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通過學校裡的政治課和歷史課，王秋很早就知道舊社會的工人階級同時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壓迫，無比悲慘地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這種字面意義上的“悲慘”，在他的腦海中基本上只是一個空泛而又飄渺的概念。由於沒有具體實物可供對照，他原本還以爲充其量也就跟現代中國的血汗工廠差不多。但是，如今看到這些活生生的恐怖例子，卻讓他簡直說不出話來……
——實在是沒話可說了！跟民國年代這些“民族資本主義企業”對工人階級堪稱是敲骨吸髓的嚴酷剝削相比，現代中國絕大多數所謂的“血汗工廠”，恐怕都能夠稱得上是人間天堂一般的福利工廠了！
其實，這應該要怪王秋看書囫圇吞棗，不注意聯想和分析——課本上都講了英國資本主義初期是“羊吃人”，這個詞本身就已經說明了兩件事：第一，早期工人的生活要比農民差得多，必須把他們的田地化爲牧場才能將他們趕進工廠，第二，他們進工廠之後並不是換了一種生活方式，而是活生生地被機器吞吃！
總之，在資本主義興起、工業化開始萌芽的初期，底層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只會惡化，而不會變好。
舉個例子來說，工業革命初期，瑞典和英國都在搞紡織業，瑞典人的紡織廠，童工死亡率超過30%。英國人的紡織廠。保證無論你是誰，工人進廠三年就被累死——因爲瑞典的紡織業在成本上比不過英國。最後被英國給擠垮了……“英國工業的威力僅僅是靠野蠻地對待工人、靠破壞工人的健康、靠忽視整代整代的人在社會關係、肉體和精神方面的發展的辦法來維持的。（恩格斯）”
站在後世的角度，許多現代中國人都很羨慕英國在工業革命時代的蓬勃興旺，鄙視晚清中國的閉目塞聽和腐朽衰敗。可是，如果你當真穿越到十九世紀中期，維多利亞時代鼎盛時期的大英帝國去看一看……那麼恐怕真的很難說晚清的農夫和英國的工人究竟哪一個更痛苦。
按照恩格斯的描述，當時英國利物浦上等階級（貴族、自由職業者等等）的平均壽命是三十五歲，商人和光景較好的手工業者是二十二歲，工人、短工和一般僱傭勞動者只有十五歲！！！在曼徹斯特。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活不到五歲就死掉，可是，上等階級的孩子在五歲以前死亡的卻只有20％，而農業區各階級所有的孩子在五歲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32％……工業革命的結果居然是讓人活得更慘了！
——沒辦法，在發明抗生素之前，一場淋雨導致的小小感冒，都能發展成肺炎。繼而讓一個健壯的成年人倒斃。另外，由於衛生環境不好，霍亂、瘧疾、寄生蟲、腸炎、痢疾、天花、鼠疫等各種傳染病都要奪去大量人口的生命。而工人階級的生活環境尤爲狹窄骯髒，人羣的密集也有利於疾病的爆炸性傳播，故而染病的概率遠遠超過其他社會階層。
更要命的是，嬰幼兒由於自身抵抗力低下。死亡率更是奇高。當時的英國工人家庭如果孩子生少了，很有可能一個都活不了，於是只有用拼命生孩子的辦法，來確保至少有一兩個小孩能活下來傳宗接代。
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描述的那樣：“……農奴曾經在農奴制度下掙扎到公社社員的地位，小資產者曾經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下掙扎到資產者的地位。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並不是隨着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越來越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
因此。恩格斯在著作中憤怒地寫道：“……英國社會把工人置於這樣一種境地：他們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長久；它就這樣不停地一點一點地毀壞着工人的身體，過早地把他們送進墳墓。”
“……不言而喻，工廠奴隸制也和任何別的奴隸制一樣，甚至還要厲害些，是把〔初.夜權〕給予主人的。在這方面廠主也是女工的身體和美貌的主宰。解僱的威脅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毀女孩子的任何反抗，何況她們本來就不很珍視自己的貞操呢？如果廠主夠卑鄙的話，那末他的工廠同時也就是他的後.宮……他們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們這個‘正當地得來的’權利的。”
他還尖酸刻薄地調侃說：“……當然，這些英國資產者也都是很好的丈夫和父親，他們都具有各種各樣的所謂私德，在日常的交往中，和其他一切資產者一樣，也是一些可敬的和體面的人物；在商業關係上，他們甚至比德國人好些，他們不像我們的小商人那樣討價還價，斤斤較量，但是這又有什麼用呢？”
