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啓表示事情並不象是畢方濟說的那麼簡單：“不是因爲德蒙斯這個異端，而是這個使團之中有一位重要的官員!”
畢方濟已經明白過來，他當即問道：“有多重要？他是什麼職務，難道比保祿你還要重要嗎？”
徐光啓回上海之前是河南道監察御史，正是標準的清流官，權力大責任輕，顯赫一時，但他搖了搖頭說道：“嚴格來說，這位丁先生並不是朝廷的一位重要官員，他在朝廷之中的地位根本無足重要，但卻是柳鵬與海北軍派在兗州府的專員。”
他知道畢方濟不能理解“專員”是什麼意思，事實上大明朝的官場之上也同樣沒有這個名詞，這應當是柳鵬硬造出來的新名詞，因此他畢竟用大明官場的詞彙來進行說明：“相當於一位道臣或是一位負責軍政的小型巡撫，只要他願意，便在兗州有着近於無限的權力。”
他這麼一說，畢方濟就明白過來，他當即問道：“我對柳鵬與海北鎮有所風聞，但是知道的細節並不多，您的意思是他雖然是柳鵬的私人代表，但卻擁有很高地位與很大的權力？”
而徐光啓當即說道：“實際上這位丁專員雖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背後的柳鵬與海北鎮，我們若是錯過這次機遇，或許就錯過聖光照臨中國的機遇。”
畢方濟作爲一名傳教士，對中國的國情並不象徐光啓那麼熟悉，但是他清楚得知道徐光啓是聖教在中國最重要的柱石，因此他當即問道：“我聽說我們與柳之間曾經有過非常良好的關係？”
徐光啓當即答道：“是的，我的老師黃體仁曾經是柳的上官，他與柳之間直到現在都保持着非常良好的關係，柳曾經通過他向我索要聖教書籍與一切能買到的西學書籍，但是由於他僱傭並重用德蒙斯的關係，我們之間的關係很快就惡化了!”
徐光啓顯然是將雙方關係作了簡單化處理，因此在一旁的弟子孫元化補充道：“而且與德蒙斯一樣，這位柳將軍也是不折不扣的異端，據說他是一位邪神碧霞元君的聖徒，碧霞元君曾經無數次託夢給他，柳將軍也並不否認這種關係。”
雖然孫元化在天啓元化才入教，但是他這種初入教信衆都對於異端的敵視遠遠超過了徐光啓與畢方濟，但是畢方濟並不在意柳鵬可能是一位異端與邪神的聖徒。
他只是問出這麼一個問題：“爲什麼我們要如此重視這位柳道臺或是柳將軍，爲什麼錯過了這次的機會，就是可能錯過了聖光普照中國的機遇。”
徐光啓當即答道：“因爲這位柳將軍是唯一能真正戰勝建州野蠻人的將領，他率領他的軍隊無數次摧毀野蠻人的軍陣並奪取野蠻人的戰旗，他甚至從野蠻人收復了不止一座城市並一直堅守到現在!”
徐光啓繼續說道：“現在他有驚人的勢力，牢牢控制着數百萬人口與幾十個州縣，手上有上萬名只服從他命令的軍隊，他甚至對地方上的財政與行政有着絕對的控制力，可以這麼說，我們私下一致認爲他是最有希望戰勝建州女真人的一位將軍，他甚至可能……”
徐光啓壓低了聲音：“他可能取代某個王朝的統治。”
而孫元化顯然對柳鵬充滿莫名的敵視：“柳鵬與海北鎮不但是驕兵悍將，而且狼子野心，是當世的活曹操，如果不是我們聖教當初拉了他一把，他怎麼能有今天，可是他一直對聖教採取極度敵視的態度，不允許我們在山東傳教。”
畢方濟已經明白過來：“他是一個十分殘暴的異端？”
“不，他絕不是一位十分殘暴的軍閥，恰恰相反，他是一位開明與仁慈的軍閥!”
