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可以“興邦”，也可以打水漂。而媒體注意力轉移太快，這樣就孤立了該事件，它被快餐式地迅速消費掉了，甚至被娛樂化了。當然有新聞環境和權力干預的困擾，但根源還在於自身，我常感到現在的媒體往往情不自禁就往娛樂路線上靠，喜歡花哨和離奇，喜歡撲蝴蝶——重事件的表象和形式，輕其內在矛盾和價值重心，主動性和發現性不足，對“新聞”的理解有問題，對選題的價值判斷和評估有問題。記得那天我還說了一段話：“做新聞，就是和這個時代的疾病打交道……我們採訪，多數情況下，並非一個健康人對患者的考察，很大程度上即病友之間的探訪。我們都是時代的患者，都是病菌攜帶者，只不過發作與否、病情的進程和嚴重度不同。”我是針對孫偉銘酒駕肇事案說這番話的，《新聞調查》恰好有這樣一期節目，柴靜的採訪。我的意思是說：從事件鏈條的終端看，孫近乎一個不可理喻的惡魔，但如果把他送回去，送回鏈條的起點，回到他飲酒的那個晚上——那個拉開車門的動作之前，他卻是個再普通不過的“我們”，我們的鄰居，我們的同事，我們中的任何一員。他的道德、習慣、優缺點、生活方式都很正常（工作信譽不錯，同事口碑很好，孝敬父母等等），都不低於這個時代的大衆“平均值”。所以我說，某種意義上，對他的判決也是時代對每個人的判決。特別柴靜在採訪中有個很好的“加班”環節：她反問受害者家屬有無醉酒駕車的經歷，對方坦言有。（柴靜是個習慣在採訪中做“精神加班”的記者，這就拓展了事實空間和思考空間，也找到了這個主題的時代位置。而一個記者光背馱純粹的新聞任務、靠專業理性走不出這麼遠，他會早早結束掉自己的工作。是綜合的人文素質幫助了柴靜，面對時代疾病，她的診斷包含“中醫”的方法，呈現出一種系統的、通體的、表裡的關切。或者說她是一個學過中醫的西醫罷，因爲她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觀系統，基本還是自由知識分子的屬性）新聞的職能是批評，而批評的前提是承認這個環境就是我們的家園，既愛又恨的家園，我們都是這個生存共同體的構件和元素，都參與了它的締造和運轉，我們不要給自己太多豁免權和審判權，要承認彼此間並不那麼遠。只有把一個人“送回去”，送回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點，我們才能談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這個人孤立和開除出去，才能看清該事件於時代生活的意義，於每個人的意義，我們才能在和別人交流的同時完成與自己的對話。
3、別忘了，時間是帶利息的
問：能談談反思和懺悔的區別嗎？
答：我個人覺得，“反思”是一種積極的理性，主體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集體，其發生帶有必然性，甚至日常性，像一門精神必修課。上到民族下至個人，對歷史的追溯和檢省，都是有益且時時必要的。
“懺悔”，有濃重的感情和倫理色彩，主體是個人，集體無法幹這事。即使借集體名義，也顯矯情，未必誠實。像當年德國總理勃蘭特面對猶太人紀念碑的下跪，我覺得那是一個道歉意味的身體語言，也象徵反思，你不能說那是一個民族在懺悔，除非你理解成總理個人的懺悔。
另外，反思更多地是從理性和技術層面上展開，因爲它“要求進步”，它要從過往中汲取養分。懺悔更多地涉及倫理，是一種道德救贖行爲，它不能被要求和強迫，也不能被代理。反思有公共性，有聲音和輿論特徵，鼓勵傳播；而懺悔幾乎沒有，它可以是一種很安靜很隱蔽的內心行爲，就像在教堂裡發生的那樣。你可以說我們每個人都應反思，甚至可幫別人思考，但你不能勒令或幫助別人去懺悔。否則，你就該反思自己了。
