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鏈的救贖
比跨國公司橫行肆虐更壞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沒有跨國公司橫行肆虐。
——烏爾裡希·貝克
誰在推動供應鏈的運轉？
2013年1月，DNA檢測結果顯示，英國百貨店中出售的牛肉漢堡和千層麪中含有大量的馬肉和豬肉成分。爲了對食品供應鏈展開調查，來自捷克共和國宜家商場（這裡的瑞典肉丸被曝出含有馬肉）的監管層奔赴羅馬尼亞的屠宰場。法國一項調查顯示，從羅馬尼亞公司出口的產品明確帶有馬肉標識，但一家隸屬於英屬維京羣島控股公司的塞浦路斯肉類貿易商卻更改了產品標識，然後將這些肉賣到了歐盟。
2013年4月的一天，倫敦人正在工作日的上午匆忙購物。當父母們來到樂購（Tesco）和塞恩斯伯裡（Sainsbury’s），準備買點愛他美奶粉時，卻發現這種法國達能生產的最可信賴的嬰兒配方奶粉脫銷了。早在數月之前，中國的商人就開始大肆從批發商那裡買入愛他美，然後以雙倍的價格通過淘寶賣給中國的媽媽們。中國的媽媽一直對中國嬰兒配方奶粉的低質量非常憂慮（在中國，至少已有十幾個孩子因爲吃了毒奶粉而死亡）。一時間，英國的藥店和商場不得不對這種極受歡迎的配方奶粉實施限購措施。
2013年4月24日，在孟加拉達卡的薩瓦區（Savar），拉納廣場樓上的服裝廠及宿舍的塌陷導致整棟建築傾倒。截至一個月後搜救停止之時，死亡人數高達1127人。這是世界上最爲嚴重的建築倒塌事故。雖然在孟加拉的製造業中，豆腐渣工程、管理腐敗、監管缺位以及反應遲鈍等都是家常便飯，但因爲這次悲劇的史無前例，以及這家工廠擁有Primark、H＆M和Zara等衆多知名品牌客戶的緣故，這次事故還是引起了媒體數週的狂轟濫炸。
2014年8月，在中國的麥當勞和肯德基等西方快餐連鎖店被曝出使用過期多年的牛肉和雞肉。這些肉來源於美國OSI集團在中國的子公司上海福喜食品公司，而OSI集團正是這些快餐連鎖的全球最大供應商。此外，這些過期肉也通過了中國地方監管機構的檢查。誰該爲這樣的過失負責？外國餐廳、當地肉類供應商還是中國監管者？
以上發生在2013——2014年的四個重要新聞事件，每件事都在食品安全、兒童健康、紡織工人權利以及企業品牌形象等方面蘊含着戲劇性意義。這些事件都顯示了跨越洲際供應鏈的複雜、不透明以及管理不善等特性，也揭示出供應鏈已經從需要國界邊境許可的業務演化成了無形穿越邊界、預先被許可的連接。如果是供應鏈推動了世界的運轉，那麼又是誰在推動供應鏈呢？
大體來看，基礎設施就像互聯網，是對所有人開放的。相反，供應鏈則像內網，是合作者的網絡。總體而言，與互聯網相比，標準更容易在內網推行。
“全球互聯經濟”這種說法已經是老生常談。我們想當然地認爲美國人吃的水果和蔬菜是從拉美舶來的，iPhone手機是在中國組裝的，而IT技術支持則肯定是在印度或者菲律賓提供的。雖然電子商務減少了傳統銷售商和中間商的數量，但許多高科技產品的生產與分銷卻變得極爲複雜，如今，要想在第一時間創造一件成品所需的業務處理量已比以前近乎翻倍。因此，隨着我們對供應鏈擔憂的增加，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也在加深。
追蹤與管理供應鏈需要巨大的精力投入。一件衣服要經過六層供應商才能到達達卡的拉納廣場的服裝廠——顯然這在任何人的想象與控制能力之外。爲了保證上萬套校服以可持續方式生產，新加坡世界聯合學院（K-12）的管理人員和學生代表會前往馬來西亞內陸的工廠，以監督生產是否符合國際社會責任認證組織的規範。截至2014年，所有的校服都是在符合道德責任的服裝廠中，以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回收品爲原料製成的。
我們無法影響我們不能連接之物。保羅·米德勒（Paul Midler）在其供應鏈方面的著作中說，中國的企業在保持生產標準方面市場責任感有待提高，他們更關注降低成本。對比一下就能看清這一點：中國製造了有毒奶粉，而美國美泰公司則因爲毛絨熊的眼珠可能掉下來造成兒童窒息而召回玩具。在供應鏈中，工廠經理的信任網絡幾乎無法向下級拓展，更無法達至廣大的中國人民或者全球消費人口。遭受三聚氰胺毒害的是6000名中國孩子，而不是外國人。當中國本土商人將地溝油用於餐飲，許多中國人覺得美國快餐更安全、更健康也就不足爲怪。也正是基於此，弗吉尼亞的瑪氏公司在中國設立最大的食品安全中心。供應鏈越全球化，其標準也越會得到提升。
