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強現在稱職的當起了葉氏家族的教師，如果放在幾百年前就叫帝師。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個變局，什麼時候中華民族體會最深？恐怕就是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這場戰爭改變了中華民族的近代史，堂堂中華敗給小國日本，也讓當時的中國精英階層備受刺激。
甲午戰爭中，中國爲什麼失敗？這當然有很多原因，歷史研究認爲，除去戰場上的槍桿子爭奪之外，中國那時在筆桿子爭奪的軟實力方面，比如國家形象的包裝、媒體策略，都與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它在媒體領域採取的一些做法。
在中國人看來，甲午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但翻看西方當時的媒體報道及後來的史學論述，絕大多數都對中國沒有同情，大多數人認爲，日本打敗中國是文明對野蠻的勝利，是進步對保守的勝利，是人類文明的一次進步，這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於日本進行的宣傳戰的功效。
甲午戰爭，日本人叫做日清戰爭，在他們看來的甲午戰爭，和中國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主要有三個區別：他們認爲甲午戰爭是文明之戰、解放之戰、救亡之戰。
文明之戰即是一種先進文化戰勝落後文化的勝利。
解放之戰則出自一個國人很熟悉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日本認爲中國自明代以來就淪陷了，滿清是夷狄，日本人是來解放中國、光復中原的，日本還認爲在西方白種人的侵略下，黃種人應該團結起來，中日同根同種，必須攜手才能對付西方，這就是救亡之戰，但前提是日本必須把中國先征服改造了，才能解救黃種人。
甲午戰爭爆發，中日兩國的最高領導人都宣佈了宣戰詔書。
光緒皇帝的宣戰詔書當中主要講：朝鮮是我們的藩屬，現在有內亂，它請中國出兵平息內亂，這是中國和朝鮮內部的事情，與別國無關，日本不應出兵。
但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戰詔書，立意卻截然不同，他說，朝鮮是一個獨立國家，現在中國侵犯了朝鮮的獨立，所以我出兵幫助朝鮮鞏固獨立，其次，對中國宣戰是爲了保護朝鮮開放的成果，第三，不斷地強調東亞和平、世界和平。
中國人認爲這是忽悠，但日本的宣戰詔書不是給自己看，也不是給中國看，而是給世界看，很有效，最終也的確影響了當時的世界輿論。
日本對朝鮮進行戰略包圍時，秘密聘請了一個美國專家作爲國家宣傳戰的總指揮，這個人就是美國《紐約論壇報》的記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體的運作方式，在他有計劃的包裝下，西方媒體對中國與日本分別代表着野蠻與文明的認識，形成了一種潮流與共識。
比如紐約的《先驅報》說，日本在朝鮮的作爲將有利於整個世界，日本一旦失敗，將令朝鮮重回中國野蠻的統治，這是當時世界最典型的看法。
亞特蘭大的《先進報》說，美國公衆毫無疑問地同情日本，認爲日本代表着亞洲的光榮與進步。
當時美國公衆中有一種說法，把日本稱爲東方的美國佬，覺得跟日本人很有認同感，實際上這是媒體包裝出來的。
甲午戰爭發動之前，日本本國的媒體開放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在對外關係上，媒體甚至比政府更極端，更激進，認爲政府應該對中國和朝鮮動武，政府猶豫不決時，媒體就不斷地抨擊政府，甚至鼓動彈劾，激進的媒體，是導致日本國策由穩健轉向激進的重要推動力。
當時日本一家報紙《國民新聞》，就很尖銳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於中國的話，則國民將趨於反動，乃至大大的反動。
所謂日本人民被裹脅的說法，是不對的，實際上日本打中國是民心所向，當然，這也跟當時日本的經濟不景氣等外部因素有關。
日本駐國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當地語言，也許口語不行，但寫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報刊發表的程度，而大清國派駐海外的外交官們，絕大多數不認識abc，在溝通中存在非常多的問題。
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國的表現方式也相當老舊，當時日本駐美公使慄野慎一郎是哈佛畢業生，精通英文，美國的國務卿叫葛禮山，這個人其實對中國還不錯，中日當時都對美國進行公關，中國公使楊儒選擇接近葛禮山的老婆孩子，估計是送點茶葉、絲綢等等。
但慄野慎一郎不同，他天天去葛禮山辦公室拜訪，跟人家談國際大事，談日本對美國有多麼重要，日本從公誼下工夫，咱們從私情入手。
日本前外相青木周藏，當時被下放到英國和德國擔任公使，承擔一個艱鉅而重要的任務，就是在歐洲把輿論控制住。
青木周藏是著名的外交家，極富經驗和全局眼光，在當時很多西方媒體向中日兩國提交隨軍採訪申請時，兩國政府和軍方都不批准。
但在慄野、青木兩位公使的推動下，日本軍方最後同意西方媒體隨軍，隨軍記者達114名之多，還有11名現場素描記者、4名攝影記者。
日本在戰爭中，也做了很多新聞策劃，比如讓西方媒體看日軍怎麼優待俘虜，如何照顧戰地的百姓等，通過歐美記者傳播到全世界。
但中國不僅不允許隨軍採訪，還有兩個西方記者因爲錯走到中方陣線，而被砍了頭，搞出很多風波，甲午戰爭中的第三方報道，其實對中國極爲不利。
在這個過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還寫東西，像美國公使慄野慎一郎，專門組織在美日本外交人員和學者積極寫稿，解釋日本爲什麼這麼幹、日本代表了文明進步、*****等等，試圖影響美國輿論，效果很明顯。
但如果當時的人幾乎看遍了甲午戰爭期間所有的《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大報，沒看到一篇中國官方或者個人主動提供給美國公衆閱讀的資料。
甲午戰爭日本勝利，中國失敗，但中日兩國並沒有馬上進入到仇恨的狀態，這是一個非常怪異的現象，在日本的主動引導下，中日甚至開始進入了長達十年的蜜月期。
開端是1897年11月，日本參謀次長邀請中國政府派遣軍事代表團去觀摩日軍的演習。
到1899年，慈禧太后又派劉學洵攜帶密電碼訪問日本，要與日本皇室建立熱線聯繫，探討中日結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