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Z（Z醫生）在兩個醫院上班，忙得很，很難逮住，電話只能打到前臺。她只好讓前臺給她約個最早的時間，結果最早也得等到下週。
Dr.King（King醫生）好一點，只在一個醫院上班，又是fellow（研究員），清閒多了，約到了兩天後。
她好不容易捱到了跟Dr.King見面的那天，提前半小時就跑了過去，但結果讓她很失望。
關於化驗報告，Dr.King的說法跟韓國人一模一樣，還沒韓國人說的好懂，滿口名詞術語，也不解釋，也不畫圖，如果不是韓國人在前面給她掃過盲，而她自己這幾天又掛在網上查相關資料，她可能都聽不懂Dr.King在說什麼。
她最關心的是HPV（人乳頭瘤病毒）的來源，便急切地把自己想到的那些原因一條一條提出來問，但都被Dr.King否決了：不可能，HPV病毒離開人體很難存活，通過物體傳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她急了：“但是我——只有過一個性伴侶啊！”
“只需要一個性伴侶就可以傳染上。”
“即便是這一個性伴侶，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也並不多——”她也顧不得怕醜了，把自己的性史詳細描繪了一番。
但Dr.King只一句話：“這個只需要一次性活動就可以染上。”
“那你的意思這隻能是我丈夫傳給我的了？”
Dr.King聳聳肩，不置可否。
她憤怒地說：“I’mgoingtokillhim！（我要把他殺了！）”
她以爲這樣說了，Dr.King一定會說“先別殺，也不一定是你丈夫傳給你的”，但Dr.King什麼也沒說。
她絕望了，不再指望Dr.King能證實丈夫的清白。
Dr.King沒跟她約下次見面時間，建議她仍然找Dr.Z診治。她沒反對，因爲她對Dr.King的感覺不好，又考慮到Dr.King跟韓國人的關係，她覺得還是找Dr.Z比較好。
後面幾天更難捱，每天都度日如年，寫論文也沒心思，找工作也沒心思，唯一不敢怠慢的就是照顧女兒，雖然心急如焚，也要在女兒面前裝出一切正常的樣子。
至於丈夫，從那天他摔電話開始，兩個人就沒再講話，每天晚上都是她睡着了他纔回來，早上她去送孩子，他就溜掉了。週末也不例外，她和孩子還沒起牀，就聽到他開車庫關車庫的聲音，然後就是一天不見人影，直到半夜三更纔回家。
她知道他在躲她，她也不想跟他碰面，因爲她現在還沒確鑿的證據證明HPV是他搞回來的，也沒確鑿的證據證明HPV不是他搞回來的，兩人碰面肯定會吵起來，但又吵不出結果，不如不碰面。
他們之間的唯一交流，就是他還在吃她做的飯，而她還在用他掙的錢。
到了跟Dr.Z見面的時間，她仍然是早早地就去了，明知去早了也沒什麼用，但不去也是坐立不安，還不如去醫院坐着等，心裡反而安定一些。
終於聽到護士在點她的名，她走進Dr.Z的診室，一開始照例是量身高、體重、血壓、體溫之類，結果發現她比上次輕了整整八磅，連爲她量體重的胖護士都爲之驚訝：“哇，不到一個月，減了八磅，你是怎麼做到的？”
她苦笑着說：“沒什麼訣竅，就是着急。”
量完身高體重之後，又等了一會，才見到Dr.Z。
Dr.Z對她病情的分析跟那兩個fellow（研究員）一模一樣，而她這幾天成天在網上惡補這方面的知識，中文的英文的相關文章囫圇吞棗讀了不少，自我感覺已經速成了一個宮頸癌學位，幾乎到了Dr.Z還在說上文，她就已經知道下文的地步，而且是雙語的。
她問：“我還請聖瑪麗醫院的Dr.King給我做了檢查，但她那邊的化驗結果是CIN-II，你這邊是CIN-III，爲什麼會不一樣？”
Dr.Z好像沒因爲她找別的醫生而生氣，很耐心地解釋說：“是這樣的，現在的病理化驗報告採取的是新的劃分法，以前的CIN二級、CIN三級和宮頸原位癌都劃在HSIL（High-gradesquamousintraepitheliallesion高度鱗狀上皮內病變）裡。有的醫生覺得這種劃分法很籠統，或者出於習慣，寫病歷的時候會用dysplasia（非典型增生）或CIN（宮頸上皮內瘤變）這樣的術語。”
“但是我在網上看到CIN三級就是‘宮頸原位癌’了，那麼我到底是二級還是三級呢？”
“這個區別沒多大意義，都屬於HSIL，都是一樣的治療方法。”
她從網上看到的解說跟Dr.Z一樣，她只是用這個方法考察一下Dr.Z水平如何，既然Dr.Z通過了她的考覈，她也就不再糾纏“二級”“三級”的問題，轉而探討HPV：“有沒有可能是從別的渠道感染的？比如使用了公用洗衣機啊，坐了公共廁所的馬桶啊，這之類的？”
Dr.Z搖搖頭：“基本不可能，HPV病毒離開人體之後存活時間很短，只能是性傳染，不一定是性交，但至少要有性器官的接觸。”
