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各參戰部隊按照前線指揮部的作戰部署和劉鄧首長關於“事先隱蔽企圖”，“以突然神速的動作，向老河口捕捉奇襲”，“攻敵不備，以便突然成技於不意之中”的指示，立刻從各戰鬥區域星夜趕往集結地，進行緊張的戰前準備工作。
6月27日，劉伯承就令江漢軍區適時在皁市、鍾祥一線發動攻勢，配合襄樊作戰。
7月1日，六縱指戰員自豫西唐河西進長途奔襲，第十六、十七旅奔襲老河口，十八旅隨三分區部隊後由太平店渡過漢水進擊南漳。
武漢三元里白崇禧坐在白藤涼椅上。婆娑綠蔭，玫瑰花壇，一陣小風吹過，好不自在。此刻豫東之戰正打得不可開交，想到蔣介石、何應欽如坐火山口的灼燥，白崇禧嘴角微翹，手把紫砂泥壺呷口涼茶。去年年底“圍剿”大別山，白崇禧曾在此客住，印象不錯。此時身爲華中“剿總”總司令，整個華中成了他的一統天下，住在這裡的滋味更是不同。6月28日離別南京登機時，夫人還頻眉冷目，不過纔是三天，現在卻是眉舒目展、歡聲笑語了。是嘛，幹什麼非要呆在老蔣眼皮底下過窩囊日子？那個國防部長的交椅不過是個擺設，任何實權沒有，坐着有什麼味道？讓他何應欽坐那個蠟吧！5月23日，蔣介石在他的官邸召見白崇禧。兩個人並肩坐在沙發上，蔣介石先是大談全國戰局，華中的戰略地位如何重要，而後大有忍痛割愛之慷慨地說：“健生兄，在中國，你是有數的軍事家，這是有目共睹、國內外公認的。我想請你出任華中剿匪總司令部的總司令，駐節武漢，指揮華中軍事，你意如何？”白崇禧愛聽恭維話，卻也不得不防。“國大”期間爲保駕李宗仁競選副總統，白崇禧和夫人馬佩漳不遺餘力，惹惱了蔣介石。他擔心蔣介石報復。現在果然拿他開刀了。白崇禧沉吟片刻，有意讓蔣介石感覺到他白崇禧清明如鏡，深知這“器重”後面的真正用意，爾後緩緩道：“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我只有接受委員長的任命。但我以爲：華中成立剿總，應以保衛南京這一政治中心爲它的基本任務。而爲達此目的，必須確立‘守江必先守淮’的戰略方針。總結九江指揮這幾個月來的經驗教訓，中原大軍必須統一指揮，不能分割使用。建議剿總設在蚌埠，俾能緊靠南京，在徐蚌間江淮山嶺地帶運用攻勢防擊，堅持長期作戰……”蔣介石擺手，打斷白崇禧：“我打算在華中設兩個戰區：華中剿總設漢口；徐州另設剿總，由劉經扶（劉峙）負責。這樣，兩戰區可並肩作戰，守望相助。”白崇禧壓着的火“騰”地竄起。本來從南京“外放”已是對他的凌屏，又把在鄭州“落馬”的劉峙弄出來同他相提並論、並肩齊驅，也太過分了吧！他呷口茶水，壓下一腔怒氣，說：“中原大軍分割使用，將來必敗無疑。此一問題關係重大，容考慮一下再說。”不料，蔣介石不等白崇禧“考慮”，將人事調動方案公佈於世。白崇禧氣血衝頭，拍案大罵，攜同夫人不辭而別，跑到上海新買的公館裡去了。蔣介石本想不理睬這個桂系頭目的“耍賴”，無奈時局緊張，正是用兵之時，且白崇禧立誓“漢賊不兩立”；言行一致，“剿匪”之堅決有目共睹。此外，美國也有反響，司徒雷登打報告給馬歇爾說：“白崇禧被解除了國防部長的職務，大概是因爲他在國大副總統選舉中幫助了李宗仁。……蔣似乎懷疑‘桂系’陰謀反對他因此疏遠了那些久經考驗的忠實於他自己和國家利益的人。或者，至少是正在失去他們有效的合作。”因此，蔣介石面對白崇禧的“撂挑”不得不有所動，但他也不會因此而做更大的讓步，只是耐着心派吳忠信到上海，勸白崇禧回南京接受新任命。白崇禧不予理睬。張羣給蔣介石獻策：“要搬白健生，有一個好說客——黃紹竑。”黃紹竑字季寬，與白崇禧是“同窗”知己。此人不僅在桂系舉足輕重，亦因足智多謀、交遊廣、朋友多，是軍政名人。蔣介石曾下了不少功夫想要黃爲己用，黃不即不離，超然自在。端陽節那天，蔣介石借“慶賀端陽”爲名，把黃紹竑請到官邸共進午餐，並破例抿了一小口酒。餐畢，蔣介石說：“季寬先生，想請你到上海走一趟，勸勸健生兄以黨國大計爲重，快去武漢就職。”“派人去勸過沒有？”“去過。他仍堅持辭意，不去就職。眼下，戡亂正在進行，武漢地方最當重要。要他去，這全是黨國的需要和將士的渴望，並無其它意思。你同健生交誼很深，他一定肯聽你的話。”當日，黃紹竑便飛抵上海。見面，白崇禧依然有氣：“是那個人派你來的吧，煞費心機！”黃紹竑並不做解釋，反問道：“你這幾年在南京做官，過得怎麼樣？”“還能怎麼樣？有陳小鬼（指陳誠）從中搗蛋，我這個國防部長還能做出什麼名堂來？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的，歷史教訓不難覆按。”黃紹竑啞然失笑：“事到如今，你還對他們寄以希望嗎？你這個‘小諸葛’，實在太不‘亮’了……”白崇掉一愣，詫異地盯着黃紹竑、茫然不明所以。黃紹竑說：“這場和**打的仗，打不下去唆。蔣介石這樣指揮作戰，非把手上的本錢全部賠光不可！健生兄啊！你這幾年在南京，官做得是不小，卻再大也不過是籠中鳥罷了。識時務者爲俊傑。而今，蔣介石放你出去，你還不趕快遠走高飛？”白崇禧若有所思，黃紹竑繼續指點：“廣西有幾個軍在華中，你趁早出去把它掌握起來。一旦時機成熟，你就可以在外面造成形勢，迫蔣介石下臺，讓德鄰（李宗仁）出來主政，倡導和談，豈不一舉而數善？”世人只知白崇禧是“小諸葛”，殊不知黃紹討比小諸葛還“亮”。白崇禧的怨氣頓時化爲烏有。6月中旬，白崇禧回到南京，當月28日即走馬上任。在華中“剿總”成立的同時，蔣介石下命撤銷了武漢行轅，華中真真地成了白崇禧的一統天下。連日來，白崇禧心曠神怡，以爲大可乘此崛起，獨霸江南。他的戰略佈局是：用張軫部守點，張徐兵團做機動，陳明仁的第29軍和地方部隊做境內“清剿”。他得意地把此叫作“火力壓倒火力，速度壓倒速度，縱深突破縱深”。昨天，情報系統報告：共軍主力正在豫東大戰，華中地區沒有主要的部隊，不會有大的軍事行動。白崇禧又是一陣輕鬆，打算到他的轄境據點巡視一番，並和駐守襄樊的第15“綏靖區”司令康澤通了電話，告之7月2日乘飛機先到他那裡。小風攜着啾啾鳥語，吹得白崇禧悠然如醉，飄飄浮浮半人夢中。
