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四五年初，中國高層就在討論戰後援助重建的問題。
最初提出這個設想的，正是馮承乾。
只是，能夠接受這種觀點的人並不多。當初，除了馮承乾之外，沒有任何人認爲應該在戰後幫助其他國家進行重建。更重要的是，馮承乾明確提出，在援助的時候，不應該區分戰勝國與戰敗國，應該給予戰敗國同等的援助級別，使其經濟得到發展，幫助其恢復社會的正常秩序。
顯然，這樣的觀點，很難在短期內得到認同。
只是，在現實面前，所有反對這個觀點的人都知道，幫助戰敗國進行戰後重建比將其擊敗更加重要。
這個事實就是，日本的戰後重建已經開始了。
日本戰敗之後，進駐日本的中國軍隊就開始幫助日本進行有限的戰後重建，而且主要集中在軍隊駐地附近。
當然，最初的目的並不是讓日本恢復正常，只是爲駐軍提供便利條件。
因爲中國軍隊最先攻佔九州島，而且大部分駐軍都在九州島，所以日本最初的重建工作主要集中在九州島上進行。
經過數年的重建，日本的國情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最爲顯著的就是，九州島上的日本人更加親善，甚至有很多日本民衆自發的爲駐軍提供服務。更重要的是，以平民爲主的抵抗組織在九州島、特別是重建工作進展得比較好的大城市裡根本沒有生存空間。原因很簡單，在過上平靜的生活之後，這些在重建中獲得了好處的日本人根本就不會反抗佔領軍，而且在思想層面上也對舊日本當局發起的侵略戰爭所造成的嚴重危害有極爲深刻的認識。結果就是，這些日本人非常清楚的認識到，只有跟中國友好相處，日本才能發展壯大，而與中國爲敵。只會招致更加慘重的損失，日本也永遠不可能戰勝中國，更不可能通過戰勝中國而稱霸世界。說得簡單一些，這些日本人意識到，做爲中國的盟友，日本還有生存之地，而只要成爲中國的敵人。恐怕要不了幾十年，日本做爲民族國家的歷史就將結束了。
相反。在日本的其他地區，則是另外一種情況。
當時，除了九州島，中國在日本其他地區的戰後重建工作，主要集中在軍事基地與軍隊駐地附近，沒有重點照顧大城市與城鎮。由此產生了一個非常嚴重的結果，即數百萬、乃至數千萬日本人不得不在城市的廢墟里苟延殘喘。用各種手段生存下去。如果只是幾個月，問題還不是很大。可是，這種情況持續了好幾年。
根據戰後做的統計，僅在日本戰敗到大戰結束的幾年間，日本本州島的神戶、大阪與東京三地，就有近五百萬日本人餓斃，算上四國島與北海道，整個日本在戰敗後有接近兩千萬人因飢餓或營養不良而亡。
可以說，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要知道，大戰爆發的時候。日本的人口總量在七千萬左右，而在戰爭期間，日本的傷亡總數還不到一千萬。也就是說，在日本戰敗之後，死於飢餓的日本人是在戰爭期間死亡人數的兩倍以上。
當然，有人質疑這個統計數據。
只是，根據日本在戰後做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得出的數據，基本上可以肯定。日本在戰爭期間的人口總量減少了二千五百萬。也就是說，在除掉直接死於戰火的人數之外，因其他原因減少的人口在一千七百萬左右。
顯然。這種局面對於維持佔領區的社會治安沒有任何好處。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在一九四五年底之前，被派往日本執行佔領任務。在很多軍人看來是一件苦差事。原因很簡單，除了九州島，在日本的其他任何地方，佔領軍時刻都要面對突然襲擊。當時，巡邏部隊的規模已經擴大到了步兵連，因爲低於這個規模，巡邏隊就很容易遭到伏擊。根據中國軍方做的統計，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間，駐日軍隊的傷亡率甚至高於陸軍的前線作戰部隊。除了面對襲擊之外，駐軍還要面對很多難題。比如，在任何一處駐軍附近，總會有成千上萬的平民，而且大部分都是孤兒，大多隻有幾歲，即便有的已經十多歲了，但是因爲營養不良，看上去跟幾歲的孩子差不多。對駐軍官兵來說，營地被一羣孤兒包圍，顯然不是什麼好事。