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道：“老頭子，您知道我也是唯物論者，但人在廣場怎麼從高處摔死？”
父親遞了張報紙給我，指着一行標題“風箏載人上天”，上面報道有個小夥子做了一個大風箏，可以趴在上面半個小時，離地五六十米云云。
父親道：“元宵前後，也是放風箏好時節，並且只要十五米的高度，一隻不用很大的風箏就能做到，所以要是我說，謀殺遠比所謂神鬼之力的可能性大得多。”
我便問道：“那野狗的事呢？”
父親笑道：“你真沒見識，狗，只要你不動，它們不會咬你的，那人就是因爲一身殺氣，狗才會攻擊他。”
石英傑這時又道：“那個蒙面人，比狗還不如，不用可憐他！”
我搖了搖頭，石英傑是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我不是，雖然我討厭那個國家的人和事，也拒絕購買那個國家的商品。但現在是和平時期，很多事情不能也不允許太偏激，雖然他要殺我，但他終究沒殺得了我，並且，不可否認，畢竟是同類，眼見他這樣，心裡還是不好受的。
“那麼李伯和那位局長呢？”我錯開話題，提出心裡最大疑問。
父親還沒有開口，這時邊上的石英傑掏着鼻孔笑道：“老荊，你這人，有時很精，有時又很糊塗。”
石英傑是我的一位朋友，雖然他在經濟學方面有一定的造詣，但按他自己所說的，他是一個研究心理學的人。他笑道：“老荊，你敢說你走出門口的時候，你就信了那姓蕭的話？”
我想了想，這個的確不好回答，我擡起頭道：“只能說，我當時不能肯定蕭某人說的是真話。”
石英傑之後，做了一番論證，他的意思不外就是說，聽到陳伯說話，其實不過是我自己的心理暗示罷了。我一時也無法反駁他這種說法。
此事只好不了而了之。
又過了一年，在去意大利的班機上，我靠窗打着盹，機上沒有幾個人，基本一排椅子就坐一兩個人。
我醒來時，發現我隔壁坐着一個亞洲人，他在拆一條繩子，見我望着他，便笑問道：“外國人？”
反正在機上時間漫長，我道：“不，我是中國人。”
他笑道：“我也算是中國人，日籍華人。”
我瞧他手上在擺弄的繩子，讓我很熟悉，但一時想不起是在哪見到過。
他這時又道：“我少年時，曾在**生活過。我父親是中國人。”
我心裡一跳，對了，就這個結！
我苦笑道：“冒昧問一句，令堂是越南人？”
他很高興的道：“是啊。你怎麼知道？”
我笑道：“我會看相。”
他很有興趣的問：“那你說一說？”
這時飛機的空服走了過來，我向她要了杯咖啡，我邊上那人說：“請給我也來一杯。”
那空服卻不理他，我便道：“小姐，兩杯咖啡，謝謝。” 空服望了望我，重複了一次得到我確認後就走開了，我聽到她嘴裡在說什麼貪心的亞洲人之類，我剛想發作罵人，我邊上那人遞了張名片給我，是外國的一家公司的分公司老總，坊間傳說，這家公司很有黑道背景。
他問道：“你能說說我的面相嗎？”
我笑道：“可以，不過我一會想問你一件事，你要告訴我。”
他笑道：“好。”
我道：“你自幼失佑，十來歲悲遇劇變。”
他笑道：“利害。”
我問道：“你拆這個是什麼東西？”
他道：“這是我父親教給我母親的，我父親在世時，和我母親開玩笑說：你不識字，不如學打中國結，以便結繩記事。便教了我母親這個繩結，據說這種結是爲了記錄重大的事情。”
我不解的問道：“那你又解開它？”
那人笑道：“事情過了，就要解開的。”
這時咖啡來了，打開小桌板，空服卻把兩杯咖啡都放在我的桌板上。我很奇怪的望着這個俏麗的黑女郎，我和她說：“漂亮不是做錯事的籍口。”
她不解的問：“什麼？”
我指着我邊上的人道：“”
因爲我無話可說，我邊上沒有人。我只好把另一杯咖啡還給空服，那空服走的時候，嘴裡又在低聲說道：“浪費的亞洲人。”
下了飛機打電話給趙重犀，他說道：“蕭大衛的公司，讓一家外國企業吞併了，巧合的是，那個企業所在的國家就是阿誠的國家，之後蕭大衛失蹤了一年了，蕭勁榮也在半年前進了精神病院。”
的確，結繩爲了記事，事情完了，結自然就要解開。
我是個無事生非的人，自然按照飛機上那人給我的名片打過電話去，得到的回答卻是這個人不認得我。當時他也在飛機上，但坐的不是和我同一班飛機，連線路都不同。
我去找了一些飛行線路的書來查，發現他坐的班機和我坐的班機有一段路線是重合的，就在我見到他的時間裡。 我還準備找飛機上那個人的資料寫下去，於是準備打電話託人幫我查，這時頭上響了個爆指。父親在我身後面笑道：“結解開了，這事也就完了，難道你還想寫成日記騙稿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