若企業沒有與國際供應鏈建立連接，它們也不會與日益進步的供應鏈治理責任共進。在政府監管失靈時，只有國際供應鏈——尤其是富國、自由國家以及西方國家的公司——纔會面臨消費者壓力。如果不是爲西方零售商供貨，孟加拉的服裝廠以及所創造的崗位根本不會存在；而如果不是因爲與知名服裝品牌有關聯，它的坍塌也根本不會引發西方消費者的關注。決定孟加拉國建設規範的不是散漫的當地政府，而是一個包括70家歐洲企業的財團。只有避免拉納廣場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這些公司才能保住自己的名聲。同樣，受母公司強力原則規範的特許經營業務也會更加負責可靠。麥當勞比任何一個監督它的政府都更有能力自我監督，也更有保護自己品牌的動力。同樣，西非國家也很難做到和雀巢那樣，爲可可種植園中的童工提升工資或建設學校。
供應鏈一度被認爲會導致惡性競爭，如今它卻明顯成爲各國力爭上游的必經之路。即便是中國和印度當初也需要對外資打開大門，吸引供應鏈，刺激改革，積累綜合發展的資本。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和埃德蒙·菲爾普斯所言，外國公司支付更高的薪酬，帶來新的技術，提高工人的技能和生產力。他們帶來了活力，也充分利用了豐富的人力資源。他們幫助各個國家，將塗鴉變成了一幅美麗的圖畫。
如此多的基礎設施（例如公用事業和經濟適用房）和市場都源自私營部門，一種資本和勞動力、政府和市場之間的新動態也因此而生。這當然不意味着我們正走入一個忽略公共產品供給的私有化世界。相反，對於政府，這是一次利用新模式爲落後者增進福利的機會。愛德曼信任度調查顯示，西方對政府的信任度呈現穩步下降趨勢，而全世界範圍內對商業的信任度在穩步上升。受訪者都希望一種新治理模式的出現，即無論公共部門還是私人部門的領袖都應該對人民更加負責，就業和福利創造更加高效。隨着國家越來越依賴企業，公共和私人、客戶和市民之間的區別也在消融。當國家公民身份不能帶來多少益處時，供應鏈公民身份的意義則變得更爲重大。
引入供應鏈是擺脫停滯的最快方式。實際上，如今任何嚴肅的活動家或者非政府監督組織都不會反對讓國家搭上全球化的列車。行爲準則和認證計劃有助於對工廠生產、木材砍伐以及鑽石開採等進行監督，但是無法替代外國投資，無法駕馭資源，不能第一時間爲勞動力提供就業。即使是在存在勞工虐待的市場，企業社會責任和人權觀察等組織也不會簡單主張抵制，而是會挽起袖子直接和企業合作，通過培訓項目和更安全的生產技術來提升工作標準。供應鏈本身並不是一個正義制度，但如今已變成了改進權利的關鍵載體。
因此，供應鏈已成爲一種歸屬的“環路”。許多跨國公司也越來越將他們的供應商視爲自己的擴展，他們的思維方式也從僅對股東負責擴展爲同時對地方的利益相關者負責。同時，員工與公司總部以及投資人的關係也變得更加緊密——遍佈世界的投資人對他們生計的貢獻經常比政府還要大。在沒有這種演進的領域，比如採礦和製造公司等，工人則通過罷工來大肆打擊公司的財務業績。他們希望以此來教訓這些公司，要重視供應鏈，重視每一個人，因爲這是一項有好處的長期投資。供應鏈相互依存度越增加，真正的企業公民意識就會越覺醒。
公司權力日益增長的悖論在於，隨着自主性的增強，他們作爲服務提供者的角色也同時在深化。供應鏈管理業已成爲一個董事會層面的問題，但擴展供應鏈的範圍卻被視作具有顛覆性機會。爲了到達“金字塔底層”的數十億民衆，利豐等物流運營商以及聯合利華等大型零售集團都改進了商業模式和交付機制。它們就是那種運用創新的包裝、配送以及銷售模式，把衛生用品、水泥、蚊帳以及保健品最快送到顧客手中的社會企業的典型代表。如果說現在手機用戶比過去牙刷用戶都多，那很顯然供應鏈可以將基本必需品送至每一個人的手中。
超越法律？
能源及商品採掘公司或許是供應鏈帝國中最爲永久的存在。當一個國家急切需要外資時，可以把整個城市都交給外國公司。20世紀90年代末，羅馬尼亞政府想把歐洲最大金銀礦羅西亞蒙坦（Roşia Montan）出售給加拿大的加布裡埃爾資源公司，但卻遭到公衆的反對，因爲合同條款規定加布裡埃爾資源將獲得75%的礦山所有權，與此同時，使用氰化物提煉黃金的做法也引發不滿，最終羅馬尼亞議會沒有批准這個項目，但給了加布裡埃爾“運營權”。如今該國正在考慮應如何從該公司的運營權授予中獲取回報。雖然加布裡埃爾以羅馬尼亞違反合約爲由，要求該國賠償40億美元，但是羅馬尼亞人卻表示，除非他們能得到一份更有利於環境、更具尊嚴的合約，否則將對抗到底。在2014年還有一個相似事件，智利最高法院對巴里克黃金開出罰單並且凍結了該企業在帕斯瓜拉瑪礦場的業務，理由是該公司的業務會污染附近的冰川。要想和採掘行業這些財大氣粗的遊說高手過招，主權有時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籌碼。
