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上有兩類名士、兩類心靈，皆人間大愛，但氣質迥異：一類屬藥，讓你舌下含苦、兩腋起風，精神陡然冷肅、峭拔起來；一類屬糖，讓你愛意涌體、蓄樂生津，拋卻世間險要和煩憂。前者如魯迅、胡適、郁達夫，那一代文人多位此列，即便“閒適”如林語堂者也不例外。後者則極單純、極通透和快活的玻璃人，此物稀少，除王世襄，甚至難覓同輩搭檔（汪曾祺、黃永玉有點兒像，但玩興略欠，潑勁不足，感覺沒玩透）。似乎只能往史上找了，如陸羽、李漁、張岱、文震亨。若說前者乃地上的愛，現實且苦澀，有鐐銬之沉和鏗鏘聲；那後者則雲上的愛，步履飄盈，溺於雞毛蒜皮、物機天趣，有獨立超然之仙風。
前者貢獻的是體巨，是磐重，乃經世要義；後者顯呈的是精微，是點滴，乃俗生大美。一則爲黃山之鬆、泰山之碑，一則爲“芥子納須彌”。雖不同語，卻是世間最精彩的兩幅卦象。
我越來越深覺雙方的重要。尤其後者，它甚至直接成爲“熱愛生活”的依據，沒有它，人生即有釜底抽薪的虛脫感。但在價值觀上，特別於中國這樣一個苦難型母體，前者的地位往往首要，稍不留神，後者即被譏爲頹廢，以商女靡音、紈絝騷風噓之。
在很長的時光裡，我就這麼以爲的，幾乎不正眼看之。
當我讀完世襄的《錦灰堆》，當我偶識這位以養蟲、育鴿、飼鷹、精饌、藏物識器立身的大玩家，當我見識了老北京那些平凡瑣碎的“玩意兒”——那些即使在最動盪和苦難日子裡仍隨身攜帶、不肯犧牲的興致與生趣，那些與驕奢無關、問汲於自然、求助於草蟲的最低成本的快活……我開始驚歎，多麼健康而美好的人！
世襄八十壽辰日，荃猷女士親手刻了一幅紅彤彤的剪紙：《大樹圖》。樹上15枚果子，對應老伴的15類鍾愛——
“傢俱”，世襄酷愛明式傢俱，著有《明式傢俱珍賞》《明式傢俱研究》；“漆器”，世襄最得意的學術強項，著有《髹飾錄解說》；“竹刻”，世襄曾致力於傳統竹刻技法的恢復，著有《竹刻藝術》《竹刻鑑賞》；“套模子的葫蘆”，世襄鍾情葫蘆植術和造式；“火繪葫蘆器”，世襄擅長火繪葫蘆；“鎏金銅佛像”，世襄喜愛佛像藝術，但自謙未入門；“書畫”，世襄酷愛中國書畫，著有《畫學彙編》；“蟋蟀”，世襄着迷蛐蛐，對蓄養和器皿頗有得，著有《蟋蟀譜集成》；“鴿哨”，世襄癡迷放鴿，著有《明代鴿經·清宮鴿譜》《北京鴿哨》；“鳥具”，世襄對雀籠食罐有研究；“家常菜”，世襄擅吃擅烹，在“幹校”改造時還偷偷做鱖魚宴；“牛”，世襄“文革”中曾在鄉下放牛；“鷹”，世襄少時飼鷹，欲撰一本中國鷹文化的書；“獾狗”，一種用來捕獾的獵犬，世襄早年的跟班……
愛天空、愛市井、愛草木、愛鳥蟲、愛古今、愛神靈、愛路人……一輩子聚精會神、專注毫髮，只知道愛，只埋頭玩。有何不好？
塵界的繽紛、熱鬧、蓬蓬勃勃，人世的動力、活性、快樂源泉，生命的元素、本義、真相謎根，難道不都涌向了這兒嗎？
他不過屏神靜氣、心無旁騖地爲同胞集中演示了一遍。假如魯迅能活二百年，很久以後，當時代不再爲之埋伏那麼多對手和險惡，莫非他不成另一個王世襄？
我曾給好多人推薦讀世襄。讀之，可明目醒耳，勵足健體；可凝神細微，鑄品養性；可知物辨機，享受妙趣；可貪生求飴，絕厭世之念。
有人替他總結了很多成就：古鑑成就，收藏成就，學術成就，人格成就，愛情成就，美食成就……在我看來，他最大的成就即生活，即玩。
一輩子的玩，有業無業、有名堂無名堂的玩，玩醉了，玩透了。
“芥子納須彌”的成就，非玩之初衷，而是無意之釀，猶如歲月壽盒。
世襄至交、翻譯家楊憲益先生曾贈詩云：“名士風流天下聞，方言蒼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稱頑主，老大京華輯逸文。”
在一個不會玩、不敢玩、忘了玩、沒得玩、玩不轉的年代，這堪稱一份偉大業績。
2009年11月28日，“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享年95歲。依本人意願，不作遺體告別，不設靈堂。