——每天工作十七八個小時還不得溫飽，無力養育後代，小孩全都受不到教育外加營養不良，五六歲就不得不進入工廠，隨後又被操到了進廠三年必死的程度……維多利亞時代的大英帝國霸業，還真是用千千萬萬英國工人的性命和血肉換來的，要依靠不斷吞噬和消滅自己的國民才能維持下去！
此外，還需要注意的是，正如同當時美國南方的奴隸主可以隨便跟女黑奴上牀，搞“配種試驗”一樣，英國和美國北方的工廠主也可以對自己手下的女工爲所欲爲，社會上根本不把這事當成恥辱……
因此，在美國南北戰爭前夕，廢奴運動愈演愈烈的時候，有些南方奴隸主不勝其擾，於是找了些北方窮白佬，給社會上那些站着說話不腰疼的道德家和被煽動蠱惑的黑人們現身說法。講述一下北方資本主義工廠裡的“自由人”究竟過着怎樣“美好”的生活：“……從事花邊生產的那部分城市居民過着極其貧窮痛苦的生活……9歲到10歲的孩子，在大清早2、3、4點鐘就從骯髒的牀上被拉起來。爲了勉強餬口，不得不一直幹到夜裡10、11、12點鐘。他們四肢瘦弱，身軀萎縮，神態呆癡，麻木得象石頭人一樣，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慄……這種制度是無拘無束的奴隸制，是社會的、肉體的、道德的和智力的奴隸制……如果一個城市竟舉行公衆集會，請求把男子每天的勞動時間限制爲18小時。那我們將作何感想呢？……有人抨擊弗吉尼亞的種植園主。然而，他們買賣黑奴、鞭笞黑奴的行爲，比起爲資本家的利益而製造面紗過程中發生的那種慢性殺人的暴行，難道就更可惡嗎？……”
鑑於上述慘劇，奴隸主們振振有詞地宣稱，比起這種所謂的自由工人，黑人奴隸的生活狀況要好上百倍！最起碼黑人奴隸算是主人的貴重財產。主人是要考慮財產的保值和增值，不能把他們往死裡操的！
而黑奴們也是驚訝地發現，工廠裡的自由人居然比種植園的奴隸還短命，日子還要過得更苦——至少他們在種植園裡一般天黑了就能收工回去睡覺（夜裡沒法幹農活），而工人們卻要披星戴月地繼續幹到半夜；吃飯穿衣之類也都是半斤八兩。工人老了幾乎鐵定要被資本家一腳踢出去自生自滅，黑奴老了倒是往往會被安排一些輕鬆的活兒在莊園角落裡頤養天年；由於生活的貧困。很多三四十歲的男工都過着單身生活，想要找個稱心老婆的難度並不比黑奴小；此外，“自由人”的女工也和黑人女奴一樣，都要毫無人權地被闊佬們隨便操……上帝啊！如此一算，當自由工人還真是不如當奴隸舒服呢！這樣的“自由”真是不要也罷！
因此。在整場南北戰爭之中，美國南方的黑奴們自始至終都並沒有掀起大規模的起義暴動。來迎接北軍“王師”的“解放”——因爲林肯願意送給他們的這種“自由生活”，實在是缺乏必要的吸引力……
總之，要不是看到了這樣好似煉獄般的狀況，並且認爲這種社會不應該也不可能延續很久，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算是衣食無憂的上等階級紳士，難道是吃飽了撐着杞人憂天，居然要設計一種新的社會制度？
另一方面，晚清中國的傳統農業社會固然也不是什麼樂園，但拖着辮子的中國農民，和19世紀西方那些“罐裝的勞動力”，“會說話的牲口”相比，只要沒遇到災荒年景，至少還活得下去。直到進入20世紀，中國的傳統農業社會終於在資本主義浪潮衝擊之下解體，中國農村隨即普遍破產，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這纔開始直線下降——所以民國時候的很多破落文人，會在筆下哀傷追憶地描寫自己兒時的好日子云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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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小資產階級總是對世界報着溫情脈脈的幻想，他們一邊嘲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異想天開，一邊又天真地覺得通過自己的溫情可以感動統治階級，勸說他們對勞動者讓出一些利益來，讓世界變得更和諧。
但問題是，這個世界就是如此的殘酷無情。那些心中尚有良知，願意善待勞動者的善良資本家，總是競爭不過殘酷壓榨出勞動者每一分每一釐血汗的邪惡資本家。如果沒有法律法規的約束，在純粹的市場競爭下，資本家讓出了利益就無法維持跟其它企業的競爭力，只有破產倒閉……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
——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就是如此的殘酷和血腥，容不得一絲一毫的溫情脈脈。
在這種情況下，因爲民國時代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先天不足，從國民黨政府那裡得不到關稅壁壘、稅收減免、專項資金注入之類的必要扶持，反倒要承擔各式各樣的苛捐雜稅、橫徵暴斂……結果就迫使他們不得不比其它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兇狠百倍地壓榨中國工人，才能壓縮成本。維持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面對這樣一個“要麼過勞死，要麼失業”的死循環。中國工人除了革命之外，還有什麼活路可選？