面對這些無依無靠的孤兒，軍人不可能將槍口對準他們，但是又不能給予其他幫助。很多時候，駐軍官兵就只能眼睜睜的看着那些大頭娃娃在營地的圍欄外倒下。到了冬天，這種情況變得更加嚴重。很多時候，負責營地外圍巡邏的軍人在清晨的時候會發現上百具被凍硬了的屍體。在這些死去的孤兒中，有的在前一天還叫嚷着向駐軍官兵討要食物。雖然在整個大戰期間，由中國駐軍官兵收養的日本孤兒超過了十萬，但是對於數量超過一千萬的日本戰爭孤兒來說，這無疑是杯水車薪。更多的日本戰爭孤兒根本就沒有堅持到戰爭結束的那一天，甚至沒有能夠堅持到一九四五年底。對駐軍官兵來說，看着無辜的兒童被活活餓死，而自己卻受紀律限制，不能給予適當的幫助，肯定是一個巨大的精神負擔，甚至會造成心理問題。
當然，這只是冰山一角。
嚴重的飢餓與貧困，導致佔領區的日本人不得不站起來反抗，利用所有能夠用上的工具來襲擊佔領軍。
在一九四五年之前，僅本州島就有上百支平民游擊隊。
雖然這些游擊隊的裝備非常差，最好的武器僅僅是舊日本軍隊遺留的步槍，大部分人手裡只有棍棒，但是游擊隊隱藏在平民中間，而且更加了解環境，也就能夠給駐軍制造足夠多的麻煩。
根據中國軍方的統計資料，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間，幾乎每天都有針對駐軍的襲擊事件發生，而駐軍爲此付出的代價是，平均每天有七名軍人陣亡、二十二人負傷，十四臺車輛被炸燬。
某些時候，游擊隊還會襲擊駐軍營地，只是很少成功。
對付游擊隊，駐軍根本沒有好的辦法。
原因很簡單，大部分游擊隊員都是平民，放下武器的時候，他們就是平民，而拿起武器就是戰士。
顯然，駐軍不可能因此把日本人趕盡殺絕。
駐軍能採用的唯一辦法就是高壓政策，並且不定期的進行定向搜查，嚴懲私藏武器的行爲。
只是，這大幅度提高了佔領的代價。
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間，中國軍隊在日本進行了上千次突擊搜查，繳獲了近十萬支各類槍械，並且以叛亂罪名處死了數萬名游擊隊員。問題是，這意味着需要在日本保持一支規模足夠大的軍事力量，而且得使其長期處於警戒狀態之下。在這四年間，駐軍規模一直沒有低於五十萬，最多的時候超過了八十萬，而駐軍官兵的輪換週期由最初的兩年縮減到了後來的半年。
問題是，高壓政策產生的效果並不理想。
說白了，鎮壓只會讓更多的平民成爲游擊隊員，而不可能消滅游擊隊。
關鍵就是，希望過上平靜生活的平民根本就沒有過上平靜生活的機會，生存的壓力迫使他們鋌而走險。原因很簡單，中國佔領軍的統治浮在表面上，而日本游擊隊的統治則深入到了核心。對夾在兩者間的平民來說，他們要麼被游擊隊以日奸的身份處死，要麼就得跟游擊隊合作。顯然，中國佔領軍不會無緣無故的處決平民，而游擊隊則有可能在夜間突然闖進來將人帶走。結果就是，大部分日本平民根本沒有選擇餘地，只能跟游擊隊合作。當然，跟游擊隊合作，還能夠得到必要的生活物資。主要就是，游擊隊控制着中國駐軍佔領區外的所有地區，也控制着佔領區內的地下物資交易市場。對於那些無法從中國駐軍那獲得足夠多的生活物資的平民來說，游擊隊是他們的唯一依靠。要命的是，在這四年間，中國輸送到日本的物資遠不足以滿足所有日本人的正常生活需求。
總的來說，在一九四六年之前，中國在日本的佔領算不上成功。
當時，馮承乾已經看清了這個問題。也正是如此，他才力主推動改變佔領政策，以重建的方式來幫助戰敗國恢復正常秩序。
所幸的是，在這個問題上，馮承乾的態度極爲堅決。
要知道，當時包括吳鐵生、劉亞光與劉伯恩在內的所有中國領導人都反對爲日本這樣的戰敗國提供重建援助。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吳鐵生還明確提到，應該讓日本這個劣等民族自生自滅，沒有任何理由值得在日本多花一分錢。劉亞光主張從日本撤軍，然後對日本進行全面封鎖。劉伯恩的態度稍微溫和一些，但是也不贊成幫助全日本進行重建，而是建議把日本分割成幾個國家或者地區。
馮承乾沒有做出讓步，而是堅持日本必須是一個完整的國家，而且中國有義務幫助日本進行戰後重建。
最終，馮承乾的堅持收到了成果。(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