有人說，楊憲益、王世襄等朋輩攜手西去，似乎約好了似的，似乎宣告了這樣的事實：一個時代結束了。
次晚，我所在的央視深夜節目《24小時》，播出了一條新聞《那個最會玩的人去了》。
片子的尾聲，我寫了一段話——
“讀王世襄的書，你會對人生恍然大悟：快樂如此簡單，趣味如此無窮，童年竟然可攜帶一生。你會情不自禁說：活着真好！”
“如今，那個最會玩的人，不能再和我們一起玩了。但他的天真、他的玩具、他的活法……將留下來，陪我們。”
13、老北京的童話——望梅止渴，遊新版廠甸廟會
肩摩轂擊衆爭趨，鑼鼓喧天達回衢。
最是兒童喜歡物，空竹喇叭大葫蘆。
——《廠甸竹枝詞》
1
若問老北京人：農曆新正的頭等事是啥？
恐怕異口同聲：過大年，逛廟會！正如《廠甸竹枝詞》中所唱：“一元復始報春曉，廠甸遊人迤邐來。但見街頭陳百貨，準知呂祖廟門來。”
廟會初叫“社祭”，遼代稱“上巳春遊”，它源於廟前定期的宗教活動，漸漸人氣興旺，由廟擴市，成爲兼祭祀、商貿、歡娛於一體的大型民間集會。
北京寺多，廟會亦多，史有“八大廟會”之說。張中行先生憶道：“每旬的九、十、一、二是隆福寺，三是土地廟，五、六是白塔寺，七、八是護國寺，幾乎天天有；加上正月初一的東嶽廟，初二的財神廟，十七八的白雲觀，三月初三的蟠桃宮……你會說北平真是廟會的天下。”（《北平的廟會》）
而作爲春節盛市的廠甸廟會，更與金陵夫子廟、上海城隍廟、成都青羊宮並稱“中國四大廟會”。
廠甸，本是城南一條小衚衕（現宣武區南新華街路東），遼時叫“海王村”，元明曾在此設官窯燒琉璃瓦，“琉璃廠”始有名，窯前散地即被稱作“廠甸”。附近有三棟廟——火神廟、呂祖廟和土地祠，因香火興旺，且都在正月開廟辦市，百姓燒香求籤的當兒也順便趕集購貨，久之，這一帶的攤點便連成了片，且有了個更大的名號：廠甸廟會。
清光緒年間的《廠甸記》中道：“平時空曠，至正月則傾城士女，如荼如雲，車載手挽，絡繹於途。”
2
廠甸廟會始於明嘉靖，興於清康熙，盛於乾隆。對其盛況，清人潘榮陛的《帝京歲時紀勝》描述道：“每於正月元旦至十六日，百貨雲集，燈屏琉璃，萬盞棚懸，玉軸牙籤，千門聯絡，圖書充棟，寶玩填街。更有秦樓楚館編笙歌，寶馬香車遊仕女。”
吾生亦晚，追不上老輩的廠甸廟會，但30年前齊魯鄉下的春節大集（當地叫“趕春會”），我記憶猶新，作爲一年生活的最，其熱鬧和繽紛，其賜予一個小兒的歡騰，堪用“夢牽魂繞”形容，加上逛過新版廠甸，揣摩起它的昔日風光來也算有譜。
據我的經驗，廟會最誘惑孩子的是“耍貨”，即玩具。清人孔尚任在《早春過琉璃廠》中說：“其餘吹器多，葫蘆聲鼓盪，畫角仰天鳴，冰柱抽一丈。”招搖過市的冰糖葫蘆，獵獵作響的大風車，嗡嗡嚶嚶的抖空竹，乃著名“老三樣”。其餘更是琳琅：琉璃喇叭、撲撲登兒、風葫蘆、江米人、吹糖人、小鬃人、彩麪塑、花臉、鬍子、泥鳥登枝、雞啄米、轉花筒、竹節蛇、紙蝴蝶、布老虎、玻璃瓜果、彩繪蛋殼、蠟鴨子、袖箭、彈弓、竹木刀槍、手推蝴蝶車、秸稈或磚料做的樓臺殿閣、各式花炮、燈籠、風箏……
齊魯距京不遠，民間手藝相近，故上述玩意兒我大多都熟，也在“春會”上買過，一玩即大半年。遺憾的是，伴我童年結束，在老家，這些玩意兒便和“春會”一起蒸發了。所以，當它們魔術般從北京的新版廟會上變出來時，我激動不已，若故人相見，若大街上忽遇發小。當然，它們今非昔比，少了點土氣和野性，多了股洋味和時尚，且有了個新名號：“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們是來展演的，作爲“紀念物”供人懷舊的。即便如此，我亦滿足。
望梅止渴的滿足。
和由模具鍛壓出來的化學玩具不同，這些耍貨——草編、紙紮、木鑿、泥塑、布藝，都彰顯了農業時代的品格：植物性、鄉土性、手工性、個異性。“耍貨”的快樂，是農桑技藝揉捏出來的，是心靈手巧剪裁出來的，是和花果蔬菜一樣——由大自然和農家院土生土長的。無論材料、屬性、機趣，還是生產和買賣方式，和現代玩具都迥異。