問：您如何看待知識界提出的“懺悔”話題？比如以前的餘秋雨，包括最近被舉報的“文革”“告密”事件……
答：對餘秋雨的批評我是知道的。你說的近來的事，有耳聞，但不知細節。我從前寫過一篇文章，《誰在批判，批判什麼》，文章寫得早，主角也不是後來涌現的這些新人，而是“胡風事件”的揭發者之一——舒蕪先生。我莊重地稱先生，就是不想帶有責貶。文中有個觀點就是：時間是有利息的，我們今天所有的“清醒”“洞見”“正解”，我們所有的立場和價值觀，都是享受時間利息的結果，都是以前人的錯誤和糊塗爲成本，我們只有把一個歷史人物真正“送”回去，送回當時嚴酷的政治空間和生存情勢——去定位和認識，判斷才準確，思考纔有意義。若直接把對方拎到在今天匆匆扎建的審判臺上，既不公平，也失理性與寬容，是一種粗暴的道德審判。我主張反思，主張挖掘和清理歷史遺產，主張不遺忘，但不主張對個人清算，尤其道德清算。個人承受不了歷史的力，他沒有承接面，也不應承受。也就是說，他只能當歷史的“污點證人”，而不能被列爲被告。我尊重個人的檢省，欣賞那些有勇氣吐露真相的人，但人性不同，意志、性格和生存狀況不同，得給人選擇的空間和權利。經過那麼多年嚴酷的政治鬥爭，我覺得我們今天有機會、有條件選擇“寬容”與“溫和”很不容易，要珍惜，我們不要在反對一個東西的時候，使用的竟是和對手一樣的工具和方法。嚴肅和嚴酷有很大不同。我這樣說，如果在網上，也許會挨不少拍磚。罵文化，和鬥爭文化一樣，是我厭惡的。在我以往的寫作中，沒罵過一個人，我爭取一輩子不用髒字。
很多時候，批判的姿態、方法和工具，本身就構成了批判的實質，就有本體的意義。我不會勒令，哪怕動員或遊說誰去懺悔，前面我說過，懺悔與否是個人的事，是個人的選擇和機遇。重視歷史公案的研究價值，也要尊重其中的個體，尤其還在世的個體，你可以剖析光陰深處一個人的內心，試着接近、洞悉，進而理解他——理解人性的腐爛和閃光，只有理解了才能談反思，且反思的是這個民族、整個生存共同體的責任和缺陷。我們沒有督導個體懺悔的權利，那等於剝奪了他的自由和選擇，剝奪了他愛面子乃至虛榮的權利，等於精神上的。尤其當事人到了晚年，有些過於嚴厲的話不妨推遲一點，待其百年後再說。批評時，別剝衣服，別體無完膚，那樣有犧牲自己道德的危險，這對批評者自身也是損失，這是我的道德觀。
我建議儘量不用“批判”“揭露”等凌厲的字眼，難道他不值得憐憫嗎？用同情心待對方更好。10年前，我曾寫過《語言可以殺人》和《保衛語言》等文章，主題即語言自身的健康和清潔很重要，因爲它能召喚來行動，甚至本身就是行動，比如當年朗朗上口的“打倒在地，再踏上億萬只腳”“對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冷酷無情”等，都是一種暴力語言，瞬間即會招來行動上的暴力。你看過去的階級鬥爭影片或舞臺劇，在做社會動員時，對“地富資修”等鬥爭對象（理論上的“生存對手”而已）罵得多兇，語言上罵得狠，行動上就出擊得重。所以，保衛我們的世界和生活，要從保護語言不受污染、邏輯不被篡改開始，要從維護語言內核的健康和邏輯的合理性開始。南京教育家王棟生先生還把《保衛語言》收進了中學語文讀本，他大概是想讓孩子從小用健康的語言說話吧，用心良苦。學習說話，練習說話，對孩子太重要了，語言是文化的基石。