“……我現在算是明白，舊社會的中國革命事業爲啥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都已經把工人折騰到了‘不革命就是等死，革命就是找死’的程度，日子過得比奴隸還不如，怎麼還能讓人不造反？”
在聽着這些工人們吐苦水的時候，王秋忍不住對楊文理教授嘀咕說，“……可咱們那會兒的歐美資本家怎麼就變得心慈手軟了。各種社會福利層出不窮，以至於把歐洲人養出了‘富貴病’來？”
“……記得切.格瓦拉在游擊戰失敗之後，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走後，他們會給你們修學校和醫院，會提高你們的工資，這不是因爲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因爲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爲我們來過。”
楊教授擡了擡鼻樑上的老花眼鏡，幽幽地說道，“……如果沒有綿延上百年的國際共運鬥爭和世界各國工人的鮮血，以及在二戰後席捲全球的共產主義運動風暴，全世界任何國家的勞動者都別想從資本家的口袋裡多掏出一個銅板。這幫傢伙向來都是吃人不吐骨頭的，除非有人把刀架在了他們的脖子上……
“……可國民黨卻不是這樣做的。在紅軍離去之後，他們沒有給老百姓修學校和醫院，更沒有提高他們的工資，而是選擇用一場接一場的大屠殺來‘維穩’，這樣看上去更加簡單省事。”王秋反駁說。
“……所以蔣家王朝到最後就只有垮臺了。而資本主義列強卻生存到了二十一世紀。如果歐美列強的治國水平都跟蔣光頭看齊，在冷戰時期繼續屠殺和虐待本國工農。而不是推行福利制度的話，到了我們的時代，就早該赤旗插遍寰宇了——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核戰廢土副本，整個人類文明一塊兒完蛋！”
楊文理教授一臉淡定地答道，同時伸手指了指面前這幾位病骨支離、未老先衰的上海工人，“……說真的，跟他們如今在工廠裡等着‘被過勞死’的生存處境相比，輻射廢土的生活似乎也未必有多麼糟糕……”
“……”王秋仔細一想，發現還真的很難說輻射病和肺結核到底哪個更讓人痛苦，不由得更加駭然。
——如果人民被壓迫到了寧可毀滅地球也要跟資本家同歸於盡的地步，那麼人類還真是鐵定要完了。
“……在我們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之中，有工會組織的監督、國家法律的保護，讓資本家不能再撕下臉皮窮兇極惡，有較爲先進的醫療衛生條件以及相對寬裕的物質生活，使得工人的身體條件能扛住資本家較長時間的壓榨，再加上較爲寬鬆的社會保障政策和人口流動性，這纔在一定程度上疏解了階級矛盾，營造出一種繁榮和諧的景象。而且，隨着少子化和老齡化的不斷蔓延，社會矛盾正在轉到新的方向……
歸根結底，這是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而資本的兇殘本質從來都沒有變化過——勞苦大衆不經過殊死鬥爭就沒有福利，不時時提高警惕就等着已有的福利被逐漸剝奪……如何安撫羣衆，維護國家穩定，是國家和政府要考慮的事，在資本家的內部競爭中，確實是誰更沒下限，誰就會贏！”楊教授冷酷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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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王秋和楊教授竊竊私語的時候，諸位地下黨工友的“訴苦茶話會”還在繼續。臨到末了，一位在前年從美國回來的華僑，也講述了一下他親眼目睹的美國大蕭條奇聞。
如果說，此時中國工人的苦難生活，還有一定的天災和戰亂因素，並且有很多人真誠地認爲，只要天下恢復太平，一切就都會好起來……那麼美國人如今在大蕭條中的悲催生活，就完全是資本家在作孽了。
——成桶的牛奶被嘩嘩地倒進下水道，健康的活牛被丟進密西西比河，棉花、葡萄和小麥爛在了地裡，用玉米棒子當燃料比賣玉米買煤還合算，而千百萬的城市居民卻買不起那些賤到使農民破產的農產品！
當時，全美國有上千萬的失業者被房東趕出門外，在美國全境到處流浪，露宿在叢林、公園、街頭、車站，依靠偷竊和乞討爲生。僅僅紐約一地，在1931年就有至少兩萬人餓斃街頭！自殺者更是數不勝數！
那位美國華僑也在大蕭條之中失去了工作，淪爲了流浪隊伍中的一員，並且對這個突然降臨的悲慘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困惑——明明既沒有天災也沒有戰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爲什麼卻一邊是鄉下滿地的農作物沒人收割，另一邊卻是城裡滿街滿巷的餓殍？這不科學！
這個問題他怎麼也想不明白，直到他輾轉回國之後接觸了馬克思主義，“……那真是上帝的旨意，我終於明白了這個世界的真理，那一刻我淚流滿面。”於是他便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了胡總政委的地下黨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