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0章 康宗篇2 輔政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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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康二年的大漢帝國,誰的權勢最重,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首先排除的就是皇帝劉文澎,本該是名正言順地掌握帝國最高權力,然前有雍熙輔臣牢牢掌握政權,後有慕容太后一系列喪失人心的舉措,而皇帝自身,則連太宗皇帝給留下了多少的家底都還沒盤點清楚。

主弱臣強的局面,在平康二年春的“移宮案”後,依舊持續着,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這種情況。“陛下闇弱”的印象,第一次真正進入了朝廷衆臣僚們的心理,而“諸輔當國”的政治格局也成爲現實。

而要論權勢,當然得從政事堂那乾重中找,從開寶時期起,尚書令成爲帝國事實上的首相,這一點早已成爲了一種共識,即便在《漢會典》中並沒有隻言片語對“首相”一職的解釋,但這種約定俗成的共識卻已深入帝國上層人心。

因此,作爲尚書令的張齊賢,毫無疑問是帝國權勢最重的人物之一。不過,比起這位三朝元老,更引人注目,或者說讓人意外的,還得是中書令、魯王劉曖。

從世祖時期起,魯王就不是一個多麼出衆的人,才幹、功德都被他那些如龍如虎的兄弟們的光芒所籠罩,即便是名聲,也都不如劉暉、劉曙這樣麻煩纏身、“爛事”一堆的皇子。

低調是其作風,平庸是他帶給人最深的印象,即便開寶末期晉位“皇室宰臣”,那也是走了“狗屎運”,吳公劉暉因“裁撤皇城司議”觸怒世祖被罷黜相權,燕公劉昭又謙懷本分、退居不從,方纔讓世祖把目光注意到這個八兒子。

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魯王劉曖能夠從開寶末期開始活躍於大漢政壇,近似一種偶然與巧合,權位與名望,幾乎就是從天上掉到他頭上的。

而在前後近二十年的時間裡,你也很難找出他有多麼出衆的建樹與作爲,即便被太宗皇帝封王、晉位中書令,在公卿百官的眼中,他依舊是那個平庸尋常的“八皇子”,他立足於政事堂的資本,在帝國權力中樞扮演的角色,只源於他的身份,只因爲世祖皇帝定下的體制需要有這樣一個身份的角色居朝堂.

對於這樣的角色定位,不管魯王劉曖心裡是作何感想,但他分寸卻把握得十分到位,並且,由此度過了整個雍熙時代,臨了太宗還把他放到輔臣的位列中。

從這個角度來講,魯王劉曖又豈是表面的“愚魯”與“平庸”就能解釋的?

而真正展現其本色風采,讓宗親勳貴、羣臣百官看到劉曖一絲真容,恰恰是“移宮案”後的秉政時期。

通過“移宮”行動,劉曖與張齊賢等一衆雍熙輔臣,算是達成了一個政治同盟,這個同盟未必牢固,也難談能持續多久,但至少在把慕容太后及慕容氏外戚壓制之後,把控着大漢帝國的前進,維持着朝廷的秩序。

秩序之江山社稷、國計民生的重要性是不需贅言了,這就是這個政治同盟的積極意義,這也奠定了整個平康二年大漢帝國的政治格局。

而在這個格局中,最突出的就是魯王劉曖以及尚書令張齊賢,雙方甚至有一個明確的分工,張齊賢總理國政,就同太宗皇帝在時一般,負責軍國大事的具體處置執行,只不過,比起當初獲得了更多的議政、決策以及拍板權,當然,效率變低是必然的,因爲衆輔臣也不可能齊心一致,內部總有拉扯。

而魯王劉曖的作用,則在於偕同衆臣,協調內外廷關係,以及處置諸國、諸族、諸王諸事宜,核心就在一點,他是世祖之子,太宗欽點的輔臣,是代表皇室參與到國家事務,保證帝國政權的穩定,社稷的安全。

