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天府糜爛，成都被圍的消息，也足以讓皇帝寢食不安。不過，到了這等地步，劉暘反倒穩住了，朝堂之上，臣僚之前，談及蜀亂，甚至能開開玩笑，一副輕鬆的樣子，從從容容地統御內外，籌措平叛事宜。
即便皇帝心中實則是焦急如焚，面上始終剋制着，給楊延昭軍去的詔書中，更是明確地指示，不要急躁，不要輕進，讓諸將聽令而行，朝廷會保證軍需之供應，等等。
劉暘是竭力給楊延昭緩解壓力，他畢竟也是上過戰場的，對於兵家一些門道也瞭解，心知急躁不得，戰略上是不肯再犯任何錯誤了。這樣的舉措，當然是有用的，一定程度上，被委以重任的楊延昭，揹負的壓力比皇帝還大。
就是劉暘考慮那般周到，傾盡信任相托，楊延昭依舊想着儘快解決蜀亂.
起義軍的決策，不管是東擊川東也好，還是反攻成都也罷，其內在原因，說穿了也就是一種求生的慾望，一種野獸般的本能。
由於連續的災害，川蜀的糧荒也不是一年兩年了，潘佑在任時，還能竭力協調賑濟，平抑糧價，安撫人心。然而元年的大旱，進一步加劇了糧食危機。
當起義爆發，戰亂頻仍，起義向剝削階級宣泄來自農奴賤民復仇怒火的同時，也將原有的社會治安與生產經營秩序衝擊了個支離破碎，土地荒蕪，糧食短缺，飢餓危機，也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這也是蜀亂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
然則，劍南真的缺糧嗎？不盡然，缺也不至於缺到這種程度。只不過，就和土地與鹽、茶、絲三寶一般，糧食這種基礎而救命的物資，同樣集中在權貴、地主、豪商們手裡。
讓他們把寶貴的糧食拿出來救濟窮人，少量地邀買名聲可以，大規模救濟那是官府的事，誰家也不是開善堂的。派糧也可以，拿錢、拿地、拿人來換.
統治階級壓迫日甚，不給活命，勞苦大衆自然得造反，而如果造反這樣激烈的抗爭運動也僅僅基於活命，那也註定走不遠。
當扛起“均貧富”的旗幟後，固然是萬民影從，光環加身，但同時，作爲領袖的李順還得餵食聚攏在四州嗷嗷待哺的嘴。亂事越搞越大，人也就越聚越多，到幾十萬張嘴時，生存依舊是起義軍第一考慮的問題。
打下川東，而後東出湖廣就食，打破川蜀牢籠的同時，還能把義軍的光輝播撒到大漢更多的地方。這一構想，隨着瀘州之戰的失利，被徹底打破。
於是，回攻成都，繼續從成都平原這片哺育了千千萬萬的蜀中兒女的土地上覓食，這也是無奈的選擇，沒有生產能力，也沒有時間從事糧食創造的起義軍，只能去搶奪既有的生存資源。
即便這種選擇無異於自陷囚籠，隨着時間的推移，朝廷的平亂大軍正各方朝蜀中趕來。
如果說王、李起義在舉事前期還有“反苛政，均貧富”的正義性的話，那麼隨着李順大軍北上，兵困成都，隨着生存壓力的一步步走高，在飢餓與死亡面前，那絲正義性也迅速被泯滅掉了。
歷朝歷代農民起義的失敗，除了反動勢力的頑固與強大之外，起義者自身的侷限性則是根本而重要的原因，王、李二人，也未能打破這個規律。
在北上初期，還是有很大一批人歡欣鼓舞，喜迎義軍，但情況慢慢地就發生變化了。起義軍要活命，成都周邊的士民百姓同樣要活命，大夥可以爲了這一相同目標匯流，生存的壓力之下，也有可能導致彼此仇視互戕害。
隨着幾次進攻成都不果之後，起義軍在一種微妙之中漸漸變質了。那些既沒能逃進成都，又沒有流離他方逃難，而是選擇留下，支持李順大軍的人發現了。
義軍的到來，非但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讓他們獲取應有的“公平”，反而加劇了混亂，連起碼的安寧也喪失了。去年大旱，農事耽誤了，今歲旱情緩解，因爲戰亂又耽誤了。
更讓人無法接受的是，起義軍也開始四處搜掠了，爲了滿足進攻成都需要，李順的部下們四面出擊，幾乎要把附近州縣的地皮都刮乾淨，如蝗蟲一般吞噬着所有看得到的東西.