其實，“年”本身即農曆，即洋溢着草木和莽野氣息。細品你會發現，農業出身的耍貨，和“年”竟那般神形匹配、氣味相投，有一種深沉的默契。
耍貨令小兒癡迷，也讓成人沉醉。正月的廠甸，是老北京的童話。在這兒，每個人都成了孩子，每個孩子都領到了朝思暮想的玩具。
3
廟會小吃更是繁多，甜鹹葷素麻，烙烤蒸炒煮：艾窩窩、炸三角、豌豆黃、煎灌腸、炸醬麪、羊霜霜、焦圈、薄脆、涼糕、扒糕、年糕、棗糕、八寶茶、杏仁茶、老豆汁、炒肝、爆肚……連這條街上的空氣，都成了免費大餐，讓人徘徊連連、齒頰留香。
和現代人逛商場、泡酒吧、進遊樂園不同，廟會的吃喝玩樂，堪稱“大街上的嘉年華”，是露天的快樂，是摩肩擦背、擁搡擠推的快樂，是無須門票、任意領取的快樂。
舊廠甸最有名的，還數東西琉璃廠街的書肆，榮寶齋、一得閣、戴月軒、博古齋、宏寶堂……使得它在京城八大廟會中有“文市”之譽。
明清兩朝，廠甸附近會館雲集，趕考的文人扎堆於此，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庫全書》編撰開館，召2000多士子參修翰林院，更使得這兒書肆林立，多時近200家，經營經史子集、舊書善本、金石玉瓷、碑帖字畫、紙墨筆硯、篆刻章料……《北京風俗雜詠續編》語：“新開廠甸值新春，悅好圖書百貨陳。裘馬翩翩貴公子，往來多是讀書人。”在廠甸廟會的熱鬧中，書攤的分量尤重，既有琉璃廠店鋪的，也有外來練場子的，包括著名的三槐堂、寶書堂等。
因了這份文氣和雅性，歷代名士與廠甸緣分頗深。史家孫承澤住附近的後孫公園衚衕；詩人王士禎住火神廟西夾道；“布衣御史”朱彝尊住海柏衚衕；樑夢龍的樑家園、紀曉嵐的閱微草堂、孔尚任的岸堂、李漁的芥子園，及錢大昕、羅聘、李文藻等故居，皆環左右；梨園的程長庚、譚鑫培、餘叔巖、梅蘭芳、裘盛戎等，也銜此爲鄰。
魯迅寓京13年，有日記可查的逛廠甸即40餘回，每年廟會更不曾拉下。徐悲鴻、老舍、齊白石、張大千、胡適、鄭振鐸、張伯駒、朱自清……都在琉璃廠的書閣瓦肆間，留下了身影。
遺憾的是，如今的琉璃廠經一番豪華修葺和招標，小的書鋪已飄零至潘家園了。新版的廠甸廟會，已顯得文氣大傷，倒是吃喝佔了上風。加上“耍貨”數量有限，“展”“演”目的遠大於“銷”，往往幾日內便貨盡攤散，所以我建議您趁早去，晚了只能喝豆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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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有諺：大年三十熬一宿，正月初一扭一扭。
這“扭”，說的便是赴廟會看耍戲。由於北倚前門大柵欄、南銜天橋場子（皆爲老北京最鬧處），廠甸便引了大批江湖把式和藝人來湊趣。《都門竹枝詞》中說，“琉璃廠上好風光，旱地行船小作坊”，描述的即廟會一景“跑旱船”。其他的撂地和曲藝更不勝枚舉：中幡、摔跤、秧歌、高蹺、跑驢、太平鼓、舞獅、京戲、皮影、木偶、西洋鏡、拉洋片……可謂觀者如潮、人氣沖霄。
古玩字畫，吃喝玩樂。400年了，廠甸廟會以雅俗共濟、商娛相融之特色，充當了京城百姓的狂歡節。這條地圖上不起眼的街道，平日寂靜，一俟正月，即幻化出神奇的力量，變成了一個盛大繽紛的萬花筒：孩子的玩具，百姓的口福，文人的雅興……都在裡面。
它是老北京人對自己一年勞碌的最大犒賞，它把攢了一年的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把憋了一年的樂子和歡勁——全撒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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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由祭而生、傍廟而興的民俗，現代史上，廠甸廟會與其他傳統事項一樣，幾經沉浮——