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曾經搞過一場沒收外國能源及公用事業資產的運動，尤以西班牙首當其衝。爲了確保合理供水價格（以剛興起的“水權”爲名），阿根廷給供水設置了最高限價，這不啻是對供水巨頭蘇伊士的一次宣戰。不過，拉美政府也認識到把投資者嚇跑是一種代價不菲的勝利，尤其是當能源價格下滑之時。當年，厄瓜多爾的拉斐爾·科雷亞宣稱雪佛龍是“國家的敵人”，理由是該公司在1964——1990年間持續污染亞馬孫雨林。而如今，阿根廷卻在拼命拉攏雪佛龍到他們的巴卡穆埃爾塔（Vaca Muerta）頁岩地層採氣，甚至還承諾清理各種不透明的投資法律。在制定了清晰的所得稅、使用費以及特許權法律之後，秘魯成了資源投資界的新寵。
不少西方大型跨國企業都嚴重依賴不穩定地區，反之亦如是。自1926年起，凡士通就在利比里亞經營世界上最大的橡膠種植園，與此同時這個種植園也是該國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所在地。雖然凡士通也牽涉違法使用童工以及在該國內戰期間向查爾斯·泰勒的兇殘叛亂政權提供金錢，但這家公司在這裡僱用了幾代的家庭，並且在事實上管理着整個城市。2014年，爲了保護10萬人避免感染埃博拉病毒，該公司迅速建立了自己的醫療設施。
自1937年以來，尼日利亞的多數油氣田生產項目都是殼牌公司所開發，同時爲該公司貢獻了1/4的全球儲備。尼日利亞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其預算實際上依賴於殼牌的石油開採，但該國民衆仍期望殼牌提供的公共服務能和政府提供的一樣多。該國腐敗程度之荒謬，令人從來分不清誰在負責或者誰在剝削誰。儘管如此，西非能否穩定，以及無數投資基金期望尼日利亞成爲非洲經濟重地的規劃能否成真，仍都是難以預料之事。
毫無疑問，即便利比里亞和尼日利亞沒有在供應鏈之中，情況也不會更好。當然，如果它們能通過政策創新得到更好的供應鏈治理，事情則可能會向着更好的方向發展。諸如採掘業透明度計劃（EITI）等政策創新可以創建收入管理框架，並盡力向上遊追溯。這些創新直接和政府、跨國公司、國際貸款機構以及民間組織等合作，共同追蹤生產和利潤情況，與此同時，這些創新也會將支出導向基建和社會產品生產。世界上最爲年輕也最爲貧窮的國家之一東帝汶擁有大約1000億美元的海上天然氣資源，如果它想要迅速成爲下一個文萊，顯然需要採掘業透明度計劃。
雖然採掘業透明度計劃仍舊是可選項，但新的歐洲公司透明度法規和美國最近的立法已要求企業必須將衝突礦產（conflict minerals）移出他們的供應鏈。這不但迫使企業需要深入評估和修改它們對黃金、錫、鈷、鎢和其他礦物的採購行爲，也讓數以萬計的剛果礦工失去了原本微薄的收入。
被一條供應鏈拋棄的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轉向另外一條：那些通過跨境礦產走私籌集叛亂資金的激進組織。
飛利浦等荷蘭公司並未因母國公共法律的禁止遠離這些自然資源，相反，它們率先在剛果設立了本土企業開採無衝突礦產。這樣的努力得到了諸如荷蘭手機廠商Fairphone等社會企業的支持。Fairphone正在與當地人合作，不但製造屬於他們自己的手機，提供服務方案，最後還會回收這些設備——可謂緊緊抓住了整個產業鏈。與其被嚇跑，不如當場改造清理，產業鏈如此才最顯價值。
轉移還是不轉移？
供需世界也會把殘酷的影響施加於政府最爲珍視的自然與人力資源。在中國及印度，爲了給大壩和水庫的修建讓路，許多社區被連根清除，居民被重新安置，他們祖先的土地則沒入水底。博茨瓦納喀拉哈里沙漠裡的布須曼人過去一直過着田園牧歌式的生活，但隨着在他們的傳統牧場地下發現了豐富的鑽石礦產，一切都改變了。儘管有如此可恥的驅逐，自願加入供應鏈的人口還是遠遠多於因供應鏈而被強制驅離的人數。僅在蒙古就至少有10萬所謂的忍者淘金礦工，爲了滿足中國的黃金需求，他們在各個非法礦廠沒日沒夜地工作，薪水卻低得可憐。雖然全世界的氣候難民也被認爲是拜供應鏈過剩所賜，但實際上與全部人類相比，轉移向城市、工業城鎮、經濟特區以及其他節點尋找工作並服務於全球供應鏈的人數仍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然而，供應鏈世界的最大諷刺之處在於，即使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奔向代表着就業和福利的全球網絡，這些網絡本身卻可能因爲全球市場和公司業務重點的變換而消失。澳大利亞和巴西等國的一些礦業城鎮，在出口激增時曾一夜暴富，然而在剛剛過去的幾年中，這些城鎮卻在以同樣快的速度邁向破產邊緣，獨剩下當地居民，找不到任何替代生計。