文明的進步，人的進步，首先表現在語言上。我看現在一些網帖，很多語言的暴力程度讓人震驚。包括一些思想論壇的帖子，表面上闡述一個民主自由的話題，語言上卻極度、粗暴、夾雜詛咒，這樣你和你的敵人、和你的反對面，實際上沒多大區別的，你只是腳站在了這邊，大腦仍在那邊。我覺得這樣的社會情緒是有毒的，很多脣槍舌箭的鬥毆、大字報式的羣架，其實都是誤解力大於理解力所致，都像鬧劇，除非你把它看作娛樂、視爲狂歡的需要。
我覺得要做一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真的要把魯迅和胡適都讀好，好好理解加繆的哲學，好好學習聖雄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的信仰。
問：您怎麼評價這個時代以及您和時代的關係？
答：簡單說吧。借用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的話，大意是：這是個最好的時代，也是個最壞的時代……
儘管我們有不滿，但沒有理由不熱愛它。因爲我們要度過它，我們只有它，我們住在它裡面，我們把一輩子——僅有的一輩子都抵押給了它，都獻給了它。
但除了這話，我還想說海明威那句：“這世界很美好，值得我們去奮鬥！”
奮鬥，不僅僅是尋找敵人，不僅僅是反對什麼，更意味着修復、縫補、植樹。我永遠不會辱罵和詛咒自己的時代，辱罵會弄髒空氣，弄髒衣服和靈魂。我愛乾淨，有潔癖。就像我每次出書，對設計的要求只有兩個字：乾淨。
4、沒有愛，世界會凍僵
問：您怎樣看待中國人的精神家園？您認爲應如何建設？
答：你用了“建設”一詞，很好，這詞很少用了，大概因曾被用到很刺耳的地步吧，敏感的人不好意思再用，須換個詞，如“構建”什麼的。近一個世紀來，批判文化、鬥爭哲學佔上風，以“破”爲主，“立”一直沒提上日程。這和中國是個苦難型國家有關，每天叫人激憤、焦慮和拍案的事太多了，在一個危機四伏、暴風驟雨的空間裡，怎麼能平心靜氣地建文化呢？搞經濟未必依賴好心情，搞得激情四射、如火如荼也無妨，但文化不行，須有好心性、好心境和好心態，否則搞出來的東西不健康。
我個人就是個例子，每輪好心情的週期都很短，一上網、一看天下事就糟了，而工作又恰恰是新聞，在劫難逃啊。所以我接觸的影視和音樂什麼的，多是那種疏緩、溫暖、明亮點的，否則日子沒法過，要得抑鬱症。我特羨慕那些無須理由就樂呵呵的人。我身邊常備紅茶和巧克力，有人說它們能從生理上製造“幸福感”。這幾年，我寫文章很少，尤其批評性文章，因爲工作已讓我面對那麼多陰暗的東西，那種狀態是浸泡和醃製式的，很鹹很辣，我的壞心情不寫在臉上，但會沉澱。我不知別人怎樣做這行，也許僅僅當職業和生計，保持一種遊戲精神，我不行。辦公室離玉淵潭很近，我有個習慣，屋裡憋幾小時，就去湖邊透透氣，看老人們釣魚放風箏……我是缺乏娛樂精神的人，有次和主持人吃飯，中間又來了他的朋友，對方一落座就撲哧笑了：你們怎麼吃飯都板着臉啊，一點娛樂精神沒有！我們面面相覷，其實人家是正常的，我們有點不正常。
所以，工作之外就不想再碰這種“黑”和“重”，我從不寫雜文或時評，原因也在此。一個人老盯着一樣東西，它就會變成釘子，嵌入你的靈魂，生鏽，取不出來。黑色情緒會讓你自傷，我知道這個原理，但化解得並不好。好好活着，活長一點，爭取看到很遠以後的未來，我們都要有未來感。最近，癡迷草木有點瘋狂，家裡像個農業技術員的家，種蘭草、尖椒、地雷花、馬蜂菜、波斯菊、喇叭花、金銀花，開個玩笑，我最近特不想見人，很多活動都躲掉，怕吵，包括來你這兒。我見植物比見人要親，安靜是它的美德，前日寫一短文，叫《多識草木少聞人》。你知道，這個時代健康的人很少，思想強大，不意味着心性健康，偶爾還相反。