1948年7月1日是康澤44歲生日。豫東打得不可開交，開封丟了，區壽年危在旦夕，他本不想大擺壽宴，唯恐傳出去，蔣介石拿他出氣。但部下不肯放過這個捧場的機會，於是別出新裁，搞了個既風雅又遮人耳目的壽誕慶賀。這天一早，汽車、滑竿準備齊全，大小官員、衛士隊簇擁着康澤出城而去。在古亭山泉備下豐盛的宴席，舉行別具一格的生日野餐。還帶了行軍牀，以備康澤酒後養神。山泉叮咚，風清草鮮，好不愜意。素喜附庸風雅的康澤站在虎頭山下，觀賞東晉《漢晉春秋》作者——習鑿齒祠堂，興致極好。野餐之後，醉臥古亭行軍牀，康譯本想謅幾句即興詩，不料觸動了44年人生之弦，思緒如燼蝶紛飛。
1904年7月1日，康澤出生於四川省安嶽縣雙龍鋪（現來鳳鄉）。父親康厲全，無田產，有山土三畝，瓦房一間，以屠豬爲業，人稱“幺土地”。母額何氏，兄妹共3人，他居長，小名海娃子。康澤之父早故，靠母親常年手工紡織維持一家生計，他成年以後常對人們談起寡母之恩，自稱是“吃紅苕長大的”。康澤7歲在雙龍鋪小學讀書，因家境貧困，兩年後母親送他到大姑（父親的大姐）吳康氏家聖泉寺讀書。這時，學校的老師對他勤奮讀書頗賞識，對他生活上的困難表示同情、體貼。雙龍鋪有一位羅用之老師，經常給他鼓勵和幫助。加上康氏族人的扶持，康澤得以繼續升學。
1919年，康澤15歲，從通賢場小學轉到安嶽縣城高等小學讀書，翌年考入安嶽舊制中學第十班。在中學期間，受到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對辛亥革命後軍閥混戰、國破民窮的局面感到不滿，立志投奔廣東革命根據地。1924年，康澤中學畢業，得到了李恆生、劉卓安等老師的鼓勵和族人康紀鴻的接濟，離川赴粵，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康澤考入黃埔軍校後，學習用功，不貪玩樂，甚至節假日都不休息，虔心攻讀《三民主義》和校長講話。有個星期日上午，同學們多外出遊逛，康澤獨自一人在教室裡整理校長講話筆記。突然，室外傳來一簇人的腳步聲，康澤掉頭一看，見是校長蔣介石來察學，他立即放下筆，起立作立正姿勢。蔣介石走到他的身旁，翻閱了他的筆記，問道：“你叫什麼名字？爲什麼不休息？”旁邊的隨從教官介紹說：“他叫康澤，學習很用功。”蔣介石頻頻點頭，叫他“坐下”。從此，康澤在蔣介石心目中是一個少有的“好學生”。黃埔三期學習了大半年就畢業了。康澤被分配爲蔣介石的侍從副官。不久，他被國民黨中央黨部派赴蘇聯留學。康澤和鄭介民、張鎮、谷正倫、賀衷寒、劉詠堯等人都是國民黨的“正統”（右派）學生、“三反”（**、反蘇、反左）分子。1927年4月，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破壞了孫中山建立的與**和蘇聯的合作關係。5月間，康澤等國民黨右派留學生被蘇聯政府遣送回國。康澤在黃埔期間與安嶽同鄉李岳陽建立了親密的關係。李爲黃埔一期畢業生，自譽爲孫總理、蔣校長之親信，曾介紹、動員大批安嶽青年到廣東革命根據地。黃埔軍校第一、二、三期安嶽籍學生有一百幾十人。李岳陽後來做媒，介紹成都名門閨秀朱素懷同康澤結婚，生有兩個兒子：仲謀、亞謀。前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沈重宇於1933年與康澤結識，比後私誼甚篤。沈重宇心目中的康澤是這樣的：康澤中等身材，身體結實，頭大、鬢高、額寬而突出，濃眉大眼，鼻直口闊，臉型與柿餅相似，臉色微黑，平時表情嚴肅，不苟言笑，喜怒不形於色，一套黃呢軍裝穿在身上。隨時保持着一副“擡頭、伸頸、挺胸、閉口”的“立正”姿態，一舉一動正如郭沫若所形容的那樣，康澤邁着他那殭屍一樣的步伐走來。有一種說法：某次，有人給康澤看相，說他“相貌不凡，額寬而凸，額運紅火，前途無量……”康澤笑了，這是他唯一的一次笑。這種說法未免言過其實。沈重宇在與康澤交往的過程中發現他也有喜笑顏開的時候。可見，康澤只是在部屬、學生、老百姓面前才故意板起面孔，裝腔作勢。沈重宇還記得，有一次在成都檢閱參加國民軍訓的大中學生，康澤在主席臺上筆直地挺立着，擡起右手，緩慢地過了一、兩分鐘才舉到帽沿。沈重宇於1929年參加國民黨中央黨部“黨員出國留學考試”被錄取，在美國留學四年，獲法學碩士學位。1933年返國後到南京中央黨部報到，在正式分配工作之前，沈與雷某被派到江西廬山，給在那裡辦特訓班的康澤講學，沈重宇講《各國憲法》，雷某講《國際法》。康澤與沈重宇是四川同鄉，黃埔先後同學，兩人似乎一見如故，交了朋友。康澤聽講課時貌似認真、用心，對兩位老師也有禮貌，究竟學得怎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康澤從蘇聯回國後，被任命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侍從參謀，後調任陸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時間不長。他又被弄到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任訓育員，湊巧的是，曾經留蘇的著名作家聶紺弩也在該校當訓育員，大概過了一年，康澤調到訓練部，聶紺弩調至宣傳部，同住在中央黨部職員宿舍，兩人相入甚睦，結爲摯友。不過，這時他們都沒有多少名氣。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大江南北紅軍游擊戰爭以星火燎原之勢發展，國民黨新軍閥統治危機重重，康澤曾對聶紺弩談過，目前人心思亂，只要插上旗幟，不愁招不到兵。不過，此時羽翼未豐，不能高飛，因而，要等待時機。據說，聶紺弩回答很巧妙，他說，康澤信奉戴季陶主義，以儒家思想爲本，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康澤）怎麼敢造反呢？你所接受的正統思想是教人怎樣去適應社會，而不是去改革社會的。聶紺弩看出康澤是黃埔系的，離開了黃埔系、國民黨，康澤就如蛟龍失水，除了勤王保駕，做不了別的事。至於“羽翼未豐”，“豐”無非是指地位高，勢力大。羽翼越豐，個人**就越接近滿足境界，拖泥帶水的東西就越多，就越不想插旗招兵了。康澤當然接受不了聶紺弩的觀點，聶也只是說說而已，對康澤並不抱多大希望。康澤有點開玩笑似地說，他與聶紺弩有共同點：頑固。