雖然經常被視爲不道德或違法，但對於尋求就業者而言，滿足某些地方的某些需求通常只是唯一選擇。人口販子會對低收入或失業的服裝及手工業女工下手，把她們從東歐或者亞洲綁架到日本和沙特阿拉伯。這些人是骯髒的唯利是圖的中間商，但他們只是鏈條而非市場。真正的解決辦法是爲女性提供能抵禦剝削的其他機會。舉個例子，在越南，由於中國製造商的高效率，女性已無法在製作竹屋頂這一行找到工作，不過她們現在找到了新工作：爲古馳（Gucci）製作竹製裝飾品。舊的供應鏈淘汰了她們，但是新的供應鏈又拯救了她們。
如今世界上仍存有約4000萬債役勞工（bonded laborer），其中超過半數集中在印度、巴基斯坦、俄羅斯和中國四個國家。人販子將非洲人、南亞人或者菲律賓人誘騙或者綁架，然後將他們偷渡到遙遠的國度（包括進入美國的5萬人），而只有供應鏈的直接管理才能阻止這種行徑或者令勞工的工作合法化。比如，加利福尼亞州要求僱主提供工人的來源證明。“安全流動”項目會在每一步都與招聘者及僱主接洽，以保證工人的權利得到尊重。這樣他們就既不會困在本土受窮，也不會在境外籤賣身契。這些同全球非法奴役勞工市場的對抗措施打擊了從市場效率出發的各種低級誘惑。
有時候中間商也可以被轉化。亞洲對象牙需求的激增已將剛果的非洲大象消滅殆盡。“聖主抵抗軍”偷獵剛果東部的數十頭大象，以換得資金支持對抗烏干達政府的游擊戰。在這些地方，政府連人都不保護，更遑論動物。只有外部資助項目，比如奧扎拉國家公園的偷獵者轉保護者（Poachers to Protectors）計劃，才能夠迫使捕獵者轉向可持續發展的旅遊產業。在索馬里，大隊的軍艦和私人艦隊阻止不了海盜對油輪和貨輪的攻擊，但是基本的漁船則可以讓索馬里漁民回到更合法的經濟體系中。
把更好的供應鏈帶給民衆，是能讓民衆免遭惡性供應鏈剝削的唯一方法。
專欄：超越貪腐？
這個世界不僅充斥着廉價資本，還充斥着裙帶資本。來自崩潰國家的財富數以萬億美元計，它們到處尋找避風港，通過洗錢流入從紐約、倫敦到迪拜、新加坡的房地產以及其他資產中。
世界經濟蛋糕越來越大，每個人都想分一塊兒。當自由市場倡導者爲私有化和外國投資自由化等潮流歡欣鼓舞時，世界各地的腐敗也隨之風起雲涌。正如印度學者納揚·昌達（Nayan Chanda）所言：“全球化不會導致腐敗，但一個國家在貿易和投資上的對外開放，會使得賄賂和瀆職的發生概率遠高於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時期。”
我們的世界永遠都會存在腐敗，問題是腐敗到底會對經濟和社會進步造成怎樣的損害。中國的公共支出全世界最高，其資本錯配估計也同樣領先全球，但從總體上看，由於前者所帶來的益處遠遠大於後者所造成的損害，因此整體利大於弊。印度和俄羅斯的腐敗情況有所加重。每年，通過票據欺詐或黑錢非法流出印度的資本預計達1000億美元，是其外國直接投資額的3倍。在非洲，每年因腐敗和偷漏稅導致的損失是其所收到救助資金的兩倍。
一般來說，更具競爭力的經濟體貪腐更少，但如今，許多增速最快的國家都存在嚴重腐敗問題。很顯然，如果貪腐是項目穩定的保證，那麼投資者對其確實有一定容忍度。多數對腐敗這一現象的討論並未將兩種不同的腐敗區分開來：腐敗是爲了把事情辦成而不得不採取的業務層面或微觀層面的行爲（比如通過賄賂獲得項目批准），還是一種以無藥可救的形式深入國家肌理的結構性問題？對於國家來說，前者要比後者的情況好太多。比如，馬來西亞的腐敗程度位居全球第50，但其營商環境卻排在全球第六。換句話說，在那裡投資不便宜，但是還算划得來。
雖然引入投資和供應鏈可能會導致更多的貪污腐敗，但它對消除統制經濟中的結構性腐敗卻具有重要催化作用。埃及就是統制經濟的一個實例，在這裡所有的決策——通常都是錯誤的決策——都由政府制定。多數公司都迫切希望政府能夠減少那些既拖累商業又傷害本國人民的無效率行政。隨着企業資本跨國轉移變得越來越容易，腐敗國家改革的迫切性也變得前所未有。所以，供給體系能夠讓一個國家變得更具競爭力的同時，也同樣可以讓它變得更清廉。
全世界下層階級的反抗
我最近去了一次約翰內斯堡，卻沒有見到真正的約翰內斯堡。兩天中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都待在桑頓——白人精英、五星級酒店、跨國公司總部以及高檔汽車經銷店的所在地。優雅的住宅和尖端企業園區，讓人產生一種身在加州聖何塞的錯覺，只是桑頓不在美國，而是位於豪登省的中心。豪登省是南非發展最快的省份，首府爲比勒陀利亞。桑頓擁有1400萬人口，其中多數貧窮的黑人都住在城鎮和內城地區。
我們生活的世界處處都是豪登省。無論是印度國家首都區古爾岡的科技中心，還是馬尼拉中部馬卡蒂的精緻商場，一個城市人口越多，與全球的互聯互通越緊密，其國家也就會越顯現出雙重分化的特性，即不僅是城市和鄉村存在分化，富有而全球化的核心區和下層民衆社區與貧民窟所在地——不斷擴張的城市邊緣之間也存在分化。全球化導致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城市化則使其進一步惡化。
