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無人權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無人權的民國年代
現在有些“磚家”鼓吹美式民主，把選票這玩意兒說成是金丹妙藥，只要有了選票就有了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繁榮，人民可以用選票逼迫政府發福利給大家，從而人人都過上好日子。而在轉型期間，最好把軍隊和國家資源都交給猶如上帝一般無私偉大的美國人代管……
上述這些謬論已經流傳了多年，孰是孰非自有公論。但問題是，他們又進一步回顧歷史，把民國年代給捧上了天，說什麼那是一個自由的時代，民主的時代，有人格尊嚴的時代，民國的上海是亞洲最國際化最自由的城市，光是電臺和報紙就有好幾百家。在三民主義的光輝下，中國人民自由的買，自由的賣，自由的遊行，自由的批評政府，特立獨行，牛氣沖天……而到了新中國，民主、人權和自由就統統沒了，人民在專制暴政之下變得了無生趣，中國變成了一個藍色和灰色的王國，連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針對上述讚歌，我不由得也想補充一句：中華民國是中國歷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時代，並在1949年初達到歷史的高峰。當時的百姓真是富啊，上廁所都普遍在用100元的金圓券當手紙……
——這些“磚家”覺得如今言論不自由，我倒是覺得，如今的大陸已經是言論太自由了，甚至對網絡陣地簡直是放任自流，纔會羣魔亂舞、謠言紛飛。按照黨國的標準，很多人早就應該被抓起來關號子了。
最起碼，當前的中國人已經可以公開說“這個國家言論不自由”而不被抓進去壓土袋，然後朝鼻子灌辣椒水活活弄死，也不會被警棍皮鞋當街毆打到吐血殘疾，甚至於連夾着子彈的恐嚇信都沒有收到（國民黨時期的軍統、中統，幾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搞這個，從來沒人敢說他們違法），你還要怎麼自由？
事實上，整個民國時期，不管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全都沒有想過要尊重什麼自由、民主和人權。民國時代的統治者不是不想對民衆進行高壓管制，也不是沒有做過高壓管制（不要光看學生上街遊行，沒看到他們接着就被高壓水槍射擊，之後更是成百上千地關進監獄），問題是執行能力太差，管不過來罷了。
先說說北洋政府，這個政權給人的印象就是亂，自從袁世凱死後，黎元洪、徐世昌、吳佩孚、曹錕、段祺瑞、馮玉祥、張作霖這些大人物爭相上臺，中間還復辟了一次大清國。至於內閣，更是好像走馬燈一樣，平均一年換好幾屆。當過總理的人，能編一個加強排。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很多時候老百姓還沒弄清楚大總統是個什麼人，臺上就已經換人了。
由於政權更迭的速度太快，諸位總統、總理們在自己短暫的任期當中，光是要穩住各方勢力就已經很不容易，控制輿論之類的細枝末節就顧不上了。而那些希冀奪權的反對派，通常發動政治軍事攻勢的同時，也會用報紙之類的媒體對執政者大肆攻擊。而當時的執政者已經馬上要倒臺了，又如何壓制得住輿論？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務政治，不是不想搞高壓管制，問題是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經費。特務機關往往是剛搭了一個架子，還沒開工呢，上頭的人就已經倒臺了，於是一切又只能從頭開始。
即便如此，北洋政府也沒少做過查封報館之類的事情。而著名記者邵飄萍，也是被張作霖下令槍斃的。
到了統治相對穩固的蔣委員長治下，自由、民主和人權什麼的就更是扯談了。他當年清黨殺得人頭滾滾，又何嘗講過什麼法制？這傢伙可是以黑幫理念治國的先驅，公然喊着“一個國家、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大獨裁者（雖然因爲本事太差，很多時候會被人陽奉陰違，做不到真正的獨裁）。如果他真正尊重言論自由，魯迅就不會揮淚寫下《爲了忘卻的記念》，而聞一多和史量才也不會挨槍子兒了。
——民國之言論自由？民國只有把偉大領袖，人民的父親蔣委員長敬之愛之的自由！同時坐視無辜之人被抓進監獄，名人被特務暗殺，民衆被軍警打死之自由！
既然如此的話，爲什麼民國年代還是有那麼多抨擊政府的“雄文”誕生見報呢？
這主要是因爲，當時許多敢於大放厥詞的“民主黨派”和“社會賢達”們，都是名噪天下，交友廣闊的神通廣大之輩。不僅自己手裡有錢，在政府裡也是有人有關係，不光結交政府要員，還認識不少頗有分量的洋大人（那年月的洋大人可是真的洋大人，不比太上皇差），出了事只要往租界裡一躲，這交涉引渡就得費上老鼻子的勁兒（類比我國當今從加拿大引渡賴昌星有多艱難），對蔣委員長來說是既不好抓也不能抓。