“但是我在網上看到說HPV也可以通過接觸污染物而感染。”
Dr.Z聳聳肩，沒置可否。
她又不厭其煩地把“中國神器”“外國神器”的事講了一遍，然後滿懷希望的問：“會不會是從那上面傳染來的？”
Dr.Z還是那個答案：“不可能，因爲這種病毒在體外只能存活很短時間。”
她把自己想到的原因都說了一遍，但全部被Dr.Z否定了。
Dr.Z安慰說：“不用緊張，很多人都感染過HPV的，大多數人都沒事，即使發展成dysplasia（非典型增生），也沒什麼，做個conebiopsy（宮頸錐形切片）就好了。”
她覺得Dr.Z不能理解她的心情，可能美國根本沒有像她這樣一生只有過一個性伴侶的人，所以沒誰會斤斤計較於“HPV是哪裡來的”這個問題，這點她能理解，如果她也有過幾個性伴侶，哪怕只有兩個，她也不會糾纏於這個問題，因爲她無法知道到底是哪一個傳給她的，糾纏了又有什麼用呢？
問題是她只有一個性伴侶，這事就變得很重要了，她必須弄明白丈夫到底出過軌沒有，不然她沒法跟丈夫過下去。
她把這個意思對Dr.Z說了，Dr.Z貌似能夠理解，很坦率地說沒遇到過追查HPV來源的人，自己也沒做這方面的研究。
她又想起一事：“我丈夫以前有過一個女朋友，他們有過性關係，會不會是他的女朋友傳給他的呢？”
“有可能。”
一旦從“神器”等外在因素回到丈夫身上，她馬上想起丈夫還回過國的，不由得咬牙切齒地說：“他前段時間回了一趟國的，去看他父親，我聽說現在中國很多的性工作者，不知道他是不是從那裡搞來的HPV——”
“有可能。”
她打內心痛恨起Dr.Z來，這人怎麼這麼沒原則？剛開始是什麼都不可能，現在又成了什麼都有可能，那麼到底是可能還是不可能？
她沒再追問，知道問也問不出所以然來，因爲Dr.Z也不可能確定到底是怎麼回事。作爲婦科醫生，Dr.Z關心的是如何診斷，如何治療。至於病人到底是從哪裡感染上HPV的，離婚不離婚，殺人不殺人，與醫生的診斷和治療一點關係都沒有。
也許這事應該去問流行病學家，但即便是流行病學家，也不可能明確指出某一個病人的HPV是怎麼來的，他們頂多能說出HPV有哪些傳播渠道，大多數人的HPV是怎麼傳染上的，但具體到她丁乙，他們也只能聳肩。
她認命了，不再糾纏於HPV的來源問題，只問了LEEP（宮頸環切術）和cone（宮頸錐切術）的區別，決定就做cone。全麻就全麻吧，麻翻了更好，免得知道疼。萬一麻翻過去再也醒不來了，那也只能說是命啊，就讓她一勞永逸地去了吧。
Dr.Z給她講了一下手術的基本步驟，還是邊畫示意圖邊講解，最後說：“切下來的部分，會送去化驗，化驗結果有三種可能：
1）正常，什麼事都沒有，抹片檢查不準確，但以後也要定期做papsmear（宮頸抹片），因爲你有HPV；
2）是dysplasia，那麼做了cone，就等於切除了病竈，以後也是定期做宮頸抹片檢查，連做幾次沒問題的話，可以減少檢查次數。
3）是宮頸癌，那就需要一鍋端，切除宮頸、子宮和卵巢。
Dr.Z說最大的可能是dysplasia，但也不排除其他兩種可能。
她的心又吊了起來，因爲還可能是宮頸癌，這是她這幾天自我排除了的，看來樂觀得太早了。
聽Dr.Z的口氣，切除宮頸、子宮和卵巢就好像擤個鼻子那麼簡單，鼻子裡有鼻涕了，捏住鼻子一擤，啪一下扔出去就行了。但那是她的宮頸、子宮和卵巢，她不可能像Dr.Z一樣不當一回事。她擔心地問：“我聽說卵巢是分泌雌激素的，如果把卵巢切掉，那不就到了更年期了嗎？”
Dr.Z輕描淡寫地說：“反正卵巢總有一天會停止工作的。”
“但是我還不到四十啊！”
“早到更年期沒壞處啊，更年期到得晚的，得乳腺癌卵巢癌的可能性大大增高，如果把卵巢子宮拿掉，就永遠都不會得卵巢癌子宮癌了，得乳腺癌的機率也大大降低，有什麼不好呢？”
她忿忿地想：你還不如把我五臟六肺全都切掉，那就什麼癌都不會有了。
Dr.Z說cone只是個outpatientsurgery（門診手術），真正的手術時間頂多半小時，前面準備工作需要一點時間，術後等待她從麻醉狀態下醒來需要一點時間，前前後後大概三四個小時吧。手術時不需要人陪伴，但手術後需要有人開車送她回家，因爲她打了麻藥，不能開車，還需要有人陪伴她幾小時，怕出現術後意外，所以她得先弄清楚，哪天有人開車接她陪伴她，就把手術定在哪天。
她只好給丈夫打電話，劈頭蓋腦地問：“你下個星期哪天有空？”
“什麼空？”
“就是你哪天可以不上班。”
“我天天都得上班。”
“但是我下個星期要動手術，你得開車接我回家，還得陪伴我幾個小時。”
他有點摸頭不是腦：“動什麼手術？”
“不是早就告訴過你了嗎？做那個漏斗。”
“你複查的結果出來了？”
“早出了。”
“什麼結果？”
“dysplasia.”