民國七年（1918），市政當局正式批告：以廠甸和海王村公園爲中心，正月初一開市，十五結市。由此，它成了京城唯一的官設春節廟會，步入全盛期。即便最蕭條的1945年，客流量仍達20萬人，佔駐京人口1/5。1949年後，雖經濟轉爲官控模式，但自發的廠甸廟會依舊紅火。從1960年始，生活物資匱乏，加上修路，它曾歇息三年，待1963年重啓時再次火爆京城，客流逾400萬人次。“文革”期間，隨着對佛事和民俗的封殺，所有的廟會都消失了……
它的再次迴歸，是2001年。
30年，足以作古多少人和事？足以流逝多少地點和記憶？足以讓多少東西面目全非？
在高廈林立、廟影消殞的今天，廟會更多變作了一場摹舊仿古的演出。從氣象到構造，它都不再是真實的生活現場，而是以展覽和懷舊的姿態進入視野，進入了時尚序列。無論生產者還是消費者，心態都不同於舊時，“過大年，逛廟會”這一古諺，在今日語境中，多少有股祭典的意味了。
即便如此，只要在京，逢正月我還是要去的，去赴這場約會。畢竟，透過這條複製的大街——猶如時空隧道，讓我重溫了一個古老童話，讓我與祖輩們的快樂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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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和鉅變是一種意義，不變和少變也是一種意義，甚至是更大的意義，蘊含珍貴的未來價值。
何爲“文化”？說到底，即拖時代後腿的東西，即“落後”的力量和“向後”的價值，即一輛車的後視鏡、剎車系統和減速裝置。當你奔馳太快或拐彎時，它提醒你慢下來，看看來路，看看沿途，想想身世和爲什麼出發，接下來如何更穩健、更安全、更均衡……
所謂的“經典”“傳統”“習俗”，也是這道涵義，皆意味着一份古老的生活契約和家史，一種光陰深處的沉靜和定力，一套與“現代”“時尚”反向的價值和邏輯。它們承載着風物、日曆、基因、記憶、祖祖輩輩的生存故事，它們告訴你“你是誰”，提醒你“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某種意義上，只有“文化”，才永遠時尚；只有“古老”，才永遠年輕；只有“陳腐”，才永遠神采奕奕。
而真正的文化，並非陳列在紀念館裡，也不在博古架和展覽會上，那不過是亡者之骸，它應該是活的，活在原來的地點，活在人的日常習慣中。它的載體不是檔案和文獻，而是人的呼吸、體溫、腦海和舉止。一座有文化的城市，應像晨鐘暮鼓一樣，時常響起歷史老人的咳嗽聲；應有能力收留、維繫和傳遞一種“不變”，其真正考驗的，並非政府的投入和保護（那隻對遺址有用），而是來自民間的熱愛、秉持和消費及民間精神的自信與定力。
張中行說：“我總以爲北平的地道精神不在東交民巷、東安市場、大學、電影院，這些在北平精神上講起來只能算左道。摩登，北平容之而不受其化。任你有跳舞場，她仍保存茶館；任你有球場，她仍保存鳥市；任你有百貨公司，她仍保存廟會……”（《北平的廟會》）
先生又說：“廟會使人們親密，結合，繫住每一個人的心。”
是啊，無廟會的春節，即像漏了餡的餃子，寡淡乏味。
有了這紅紅火火、大俗大雅的鬧騰——農曆大年纔有了活性，纔有了喜慶勁。有了滿眼的冰糖葫蘆和風車，有了沖霄的鑼鼓與吆喝，這正月的京城，纔有了容光，有了精氣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