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佔我國東北三省，國民黨寧粵雙方由對立轉向妥協合作，國內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涌，蔣介石陷於被動的困境。11月間，蔣把包括康澤在內的一批黃埔學生召集攏來，沮喪地說“國難當前，黨的精神喪失，革命快要失敗了。”示意黃埔學生組織起來爲他保駕。12月間，蔣介石迫於國內外形勢，採取“以退爲進”策略，宣佈下野。這時，賀衷寒、酆悌、滕傑、康澤等人負責發起組織擁蔣**的秘密組織“力行社”。1932年3月，蔣汪合作重新上臺，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汪精衛任行政院長，林森任名義上的國民政府主席，推行“安內先於攘外”的反動政策，加強法西斯獨裁統治。蔣介石在南京勵志社集合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戴笠、鄭介民等40餘人，舉行“復興社”（又有“藍衣社”之稱）成立大會，公推蔣介石爲會長。康澤當了復興社的宣傳處長兼《中國日報》社長，戴笠、鄭介民分任特務處正副處長。康澤與賀、騰、戴、鄭等人被稱作蔣介石身邊的心腹爪牙“十三太保”。此時，聶紺弩與康澤分道揚鑣，投身革命進步活動，康澤對此大不滿意，對聶紺弩軟硬兼施，既有友好的勸告，又有不客氣的恐嚇，但仍念舊情，一直未對聶下毒手。康澤真正發跡是在1933年以後操辦特訓班、別動隊的時候。那時，他與軍統頭目戴笠、中統頭目徐恩曾一起被稱作“三鼎甲”，儘管康澤本人故作謙虛，不肯承認這一點。1930年11月至1933年2月，蔣介石連續向江西革命根據地發動4次“圍剿”，均遭失敗。蔣介石於1933年5月成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6月初召開南方五省“剿共”軍事會議，總結失敗教訓，制定了“戰略攻勢、戰術守勢”的方針，對革命根據地“徹底封鎖”，逐步摧毀，而且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口號，強化反動的政治工作和“保安”措施，蔣介石深感缺少能適應新的戰略策略需要的中下級軍官，於是決定成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訓練班”，簡稱“特訓班”，由康澤任班主任。學員來源從接收失業軍人擴大到招收大中學生。本來，康澤主持特訓班是不夠資格的，但蔣介石偏愛康，先令軍事委員會提名賀衷寒、曾擴情、康澤三人選用，要他們各自擬訂一份辦班計劃送審。蔣認爲康澤擬的計劃簡明精要，切實可行，於是令康負責辦班。1933年10月，康澤兼任軍事委員會別動隊總隊長，這個法西斯武裝特務組織以特訓班爲基礎，受蔣介石直接指揮，因而，自詡爲“天子門生”、“御林軍”，到處行兇作惡，胡作非爲，以致臭名遠揚，民怨沸騰。康澤的“別動隊”是按“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方針組織起來的“不打仗的軍隊”，主要是在江西戰場的後方擔任清鄉查戶、編組保甲、“組訓民衆”、**宣傳、監視密報、糾察軍紀等工作，並參與了改編、控制十九路軍（在福建舉行反蔣抗日起義後失敗）投降的隊伍。別動隊的工作是軍、政、警、憲、特兼而有之，人人說它“非驢非馬”，是一盆“大雜燴”。1935年1月，蔣介石利用追剿、堵截工農紅軍的時機，讓國民黨中央嫡系勢力深入西南內地，派遣以賀國光爲首的參謀團入川，直接控制和分化川康地方勢力，康澤的別動隊第一、二、三大隊（分由公秉藩、馬維驥、曾晴初任大隊長）跟着參謀團進入四川，起初駐在川東沿江一線以至重慶，並不急於趕赴戰地。年僅30歲的康澤打着“蔣委員長”的旗號，“衣錦還鄉”，得意忘形。康澤的別動隊不僅給四川人民帶來禍害和災難，而且激化了四川反動陣營內部的矛盾和衝突。康澤專橫跋扈，狹隘自私，排他性極強，一到四川就對以劉湘爲首的地方實力派展開一場“不放槍的戰爭”。蔣介石要監督和視察川軍各部隊，單靠參謀團是不成的，於是把別動隊的隊員們派到川軍各部當督戰官。1935年“大渡河會戰”前夕，西康劉文輝部被推到“挨頭刀”的位置，跟工農紅軍的先頭部隊接戰。馬維驥率領別動隊第一大隊趕到雅安、漢源進行監視。別動隊員多出身低層，只在軍校特訓班受過短期訓練（或者說";鍍金";），連正式的“階級”（當時對軍隊的稱呼）都沒有，卻趾高氣揚地訓斥、辱罵川軍官兵，甚至自吹“見官大三級”。別動隊員還十分無聊地在大街上“糾察軍風紀”，攔住“泥腳草鞋”、衣帽破舊的川軍士兵，恣意苛責，甚至打耳光，比憲兵還厲害。1936年中，南京國民政府頒佈所謂《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國民大會組織法暨代表選舉法》，四川也開展“國大代表”選舉。康澤鑑於劉湘系勢力把持各地選舉事務所，在“國大代表”的提名和選舉中佔了優勢，便指使他的別動隊和“忠義救國會”（特務外圍組織）分子給劉湘系勢力製造種種障礙，甚至尋釁鬧事，大打出手，鬧得烏煙瘴氣。四川城鄉人民羣衆，在康澤別動隊入川后，被迫參加蔣介石發起的所謂“新生活運動”，這實是一場封建復古主義、**主義、愚昧主義的逆流。別動隊控制下的“新運服務總隊”干涉、鉗制民衆生活以至日常細節，強迫老百姓“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而蔣系、川系官員照舊過着寄生腐化、奢侈荒淫的生活。“新生活運動”所禁止的煙、賭、娼，一樣也禁不了。別動隊大隊長馬維驥就是一個嫖賭大王。康澤黨徒強迫民衆每天做早操，升國旗，使偏僻閉塞的縣鄉的人民在習慣上和心理上都接受不了。1937年饑荒時，遂寧縣災民暴動，把“旗杆”（每天早晨升國旗用）念成“齊幹”，在縣政府拒絕砍掉旗杆後爆發了流血衝突，災民因暴力被鎮壓，傷亡多人。實際上，康澤的別動隊入川后，就開始走下坡路了。據後來擔任蔣介石侍從室少將高參的沈重宇分析，別動隊在國民黨反動統治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逐漸下降，最主要的原因還不在康澤以至別動隊的個性、作風與內外關係。本來，別動隊這一武裝特務組織是在江西戰區特殊環境下的產物。