而到這一步，就徹底有違起義初衷了。早在王小波起義之初，在解放旁戶小民的過程中，義軍一直保持着相對良好的作風與軍紀，不說秋毫無犯，但絕無凌虐之舉，就是被抄掠的那些地主富戶，也會給他們留下基本的口糧。
這個作風，在李順軍轉戰初期，也一直保持着。然而，這種“仁義”對於一羣由旁戶、下民組成的起義軍來說，實在太難得，也難以長久。
狹隘的見識度與低效的組織力，讓他們在面臨問題時，只能採取一些簡單而粗暴的辦法，激情過後，乃是更加的瘋狂。生存問題面前，什麼強權公理都不可怕，什麼禮義廉恥都拋諸一邊。
對於義軍的變化，李順也很苦惱，然而他也沒有太好的辦法，他雖是起義軍的領袖，但對於部下的約束力，實在不算強。同時，他也需要各種資源，尤其是糧食，以維持對成都的進攻。
成都拿下來，未必就能解決問題，但不拿下來，就只有死路一條。何況，義軍能打勝仗，一靠胸中那口怒氣，二靠人多，三靠不怕死，說到底，還是靠人命去填。
義軍將士犧牲付出了那麼多，蜀中父老兄弟姐妹也該貢獻一份力量。另一方面，大家都活不下去起來造反，你還能活下去，這如何能同舟共濟，並立偕行？只有大家都成爲一類人，才能打破蜀中那灰沉已久的天，爲千萬蜀民爭取到一絲新希望
當然，李順也不是什麼都沒做，畢竟他們還是拯救貧民的義軍，又都是蜀中父老，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絕。
察覺到對部下掌控力的不足，李順自度，認爲是自己威權不固的原因。蜀中的起義軍，雖以李順軍爲核心，但實質上還是各種勢力、各股來源涓流匯聚，李順固然是領袖，部下響應其領導號召，但並不受他絕對約束，起義軍上下甚至沒有一個清晰的組織架構
於是，爲了樹立權威，起到約束義軍的效果，李順想出了一個法子：稱王。
雍熙二年2月15日，起義軍首領李順在漢州稱王建制，自稱蜀王，改元建興，置百官，分封將帥功臣。
稱王之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再興兵馬，大攻成都。與此同時，李順又分兵四方，向外擴散，掠糧掠丁，沒辦法，成都平原也養不活那麼多軍隊了。
但是，派往周邊攻略的“蜀軍”，這一回遭到沉重打擊，各州各縣，官兵鄉勇，都是竭力剿賊。顯然，人心已經在悄然之間發生了變化。
尤其是北上的七萬“蜀軍”，被曹光實、康繼英二將幾乎打光，半數以上都做了俘虜，攻取劍閣，將朝廷大軍阻隔於北川的意圖也落空了。
李順稱王的舉動，也像一場沐猴而冠的滑稽戲，不只徹底徹底激怒漢廷，也喪盡了最後一點民意支持，除了那些渴望着“封侯拜將”的泥腿子之外，沒有人真心認同。
隨着平叛大軍陸續入蜀，休整武備，也開啓了其敗亡的倒計時。甚至於，混亂無比的成都城，也被激起了一派“同仇敵愾”之心。
當然根本原因是朝廷援軍快到了，以及起義軍在成都平原上那份自毀根基的做法，遭到了成都上下的唾棄，誰也不敢保證，城破之後，那些餓紅了眼的叛賊會做出什麼事來。
因此，李順稱王刺激下的起義軍進攻更加瘋狂，但成都守軍的抵禦額更加堅決，更加強力，時不時地還能派遣精銳出城襲擊，給起義軍造成巨大損失，嚴重阻滯其進攻。
事到緊急，成都的城防大權實則已經被布政使向德明給接過來了，上官正等一干道司將領則逐漸淪爲執行者，同時一點怨言也不敢發。
向德明甚至給守軍劃下了一道紅線，失防者斬，怯戰者斬，抗命者斬，但同時也表示，糧食管夠，兵丁管夠，武器管夠。
這樣的攻防之下，圍繞着成都城垣展開的廝殺搏命有多殘酷可想而知。死人，是再尋常不過的事情了，然而從蜀亂爆發以來，哪天不在死人？
事實上，亂局發展到這等地步，不只朝堂之上在反思，損失慘重的蜀中權貴、地主豪強們也在反思，而用無數流血與死亡換來統治階級反思的貧苦百姓們，也不禁反思：
