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了一番元好問，黑鐵膽覺得縣令元好問與詩人元好問其實是一個人。
元好問在臨終之時囑咐後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題七個字“詩人元好問之墓”，足見他對自己詩歌創作的重視與肯定，而“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一句更是顯示了他對自己詩才的極爲自信。
元好問一生寫了5000多首詩，今存1388首，詞今存384首。
元好問不僅詩詞功底深厚，而且自稱“詩中疏鑿手”，他在兵荒馬亂之世就寫下了一部不朽的詩評《詩論三十首》，《詩論》幾乎概括了漢朝以來的各種是個風格與重要詩人，所有的點評都濃縮在七言詩句之中，不僅點評準確而且文采斐然，“以詩論詩”再繼杜甫風範。那一年，他才28歲。
然而，無論是元好問的詩詞還是他的詩論，除了專攻學者以及喜愛他的人，大衆知之甚少。在大多數人的心裡，這一代文壇領袖，正如他所處的那段亂世一樣，只是一個模糊的歷史影像罷了。
元好問由於顯著的文學成就，在金元文學史上佔有舉中輕重的地位。其實，元好問的詩，不只是文學性的，而且是史詩；他更是精於史學，在作爲一個文人的同時對《金史》的修著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金朝，是我國古代少數民族女真族建立的以文治斐然著稱於史的王朝。而元好問所處的時代，是元滅金，北方各少數民族與漢民族大融合，北方文化與中原文化大交流，北方文學與南方文學交錯移植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元好問所撰的《中州集》、《壬辰雜編》、《續夷堅志》及《元遺山先生文集》等諸多論述，都寓史於文，對元人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
1239年，舊朝已亡換了新庭，在山東聊城被羈押6年的元好問重獲自由，返回忻州。終於，他下定決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
多年的奔波，他積累了大量的金朝君臣遺言往行的資料上百萬字，後稱“金源君臣言行錄”。他又抱着“以詩存史”的目的，編輯成了《中州集》。這是一部金代詩歌總集，裡面不僅收錄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於蒙古國的詩人詞客、包括金朝兩位皇帝及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詩詞2116首（其中詩2001首，詞115首），而且爲每位作者共250
餘人寫了小傳，給中國文學史填補了空白。《金史.藝文傳》就是以它爲藍本寫成的，後來的《全金詩》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礎上增補而成的。同時，《中州集》也爲金代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元好問一向尊重史實，不阿時俗，秉筆直書，後代學者一致認爲《金史》與元好問關係密切，《四庫全書總目》稱“多本其所著”。元好問的這種國亡修史的作法，也多爲後人所仿效。
這就不能不提起歷史上關乎元好問名節的爭論了。這個爭論主要有三個焦點分別是：“崔立碑事”、舉薦五十四金朝儒士和拜忽必烈爲儒教大宗師。
首先是“崔立碑事”，1232年，蒙古大軍包圍汴京，金國皇帝棄百姓而逃。1233年正月，金將崔立發動政變，開城納降，並自封鄭王。崔立認爲他的行爲避免了蒙古軍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當時的翰林學士王若虛執筆，爲他立“功德碑”。王若虛、元好問自認關乎名節，推給了太學生劉祁，劉祁寫好後交王、元二人推敲，“直敘其事，敷衍成文”。不過，元好問是被迫撰碑，尚構不成氣節問題，關鍵是碑文是否爲崔立頌功，而史料考證表明，元好問雖然參與了此事，但恥於頌功的立場，說明元好問在這件事上沒有屈節問題。
第二個爭論的焦點是1233年汴京城破後，元好問曾寫信給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請他保護資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這54箇中原秀士是王若虛、王鶚、楊奐、張德輝、高鳴、李治、劉祁、杜仁杰、張仲經、商挺等。耶律楚材並未給元好問回信，但元好問舉薦的54名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
而經他教育或指授出來的文壇名手如郝經、王惲、許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繼先、閻復等多人。尤其是他保護和教育白樸的故事一直傳爲文壇佳話。白樸之所以後來能元曲四大家成爲之一，這與元好問的教導是密不可分的。
黑鐵膽覺得，山西大學李正民教授在他主編的《元好問集》中對此事的評價是十分有道理的：“這一驚世駭俗之舉，是有關他一生名節的重大公案，而實際上卻是他高瞻遠矚，見識卓越的鐵證，是他維護中原文化的一大貢獻。”後事也證明，那54名知識分子中有15名在《元史》中有所記錄，他們對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
最後便是那飽受爭議的1252年，晚年的元好問覲見忽必烈，請他任儒教大宗師。前朝舊臣尊一個不通儒學的蒙古統治者爲儒教大宗師，很多人都認爲這是趨勢逢迎。但自金滅亡後，元好問並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職，一介布衣又何需趨炎附勢！有人認爲這是某種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賤的政治地位，引導遊牧民族的統帥能“以儒治國”，“以漢法治漢地”。這種說法也不無道理，但更多的傾向於元好問的感情變化佔了主導地位，當然，情感的變化並不等於變節！
金朝時，元好問當過中央和地方官，都盡心竭誠，兢兢業業，關心國家興亡，關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聲譽非常高。他做官立志爲民，氣節同樣爲百姓而立。
從他做官的經歷以及他文壇上獎掖後進重視和保護人才等幾方面來看，金滅入元將三十載，那些出仕蒙古國的漢族世侯如張柔、嚴實等能夠興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蒙古賢王忽必烈能夠重視儒學、大興學校，實行較利於發展經濟文化的政策；忽必烈擊滅雲南地方勢力，取消它的半獨立狀態、恢復漢唐舊疆。漸漸地，元好問開始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國的一個臣民一樣，開始接受這個不同於腐敗和混亂的金朝的新局面，朝代雖改，而元好問心中爲蒼生而立的氣節未曾改變！
然而一名舊臣，沒有隨主殉國，沒有戰死疆場，沒有樹起反元復金的旗幟，也沒有歸於山林，反而與新朝“眉來眼去”，這樣的行爲終是引來了種種流言蜚語。
元好問不是貪生怕死之輩，在蒙古大軍圍城時，元好問曾竭力謀求救國救民之策，“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愚忠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見……以先進文化的傳承、社會進步和人民利益爲重，將封建的個人名節置於次要地位，終於做出了不朽的歷史性貢獻。
奈何，舊朝老臣，以一己之力爲着自己的理想奔走，爲着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苦苦擔當，全然不顧世俗的道德評判，其內心的焦慮，外在的困頓可想而知，“十年舊隱拋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世上有幾人懂他的苦心！
研究了一些有關西山縣令元好問的生平，黑鐵膽揮筆寫下了這麼幾個字——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