江西是十年內戰的主戰場，作戰頻繁、激烈，戰勤任務繁重、緊急，江西地方封建反動勢力比較薄弱，缺乏組織性，國民黨的軍、政、警、憲、特一時難於在那裡建立成套的組織系統，按常規慣例開展工作。兼負軍、政、警、憲、特任務的別動隊，與“剿共”軍事行動配合得緊。四川的情況與江西頗有差異，中央紅軍入川只是短期過境，川北紅軍在別動隊入川時已撤離原根據地了。何況，四川反動勢力根深蒂固，軍、政、警、憲、特系統各有專司，橫插進一個“五不象”怪物——別動隊，只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軍隊不滿意別動隊干預其指揮系統，影響作戰效能；民政部門不願意康澤把區鄉保甲人員的訓練權和控制權抓去；警察部門不大願意別動隊過多地干涉地方治安和社會生活；憲兵部隊與別動隊在執勤範圍和糾察對象上常常混淆、交錯；戴笠、劉湘的特務系統都跟別動隊磨擦、傾軋。例如：與政學系頭目有關係的江西人王又鏞爲劉湘所用，當了四川省政府民政廳長，王與劉湘共同策劃把別動隊插手的地方政治、宣傳活動直接納入民政系統，由各縣政府具體負責。劉湘、康澤在這個問題上矛盾到1936年春季鬧到幾乎不可開交的地步。別動隊這支“不打仗的軍隊”在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期間再出洋相，醜態百出。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對蔣兵諫的消息傳來，四川境內蔣嫡系與劉湘的勢力的關係頓時緊張起來，進入武裝對峙狀態。當時擔任“委員長重慶行營”副主任兼參謀長和第一（軍事）廳廳長賀國光鑑於“中央”勢力在四川明顯處於劣勢，有戰鬥力的部隊極少，而且孤懸成渝兩池，“好漢不吃眼前虧”，力主對劉湘暫作讓步，緩和氣氛，避免武裝衝突。但駐川別動隊神經緊張，匆忙備戰，他們在重慶的制高點——浮圖關（抗戰時期更名“復興關”）屯兵架槍，從新市場至李家花園築了一片防禦工事。山高水缺，別動隊從黃沙溪擡水到浮圖關上儲備。那時，康澤本人不在四川，別動隊總隊部的一些嘍羅胡亂指揮一通，總隊指揮組調查股長柯蜀耘竟然在重慶市區組織、策動別動隊所培訓的人員，包括復興社外圍分子、新運會服務總隊人員、壯丁幹訓班學員，在戰爭爆發時從背後擾襲劉湘部隊。他沒有想想，這些人員都是文職公務人員、青年學生、市民、婦女，聽見槍響都害怕，怎麼敢助戰、參戰，拿性命去冒驗？賀國光本人與劉湘系的重慶警備司令李根固、第161師師長許紹宗是老同學，就邀約他們同赴浮圖關別動隊的大本營，當面指示拆除作戰工事，但別動隊的人陽奉陰違，等賀國光等人轉身走了，又把工事修復。儘管國民黨報刊常稱康澤爲“兆民將軍”，這位“將軍”在軍事上卻是既無理論修養，又無實戰經驗，他又裝腔作勢，不懂裝懂，以致鬧出不少笑話。下面便是幾個例子：在軍校特訓班舉行檢閱、演習的時候，康澤手頭拿着《步兵操典》，在現場指示、講話時卻一再出錯，自己還未察覺到。某次，視察班的攻擊戰鬥，康澤詢問演習班長爲什麼不派“斥堠”，殊不知“斥堠”一詞不是戰鬥上用的，而是陣中勤務用語，且不用於班一級。營以上攻防演習進，防禦用的術語是“左、右地段”，攻擊則用“左、右翼”。康澤卻經常用顛倒了。新學員入伍時武器保管課，教材明白地寫道：擦槍膛只能用通條從槍膛後面向上捅，不準從槍口向下捅，以免擦傷槍口，影響射擊的精確度。而康澤看到學員擦槍時卻說那樣擦不乾淨，只好穿一根棕繩，來回拉動。殊不知這是擦槍最忌諱的。康澤不懂軍事，又不肯學習，卻總想得到帶兵打仗的機會。沈重宇曾婉言勸告康澤知自己之所短，明白指揮師旅、行軍作戰之甘苦，現代化戰爭非同兒戲。抗日戰爭之初康澤曾被蔣介石任命爲九江警備司令，大概是因爲他忙於在武漢活動，沒有去九江上任。八、當四川省主席的幻夢1935年，康澤返回四川家鄉時不但掛着軍事委員會別動隊總隊長的頭銜，而且還有一連串軍政職務，包括：入川參謀團政訓處長、四川省政府保安處政訓室主任、四川省國民軍訓委員會主任委員、峨眉軍官訓練團政訓組副組長。康澤很想當四川省政府保安處長，蔣介石也同意，因劉湘抵制而未成。由於康澤仗勢欺人，驕橫跋扈，遭到四川地方勢力的怨恨。他在成都住在黃瓦街朱兆南（康澤妻朱素懷之兄，任駐川某部師長）的家中，曾遭到川軍將領李家鈺之弟李注東的士兵的槍擊，僥倖未被擊中。康澤的副手葉維是復興社四川地區負責人、別動隊總隊部參謀長，又兼任入川參謀團政訓處副處長、四川省政府保安處政訓室副主任，他在康澤指使下糾合四川本地反動勢力、社會渣滓，發展特務外圍組織“忠義救國會”。康澤在成都設立了由羅楚材任主任的別動隊特務室，與劉湘的特務系統合作**，又相互競爭。康澤入川后野心越來越大，企圖佔取四川省政府主席的職位。1936年6月，全川高中以上學生在成都集中軍訓，康澤任總隊長。適值日本帝國主義準備在成都設立領事館、爲其特務間諜活動披上合法外衣，康澤利用人民羣衆的抗日愛國情緒，挑動集訓學生上街示威遊行，衝擊日本人住的大川飯店（在騾馬市街），打死打傷日人數名，釀成震動全國的";成都事件";。康澤當即向南京發急電，說劉湘蓄意製造事端，惡化中日關係，給中央增添困難。康澤希望劉湘因此事而被免職，以便由自己取而代之。哪知劉湘一夥洞悉康澤的圖謀，搶先下手查辦“成都事件”，抓了兩名在押死囚冒稱“兇犯”處以死刑，做好日方傷亡人員的善後工作，堵住了日本人的嘴。1936年下半年，蔣介石看到康澤在四川惹出的麻煩太多了，缺少主川、治川的威信和才能，他那在江西立過功的別動隊到了四川，盡給國民政府幫倒忙，甚至影響到軍政機構的正常運轉，於是，把康澤調離四川，到武漢擔任禁菸緝私處主任（副主任爲王元暉）。這年12月12日突然發生了西安事變。16日，由親日派何應欽把持的南京國民政府頒發對張楊的“討伐令”，調動軍隊“掃蕩叛逆，以靖兇氛，而維國本”。正當“討逆軍”沿隴海路西進，潼關內外戰雲密佈的時候，康澤也在武漢成立了一個“討逆赴難指揮部”，夥同復興社分子桂永清等人，叫囂“打到西安去”。這時康澤的“子弟兵”別動隊卻在四川陷於川軍的武裝包圍，在驚惶慌亂之中過日子。1934年12月，沈重宇離開南京以前，軍統特務頭目戴笠告訴他：今後四川方面軍統的工作要多下力量。上次蔣介石派曾擴情到四川跟隨劉湘聯繫，軍委會特務處派張樹良（四川人，黃埔軍校三期畢業）跟着入川，又派去了楊樹農。