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時間，全國各地都處於落實兩會會議精神的大潮之中，重安自然也不例外，陸漸紅陷入各式各樣的會議中，不過他只是挑選了一些比較重要的會議參加，大多都是由對口分管領導參加。他本人也趁此機會去了幾個縣區，由於不是專門調研，所以也只是走馬觀花地選了幾個有代表性的地方看了看，但儘管如此，他還是以點帶面地對重安的整體情況有了一個大致的瞭解。
重安是一個一二三產都兼而有之的地方，與大多數地區相同的是，發達地區都是工業基礎雄厚的地區，農業只存在於郊區，但不同的是，所謂的老工業基地的優勢已不復存在，也僅限於六七個處於“雞頭”位置的縣區，更多的地方還是依賴於農業，呈現出農業主導，工業爲輔，三產業冒頭的格局，在這種情況下，老工業基地的光環被拖了後腿，優勢早已不復存在，所以淪落爲二流城市並不奇怪。針對這個現狀，陸漸紅跟朱耀庭碰了個頭，召開了一個針對性的市長辦公會，他旁聽。參加會議的除了常務副市長李冬根以外，只有分別分管工業、農業和第三產業也就是城建工地的三位副市長韓青、王子山和薄志才，何必作爲市政府秘書長，也參加了這個會議，負責記錄。會議的主要議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如何工農商三者結合，讓重安走出低迷，擺脫二流城市的“光榮”稱號，煥發新的生機，實現跨越發展，衝擊重返第一方陣的宏偉目標。
朱耀庭作了簡單的開場白之後，便要求各人發言，說說自己的看法。李冬根是常務副市長，分管財貿工作，協助朱耀庭抓全面，這個時候自然不會第一個發言。
最先說話的是分管工業的韓青。
“縱觀全國各個發達省市，無論是內陸還是沿海地區，無一不是依賴於發達的工業，重安作爲老牌的工業基地，按理說，發展工業應該有近水樓臺的優勢，但是據我在重安工作的幾年觀察，這反而成爲了影響我市工業發展的一個桎梏。爲什麼？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點，還是思想意識有問題。這是主流意識的問題。何秘書長在重安也有多年，相信也有這種感覺，那就是到底以扶持國企爲主走老工業基地的路子，還是以招商引資爲抓手，大力發展私營企業，在上任並沒有形成共識，這也直接導致了主線不清的後果，連重安的最高層都沒有共識，讓下面的縣區根本是無所適從。說一句消極的話，真正能夠創造性開展工作的人並不多，沒有壓力，就沒有動力，浮於人事，得過且過的現象在此之前表現得尤爲突出。好在重安精神已經確立。我的理解是，仍然需要以招商引資爲抓手，實行優勝劣汰物競天擇的方針，進行壓力傳遞和分解，形成人人有壓力的局面，掀起招商引資的浪潮，也形成國企與私企競爭的局面。總設計師說過，不管白貓黑貓，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所以說，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只要能幹得紅紅火火，貢獻出稅收，實現GDP的增長，這纔是最爲重要的。”
“在重安，由於國企佔據了主導地位，把握着重安經濟的動脈，這也直接導致國企是親兒子私企是野孩子的局面，對私企的扶持力度不夠，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平衡發展，所以必須打破這個壟斷的局面，一視同仁，把國企也放入市場，參與到良性競爭中去，實現齊頭並進。”
韓青的意見還是比較有代表性的，這裡坐着的何必、王子山和薄志才都是重安的本土人物，不是說他們不具備發展意識，不知道招商引資對地方發展的重要，而是他們很清楚，張國威和丁長春執政的年代，大多的時間處於內鬥之中，上有行下必效之，還能有多少人能投入到工作中去？甚至有些自己不幹事的人看到別人幹事還在一邊陰陽怪氣地說風涼話。在這種環境裡，發展的倒退便是必然之事了。只不過韓青說得比較隱晦沒有直言而已。
第二個開口的是分管農業的王子山。
“我國是農業大國，但是在經濟建設的大潮中，是不佔主導地位的。這裡的原因沒有討論的必要，我就說說工作思路。傳統農業的經濟性已經在大幅度地退化和弱化，但是必須要承認，我市的農業人口占了七成，如何讓他們的腰包鼓起來，是我一直在考慮的問題。這幾年，中央一號文件都是農字開頭，顯然還是把農民放在第一位。參考了幾個農業大省的做法和好的經驗，我有這樣的兩點想法。第一，是大力推動土地流轉。去年年底的時候，我曾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對我市幾個農業縣區進行了深入的調研，發現了一個很悲哀的事實，很多農民還守着自己的幾十畝甚至是幾畝田生活。儘管這些年國家出臺了糧食保護價的政策，但是種田靠的是天，風調雨順，就有好收成，一旦遇上自然災害，失收絕收的現象也不少見。即便是有好收成，一畝田高產的情況下，也就是七八百公斤的水稻，以平均二十畝地來計算，也就一萬六千公斤，一年的收入也就三萬多元，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這夠什麼？所以把土地流轉出去，充分解放生產力顯得尤爲重要。第二個思路是走高效農業的路子。傳統農作物的經濟效益很低，但是我在南方看到很多人種植蔬菜、瓜果、苗木，有的甚至是結合新技術，搞觀光農業，經濟效益很高，畝產純收入是傳統農作物的幾倍，這讓我感觸很深。說到底，還是思想守舊，不僅表現在百姓身上，也表現在我們領導幹部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