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月中旬，沈哲子便離開潼關，返回了洛陽。隨行的還有一部分關西時流、鄉宗代表，雖然行臺也並未強求他們跟隨，但他們各自也總要有幾分身爲被征服者的自覺。
關於如何安排這些新復領土中的鄉宗門戶，對行臺而言也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
往年淮南都督府時期，雖然也是拓疆諸多，但這個問題相對而言不算太嚴重。
那個時期沈哲子作爲淮南大都督，軍事方面的職權要遠遠超過行政方面，所以在政令的頒行方面就難免因陋就簡，一切爲軍事服務。加上當時中樞與淮南的矛盾，使得氣氛頗爲緊張，那些鄉宗門戶就算是有什麼政治上的企圖，也都不敢表現得過於急切。
可是現在，行臺本身便是一個軍政統管的霸府機構，江東臺省已經被徹底架空。所以將這些新歸附的鄉宗門戶快速納入行臺統序中來，也是一件需要重視的事情。
行臺目下擁有着完整的人事構架並執行效率，甚至就連人才培養的梯隊都已經形成。所以在實際的地方秩序重建方面，其實也無需仰仗這些鄉宗太多。
就在沈哲子返回洛陽之前，行臺已經選拔徵發了近千名地方鄉、屯的基層官員、吏目，眼下的弘農、上洛也都是殘破之地，加上還有數萬王師駐紮境中，年前年後這段時間裡，自上而下的秩序差不多就能構架起來。
但這並不意味着就可以對這些鄉宗門戶完全忽略，不作處理。
暫且不論這些人手中所掌握的人丁、土地等資源，單單他們自身，便各自都不乏組織生產、戰鬥等能力，或許格局、眼界上面各有參差，但也絕對是當下這個世道比較稀缺的人才。
若將這些人完全排斥在統治秩序外，他們就會演變爲世道中的不穩定因素。因此就算不考慮這些人能夠做出的實際貢獻，單單將他們籠絡在統治秩序之內，本身就是穩定社會秩序、消除潛在威脅的重要手段。
行臺在地方治理方面，有兩條雖不明列典章、但卻實際存在的紅線，那就是土地和人丁。其實如果不是爲了要恪守這兩條紅線而不逾越，以行臺目下所擁有的力量，直接開入關中、地方豪強必然望風披靡，不會遭遇什麼太頑強的反抗。
就像今次攻打弘農，雖然看起來那個弘農楊氏串結鄉勢而作固守，但其實只要沈哲子願意跟他們談條件，也根本無需刀兵加身便可以收復弘農。比如河東，當沈哲子願意放低對那些鄉宗的勒取，他們也都樂得歸順行臺。
目下王師的征戰策略，也不乏刻意增加難度，就是因爲沈哲子固執於這兩條紅線，不願意保留太多以往的鄉土秩序。如此一來，才需要步步爲營，隨時警惕來自這些鄉宗門戶的反噬作亂。
就算是這樣，對這些鄉宗才力的消化與吸收也是一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返回洛陽之後，沈哲子也沒有得於閒暇，即刻召集杜赫等行臺官員們，討論該要如何安排這些新復郡縣的鄉宗人家。
其實在這一方面，行臺也已經擁有了頗爲成熟的各種手段，眼下再討論，不過只是確定將這件事當作行臺年前年後的一項明確目標。
鄉宗難對付，一在各自門戶所掌握的土地、部曲等實際鄉資，二在於鄉土之中所積累的譽望與號召力，三在於各自家門中比較優秀的族人。
其實關於這幾個問題，往年的淮南都督府也都有各種政令實施，但是這些規令有的是時機不具備的臨時權宜，有的則充滿了軍事色彩，比如早年都督府的甲功寄食、進入河洛之後的軍功授田等等。
土地就是生民根本、統治基礎，所以過往這些年，在土地分配方面，沈哲子也是推行過多項政令進行試驗、改革。一直到了去年，行臺才頒行了一項比較強硬的土地政策，名爲歸耕令。
歸耕令所涉及的方面有很多，其中比較重要的一項就是廢除封錮。
無論世家大族還是寒門豪強，對於土地的渴求都是滲入到骨子裡的本能，封山爲園、圈湖造田，南北俱是如此。
尤其在戰亂地區，那些各自擁有着不菲戰鬥力的鄉宗豪強們在這方面簡直就沒有競爭者，他們各自控制着大量的山林農田。尋常小民對此根本不會有反對意見，因爲他們還要求庇於這些豪強才能保證人身的安全，也全靠這些豪強的組織保護才能進行生產。
比如河東薛氏，便是汾陰地面上最大的地主，其名下土地簡直較之有着江東豪首之稱的吳興沈氏所佔據的耕地還要多。當然這與道德無關，乃是特殊背景下所形成的特殊現象，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有效的生產而存活。
歸耕令在這方面的要求是，只要三年以內無有墾植記錄的田畝俱都收歸國有，這主要是針對淮水以南的治土，類似洛陽並黃河沿岸的土地，統共收復也不過數年出頭。