系也派高某、宋某去搞四川的情報。但劉湘的“土”特工情報系統組織嚴密，手法狡詐，很厲害，南京去的人自己倒成了監視、控制的對象，頗難開展工作。1935年初，康澤率領別動隊蜂擁入川，儼然成爲蔣幫在川特務系統的主幹力量，攤子鋪得大，手也伸得長，與軍統方面既無協調，更無分工，自然引起了戴笠的不滿。入川參謀團改組擴大爲“委員長重慶行營”後，沈重宇擔任行營調查科長，主要搞對川康地方勢力的諜報工作，調查和分析其活動情況及各派系的關係，提出因應對策的建議，報送行營主任顧祝同及蔣介石本人。蔣介石、戴笠對沈重宇所呈送的情報和報告大致是滿意的。蔣對賀國光通過與川軍將領私人關係弄來的情報也頗重視。相形之下，康澤別動隊所蒐集和上報的川康情報的質量和時效都要差些，不易引起蔣介石的重視。戴笠、康澤的特務系統都竭力偵破、摧殘四川**地下黨組織與革命進步力量，1935年，在這方面已沒有多少工作做了，因爲，參謀團入川之前，劉湘的特工系統（特務處長冷開泰）已將**四川省委機關摧毀，逮捕了許多黨員幹部，並誘迫其中一部分叛變。1937年12月，**四川省委正式恢復。康澤蒐羅了一些**叛徒，吹噓自己的功績。蔣介石覺得這是一堆榨不出油的骨頭。戴笠那時是軍事委會特務處處長，又兼任南昌行營調查科長。1935年因江西“剿共”軍事結束，南昌行營撤消，戴笠除了在南京特務處機關辦公外，經常跑到成、渝兩地檢查、督導，在沈重宇面前毫不掩飾對康澤、別動隊的猜忌和怨恨，康澤自然也不服軟、不讓步，雙方明爭暗鬥，演出一幕政治醜劇。沈重宇不由自主地變成戴笠、康澤爭奪對象，落到頗感爲難的境地。在沈看來，戴笠是自己的上司，也是黃埔同學，從參謀團入川以來，戴對自己是比較信任的，態度也較和藹友好。至於康澤，是沈的四川同鄉，黃埔同學，也可算是沈的學生。沈重宇在廬山給康澤講學，康很講禮貌，款待周到。沈返南京後，康澤匯贈五百元現洋，由沈的胞妹收下。沈重宇夾在戴、康人中間，只好採取勸解、調和的態度。沈重宇對戴笠、康澤講了這樣一番話：我們都是校長（蔣介石）的學生，領袖寄厚望，黨國賦予重任，理應精誠團結，如何能夠完成安川救國、復興民族的使命？沈重宇提出：軍統與別動隊分工各有側重，“公”（公開）“秘”（秘密）兩個方面相輔相成，相互爲用，對工作是有利的。由於沈重宇的疏解、協調，戴笠、康澤在四川的矛盾衝突趨於緩和，在有的問題上能夠合作，協力搞反革命勾當。沈重宇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這件事是我生平的奇恥大辱，是一個難以洗盡的歷史污點。”實際上，沈重宇對康澤也耍弄了兩面手法，暗地裡跟他搞“情報競賽”。重慶行營調查科有的人說，康澤“做情報”還是有一套辦法的。沈重宇認爲，康澤就只有那一點本錢，一是蒐羅、利用**叛徒，一是從劉湘的“土特務”中找情報員，安置“內線”。劉湘，冷開泰利用“悔過”“自新”（背叛革命）分子破壞**的組織，現在已經用得差不多了。沈說，這幾個人（叛徒）掌握的情況就那麼一些。**的關係暴露了，就換上新的關係；原來的組織破壞了，就建立新的組織。就從那幾個人（叛徒）身上打主意，又能得到什麼呢？目前真正阻礙中央";統一";四川的，不是**，而是四川地方勢力。根據沈重宇的調查，康澤在劉湘勢力內部安“內線”的做法並不成功。康澤利用他的安嶽同鄉李昌權（李承輿，前四川陸軍軍官學堂及講武堂教官、川軍憲兵司令），留蘇同學沈天澤（沈宗源，**叛徒，在劉湘特委會任職，任華陽縣清共委員會主任）等人搞劉湘的情報，還叫李昌權拉他的學生羅澤州背劉投蔣（羅曾任“安川軍”東路副總指揮，曾被鄧錫侯拘押）均被劉湘識破，康澤總是自作聰明。沈重宇之所以勸戴笠對康澤作些讓步、妥協，主要的是因爲他已看出康在特工情報工作方面鬧不出多少名堂。搞特工、搞情報，要以效能爭先，以質量取勝，作爲最大的特務頭子的蔣介石對此是能作出評判的。康澤靠他的別動隊人多勢衆，以“量”勝“質”，終非長久之計。因此，沈告訴戴笠，不必跟康澤正面頂撞，引起衝突，讓他笨手笨腳地把自己的事情弄糟，豈不更好！1937年7月，全國規模的抗日戰爭爆發。抗戰頭兩年，康澤一身兼有別動隊總隊長、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與中央政治學校兩個特訓班主任、禁菸緝私處主任等職務，顯赫一時。在武漢期間，康澤、陳誠常常跟隨蔣介石出席各類集會或“紀念週”（國民黨軍政官員每週星期一上午集會），被人視作“蔣委員長”的左右二臂。康澤與蔣介石早無歷史淵源，也無鄉親關係，學問、才幹也有限，只因他尊奉蔣如君如父，在蔣眼中成爲“忠實可靠”的門生。蔣介石的中央軍中流行着一首據說是由康澤作詞的頌歌：“在哉中華，代出賢能，歷經變亂均能復興。蔣公中正，今日救星，我們跟他前進，前進，復興，復興！”對蔣介石的吹捧到了令人肉麻的地步。康澤不論在什麼場合，只要一聽見“蔣委員長”的名字，就立即起身，兩腳一併，帶頭“立正”。早在江西特訓班時，蔣介石每次到班視察，康澤總是緊貼蔣的身後，亦步亦趨，其他跟隨蔣的要員也不得不讓他。1938年秋季，武漢失守，康澤遷重慶浮圖關（後改稱";復興關";），蔣介石住在李家花園，相距不太遠，汽車往來經常碰頭。康澤在與蔣的小轎車相遇時，總是在幾十米外就叫停車，禮恭畢敬地站在路旁立正舉手敬禮，目送蔣車離去幾十米後才上車。抗戰初期，康澤、戴笠這兩個曾在四川相互鬥法的特務頭目，在國民黨內博得了“康戴二公”的稱呼，康、戴謁見蔣介石可以不必先到侍從室登記，隨時可獲蔣接見。享此特殊待遇者只有戴季陶、張羣等幾個人。即使是何應欽、徐永昌，要會見蔣介石也要先通報，蔣不一定每次都願接見，比不上康、戴兩個寵兒。1937年5月至9月，蔣介石讓康澤參加了國共兩黨談判問題的研究和策劃，但康澤此時似乎沒有贏得蔣的賞識。實際上，從1935年以來，國民黨與**方面的秘密接觸和公開談判，是蔣介石指令系的陳立夫、張衝負責進行的，康澤內心也知道這一點。因而，在國人談判中，在政治問題上他總聽陳立夫的，他只在軍事問題和人事安排問題上爲蔣介石出些主意。康澤在關係中華民族命運的國共合作問題上表現得既無遠見，又無氣魄，委瑣不識大體。他唯恐在蔣介石面前表現得不夠忠順，對**的正確主張多加梗阻。