“他從一切從歐洲引進的技術來武裝他的軍隊，並把這些技術用在他的工場、礦場、農莊裡，而且過去數年之間他用自己的努力拯救了上百萬人，如果光從這一點來說，他幾乎是一位聖人，但是他對於聖教的態度……”
徐光啓思索了一下，終於找出一個合適的形容詞：“他對於聖教的態度不能說是敵視，而應當是抵制，沒錯，就是抵制……”
雖然敵視與抵制都是貶義詞，但是畢方濟還是能明白兩者之間的巨大差距：“他既然是一位開明而仁慈的軍閥，那麼我們應當能從他身上打開缺口，即使他不肯改變信仰，但是隻要給予聖教自由傳教權，我們就可以與他展開合作。”
徐光啓當即說道：“沒錯，他本人是一位開明而仁慈的軍閥，而且在他麾下有十幾位歐洲人，他已經從歐洲引進的技術改造他的轄區，他甚至與我們有過十分愉快的合作，但問題在於他對我們提出十分苛刻的要求，而且他還是一位開明與仁慈的軍閥。”
正是柳鵬的開明與仁慈才讓徐光啓覺得可怕，一位殘暴的軍閥不可能成事，一位開明的軍閥卻很可能馬到成功並把天主教拒之門外，畢方濟當即明白過來：“有多苛刻？”
徐光啓當即答道：“我一直通過黃體仁先生與他有聯絡，他最近提出的要求是希望我們把所有七千部西書全部轉移到山東去，而且要求我們把所有最好最優秀的傳教士與教友派遣到山東幫助他翻譯並推廣這七千部西書，但是他仍然不願意給予我們自由的傳教權。”
對於晚明天主教來說，自由傳教權是他們勢在必爭的關鍵權力，因此一聽到柳鵬不肯給予天主教自由傳教權，畢方濟已經明白過來，但是他還在驚呼：“問題在於，他怎麼知道七千部西書？這可太不思議了。”
天主教並沒有把七千部西書視爲絕對機密，恰恰相反，他們已經在公開出版的書籍透露這七千部西書的存在，並希望通過這七千部西書與大明朝廷建立良好關係。
但是他們卻不希望這七千部西書落入其它人的控制之中，關於七千部西書的一切都要牢牢控制在天主教的手上。
而七千部西書可以說是中西交流史與中國科技史、交通史的一件大事，緊隨利瑪竇入華的法國傳教士金尼閣決定繼續採取利瑪竇的“學術傳教”策略，準備在中國辦一個教會圖書館。
藏書除宗教神學書外，還備有一批中國人從不知曉、感到新奇的科學圖書，並擬將它們翻譯成漢文，以炫耀歐洲人的文化科學成就，從而“打動中國人的心”，從而吸引中國士大夫入教。
1614年金尼閣重返羅馬，開始在歐洲進行兩次環西歐大陸旅行，他身穿中國儒服在公共場合發表了熱誠洋溢的演講，一舉徵募書籍七千餘部，此情此景在歐洲歷史上史無前例。
而金尼閣在徵募圖書過程竭盡全力，又得到了鄧玉函的支持，“金氏與鄧玉函繼續在足跡所到之處蒐羅書籍，凡當時著名之出書中心地點，如里昂、如法蘭克福，如科隆，二人莫不前往往，況收購之外，作家及出版家饋贈者亦不復不少”。
金尼閣在這批書籍上花費數萬金幣，對此得意洋洋地說道“餘迄今所獲者，無論就數量言（重複者不計），就學術門類之繁多言，就裝潢之富麗言，在耶穌會尚無足以此頡頏者”。
而且金尼閣所選的七千部西書是他與鄧玉函從海量書籍精挑細選的結果，“重複者不入，織細者不入”。
連他自己也說“餘並儘量設法，使所有書籍均爲大本”，至少也是數百頁的大開本，其中甚至有數千頁的大部頭，每部又以單頁之紙兩面夾印細字，一部書的內容往往與中國數十部書相當。
而且這七千部西書特別突出自然科學書籍，金尼閣曾經說過：“以學科之門類言，除吾人圖書館所習有之人類、哲學類、神學類、教義義及其他名著外，餘所搜醫學、法學、音樂類學，亦復甚大，而今日所已發明之數學書，則可謂應有盡有。”
明人李之藻講得更清楚，這七千部西書除了天文曆法之書外：“又有水法之書，機巧絕倫，用之灌田濟運，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書，不用算珠，舉筆便成。
又有測望之書，能測山嶽江河遠近高深及七政之大小高下。有儀象之書，能極論天地之體與其變化之理。
有日軌之書，能立表於地，刻定二十四氣之影線；能立表於牆面，隨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節氣。種種製造不同，皆與天合。有萬國圖志之書，能載各國風俗山川險夷遠近。
有醫理之書，能論人身形體血脈之故，與其醫治之方。有樂器之書，凡各鐘琴笙管，皆別有一種機巧。
有格物窮理之書，備論物理事理，用以開導初學。有《幾何原本》之書，專究方圓平直，以爲製作工器本領。
以上諸書，多非吾中國書傳所有，總皆有資實學，有裨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