過去即便被盤剝，被壓榨，哪怕賣身爲奴，哪怕像狗一樣，總是有機會活下去了。就是落草爲寇，也不至於死這麼多人，流這麼多血，狂熱之下的暴戾手段，只會把僅有的安定與殘存的希望盡數毀滅，最終將所有人埋葬，這是一場沒有勝利者的戰爭。
到蜀亂後期，那些還跟着李順進攻成都的，只是一羣麻木的僅剩生存本能的野獸，傳說中的錦官城，那銅牆鐵壁之後，似乎就是希望所在，跨進成都城，就彷彿走進光明的未來。
只不過，這最後的妄想，也隨着朝廷平叛大軍的南下、西進徹底破滅，當起義軍徹底陷入崩潰，連“蜀王”李順也歿於陣中時，成都這座地處大西南的統治階級最頑固的堡壘，依舊屹立聳峙，堅定如山。
只不過，刺破烏雲的陽光照耀下，無數血肉澆築過的城池，“豔麗”幾可奪目，溫暖的色調背後，是刺骨的寒冷
起義軍的覆亡，可以說是一場自我的毀滅，就像是一道煙火，盡情釋放之後，化爲塵埃。
楊延昭大軍南下，只經過大小四、五戰，幾十萬叛軍就崩潰了，當然，說是幾十萬難民，或許也沒錯。相比之下，如何收拾那仿似被萬千蝗蟲禍害過的天府之國，如何安頓那些如蠱蟲一般活下來的百姓抑或亂民，纔是更爲迫切，更爲緊要，也更具挑戰的事情
李順之後，雖有餘亂，但再難成氣候，蜀中元氣大傷，蜀民也再顧不得憤怒了，吃飯，活下去，還是第一要務。或許之後，再考慮重建家園？
雍熙二年夏四月初十，垂拱殿內，大漢皇帝劉暘依舊脊背挺拔地坐在御案後，聚精會神地翻看着奏章。繼位不足兩年的時間，面容間的皺紋是愈顯深了，身上的帝王氣卻也越發深重。
殿下，徐士廉、王旦、趙德芳三名內閣學士，都埋頭伏案，仔細而認真地整理奏章，書寫公文，場面嚴肅極了。
伴着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內侍鄭元走了進來，久待皇帝身邊的人，從這些內侍腳步的頻率都能判斷出一些東西，雖然保持着手中的動作，但在場幾臣或刻意或無意識地將餘光瞥向鄭元。
唯一不動如山的，還得是皇帝劉暘，眼皮子都沒擡一下。平復了下呼吸，鄭元躬身長拜：“啓稟官家，曹樞相殿外求見！”
劉暘終於擡起了頭，目光凝視殿外方向，出聲道：“宣！”
很快，曹彬那清癯的面容出現在衆人視野，殿中包括皇帝劉暘在內都放下了手中活計，看着曹彬。
曹彬見禮，似乎能感受到那股期待意，雙手捧呈一道軍報，肅聲道：“稟陛下，蜀亂已平！”
此言落，徐士廉幾臣都不由面露喜色，若不是禮節所限，怕是都要雀躍鼓舞了。
劉暘很是內斂，類似的奏報，去歲冬時上官正上表過，結果等待大漢的是“李順之亂”。招了招手，鄭元立刻趨步，將曹彬手中軍報呈到劉暘手中。
每一封奏報都彷彿附存有上奏着的一點靈光，每一封氣質各有不同，而招討使楊延昭的這封軍報，內容並不詳實，遣詞更顯質樸，但是給劉暘的卻是一份強烈的肯定。
過了好一會兒，劉暘方擡起頭，腦袋偏向西南方，迷離的眼神中露出極其複雜的情緒，嘴裡喃喃道：“怨氣，也散得差不多了吧.”
言罷，劉暘起身，快步走下殿階，徑往外而去。皇帝的表現讓人訝異，但一干人幾乎本能地跟上。
君臣一行，腳步急促，行色匆匆，卻是皇帝親自領頭，一路走在宮道，穿過重重宮禁樓宇，直至乾元殿前。
紫微城很大，但這或許是所有人走得最累的一次，劉暘只擡頭望了眼，氣息急促了幾分，然後也不休息，鑽入殿後，尋到樓梯，開始爬樓。
就是放到後世，乾元殿也是二十多層的高樓，樓頂有座觀景閣，世祖皇帝壯年時期經常登樓望遠，劉暘也陪同過，此次卻是他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登樓。
排開臣侍，馮風孑立，直望西南，良久，在內侍鄭元等得內心焦灼不已時，劉暘方纔回身。
“陛下！”
“陛下！”
“官家！”
跟上樓的幾名臣子望着皇帝，都關切地喚道，劉暘掃視一圈，手一擺：“下樓！”
不知是情緒宣泄足了，還是單純高處不勝寒的緣故，劉暘鼻子是通紅的.
