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加繆《鼠疫》
我反抗，故我存在。
——加繆
一個天性美好的人，一粒靈魂純正的種子，日日夜夜受困於令人窒息的菌塵中，他將如何選擇生命姿態？如何保證人性的正常不被篡改和扭曲？不被周遭強大的惡所吞沒？
逃走是簡易快捷的方法，也是一條消極而危險的道路，因爲隨時有被瘟神從後面追上並殺死的可能。且逃走本身是可恥的，它意味着“存在”的缺席，意味着把配屬給自己的那份苦難留給了同胞，由此而生的自鄙與罪感足以將一個稍有尊嚴的人殺死。正確的選擇是：留下來，抗爭，直至最後。“挺住意味着一切！”（里爾克），惟有挺住，才能保衛人的尊嚴和生命權利。“挺住”，既是生存，也是意義；既是方法，亦是本體。
面對恐怖和法西斯瘟疫的肆虐，加繆的立場正是堅守與反抗。他參加法國的地下抵抗組織和各種人權活動，領導《共和國晚報》、《戰鬥報》，既反對納粹主義、痛斥政治暴力，又譴責不負責的虛無論調。他高呼：“第一件事是不要絕望，不要聽信那些人胡說世界末日！”“讓我們宣誓在最不高貴的任務中完成最高貴的行動！”不僅如此，他還在小說《鼠疫》中，爲主人公——裡厄醫生及其朋友選擇了這一平凡的“高貴”。
加繆有兩部著名小說：《局外人》和《鼠疫》。前者披露的是人在生存中面對的荒謬：主人公默爾索性情內向、不諳世道，他逃避被謊言層層修飾的生活、拒絕被習俗操縱的行爲模式和規則系統，儘管與外界疏離，但他的“反常”還是激起了社會的敵意和憤怒。在稀裡糊塗捲入一起命案後，他被判處死刑，法官最大的指控不在於殺人，而是他在母親下葬時“竟然不哭”：“我指控這個人懷着一顆殺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親！”這是來自集體大本營的指控。默爾索死於社會評價，而非自己的行爲本身。加繆以主人公的毀滅揭示了“荒謬”的深意：這世界竟容不下一個按自己邏輯來生活的人！任何想溜出界的“局外人”都難逃“界內”的追擊和懲罰！所謂秩序，竟是靠絞殺異己來維持的。作者把小說主題概括爲一句話：“在我們這個社會裡，任何一個在母親下葬時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險。”
默爾索並非一個乖張的異化人，他只是“自己”而已，被毀滅是因爲他拒絕被同化。在衆寡懸殊的格局中，他選擇了自我和反叛即等於選擇了毀滅——物理上他失敗了，但精神上他是贏的，他用冷蔑告別這個世界：“我覺得我過去是幸福的，現在仍是”。
在揭示“荒謬”上，《局外人》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被毀滅畢竟不合乎加繆的意志和理想，他熱愛生命，對個體永遠抱有美好的祝願，無論在感情還是理性上，都希望看到出路。於是，就有了下一部小說：《鼠疫》。如果說，《局外人》呈現了“荒謬——反叛——毀滅”的話，那麼《鼠疫》則完成了這樣的價值邏輯：“荒謬——抗爭——集體抗爭——得救”。在《局外人》那裡，“荒謬”作爲現實的起點被提出，反叛者孤立無援，“人”被世俗規則判處了死刑；而《鼠疫》旨在維護“人”的價值和前途，證明自在的合理。前者側重於荒謬而殘酷的生存真相，後者則聚焦於“反抗”“誰來反抗”“如何反抗”等系列主題。
“荒謬”，既是哲學意義的高級矛盾，又是現實生存的基礎糾結。
加繆說，“我只知道談論我所經歷的事。”那麼，像“鼠疫”這樣的生命災難是加繆親歷的嗎？沒錯，“荒謬”的日常生態就是“鼠疫”；權力犯罪和戰爭就是“鼠疫”；政治製造的貧困和愚昧就是“鼠疫”；迫害人權、剷除異己的惡性統治就是“鼠疫”。桿菌可以殺人，而獨裁恐怖、種族歧視、個人崇拜、政治烏托邦、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納粹法西斯、意識形態……都會致人死命，且殺得理直氣壯、道貌岸然。正是這些政治毒液使世界變得混亂而瘋狂，摧殘着人類的和精神。顯然，加繆重視的並非生物學上的鼠疫，而是社會領域的“桿菌傳染”。