經濟隔離使得我們的城市變得如中世紀般分化。隨着人口羣體蛻變成有產和無產、有權勢和無權勢，國家團結也成了一個神話。通過地圖來揭示城市內部的福利不平等，比通過比較人均國民收入、預期壽命、教育水平等指標得出的數據更發人深省。
城市既可以成爲促進人類文明的最重要力量，凝聚人心，尋求和平發展機會，也可以成爲邊緣化的熔爐。城市化和不平等是一個危險的混合體。2014年的弗格森以及2015年的巴爾的摩，讓我們看到了美國社會信任喪失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不論在窮國富國，許多城市並未變得靈動，反倒是越來越森嚴，在主要的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警察或私人保安到處可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爲，我們正進入的“不僅是一個存在貧富分化的世界，而且是一個對貧富分化存在態度分化的世界”。比起關注貧富分化，越來越多的國家對貧富分化選擇熟視無睹。
城市游擊戰有了新樣貌。在土耳其，革命人民解放黨陣線是一個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青年組織，該組織曾經在2013年炸過美國駐安卡拉大使館，也曾經向奧斯曼帝國時代建造的華麗宮殿——多瑪巴赫切宮（Dolmabahçe Palace）投擲手榴彈。但如今他們轉戰街頭，將鬥爭目標轉向了那些擡高地價、將民衆趕出城區的紳士化方案。單純多搞幾個足球俱樂部就能安撫羣衆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雖然城市化會減弱集體行爲，削弱專制政權，但是政權也可以在維穩名義下，在其所有重要城市推行高壓政策。能否有效治理高密度、多樣化以及貧富分化的人口，將成爲決定一個國家是全球化贏家還是輸家的重要因素。
始於紐約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是針對大衆（所謂的99%）被邊緣化的一次早期迴應，也是未來趨勢的一種徵兆。金融市場令上層社會更爲富有，外包和自動化則讓工人階層苦不堪言。經濟不平等導致了政治的不平等（富人精英的寡頭政治），而經濟也因爲過分依賴狹窄的消費羣體而更爲疲軟。工人尤其是年輕工人技能不足，變成了整體經濟中被忽略的羣體，而這種困境的表現就是美國令人頭痛的長期高失業率。從新德里到伊斯坦布爾再到聖保羅，自發而缺乏組織的抗議活動此起彼伏（約翰內斯堡和內羅畢甚至出現了暴力活動），而這不過是在提醒我們，這些貼着熱門“成長市場”標籤的衆多國家同樣也出現了法國舊制度時代的那種革命徵兆。
新型政黨、網絡化的勞工團體、黑客團體以及反技術人士聯合構成了新的全球抵抗力量，他們的戰術和持久耐力令全球統治階層毫無防備，而且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政府感受到他們的威力。有人給這些運動打上反政治的標籤，不過，無論這些運動的性質是什麼，其所蘊藏的激情絕對不能否定。他們改變了經濟辯論的話題，也將價值創造的衡量標準從資本創造轉移到了大衆福利上。在未來的數十年，這種網絡化力量將出現衆多新的組合形式。馬克思若地下有知也會說：“全球下層階級的反抗開始了。”
馬克思認爲，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剝削必然引起全球性的無產階級反抗，否則國家就不會被真正平等的社會所替代。全球互聯互通的供應鏈增進了勞動者的優勢地位，畢竟如今供應鏈上一個環節的斷裂也會在全球激起漣漪。2015年，加州港口的勞動罷工導致價值數百萬美元從中國運給西海岸親人的春節禮品交付延誤。供應鏈的最底層變成了一種政治力量。在南非，金屬工人全國工會與執政的非洲國民大會分道揚鑣，成立了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新政黨。
在資本與勞動者的拔河戰中，後者也開始學習跨國公司建立自己的網絡組織。製造企業一直用向低工資國家轉移來要挾工人，但如今，工會正在努力籌建一個更爲協作的陣線。比如，德國的五金工會（IG Metall）一直力挺美國全美汽車聯合工會（United Auto Workers）在美國南部推動工會化。有趣的是，他這麼做也是爲了自己的利益：梅賽德斯–奔馳在亞拉巴馬州建立一座工廠，搶走了德國人的工作；如果亞拉巴馬人提出更高的工資要求，梅賽德斯–奔馳說不定就會把這些工作崗位撤回歐洲。
工會也會對國際商業談判產生決定性的影響。2014年，因爲不願意爲一家債務纏身的印度公司打工，中國國企成山集團的輪胎廠工人舉行了罷工，並攪黃了印度阿波羅公司對美國固鉑輪胎與橡膠公司的收購。最終成山集團收購了固鉑輪胎在合資企業中的多數股權。固鉑不僅未能實現通過合併進行亞洲擴張的目的，規模反而變得更小了。