“去政事堂，請衆相公來此議事！”回到垂拱殿，再度落座，劉暘衝趙德芳吩咐道，語氣嚴肅而鄭重地說道：“該善後了！”
蜀亂平定的消息，在朝廷推動下，飛速傳遍天下，告之全國各道府州縣官民。平亂的詳細情況，也從多人、多衙屬陸續上呈洛陽，讓朝廷有取得更全面的認識。
而經過幾輪細緻的討論，關於援蜀的各種安排，在朝廷的統籌把控下有序展開，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保證各種救濟物資的供應，尤其是糧食與藥材，這是蜀中最稀缺的。
爲此，朝廷決定以財政使張雍權西南轉運使，親自出馬，保證援蜀物資的調度安排，這樣的安排，似乎也預示着什麼。畢竟正常情況下，即便要財政司出人，派個副使也足當其任了。
於是乎，橫跨雍熙二年的春夏秋三季，在通往川蜀的水陸交通線上，都是朝廷從各地籌措輸送入蜀的援應物資。
說來也有幾分諷刺，整個川蜀，尤其是劍南，對外輸出了三十多年的錢糧物資，這還是第一次得到彙報，只是通過這樣的方式獲得，多少有些殘酷。愛哭的孩子有奶吃，流血的孩子纔有肉吃.
在朝廷開啓蜀亂善後事宜的同時，一支身負皇帝密令的隊伍也從洛陽出發了。內閣學士徐士廉，將前往成都府接替王審銳擔任成都知府。
與其同行的，還有武德使林特以及新履任的刑部侍郎向敏中，他們去成都，就一件事：抓人。
不管是潘佑之死，還是蜀中之亂，雖然被搞得污濁漫天，箇中許多細節都毀於戰火，但仍舊讓朝廷抓住了不少把柄。且不提蜀中有志之士因天府之土被摧殘，痛心之下的各種舉報，僅僅武德司這邊，在平亂的過程中，就收集了大量罪證。
成都之圍時，涌入城中避難的那些人，有一個算一個，嚴格意義上來講，都是有罪的。當然了，小魚小蝦是不值得朝廷如此鄭重其事，大動干戈的。
首先被拿下的，正是前成都知府王審銳！而緊隨其後，川蜀勳貴、官僚以及一部分罪行深重的豪強地主，三百餘人，陸續被拿下，各個都是有名有姓、有頭有臉的人物。
其中震動川蜀的便是，連“二王”家族的當家人王申均、王昭雍，也被拘拿。罪名衆多，但核心只有兩條：欺君亂法，蜀亂禍首！
這些人，在此前基本上可以說掌握着蜀中六成以上的話語權，若是那是朝廷如此株連拘捕，那麼一場變亂或許產生在須臾之間I，然而大亂已矣，強兵在蜀，當朝廷大令一至，抓人也好，殺人也罷，易如反掌的事情。
雍熙二年秋九月，經過近半年的抓捕、訊問、定罪，以王申均、王審銳兄弟爲首，317名蜀亂罪臣（民），被押往洛陽南市，執行死刑。洛陽士民，觀者如堵，反響熱烈，畢竟，有好些年沒有集體處刑這種熱鬧看了
當然，這顯然不只是一道詔令，行刑處斬那麼簡單的。爲了達成這項決議，幾個月的時間裡，朝廷發生了無數次角力，有支持處重刑的，也有建議從輕發落的，總得來講，後者居多。
物傷其類，兔死狐悲，從勳貴到官僚，大部分人都不願意看到如此大規模處刑自己階級同道的情景。
何況，這種先例，那是世祖皇帝纔有的權威，也是世祖皇帝諸多爲士大夫們所詬病的暴行，今上可是個仁厚之主，怎麼能和先帝學呢？
因此，在皇帝劉暘硃批定論以前，那是聲聲勸諫，重重阻力，一齊向他施加。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雖然任其喧鬧，但勾批死刑之時，仁厚的皇帝沒有絲毫的猶豫.
隨着刀光閃爍，三百多顆人頭落地，雍熙二年又被塗抹了一層豔麗的血色。只不過，比起蜀亂之中幾十萬人的死傷，這三百多顆人頭卻更讓天下勳貴官僚、地主富戶警醒。
原來，仁厚如今上殺起人來，也是這般狠辣的.尤其，涉及到高級權貴。
王全斌拼死拼活，千辛萬苦通過滅大理掙來的公爵，至此而終，莫說世代傳承了，家產悉數籍沒，直系親屬全部流放海外，在大漢的上層圈子徹底除名！
至此，雍熙皇帝的權威，才真正樹立起來。刻骨銘心，烙入靈魂，如無雷霆手段，僅靠溫良恭儉讓，顯然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