再這樣的背景下,魯王劉曖的身上,也漸漸具備了一定的大義與正統。他的權力與威望在不斷提升,與之相對應,是麻煩與壓力也在不斷積累。

“攝政王”絕不是一個容易做的位置,說坐在火爐子上烤也不爲過,一個不注意,甚至就是身死族滅,而無葬身之地的下場。

於魯王劉曖而言,上有天子劉文澎,皇帝年紀是輕,但並不是一個毫不知事的幼主,任何一種莽撞過激的舉措,都能給劉曖帶去巨大的衝擊與麻煩。

與此同時,在與雍熙輔臣的合作,也隨時有破滅的可能。他們這些太宗老臣,此前能忌憚趙王劉昉,配合着慕容太后將他逼退,當魯王的權威真正樹立起來之後,同樣也不可能無動於衷。

與此同時,朝廷內外,對魯王與雍熙輔臣把持朝政,權不歸於天子的情況,不滿的情緒乃至聲音也是層出不窮。

當今天子,乃是正統皇帝,太宗留輔臣,是爲從旁輔弼,而非讓魯王一干人等代行皇權。

如果說慕容皇太后那一番粗糙、急躁的操作,只是讓人心中不滿的話,那麼“移宮案”後,對於雍熙衆輔臣的指責與攻訐就擺到明面上了,因爲不管怎麼說,那都有“犯上”的嫌疑,即便有“杜絕後宮干政”這麼一條理由,但法理性終究不強。

慕容太后,終究沒有做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平心而論,“移宮案”的發生,除了阻止慕容太后進一步折騰大漢中樞之外,對於偌大帝國而言,是沒有更多好處的。

這件事,事實上削弱朝廷中央的絕對權威,徹底暴露了年輕天子對帝國把控的無能,這是具備重大政治風險的事情,給帝國的運轉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那些級別不夠、接觸不到的階層就不說了,但至少京畿權貴、地方高官,封疆大吏乃至那些封國王們,對此,不說洞若觀火,但至少能有些看法的。

當然了,以帝國強盛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央權威,以及那套依舊穩定運轉的國家體制,還不至於讓這些人等對朝廷、對中央失去敬畏。

但是,對於“主弱臣強”,以及“輔臣當政”的局面,卻是發自內心的不滿。

他們未必對天子劉文澎有多忠誠信服,但事實就是,他們能接受一個少年天子指點江山,對他們發號施令,卻很難容忍有人“代天”行權。

天子的權力,有法理的解釋,道統的維護,那是世祖、太宗兩代先帝賦予的,年輕也不是那幹輔臣恃權傲上、代行國政的理由。而僅僅依靠一道“太宗遺詔”,一個“輔臣身份”,顯然無法解釋他們輔政以來的所有行爲,可以攻訐的地方很多。

而這種不滿,顯然也不可能僅僅出於對皇帝的忠誠,對法統的維護,其中必然會夾雜着一些權力與利益之爭。而一旦涉及到這些,那麼矛盾、衝突、鬥爭都是無法規避的。

可想而知,在太后移宮之後,大漢帝國內部的爭鬥並沒有停下,反而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還政天子”的呼聲,也從年頭喊到年尾,從春夏喊到秋冬。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劉曖-張齊賢”爲核心的輔臣集團,依舊牢牢地把持着大漢帝國這艘船平穩向前航行。

這段旅途,當然不可能風平浪靜,甚至波瀾起伏,挑戰迭出。遇到問題,解決問題,問題解決不了,就解決製造問題的人。

當然,能夠讓他們如此把持朝政,也主要源於兩方面的原因。一則是皇帝劉文澎相對剋制,慕容太后的事給了他相當大的壓力與教訓,即便心懷諸多不滿,也只能暫時忍時待機。

同時,在羣情相逼之下,“輔臣集團”還是還了一部分權柄與皇帝,政事堂處置的國事都要上呈皇帝批閱,一些事務甚至也能讓皇帝決定。

只不過一些牽涉重大的問題,皇帝還是沒有拍板權就是了。但有這麼一層妥協在,就還能得一夕之安寧,劉曖等人,也終究不敢真正的、徹底地“挾天子以令諸侯”,那是要遭羣起圍攻的。

至於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則在於“輔臣集團”畢竟沒有明目張膽地犯上作亂,欺君僭越,又有太宗遺照的背書。同時,他們掌握的實權,通過體制運轉建立的威勢,足夠牢牢地壓制住內外的異聲,那些反對者,即便不乏影響重大者,但在形成合力以前,是很難動搖“劉張”輔政集團的。

同樣的,這樣一套“輔政模式”,也註定難以長久。首先還是輔臣集團內部的問題,輔臣之間,貴庶之間,以及劉曖與衆臣之間,都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矛盾,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調合的。