這些工人原本是絕不會對國營僱主提出任何強烈抗議的，但跨國公司的增多提高了他們的膽識。爲了尋求成立工會，中國的工人還發起了針對沃爾瑪的大罷工。這些都是社會信心增強的標誌，他們最初對外資的感激如今也變成了對被剝削的不滿。
如果歷史是貴族秩序和階級鬥爭的輪替，那麼只有新的階級形態才能改變週期。世界人口已經接近峰值，除非在頂部的20億人同時是生產與消費的真正貢獻者，否則我們不能再假裝人口特徵是增長的引擎。全球的經濟金字塔上，1%的頂端人口控制着約佔全球一半的財富，“中產階級”則以每天4美元的收入佔據薄薄的一層，在肥厚的底部，則是每天收入不超過2.5美元的約全球一半人口。人類的絕大多數將其可支配收入花在了食物
和水、健康和教育等基本需求上，而那些貧弱的政府就連這些也難以提供。全球經濟只有長期持續增長，在底部的數十億人口才能大規模轉化爲中產階級，金字塔纔會變成鑽石。
當人口不再增加，增長就只能依靠增進人的連接、釋放人的交互潛力來實現。這也就是爲什麼所謂1%和99%的劃分是錯的：雖然收入有了分化，但財富的創造仍需要這1%有足夠的意願去投資企業，創造更多工作崗位。實際上，像德國中小家族企業這種私人公司更願意吸收內在附加成本，而上市公司更可能爲了降低成本或者取悅股東而將工作外包。此外，在將社會資本納入總體覈算方面私人企業亦走在前列。例如，瑪氏公司聯合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發起了一項研究：該公司爲內羅畢、雅加達和馬尼拉的貧民窟小型企業主提供支持並測度他們對社區的價值貢獻，然後用研究結果來評估瑪氏公司銷售經理的表現。要消除不平等，不能指望提高稅率或稅收豁免，而是要建立更具有包容性的產業鏈。
以經濟價值對公民或其他人進行排序，是所有社會的一條默認法則。即使中國也以非官方方式將其民衆細分爲城市商業人口、農民、農民工、富裕外籍人士等類別。在美國，一流房地產緊盯着最有錢的20%羣體，而零售業也視最底層的80%爲無物。許多政府明確認爲外國投資者比本國公民更有價值。這種粗魯分類與不平等的待遇倒也有光明的一面，起碼說明這個國家還有很多人能變成更有成就的國家建設者——美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投資就是應該轉向數量龐大的城鄉下層人民。
現在投入，未來收穫
近幾十年來，亞洲的高速增長與居高不下的大宗商品價格引發了一輪財富創造與現代化的超級週期。未來，經濟增長的動力則將源於大宗商品價格的低迷以及低利率。大宗商品價格低迷將降低成本，而低利率則將使投資從北美等傳統基礎設施大洲流向具有人口資源優勢的地區，比如東南亞。如今在那裡開拓市場建立連接的時機已到。在21世紀，互聯互通是最重要的資產類別。
既然投資者不再熱衷於虛假的金融衍生品，而是希望充分利用廉價的信貸並將資產投向實體經濟，基礎設施就成了最爲明確的選擇。作爲一項資產類別，基礎設施的回報高於固定收益，同時又比股權投資波動小。投資基礎設施的好處不可估量，其創造的機會不僅能夠提升社會流動性，促進生產力，還能刺激社會轉型。正如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所指出的，資本市場、多邊機制以及其他結構性資金應該更多注資地區性銀行，如此這些銀行就可以通過爲大型基建提供融資方式創造就業，促進互聯互通。
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倡議建設的州際公路體系是基礎設施的最佳案例。1919年，艾森豪威爾跟着一個跨國車隊，沿着林肯公路（美國第一條橫貫大陸的公路）從華盛頓前往舊金山，這條破舊、泥濘、崎嶇不平的道路令他們精疲力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艾森豪威爾則深刻體會到德國堅實的高速公路網的種種優勢。20世紀50年代，艾森豪威爾說服國會通過了一項“宏偉規劃”——耗資250億美元修建超過6500公里的高速公路。今天看來，如果沒有這一公路體系，美國的現代繁榮根本無從談起。
中國也同樣如此。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經濟刺激主要集中於高速公路、住房、地鐵以及鐵路等基礎設施。根據德意志銀行的統計，這些財政刺激對國內生產總值的乘數效應是美國貨幣刺激政策的兩倍。雖然西方經濟學者一直批評中國“過度投資”，但世界銀行發現，高速鐵路將100多箇中國城市連接起來，縮短了企業和勞動者與其市場和客戶的距離，有力地促進了生產效率。雖然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出現了下滑，但對於日常工作者、阿里巴巴的購物者以及億萬國內旅行者和流動人員而言，遍佈中國、價格實惠的交通帶來了高效的流動性，他們從中獲得的益處顯而易見。