7月17日，**代表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同國民黨代表蔣介石、張衝、邵力子在廬山會談時，將《中國**與國共合作宣言》交給蔣介石，建議以這份宣言作爲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並由國民黨將其公開發表。康澤卻有意搗蛋，對**《宣言》動起刀斧來，把**關於發動全民族抗戰、實施民權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項政治主張全部刪掉，只留下**爲團結抗日而向國民黨提出的四項保證，抹煞**的獨立自主地位。**代表當然反對康澤（經蔣介石同意）所作的修改，《宣言》不得不暫緩發表。7月份談判之初，蔣介石大擺架子，要價很高。他承認陝甘寧邊區，但要它接受陝西省政府管轄，由國民黨政府任命邊區主席。允許紅軍改編爲三個師十二個團，但不許在師以上設立統一的指揮部，三個師由西安行營經管、訓練，由國民黨委派副師長、參謀長。康澤按照蔣所定的框架行事，擬定了一份派往**軍隊擔任副師長、參謀長、政工人員、行政人員的名單，大多是他的別動隊成員。昏庸胡鬧的劉伯龍等人居然被推薦爲紅軍的副師長。不過，“形勢比人強”。“七七”“八?一三”抗戰開始以來，日寇猖狂進犯，正面戰場到處告急，國民黨軍隊節節潰退。蔣介石急於把紅軍推上最前線，從側後方打擊日寇，以減輕正面戰場的壓力，於是，向**方面一再讓步、妥協。同意紅軍三個師成立統一的領率機構，給予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番號（按抗日戰爭的戰鬥序列，稱第十八集團軍），答應不從國民黨方面派人到八路軍參與軍事指揮，副師長、參謀長、政工幹部、行政人員都不派了，康澤所擬定的一長串名單也就作廢了，但決定以軍事委員會名義向八路軍總部和三個師的師部派遣聯絡參謀，叫康澤舉薦，康所提名的於樹人、李德等人都是他所熟識的復興社、別動隊分子。蔣介石囑咐幾個聯絡參謀到了八路軍那裡，要從大處着眼，宣揚“黨國”的“德威”，把握大的動態，不要做“小情報”，說這方面是比不過**的。這話也可以說是講給康澤聽的，康澤在做“小情報”方面花費的力氣太多了。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正式發表了**關於國共合作的宣言。次日，發表了蔣介石關於**宣言的談話，宣佈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從此之後，蔣介石基本上就沒有讓康澤過問國共雙方聯絡和談判事宜了。康澤的軍政職位一個接一個被拿掉。最後只剩下三青團中央團部的職務了。禁菸緝私處主任一職先後由復興社的邱開基、李秉中接任，這雖不算大官，卻把握着大的財源，所謂“禁菸”實是販煙，“緝私”實是走私。康澤在武漢失守前曾擬就一個建立“警衛軍”的方案，要把他的別動隊改編爲“國府警衛軍”，這樣可以一箭雙鵰，既保住自己的實力，又可控制“陪都”重慶。由於陳誠、戴笠等人的反對，蔣介石未批准這個方案。別動隊按照何應欽的命令，與康澤脫了鉤，改編爲陸軍的兩個師，由劉伯龍、馬維驥任師長。有人寫了一副對聯：“六年辛苦造成兩個師長，一味欺騙貽誤多少青年。”有人把康澤在政治上走下坡路歸咎於戴笠向蔣進饞言。戴笠在蔣介石面前告賀衷寒、康澤的狀，說賀、康領袖慾強，目中無人，正在造就自己的勢力。不過，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蔣介石衡量了康澤，認爲他的使用價值已經降低了。
1938年在武漢期間，康澤會見舊友聶紺弩，同上飯店喝酒，他半開玩笑地要聶爲他寫傳記，說除了吳稚暉，就看中聶紺弩了。聶紺弩問：“不怕我這個左翼作家把你的像畫歪了麼？”康澤回答：“沒有什麼可歪的。頂多，說我沒有思想，我沒有自以爲是思想家。”自命爲“天子門生”“民族英雄”的康澤，似乎預感到國民黨的御用之人不定會給他寫傳記（至少不一定會認真地寫傳記）了。通過私人情誼找左翼作家給自己寫傳記，頗有一點自我解嘲的意味。聶紺弩當然也不會給他寫傳。康澤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奠基者之一。1938年三青團成立時，他不但當了中央團部組織處長，而且負責主辦三青團幹部訓練班，一連辦了六年。康澤通過“青幹班”培養三青團團務工作的骨幹力量，實是“康澤系”的一部分。他把三青團這股“黨國新血液”當作恢復自己幫派勢力的希望，再展特訓班、別動隊的所謂“雄風”。本來，蔣介石創建三青團的主觀意圖是克服國民黨“組織鬆懈、紀律廢弛”“精神衰頹散漫”“黨的基礎異常空虛”“黨部工作流於形式”、“機關衙門化”等弊病，用一個新的“革命組織”來吸引全國青年，“充實革命活力”，建立一個“創造新中國的先鋒隊”。蔣介石把三青團的建立和發展視爲“吾國家民族生死存亡聯繫之唯一大事”，即鞏固其蔣家王朝統治地位的唯一大事。既然是“唯一大事”，就不可能把三青團的大權交給康澤一個人。但是，蔣卻給康澤留下了可以利用的空隙。三青團成立第一年，主要做些規劃、籌備之事。中央團部書記長陳誠兼負多項軍政要職，對三青團領導工作無法全力以赴。朱家驊代理了一段時間書記長。1940年，張治中接替中央團部書記長的職務。書記長几乎成了一種榮譽職位，三青團的實際工作基本上是由康澤這樣的中層幹部負責抓的。起初，蔣介石爲了保持三青團權力結構的平衡和穩定，指定復興社的康澤、系的陳立夫、原第三黨的譚平山3人共同起草三青團團章。不久，三青團就成了復興社、黃埔系與系的權力鬥爭的戰場。復興社成員構成了三青團的工作核心，他們多數畢業於黃埔軍校，極力爭取在國民黨內扮演一個象樣的政治角色，康澤自然就成爲他們的主要代表人物。1939年，復興社的劉健當了中央團部書記（相當於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系不甘退讓，只在三青團常務幹事會中佔據了幾個座位（陳立夫、谷正綱等人）。以國民黨正統自命，強調“黨領導團”，對國民黨的忠誠必須超過對三青團本身的忠誠。三青團中的分子被稱作“黨方”或“黨方成員”，與復興社、黃埔系的“團方”或“團方成員”經常爭吵，鬧事，蔣介石在1941年公開承認黨團雙方互不協調，衝突時有發生。1943年3月，三青團wWw.