其二則在於,反對者們之所以難以對劉曖等人造成真正的威脅,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無法形成合力,而在大漢帝國內部,真正能夠整合起衆人,挑戰乃至推翻輔臣當政格局的,有且只有一個人:天子劉文澎。

對於這一點,認知得不清楚的人,只能做一些無用的攻訐與呻吟,認知清楚的人,也有兩種選擇。少部分採取行動,上奏也好,密諫也罷,總之表忠心的同時,也希望能夠讓皇帝“覺醒”。

而大部分,卻選擇了保守地等待,這還是皇帝帶來的影響,終究是當今天子,從繼位開始,就沒有一個讓人信服的表現。

但就是這樣的情勢,帶給劉曖等輔臣的壓力仍是巨大的,他們並不能隔絕皇帝對外的交流通道,左一個皇城司,右一個武德司,即便有一些限制措施,但其深淺,外人誰也不清楚。

即便當今天子是個“闇弱”之主,真到關鍵時刻,二司仍舊只可能站在皇帝一邊,畢竟是皇權的爪牙,從來都沒有取錯的外號。

輔臣當政,最大的法理來自太宗遺命,他們所擁有的權威,更多來自於帝國那套延續了六十年的國家管理體制。

然而,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在於,這套由世祖皇帝注入靈魂的國家社會運轉體制,即便經過太宗的改革完善,其本質依舊是圍繞着皇權,以皇帝爲中心展開的。

能夠最大程度發揮這套體制威力的,只可能是皇帝。皇帝闇弱時,輔臣尚能攫取一部分權柄,而一旦皇權覺醒反彈,其發揮的第一道威力,劈向的也很可能正是這些“輔政柱國”。

當然了,天子劉文澎能否覺醒,能掌握幾成本屬於他的權力,能發揮出多少帝國體制的威力,又如何發揮,向何處發揮,這些仍是未知數。

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由魯王劉曖、尚書令張齊賢主導的大漢輔政格局,不會持續太久,也很難持續太久。

自世祖、太宗二帝時起養成的帝國性格就不是這樣的,帝國可以有權臣,但必須是皇權下的權臣,這一點,可沒那麼容易改變,至少不可能出現在“後雍熙時代”。

在世祖登基之初的幹祐早期,倒也勉強出現過類似的局面,只是太過短暫,一干輔臣被世祖迅速收拾得服服帖帖。

如今,或許只是歷史的重演,只不過,同一場戲,不同的主角,不同的能力,不同的局勢,導致的過程與結果,也難免會出現差異。

事實上,在大漢出現“輔臣當國”的情況,本身就很矛盾,說到底還是一個“少年”天子的鍋,然而,若無“嫡長制”這根天柱的支撐,朝局或許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並且未必就比進入平康時代以來消停多少。

自古以來,權力傳承交接時期,總是麻煩最多、問題最重的時候,而大漢帝國的情勢,又遠比歷代統一帝國同時期的情況要複雜得多,即便十多年前已然經過了太宗皇帝嗣位的洗禮,在這方面,依舊不算成熟了,至少“少年天子”對於統一的帝國來說一個全新的需要摸索的新模式。

便是早早給“劉張輔國”斷定了一個沒有多少未來可言的結局,但不可否認的是,至少在平康二年,正式開啓了一段輔政時期的魯王劉曖,達到了他人生的巔峰。

平庸了五十多年的魯王劉曖,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告訴所有人,他並不平庸。

偌大的帝國,那麼多如狼似虎的權貴與官僚,那麼多錯綜複雜的關係,那麼多是非與衝突,卻能被居中協調度過一段平穩的時光,這樣的人,豈能是庸才。

愚其外,而內秀於心,或許纔是對魯王劉曖更合適的評價。

而若是把目光放長遠一些,從更寬、更高的視角,從更長的時間線,從歷史發展、王朝興衰,再來看這段“輔政時代”,卻又具備一定研究價值與意義。

至少證明了,在皇帝少干預朝政的條件下,國家依舊能夠保持穩定,各項機能依舊能夠平穩地運轉。

當然了,這個結論,只能在既定歷史條件與特殊歷史時期下得出,並且附加約束較多,對制度、意識與人的要求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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