激奮，上了一道《應詔陳言疏》，痛斥當時的“以畏葸爲懼，以柔靡爲恭”的官場作風，曲盡當時官場的醜惡形狀：“京官辦事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辦事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
曾國藩建議皇帝舉行“日講”，即加強學習，以本身的振作之氣，扭轉官場的泄沓之風，同時改革官員選拔辦法，使進取之員有機會脫穎而出。
這道奏摺得到了良好的反應。皇帝對他大爲讚賞：“禮部侍郎曾國藩奏陳用人三策，朕詳加披覽，剴切明辯，切中情事，深堪嘉納。”皇帝對他提出的“日講”建議最感興趣，命令他詳細解釋。於是曾國藩精心準備講稿，並且畫了一張解釋講堂布局的圖表。不過他本不擅畫，這張圖畫得相當難看。
講稿在九卿中傳閱之後，曾國藩成了北京官場議論的焦點。大家議論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誠，而是譏笑他“畫圖太陋”。就這個水平，還充什麼聖人門徒！
這固然是曾國藩準備不充分導致的自取其辱，其實又何嘗不是北京官場之上看他風頭太盛、鋒芒太露而引發的自然反應。官場之上，對曾國藩這個憨頭憨腦坐直升機飛上來的湖南愣頭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氣了。看到他的奏摺中把京官描寫得如此不堪，官員們氣不打一處來。好嘛，滿朝皆醉你獨醒，滿朝皆濁你獨清？就你對大清朝忠心耿耿，我們都是廢物？皇帝下了一個求言詔，你就真的獨抒己見，把大家一竿子全打倒？
因此，曾國藩的這個“笑話”很快騰於衆口，風傳全城，人們見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國藩無地自容。這就是曾國藩所說的“平生第二大塹”。
批評皇帝被京師權貴唾罵
一
這“第二大塹”並沒有使曾國藩沮喪消沉，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對這個官僚體系的戰鬥決心，堅定了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意志。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他滿懷赤誠，盡忠竭智，先後上了《應詔陳言疏》、《條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書》、《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天下面臨的種種危機，官僚體系存在的諸多問題，呼籲皇帝大刀闊斧，加以徹底改革。
這些摺子是曾國藩輸心剖膽殫精竭慮的產物。他以爲，新皇帝既然振作有爲，肯定會採納他的建議。然而，事實證明，他太過天真了。咸豐皇帝並沒有這個魄力。咸豐心胸狹窄，氣質庸弱，完全談不上雄才大略。他對如何駕馭大清政治心無定見，曾國藩上的這些摺子，他草草讀了一遍，隨口誇獎幾句，事後卻扔進廢紙簍，沒了下文。
曾國藩大失所望，鬱悶不已，給友人寫信說：
自客春求言以來，在廷獻納，不下數百餘章，其中豈乏嘉謨至計，或下所司核議，輒以“毋庸議”三字了之；或通諭直省，則奉行一文之後，已復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之不相與……而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爲憤懣。
也就是說，自從皇帝發下求言詔書以來，上書言事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許多有見地的奏章，發到有關部門討論的時候，得到的只是“沒什麼價值，不必討論”這幾個字的答覆，或者發到各省執行，但是一通上諭之後，各地沒有反應，朝廷也很快忘了這件事。讀書人掏心掏肝的血誠，只變成了辦事員紙簍中的廢紙。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憤懣。
曾國藩的心情越來越焦急。因爲天下大亂已經從可能變成了現實。咸豐元年，太平軍起，很快席捲廣西。對於這場大亂，咸豐皇帝毫無準備。他就像一隻沒頭的蒼蠅一樣，指揮混亂，佈置失措。曾國藩的內心被焦灼得日夜不安：
內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觀鄉里，飢溺滿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勢。進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則吾子之迫切而思以籲於九閽者，實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也就是說，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間俯仰升沉，不知道最終是個什麼結果。再觀天下，到處是貧不聊生之人。向前無法貢獻自己的才智於國家，退後無法很好地營謀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書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曾國藩認爲，要想挽救大清帝國，只有敲打醒這個糊塗皇帝才行。在強烈的責任感支配下，以謹慎聞名的曾國藩做出了一個晚清官場極爲罕見的舉動：直言批評皇帝。他上了《敬陳聖德預防流弊疏》，鋒芒直指咸豐皇帝的三個缺點：
一是見小不見大，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他批評皇帝有“瑣碎之風”，“謹於小而反忽於大”，成天把精力用於挑大臣們禮儀疏漏之類的小毛病，苛於小節，疏於大計，對派往廣西鎮壓起義的人員安排不當。
二是“徒尚文飾，不求實際”。鼓勵大家進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見，其中怎麼也會有幾條有見解的吧？結果卻都是批了“無庸議”三字而已，沒有一項落實。“間有特被獎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里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爲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偶爾有幾個被肯定的，也沒有好結果。剛剛親書手諭表彰倭仁，不久就驅之於萬里之外。剛剛發佈肯定蘇廷魁的聖旨，不久又批評他是離經叛道。看來您所謂求言，並無誠意，只不過是想獲得肯於納諫之虛名而已。
三是剛愎自用，飾非拒諫，出爾反爾，自食其言。一開始說聽取大家意見，現在卻動不動就說“大權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參末議”。
曾國藩希望自己的這道奏摺，能起到當頭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轍。他也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在朝廷中引發直言的風潮：
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大臣）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餘區區之餘意也。
這個想法顯然是相當天真的。明代大臣以冒着生命危險批評皇帝爲榮，對皇帝嬉笑怒罵者本多，但清代體制威嚴，君臣之分，凜若天淵，大臣們給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務爲恭順，極少諫諍之語。自從乾隆初年孫嘉淦的《三習一弊疏》之後，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間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評皇帝的奏摺。年輕氣盛而又自尊心特別脆弱敏感的咸豐皇帝的反應可想而知。史載“疏上，帝覽奏大怒，摔諸地，立召軍機大臣，欲罪之”。把奏摺摔到地上，立刻想把曾國藩抓起來。幸虧祁雋藻、季昌芝等大學士爲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國藩免於獲罪。在大臣們的勸諫下，咸豐皇帝轉而假惺惺地誇獎了曾氏幾句，但又下了長篇上諭，細細爲自己一一辯解，針鋒相對地駁回了曾國藩的主要指責。
皇帝大發雷霆，曾國藩並不感覺意外。但皇帝的嘵嘵置辯，卻讓他認識到通過苦口直諫使皇帝猛然驚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後，他還是不斷地上建議改革的奏摺，不過多是就事論事，不再有類似的憨激之言了。
二
那麼，“爲京師權貴所唾罵”又是怎麼回事呢？
曾國藩晚年回憶，“昔餘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
大名大位者之一，就是那位因鴉片戰爭而出名的琦善。琦善出身貴族，身名早達，二十歲就當了河南巡撫。一度位極人臣，在朝廷中根深蒂固。雖因鴉片戰爭而被道光皇帝“革職鎖拿，查抄家產”，但不久就獲重新起用，任陝甘總督。咸豐即位後，有人蔘奏他在陝甘總督任內“妄加誅戮”，“將雍沙番族刑求逼供，殺斃多名”。皇帝命革職交刑部審訊。
雖然兩度獲罪，琦善在京中人緣卻一直很好。回到北京後，會審人員只尋“微瑣細事”令琦善回答，實際是爲他開脫罪責。刑部尚書恆春甚至要將舉報人薩迎阿的四名下屬當作罪犯抓來，與琦善一同審訊。這明顯是違反大清律的。然而對這個建議，滿朝無人反對。只有當時兼屬刑部侍郎的曾國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