第1次全代大會召開，康澤所代表的“團方”提議把“三青團幹訓班”擴大爲中央團校，陳立夫的“黨方”則要用國民黨的中央幹部學校來代替它。最後，大會決議新成立“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該校由三青團團長蔣介石兼任校長，康澤與陳立夫、朱家驊、張治中等人同爲校務委員。“黨方”與“團方”鬥來鬥去，還是“團方”佔上風。沈重宇所認識的黃季陸（中央團部宣傳部長，後任四川大學校長）、任卓宣（即葉青，三青團中央常務幹事，後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都說：什麼三青團，那隻不過是復興社變了形式。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康澤負責三青團中央工作的幾年中，三青團染上了從它母體帶來的不治之症，團結薄弱，組織散漫，團員利用團往上爬，官場風氣嚴重。蔣介石也公開承認三青團“不能獲得社會尊重”，“不能喚起團員熱烈信仰”。這是對康澤等人的含蓄的批評。平時跟三青團沒多少瓜葛的孫科，在1944年一次會議上指出，三青團的整個方法都錯了，團的政治教育方法是用死記硬背來灌輸三民主義，並把教育的重點放在軍事化管理上。結果受過三青團訓練的青年“差不多成了木偶，他們學得最好的第一件事，就是每當提到，或者僅僅涉及到最高領袖（蔣介石）時，就喀嚓一聲立正”。孫科把康澤這個蔣家澤在1947年南京已經見不到舊友聶紺弩了，聶投入革命陣營，在上海、香港從事革命文化活動，徹底地與康澤分道揚鑣了。據聶紺弩向別人談，他同康澤最後一次談話是1943年在重慶。他去見康澤時正值黃埔一期畢業的吳魯賓跟康澤談話。原來，康澤的舊部、黃埔三期畢業的金亦吾叛國投敵，在南京汪精衛僞政府當了“綏靖”司令。吳魯賓向康澤解釋，金亦吾是當僞軍，不是投新四軍，確是如此。康澤回答：“那可以，什麼時候都可以回來。新四軍攪不得。新四軍，決不替他設法。”康澤還答應給金亦吾聯絡和接濟。待日本投降後，走完“曲線救國”道路的金亦吾，仗着康澤的關懷照顧，又搖身一變面爲“**”的高級參謀。康澤對漢奸、僞軍如此寬宏大量，愛護備至，對待愛國民主分子卻是殘酷無情。聶紺弩在抗戰期間生活困苦，曾在重慶江北建川中學教書，湊巧的是，建川中學附近有一個秘密的集中營，關押着幾百名“政治犯”。集中營直接受康澤領導。
第十五綏靖區是1948年2月1日在老河口宣佈正式成立的，比鄰近的第十三綏靖區的成立晚了一個星期。從那時起，就被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和地方部隊機動靈活的進攻作戰弄得惶惶不可終日。康澤深知以一個軍事上的門外漢來執行“軍事第一”的“綏靖”任務，困難是夠大的，加之倉卒應命，準備不周，部隊是臨時湊合起來的，戰鬥力頗差，唯一的希望在於蔣介石、白崇禧口頭答應過的“重視”、“支援”。因此，此時他仍然愁眉苦臉，一籌莫展。鷹犬的形象描繪得活靈活現。康澤沒有敗於系，倒是敗於“蔣太子”。1944年5月1日，三青團中央幹校（先成立研究部）舉行開學典禮，康澤雖然出席，但心情頗沉重，因爲他苦心辦了好幾年的青幹班到此結束了。被張治中稱作“政治上的黃埔”的三青團中央幹校，變成蔣經國的一統天下。蔣經國擔任中央幹校校務委員兼教育長，實際主持校務。他的“贛南系”幹部均任幹校要職。1944年冬，蔣介石發起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蔣經國帶頭從軍，當了青年軍總政治部主任，又兼任青年軍政工人員訓練班主任，這個“政訓班”不少人是來自三青團幹校的。這個幹校成了蔣經國培養親信幹部的“搖籃”。康澤與蔣經國爭奪三青團陣地吃了敗仗。1945年春夏之交，以“考察”爲名，他被派往美國，暫時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蔣介石派康澤出國赴美，名爲“考察青年組訓”，而美國的國情與半封建國家是不同的，也不知康澤去“考察”什麼。蔣的真實用意人盡皆知，一是讓蔣經國順利達到獨攬三青團領導權的目的，二是讓康澤避過全國人民和民主黨派要求實行民主改革、取消特務機關、廢除獨裁統治的浪潮，等待時機重返政治舞臺。爲了給康澤以“補償”，1945年5月，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康澤爲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康澤出國前是一個典型的裝模作樣的“大兵”，剃光頭，穿黃粗呢軍裝，視察、訓話時捆皮帶，打綁腿，眼神炯炯，步履咯噔，開會時正襟危坐，面色冷峻。平時給人的印象是不抽菸，不打牌，不跳舞，不閒逛……臨到出國了，他的夫人朱素懷對他進行";美式";訓練，蓄頭髮，穿西服，練跳舞，學洋人派頭。1947年秋季，康澤在美國“考察”完畢，當他回到南京的時候，蔣介石發動的反人民內戰已經遭到慘敗，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反攻，蔣驚呼“全國各戰場皆陷於劣勢被動之危境”，“此誠存亡之秋也”。康澤回國，命運只安排他充當蔣家王朝的殉葬者了。康澤回國後與相別兩年多的妻、兒、親友團聚，自然感到高興，但是，困難的問題擺在面前，康澤沒有適合於他的職位。特訓班、別動隊已是昨日黃花，“光桿司令”何提當年盛事？三青團在組織上與國民黨合併，康澤本人未捲入“黨團合併”所引發的“火併”已屬幸事。1947年冬季，國民黨政府開展立法委員“選舉”活動，有些人推動康澤參加“立委競選”，認爲安岳家鄉的“選票”可以包給他，康澤代表四川參加立法院是不成問題的。康澤是一權勢欲極強的人，不願坐立法委員的冷板凳。有人推薦康澤當國防部民事局長，他也無興趣。1948年初，民事局與新聞局合併，成立“國防部政工局”，由鄧文儀任局長。蔣介石有意讓康澤接替東北軍將領劉多荃擔任熱河省政府主席，不過，這個職位實在值不得羨慕。熱河省大部分已成了解放區，省會承德外圍也發生戰鬥。熱河是個偏僻貧困、地廣人稀的省份，當地人雲：“金朝陽，銀赤峰，承德是個黑窟窿”，何況承德還是華北“剿總”傅作義的勢力範圍，由中央軍石覺第十三軍駐守，離北平近，隨時都受傅作義的監視、挾制。