戰後美國與今日中國帶給我們的啓示是，基礎設施建設並非一次性投資，而是一個必須持續維護的互聯互通網絡。美國西北大學的羅伯特·戈登和喬治梅森大學的泰勒·考恩等著名經濟學家認爲，生產率回報持續下滑、基礎設施落後、技術創新進入高原期以及不平等日益加劇等問題嚴重困擾着美國經濟；交通體系速度緩慢、效率低下也令其難以實現出口目標。然而，更深層次的資金投入纔是美國經濟生產率增長的最大因素。在數十年被冷落之後，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終於迎來了擴張升級。沃倫·巴菲特和卡爾·伊坎等投資者正在力圖重振貨運鐵路業，而谷歌則在全美數十個城市推出了每秒鐘1000兆的光纖網絡。同20世紀50年代不同，如今美國國會不願意在基礎設施上重金投入，因此，爲了獲得足夠資金以進行基礎項目的更新，美國只能選擇敞開大門讓更多的外部投資進來。
在基礎設施、創新以及制度方面維持25%以上高投資率的國家能夠保持持久穩定的經濟增長。基礎設施投資比工廠更加具有黏性，畢竟道路和鐵路都無法轉移到其他勞動力便宜的地區。政府若想要解決大規模人羣的就業，更需要以軟硬基礎設施建設爲重點——諸如大宗商品、建築、服務、教育以及醫療等非貿易部門在短期內都不太可能實現自動化。從全世界範圍看，這些都是僱工人數最高的行業部門，而由於無法被轉移，它們就可以獲得投資資金流入的同時爲總體福利創造巨大的二次經濟效益。
資本支出以運營收入獲取回報。如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再鼓吹緊縮政策，轉而鼓勵債務驅動型基礎設施投資，因爲後者能夠通過高質量的交通、電信以及其他服務創造就業，提高生產率。聰明的政府紛紛通過削減補貼、提供股權債券擔保、建立金融工具——例如同國際金融公司（IFC）和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等建立夥伴關係——等方式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哥倫比亞、墨西哥、菲律賓以及印度都設立了專項資金以保護投資者、確保合理回報以及防止政治干涉。一個國家越對全球資本開放，金融供應鏈就越能支持其實體供應鏈。
金融供應鏈
吹起來的氣球要比氣泡大得多。儘管過去20年中出現了科技、房地產以及能源泡沫，但全球經濟的氣球也在不斷膨脹與擴張。中央銀行的超低利率與大規模信貸擴張使得廉價資本無處不在，在國債和企業獲得救贖的同時套利交易也如火如荼。雖然從2007年至2014年七年間全球的債務總額增加了56萬億美元（幾乎相當於全球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美國、歐元區、中國以及日本等全球最主要的貨幣大國仍沒有停止印鈔。如今他們成了自己最大的債權人（也就是說他們的債務多數都在國內），再也不用擔心本國貨幣被外國拋售。即便未來還有泡沫出現，中國房地產也罷，美國的股市也好，氣球仍舊會繼續膨脹：貝恩公司預計，到2020年，全世界的金融資本總額將達到900萬億美元。
在全球的金融體系內，規模巨大的資產池在主要金融中心進進出出。如同橫跨歐亞大陸的諸條絲綢之路，這些資金載體構成了一種新的“永久資本”——與以往相比，它們具有更長投資時間範圍，更能承受波動，也更具有全球投資偏好。億萬富翁就是這種新趨勢的典型代表。自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的億萬富翁數量已經翻了一番，其中既有個人投資者，又有“機構個人投資者”，他們依靠其家族辦公室就能實現公司規模的經營，其46萬億美元的資產則構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單一資金池。養老金緊隨其後，其可投資資金超過40萬億美元。雖然歐洲養老金投資組合在全球的基礎設施投資中居於領先，亞洲基金（前二十大基金中有一半在亞洲）也在更積極地跟隨歐洲步伐，期望以更全球化的投資來贏取更多回報，以滿足國內保障需求的日漸增長。它們在中國、印度、尼日利亞、土耳其、墨西哥等國積極遊說，以爭取在房地產、電信、金融服務以及基礎設施等具體行業中獲得更多的投資份額。保險基金的資產規模達30萬億美元，傳統上它們主要投資於國內組合，但如今他們也開始更多地接觸各國市場，資本愈加網絡化。此外，金融產品中最爲普通的品種——共同基金及債券基金的規模也有30萬億美元，它們也比以往更青睞外國股權。通過購買國外的大盤股和中盤股，這些基金希望藉助這些公司的成長來爲本國的散戶投資者贏取收益。