總之，我有兩個系統，一個是社會系統，一個是自我係統。前者是白天，後者在夜晚。後一個系統的能量和營養，我盡力往前者輸送，但爭取不讓前者薰染後者。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換衣服和洗臉，把大街的氣味脫掉。
抱歉，回到你的話題，我覺得不好直接回答，有點大。
前面我說了，中國是個苦難型國家，讓人生氣的事太多，所以魯迅的號召力和籠罩力，遠大於胡適。就我個人而言，對魯迅是熱愛，對胡適是欽敬。當“胡適”太多時，我喜歡提魯迅；當“魯迅”太盛時，我願意談胡適。當然，真正的他們時代都沒有，只有學徒和隨從。
一個大變革時代，最需要這樣幾款人：改革派、保守派、理想家、實業家。其比例和組合，決定着一個時代的精神格局和走勢。自古以來，中國人往往不是太實就是太虛，要麼只顧坐而論道，縹緲得走了形；要麼只顧低頭覓食，極端物質化。我們缺少真正的理想主義實踐。文人往往思想力很強，而行動力太弱。有次我去江蘇海門，離南通不遠，百年前那兒出過一位名人，叫張謇，清末最後一個狀元，立憲黨人，工商業鉅子，教育家，慈善家，地方公共事務領袖，這是個讓我激賞的人物，在當地媒體採訪時我說他是“窮人的榜樣、富人的榜樣、文人的榜樣、理想主義者的榜樣”。談現代中國的社會烏托邦，繞不過他。
從國民精神上講，現在到了太實的時期，很物質很物理很生理的“實”。尤其當下，收益分配不合理、貧富懸殊、道德失陷、公信力降低、人的生存成本和壓力空前大，像《蝸居》刻畫的那樣，一個住房就讓你人生透支，一輩子沒別的心思了，人人都焦慮，都有飢餓感，注意力被牢牢綁架在“物質”大風車上。不僅百姓，連精英知識分子，也把心智全澆灌在硬話題上，諸如經濟戰略、制度設計、權力問責、數據分析、技術和學術建議，你說的精神家園，這類軟話題似乎大家都顧不上。雖然我有務虛的習慣，但不研究這麼宏大的問題，我只說感受，甚至直覺。
我個人以爲，中國人的精神家園最缺的幾樣元素是：愛的意志、法的精神、現代理性、宗教心靈、生命美學、形而上哲學、不利己的自然觀。法的精神，尤其憲政精神和法律實踐，我覺得是當務之急，應成爲上下共識和改革的基礎。宗教心靈，未必是信徒式的，我更傾向於那種有“宗教感”、有宗教意緒的心靈狀態。但宗教力量也有缺點，它主要通過讓人敬畏（“懼”）來督導善良，所以我希望有一種更普泛和主動的愛的意志，通過愉悅的“愛”來讓人上升，就像史懷哲醫生的那種愛，它超越狹隘倫理和世俗神學，是從裡向外散發的一種體息、一種溫度、一種沒有外力逼視的內心秩序，從而讓靈魂更舒適，也更容易秉持和傳導。
一切還不能照搬西方的，尤其心靈方面，要建立適合東方人精神體質的生命哲學，東方的形而上，單靠幾本聖賢書不行，搬西方著作也不行。而且，我們最大的麻煩還不是學說，而是日常的秉持精神，是聽從內心召喚的那種執行力，是基因和細胞意義的隨身攜帶、終生服役。這些問題我一般不多想，想多了就有“天色已晚”的感覺，我們缺得太多了。前幾天的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我每天去辦公室拿起新聞串聯單都看到好幾條，坦白說，心情極糟糕，那麼多政府扯皮、爭吵、推卸責任、拉幫結夥，大搞政治厚黑，殊不知天快塌了，這就是人類的極端利己主義，每個人都在乘坐的船上鑿洞，這可是唯一的船啊。每個人都聲稱愛自己的孩子，可誰打算給後代留下一點可憐的資源呢？莫非每個人都指望自己的孩子打敗別人的孩子，從而佔有那最後一滴水、一點空氣、一寸立足之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