這項規令等於是一刀切，將大量鄉野之中開墾能力之外的土地俱都收集整理起來，各地官府有了這些土地在手，各項政令實施起來纔有了立足的基石。
政令雖然態度強硬，但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騷亂波瀾，一方面是因爲江南至今仍然存在開發不足的問題，除了一些特別發達的地域外，仍然存在大量的荒土，另一方面則就是江北生產秩序得到極爲嚴重的破壞，同樣存在着大量的撂荒土地。
所以在土地問題上，除了一些特別的地區如廣陵、襄陽這種大量流民聚集所在之外，並不存在一些大一統王朝中後期往往會出現的兼併嚴重的問題。
這一時期，最嚴峻的問題還是在於生產力的不足。土地是足夠的，但是勞力卻有限，那些鄉宗門戶最敏感的也是各自蔭戶部曲。
這個問題在短期內還並沒有凸顯的過於嚴重，且不說在淮南都督府時期便不遺餘力的收復流民，單單中原大戰打敗石堪，便從河北鄴城周邊蒐羅了百數萬生民，一直到了如今纔可以說是完全消化下來，俱都安排進了生產中，給河洛地區提供了旺盛的元氣與活力。
可是自此之後，人口問題就漸漸凸顯出來。無論關中還是河北，這些存活於亂世的鄉宗門戶們危機意識要更加強烈，想要通過和緩手段從他們手中將人力摳出來幾乎不可能。
所以今次西征，沈哲子態度強硬其實也是一種借題發揮，既然常規手段不行，那麼就暴力摧毀。對人口的掌握無關乎代價高低，是行臺發展最重要的客觀制約。
哪怕是這些強硬手段有可能將一部分鄉宗逼到敵對面，沈哲子也不打算就此讓步，要保證行臺在籍人口的持續增長。只有人口持續不斷的增長，行臺各種建設纔有其存在的意義。
換言之未來這些鄉宗門戶無論是要求政治聲望還是個人前途，都有商榷餘地。但唯獨人口方面，誰敢越境都是一個死！
哪怕會因此推遲整個北伐統一的進程，沈哲子也不允許在行臺統治之下還存在那種蔭庇、佔有大量人口的鄉野勢力。
在行臺會議上，沈哲子再次重申強調了這個問題，一衆行臺官員們也都感受到大將軍在這方面的決心之堅定，表態奉行的同時，也都各自心內凜然，謹記告誡家人切勿逾越這一雷區。
說到底，他們各自能在行臺爲官，擺在面前最輝煌的道路還是遠大的政治前途，與之相比，熱衷於私營部曲、盤踞鄉野纔是一種沒有志氣的想法。
上洛、弘農等地的戰後復建，基本不存在鄉資問題。就連弘農楊氏這種舊望高門都被鐵血剷除，那些鄉宗勢力縱然有什麼不甘，也只能暫時忍耐下來。
至於河東這種沒有經歷過刀兵蹂躪的地方，也並不會因此成爲法外之地。雖然暫時不會強令那些蔭戶歸籍，但河東軍府的創建本身就是一個開始，通過軍府將一部分私蔭鄉曲轉變爲在役甲士，將分散在那些鄉宗之間的生民戰鬥力整合起來。
在各項政令頒行方面，沈哲子有一項最大的優勢就是時間充裕，凡事並不強求一步到位，爭搶朝夕之功。
無論是原來的淮南、還是後來的徐州，包括眼下的河洛，其實在政令方面都不強求統一標準，而是各自都有着不小的差別。通過這種日積跬步的治理，漸漸達於一種政令統一的局面。強勢外表之下，其實也是充滿了因地制宜的施政彈性。
比如這一次新收復的上洛、弘農，以及稍後的關中，想要快速恢復秩序的建設，沈哲子就打算採用均田令，直接按籍授田。
這也是他一開始就不打算與那些關中豪強談和苟且的原因之一，只有將他們徹底打殘打服，之後政令的推行才能少於掣肘。否則就算是大軍貿然攻入三輔、佔據了關中，一旦如此推行起來，各方也肯定是動亂不斷，那些豪強不可能容忍這種人地兩失的政令實施。
之所以要在關中推行這種此前沒有實施過的政令，就是因爲關中形勢太複雜，雜胡太多，強求趕盡殺絕是下下之策，沒有那個時間，代價也太大。
畢竟關中漢胡雜居日久，就算是一味強殺，都缺少一個有效的甄別手段。胡人殺得太狠，漢人也會因此元氣大傷。
而且很有可能，關中的漢人可信程度未必就比胡人高多少。畢竟他們長期生長於這樣的環境中，面對各種實際問題困境需要解決，那種血脈和法統的號召力與認同感已經變得極爲脆弱。
只有強迫從最根本的生產方式上改變他們，通過土地刺激他們的生產積極性，而土地反過來又會對他們施以捆綁與制約。
關中本身地勢便就相對閉塞，立足於此整合當地力量，纔能有條不紊的一一拔除掉那些刺頭，而不需要重兵長期駐守關中，嚴重拖慢整個北伐步調。
當然，這些考慮是建立在目下的關中戰事上王師在戰鬥力方面佔據着絕對的優勢。通過這種摧枯拉朽的威壓，才能最大程度縮短一項政令的實施併成熟週期，同時快速有效撲滅境中各種反對勢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