他並沒有恍然大悟地說“哦，是dysplasia啊”，但也沒問dysplasia是什麼，只說：“不動手術不行嗎？”
“不動手術怎麼知道是不是癌？”
他不吭聲了。
她不耐煩地問：“你到底哪天有空啊？快說了我好回覆醫生，都等着呢。”
“星期五吧。“
“那就星期五，別忘了。”
“知道。”
定了手術時間，Dr.Z又告訴她：“我會把你的電話號碼告訴手術室那邊的人，他們會跟你聯繫，安排你做一個pre-op（術前準備）。”
她從醫院回到家，越想越玄乎，pre-op，手術，全麻，家屬陪伴幾個小時，那不是個小手術呢，而術後病理化驗的結果有可能是完全正常，那幹嘛要做這個手術？Dr.Z起什麼作用？難道真的跟丈夫說的那樣，美國的醫生沒有一點實戰經驗，一切依賴於化驗？像這樣的醫生，她都會做了，不就是抹片啊，陰道鏡啊，切片啊這幾件事嗎？有了化驗報告，誰不會做診斷？
她忍不住又給韓國人打電話，徵詢韓國人的意見。
韓國人聽了她跟兩個醫生見面的情況，建議說：“如果你還準備生孩子的，可能做LEEP比較好。”
她灰心喪氣地說：“生什麼孩子啊，我跟他現在連話都不說——”
“爲什麼？”
“他懷疑我，我懷疑他。”
“懷疑什麼？”
“HPV啊。”
韓國人不響了，好一會才說：“那就做conebiopsy吧，徹底一些。”
“但Dr.Z說切出來有可能一點問題都沒有，完全正常，那我不是白白被切了一刀嗎？”
“但是不切怎麼知道有沒有問題呢？”
“美國醫生就這麼沒用？離了化驗就什麼都不能診斷？”
韓國人忙不迭地替美國醫生辯護：“不能這樣說，我覺得美國醫生在這個領域還是比較先進的，我在韓國做過醫生，有比較有鑑別——”
她想起韓國人正在向着“美國醫生”的目標奮進，當然聽不得誰說美國醫生的壞話。她沒再爭下去，做手術就做手術吧，最壞的結果就是切掉一塊之後卻發現一點事沒有，但那又怎麼樣？無非就是對生孩子不利，反正HPV的事讓她對丈夫很心寒，也沒有跟他一起再生個孩子的熱情了，留着一個宮頸也沒用處，切了少個心病。
第二天早上，她送了孩子回來，發現丈夫還沒走，正在廚房往午餐盒裡裝飯菜，一看見她，就像看見了鬼一樣，急忙蓋上飯盒往外走。
她叫住他：“別走！我要跟你談談。”
“我很忙。”
“哪裡就忙到這種地步了？難道你比人家總統還忙？”
“談什麼？”
“談HPV。”
“HPV有什麼好談的？”
“當然有好談的，我想弄清楚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這隻有你最清楚。”
她被丈夫的寡廉鮮恥氣昏了：“你——你——還怪到我頭上來了？我從來沒出過軌，我的HPV只能是從你那裡來的！”
“我也從來沒出過軌，你的HPV只能是你跟別人亂搞弄出來的。”
“你——胡說！”
“你纔是胡說。”
“你沒出過軌——但你至少還有過一個——女朋友。”
“我除了你沒有過別的女朋友。”
“瞎說！你在我前面不是還有一個——什麼醫學院畢業的——”
他雙眉一揚：“我什麼時候有過醫學院的女朋友？我都說了，我沒通過她的考驗——”
“不是那個，是另一個，離過婚的那個。”
他愣了，好一陣才說：“那個呀？忘都忘記了。”
“忘記不等於沒有過。”
他不吱聲。
“誰知道還有多少個被你忘記了？”
“沒有，就這一個。但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們也沒幾次。”
她很內行地說：“這個病毒，只要一次就可以感染上，而且可以在多年後才發作。”
“誰說的？”
“醫生說的。”
“哪個醫生？”
“幾個醫生都是這麼說的。”
他不響了，好一會才咕嚕說：“真是出了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