40年代的某一天，災難直撲向了一個叫“奧蘭”的平庸小城。一場格殺毋論的鼠疫訇然爆發。在一名叫“裡厄”的醫生帶領下，人與死神驚心動魄的對峙開始了——
混亂、恐懼、絕望、逃散、待斃、乞求……人性的複雜與多棱、本能與理性、卑鄙與高尚、齷齪與正直、怯懦與尊嚴，皆暴露無遺：投機商科塔爾的貪婪和受虐快感，他爲危機的到來而歡呼；以神父巴納魯爲首的祈禱派，主張逆來順受，視瘟疫爲人類應得的懲罰，最終自己送了命；將對一個人的愛轉化爲對同胞之愛的記者朗貝爾（爲了遠方戀人，他欲隻身逃走，但在與裡厄醫生告別的最後一刻改變了主意，留在了死亡之谷）；民間知識分子塔魯，他對道德良心的苦苦追尋、對人類命運的憂患，使之一開始就投身於戰鬥，成爲醫生最親密的助手和兄弟，他的犧牲是所有死亡中最英勇和壯烈的一幕：“無可奈何的淚水模糊了醫生的視線。曾幾何時，這個軀體使他感到多麼親切，而現在，它卻被病魔的長矛刺得千孔百瘡，被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這從天而降的仇恨妖風吹得扭曲失形……夜晚又降臨了，戰鬥已結束，在這間與世隔絕的房間裡，這具已穿上衣服的屍體上籠罩着一種驚人的寧靜。他給醫生留下的唯一形象就是兩隻手緊握着方向盤，駕駛着醫生的汽車……”然而，這不是普通的汽車，而是一輛冒着煙、開着射燈、以“刺刀”的意志全速衝向瘟神的戰車——正是這同歸於盡的決心令對手感到了害怕。
裡厄，一個率先發起保衛生命、保衛城市運動的醫生，一個有着強烈公共職責和義務感的人道主義者。他不僅醫術高超，也是這座城市裡對一切事物感覺最正常和最清醒的人。他臨危不懼，始終按自己的信仰和原則來行事，他本人對取得這場戰鬥的勝利一點也沒把握，但其全部力量在於：他知道一個人必須選擇承擔，纔是有尊嚴和有價值的！他知道爲了生活必須戰鬥，必須爲不死的精神而戰，爲共同體的命運和榮譽而戰——即使在最親密的戰友塔魯倒下時，他也毫不懷疑和動搖。這信仰是生命的天賜，是地中海的波濤和陽光、是深情的母親和妻子用愛教會他的。他不膜拜上帝，他相信天地間唯一的救贖就是自救，唯一的支柱就是人的脊樑。
良知、責任、尊嚴、理性、果決、正常的知覺——正是這些材料和元素，雕塑了一羣叫“裡厄”的頭顱。正是醫生、職員、記者這些默默無聞的小人物（而不是什麼市長、議員、警察等國家零部件），以結實的生命分量、以情義豐滿的血肉之軀築就了奧蘭的精神城牆。
故事最後，是裡厄收到妻子去世電報的情景（而小說開頭，是丈夫送病重的妻子去火車站）。讀它的那一剎，我覺得眼眶潮溼了，彷彿又看到醫生那瘦削的微笑——這悽憊的笑每天都寫在那張臉上。
當她回到屋內時，兒子手中已拿着一份打開的紙。她看了他一眼，而他卻固執地凝視着窗外正在港口上演的燦爛早晨。
老太太叫了一聲：“貝爾納”。（醫生名字）
醫生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她。
老太太問：“電報上說什麼？”
醫生承認：“就是那件事……8天前。”
老太太把頭轉向窗戶。
醫生沉默無言。接着他勸母親不要哭。
在心裡，我向那個沉默的男人致敬。加繆說過：“男人的氣概並不在於言辭，而體現於沉默。”裡厄，加繆心目中的男人，山巒般的男人。
閱讀這部保衛生命的故事，我耳畔時時響起兩座紀念碑式的聲音，彷彿從遙遠的神山上飄來——
“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海明威）
“我拒絕人類的末日。因爲人類有尊嚴！”（福克納）
它們彷彿在爲裡厄們的戰鬥作着畫外音式的解說。我明白，這是普羅米修斯在懸崖上服刑的聲音，這是西西弗斯推動滾石的聲音。正是這聲音，捍衛着人類最後一線生機與榮譽。
“二戰”過去了。“文革”過去了。“鼠疫”消失了嗎？加繆過時了嗎？
當然不。只要人類生態中還存在荒謬，還滋長那些腐壞人性和道德的因子，還蔓延那些侵蝕文明和秩序的邏輯，“鼠疫”的陰影即時刻縈繞着人，威脅着正常生活，侵蝕着我們的肌體和靈魂。