所以，如果他們沒有觸犯到一定底線，縱然是軍統和中統這樣兇名卓著的機關，也不願意隨便下狠手，而是要先警告再商量，表現得比較“客氣”。但即使是這樣，還是有不知多少不走運的富商士紳、顯貴名流，也都先後蹲過黨國的監獄，只能等着人拿錢託關係保釋出來。
而在沒背景的基層平民這裡，國民黨對那些抗議鬧事的窮人們，難道曾經少抓了麼？少殺了麼？
我們偉大的蔣委員長，之所以無法在全國範圍內完成徹底的輿論封鎖和壓制。一是因爲國民黨對民間基層的控制力度幾乎爲零，大多數地區（尤其是偏遠地帶和農村）還是清代的宗族體制在“代替”政府進行管理。而即使是城市中，也有許多行業內都是黑幫、財閥跟高級官僚的親屬族人在掌握。這樣一來，想要依靠地方政府實現徹底的輿論管制，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這些地方的士紳宗族，雖然一般不至於違背根本利益，倒向共黨，但對蔣家王朝的忠誠心也還遠遠沒有培養起來。如果有人只是大罵蔣委員長的話，恐怕不能指望他們盡心盡力地爲蔣委員長搞文字獄。
二是全國始終有很多省份處於軍閥割據的半獨立狀態，並且一次又一次地聯合對抗中央，當地人自然只知“XX大帥”而不知蔣委員長，甚至還在閻錫山、龍雲、馮玉祥這些軍閥的有意誘導之下，進行一定程度的反蔣宣傳。而國民黨中央政府的內部，也從來不是鐵板一塊——打個比方，在抗戰前，汪精衛、胡漢民跟蔣介石唱了多少年的對臺戲，爲什麼不能一槍把他們兩個都崩了，從此黨內再無反對派？
道理很簡單，要是這麼兩槍下去，只怕是不光沒了反對派，連黨也沒了。
——國民黨本來就是一個鬆鬆垮垮的聯合體，光是壓制軍閥，對抗共黨，就已經異常吃力。蔣委員長的位置，可從來都沒有封建時代的皇帝這麼穩固，國民黨內的反蔣集團從來都是一茬接着一茬。如果蔣委員長對這些競爭者沒有絲毫容人之量，非要置於死地的話，整個政府只怕是頃刻間就要散架。
三是舊社會的黑暗統治，讓人民積累了太多的不滿和怨念，必須有一個渠道宣泄出來。這種彷彿火山噴發一般的力量，又豈是“黨國”那薄弱至極的基層組織能夠管制住的？
事實上，像中共這樣對基層政府的控制力度，即使是在黨國搬到臺灣以後，也沒能完全做到啊！
因此，民國時代的社會上之所以思潮萬千，並不是國民政府的觀念先進，想要維護言論自由、開放，而是他們對底層平民抓不過來，殺不過來，手也伸不了那麼長。而對上層富人，又受到親屬關係、人情關係、與“洋大人”關係的種種羈絆，從而無法肆意大殺特殺，也不願意真的大殺特殺。
既然民國時代的自由只是一句空話，那麼民主就更是扯談了——哪怕那些“磚家們”吹得再怎麼天花亂墜，也無法改變民國諸位領袖都是依靠武力上臺，幾乎沒有哪一位是被全民普選出來的事實。而真正贏得了大選的宋教仁，則是根本沒來得及掌權就被暗殺了……這樣一個軍閥混戰、軍事獨裁的政壇生態，怎麼看都跟真正的民主毫無關係。
最後再提一提人權。基本上，只要是看過《紅巖》的人，在瞭解過白公館和渣滓洞的恐怖故事之後，就知道黨國是何等的漠視人權了。至於國軍喜歡活埋己方傷員以節省醫藥費，胡亂徵兵致使幾百萬壯丁餓死病死在半路上……這些小道新聞也都已經不新鮮了，還是說說一般很少被提到的少數民族權益問題吧！
當今的西方媒體，總是指責我黨“殘酷鎮壓”少數民族（奇怪的是，國內很多人卻總是覺得這些少數民族享福太多了），那麼當年的國民政府，又是如何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呢？在這裡舉兩個實例：
——海南黎族世襲峒長，大總管之子王國興，論階級成分屬於奴隸主，本應是共黨死敵。然而他在三十年代前往嘉積中學上學的時候，因爲不滿校長的敲詐，竟然被以“通共”之名開除並送入監獄！等到他買通牢頭越獄之後，卻發現他的峒長老爹也已經頂着“共黨嫌疑”的罪名下獄，並且很快被折磨致死。
到了這一步，這位奴隸主剝削階級的大少爺已經是別無出路，就是不想當共黨也已經“被共黨”了，從此，他只得橫下一條心，主動舉起了紅旗鬧革命……比較搞笑的是，雖然王國興很早就被扣上了赤匪的帽子，而國民黨也一直把他的兵馬當做紅軍來剿滅。但一直要到1943年冬天，這支“被紅軍”的黎族起義軍，才真正地跟中共瓊崖特委建立了聯繫，算是找到了組織，而之前都是屬於“黑戶”性質——用如今最時髦的網絡詞彙，就是“自帶乾糧的五毛黨”……
——由此可見，每一個共黨都是被逼出來的。
如果說王國興的“被共黨”，還可以說是地方政府的肆意妄爲。那麼南京的中央政府，似乎在民族關係上，也沒有想過要尊重少數民族同胞的人權和感情——1930年，南京中研院搞了一次“中國落後族羣展覽”（這個展覽的名字本身就已經夠羞辱人的了），當時有一位在南京上學的年輕瑤王，也奉命參加了這次展覽。誰知在這次展覽中，他竟然被強迫穿上民族服裝，像猴子一樣關在鐵籠子裡任人蔘觀，還有人兜售門票和往籠子裡丟瓜子……之後，這位瑤王憤而回鄉，參加了韋拔羣領導的紅軍。
想象一下，如果我們現在把班禪大師關進北京動物園，跟熊貓和老虎一起展覽，那又會是個什麼情形？
總之，民國年代是一個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無人權的時代，大家千萬不要去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