近年來，官方資本控股也在穩步增長。各國央行外匯儲備總額已經升至8萬億美元以上，其中多數集中在亞洲。亞洲國家的政府正在把越來越多的現金投入他們的政府投資工具——主權財富基金，其總量已經升至6萬億美元。如今主權財富基金的資本部署更爲激進，投資領域涉及房地產、銀行以及其他多個領域（以彌補油價下滑導致的收入下降）。主權財富基金通常與私人股權基金和對衝基金共進退。私人股權基金的規模預計略超2萬億美元，對衝基金的規模也有2萬億美元。隨着銀行受到的監管越發嚴厲，對衝基金已經不滿足於（像銀行一樣）在公開市場提供信貸服務，也開始（像私募股權一樣）涉足公司併購。
市場投資參與者之間的聯繫和合作越來越密切，要把他們加以區隔也變得越來越難。擁有龐大但分散的管理資產的實體如今被稱爲“另類資產管理集團”或“多元化金融機構”。以貝萊德（BlackRock）爲例，該公司管理資產高達4.5萬億美元且來源十分全球多元化。這類機構管理着大量永久資本，可以投資於包括新興市場政府債券在內的任何資產類別。它們時刻掃描市場機會，高檔房地產、低估的股票、機場、收費公路等產生費用收入的基礎設施以及科技初創企業都是它們的目標。通過直接投資和合資企業等形式，全球的資產管理者與地方的合作伙伴結爲一體，這樣就可以規避投資限制，獲得更好的投資待遇。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到印度尼西亞，全球每四樁企業併購交易中就有一樁發生在新興市場，但這些交易背後大都有發達國家精明金融家的身影。他們發揮了在業務洞察力和技術升級上的關鍵優勢，將地方企業推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銀行”的類型其實多種多樣。那些受人誤導的反資本主義評論家似乎沒有認清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密切關係。實際上，無論是銀行還是非銀行金融機構（從資產管理公司到信用社），它們在項目融資、零售銀行資本籌集與房貸、企業創建和資金流動、技術引進以及成百上千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化擴張等方面，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在美國，非銀行機構已經是最主要的貸款提供者，是它們提供的資金支持了數以百萬計資不抵債的住房貸款以及中間市場業務。
在新興市場，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聯繫同樣十分密切。從2009年到2014年，外國持有的地方政府債務數額增長了一倍。地方政府也因此有能力進行更多投資，地方銀行也才能放出更多（本地貨幣）貸款，以支持加油站、雜貨店等小企業貸款以及個人貸款。尤其是當這些國家增長放緩、被迫動用外匯儲備時，他們就必須允許這些外資不受限制地進入本地股票市場，只有如此本地的公司才能獲得招聘僱員發展業務的資本金。沒有這些願意承擔風險的私人資本，整個發展中國家的信貸市場就會如同他們的基礎設施建設一樣，陷入既缺資金又缺制度的不堪狀態。
市場能夠全力幫助人們實現互聯互通，貿易融資就是此方面的一個極佳案例。貿易融資能夠促進企業的出口產品生產，同時也被證明是一種低違約率的可靠投資。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80%的全球貿易都有金融機構的支持。然而後危機時代的監管法規（例如要求銀行持有更多在岸資本的《巴塞爾協議III》）卻不小心阻斷了這一連接金融業和實體經濟的關鍵通道。爲了方便中小企業融資，歐洲投資銀行和阿布拉傑集團（Abraaj Group）已開始支持中東和非洲區域間的資金交流。德國的中小企業數量是美國的5倍（德國人口只有美國的1/4），因此更加重視對工具製造商這類紮根型企業的支持，而這類企業則可以藉助貿易融資拓展亞洲市場。歐洲中小企業進入亞洲，東盟的中小企業進入亞洲其他地區、非洲以及歐洲，這些都證明靈動的全球資本對地方企業的支持創造了真實且富有成效的新流動性。
金融危機教育我們，巨量資本過分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十分危險，不過，若因此就放棄對全球金融的利用則屬於絕對的因噎廢食。資本主義不一定非得是社團主義。如果說金融市場是資本的增值，那麼金融供應鏈就是財富的擴展。我們應該充分利用充足的全球流動性，創建更多金融供應鏈，將資本與企業和基礎設施等創造價值的資產相連接。世界的資本分配越廣泛，這個世界就會越穩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