“鼠疫”病菌的數量和發作率一點沒隨殘酷年代的結束而式微，它分佈得更細密、隱蔽，更深入骨髓了。它已撤離生活面貌的表層，滲透到日常程序和細胞核裡去了。很多時候，我們覺不出生活有病，覺不出周圍環境和細節有何異樣，並非肌體免疫力之增強，而是我們已染上了鼠疫中最可怕和兇猛的一種：“麻木”桿菌！（魯迅小說中的“圍觀殺人”和“人血饅頭”描述的即該症狀）是因爲我們在長期的抱怨和無能爲力中——已像癮君子般習慣了呵欠連天、昏昏欲睡的狀態。人的悲劇和可憐即於此：常識被廢黜，喪失了運用正常邏輯判斷和行動的能力。
災難本是最好的課本，不幸的是，大劫之後，人們往往只顧喜慶，只忙着請功，只盼着傷疤早日痊癒，卻將皮開肉綻的痛史給忘淨了。這樣的情形讓裡厄感到憂心——
“他們如醉如癡，忘了身邊還有世界存在，忘了那些從同一列火車上下來而沒有找到親人的人……”黃昏的街頭，倖存者盡情狂歡，“鐘聲、禮炮、音樂和震耳欲聾的叫喊……當然，亦有一些看起來確實神色安詳的漫步者。實際上，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在自己曾受苦的地方進行着一種微妙的朝聖。他們不顧明顯的事實，不慌不忙地否認我們曾在這樣的荒謬世界中生活過，否認我們經歷過這種明確無誤的野蠻，否認我們聞到過這種使所有活人都目瞪口呆的死人氣味，最後，他們也否認我們都曾經被瘟神嚇得魂飛魄散。”
這與魯迅說的“久受壓制的人們，被壓制時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樂”有何二致？
關於“鼠疫”和這個生存共同體的關係，小說在結尾已作了預言——
“裡厄聽着城中震天的歡呼，心裡卻在沉思：威脅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它沉睡在房間、地窖、皮箱、手帕和廢紙堆中耐心地潛伏，也許有朝一日，瘟神會再次發動它的鼠羣，選擇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爲葬身之地。”
正是從該意義上，我們認定加繆和他的作品不會過時，只要世上還有荒謬，還有現實或潛在的“鼠疫”威脅，我們就需要加繆和他的精神、他的醫學方法、他的裡厄和塔魯們。
在《反抗者》中，加繆提醒在荒謬中掙扎且決心反抗的人們：
“反抗永遠不是一種浪漫主義，相反，它支持真正的現實主義。若它要求一種‘革命’，那它爲的是生命而不是反對生命。這就是它爲什麼首先依靠最具體的現實：職業、村莊、存在物與人的跳動的心臟……至於政治，它應屈從於這些事實。”
挽救奧蘭城的不是政治和口若懸河的政客，而是醫生、記者、職員、工人這些最具體的崗位與合格的勞動者，是裡厄們跳動的心靈和手腳。
2000年1月
（補記：2003年“”期間，我再次意識到加繆《鼠疫》的前瞻與深刻。在我眼裡，那場災難從爆發到結束，幾乎演繹了《鼠疫》故事中的所有細節和邏輯。當時，這也是我極力向朋友推薦的閱讀。）
海因裡希·伯爾
（1917—1985）
德國著名作家。生於科隆，二戰期間曾被迫入伍、負傷。1947年開始寫作，參加“探討一切當代問題”的“四七社”，併成爲戰後“廢墟文學”的代表。主要作品有小說《野蠻時代的故事》（1947）《我的昂貴的腿》（1948）《列車正點到達》（1949）短篇小說集《流浪人，你若來到斯巴……》（1950）長篇小說《亞當，你到過哪裡》（1951）《九點半鐘的檯球》（1959）《小丑眼中的世界》（1963）《與一位女士的合影》（1971）《喪失名譽的卡塔琳娜》（1974）《保護網下》（1979）等，並有大量文論和自傳體隨筆《愛爾蘭日記》。
戰爭、極權、暴力、惡性政治、人的異化、百姓疾苦……是伯爾關注的焦點。鑑於“他一生都在同人類的缺點做鬥爭”，尤其對納粹意識形態的清算、對人道主義和理性精神的弘揚，他被譽爲德意志的良心。1972年，爲表彰其作品“具有對時代廣闊的透視和塑造人物的細膩技巧，並有助於德國文學的振興。”他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1971年，伯爾任國際筆會主席。1985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