傳說康澤曾向蔣介石密告過傅作義，康澤更加不敢去熱河了。康澤自黃埔軍校畢業以來，一直在帶領“不打仗的軍隊”，搞特工，搞政治，搞“青訓”，沒有做過中下級軍官，也不懂參謀業務。他既沒有直接指揮部隊打仗的經驗，也未受過高層次的軍事教育，全靠蔣介石一手提攜，飛黃騰達，成了“黨國要員”。康澤看到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蔣介石最需要的是能夠帶兵打仗、替他保江山的人。康澤在南京受到黃埔系同學們的強烈影響，更加體會到";有兵纔有權";的道理。因此，1947年12月，他爽快地接受了蔣介石的任命，擔任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有人得知此事後，認爲康澤不是作政治家的材料，他只佩當政治家的工具，何不如棄政從軍，走軍事家的路也許還好些，較多的人則認爲康澤搞軍事更不適宜，困難多得很，前景難以預料。康副參謀長易謙與第三處（作戰處）處長鬍學熙提出建議，組織前敵指揮所，司令官可以相機隨時突圍轉移，康澤不聽易、胡的話，揚言“我一切聽命於總裁，決不擅離職守”，到了解放軍兵臨城下，易、胡等人勸他化裝逃遁，康澤還說：“這樣做，不是我康澤的爲人。”
44年的人生歷程雖然陰氣森森，卻有獨特風光。44歲生日雖身處山城，但至尊至上，自有一番天馬行空之超然。直到下午3時許，康澤纔打道而歸。
十六、十七旅一晝夜急行軍一百五十餘里抵達老河口，迅速隱蔽接近敵人突然發起攻擊，於當晚23時打響了解放老河口的戰鬥。
在老河口市竹林橋鎮孟灣村，沿孟土路孟灣段中段以西，有一處無名烈士墓羣，當地人稱其爲“八路墳”。“八路墳”里長眠着十五位烈士，他們生前屬華東野戰軍10縱隊28旅戰士，有13位是於1948年5月17日第一次解放老河口戰鬥中英勇犧牲的烈士，還有兩位是第二次解放老河口戰鬥中犧牲的烈士。
1948年5月，我華東野戰軍第10縱隊28旅，在攻克鎮平、內鄉、淅川、鄧縣後，即揮師西進，直指老河口。當時駐守老河口的是國民黨反動派部隊的41師的104旅和56師的一個營，由第15綏靖區（駐襄陽司令爲康澤）副司令郭勳祺坐鎮指揮。當時老河口的城牆高三丈、寬一丈，灌滿水的護城河寬2丈，深1.5餘丈。前沿有塞牆，地雷遍佈，明碉暗堡，互爲依託；城北、城東又有牛頭山、馬頭山爲屏障，戰壕內由城內直通山下。104旅全系美式軍械裝備，旅長肖西清年輕氣盛，自以爲城防固若金湯，並且揚言：“日軍那樣厲害，打老河口還費了13個晝夜，共軍哪及日軍的一成，想必兩個月也打不進來。”
5月15日，華東野戰軍10縱隊28旅挺進城郊，在當地黨政民衆和光化獨立營的配合下，立即作攻城部署。當天下午戰鬥打響，兩軍展開激戰。戰鬥打響後，牛頭山上的敵軍屍體橫七豎八，傷亡很大。不甘失敗的敵人，妄圖以地利優勢遏制我軍挺進，可是我軍一個衝鋒，就攻下了牛頭山，全殲守敵一個連。第二天，我軍開始攻打馬頭山，看着敵人猖狂呼嘯，硬拼就中了敵人的圈套。看看手中頂不上勁的**，戰士們攥緊拳頭眼裡噴出仇恨的火焰。戰士們的武器裝備與敵人懸殊太大，如果跟敵人拼火力肯定吃虧。但是我軍以雖弱不言敗，強敵壓不倒的膽氣和血性，震攝了敵人，爲戰鬥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山上的敵軍乘勢又向我軍逼了過來，情況萬分緊急。智謀出於急難，巧計生於臨危。我軍佯裝敗退，邊打邊撤，將敵軍引下來。這時候，28旅的20餘名戰士趁敵軍逼進的空檔迅速繞到另一面隱蔽好，等待戰鬥時機。趁敵軍不備時，他們噌地閃出身體，說時遲那時快，趁敵軍還沒顧得上喘息，擡起手中的**“嗒嗒嗒”的打起來。敵軍猛的受到夾擊，慌了陣腳，敵軍轉頭一陣狂掃，戰士從容不迫、臨危不懼，我軍有許多戰士身受重傷。還有幾名戰士壯烈犧牲。經過兩個半小時的激戰，又攻下了馬頭山，制高點全在我軍手中。5月17日夜晚，我軍集中火力發起總攻，突破中山門，衝進城內。守軍一片混亂，競相逃竄，郭勳祺、肖西清奪船西逃，下級官兵搶船搶渡，淹死無數。八路軍第一次解放了老河口。戰事已經結束了，孟灣村的村民們在清理擡下來的傷兵和屍體時，發現有12名戰士犧牲，一名受了重傷的戰士，經搶救無效也犧牲了。初夏的晨光中，羣衆們看着犧牲的戰士們，默默的沉痛的悼念着，在村裡找了一片向陽的地方掩埋了這13位英勇犧牲的烈士們。
1948年5月20日，該部隊完成牽制敵人的戰略任務，撤出老河口。不久，老河口又被國民黨163旅487團戰領。
我中野6縱先頭部隊從東北兩面同時進攻老河口城，戰鬥進入了強弩之末，成敗在此一舉！我軍士氣大振，一次又一次打得敵軍潰不成軍，城內一片叫喊聲，哭罵聲，哀號聲，不絕於耳。我軍乘勝追擊，從敵人側面發起進攻。敵人腹背受敵，一下子亂了陣腳，不戰自退。敵人已經元氣大傷，無力再組織進攻，趁夜色漸濃，匆忙潰逃。自先天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整整打了一夜，才結束這場異常激烈的戰鬥。儘管戰士們個個疲憊不堪，但是他們沒有不高興的，這是他們多年來無數次激烈戰鬥中最難忘的。24時，一鼓作氣就結束了戰鬥，再次解放了老河口。防守老河口的康澤部一六三旅四八七團（欠1個營），潰竄谷城。六縱即渡漢水，跟蹤尾追。當日午夜，老河口宣告解放。而此時，襄陽城內的康澤竟毫無知覺地在他的司令部舉行舞宴，慶祝他的44歲生日。
襄陽不大，司令官的生日自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消息不翼而飛。於是當地的文武官員、鄉紳富賈都來慶壽了。康澤顧不得“老頭子”龍顏如何，下令大擺酒筵，又邀來樊城的名角兒唱堂會。
李朗星絞盡腦汁，於是選了《趙淳孤守襄陽》。金帝完顏亮的攻宋行動非但沒有實現自己征服南方的宏願，還使自己命喪黃泉。正當他率軍進到長江邊，準備過江滅宋之際，他的後院起了火。紹興三十一年十月，金國皇族完顏雍在東京發動政變，奪取了皇位，是爲金世宗。十一月，金兵在採石磯被宋中書舍人虞允文指揮的宋軍打得大敗。金浙西路都統耶律元宜等人乘機反叛，殺掉了完顏亮，而後又率兵撤出了宋境。宋金間戰火暫時平息了下來。完顏雍上臺後，接受了完顏亮失敗的教訓，暫時停止了攻宋行動，着重整頓內部。然而，他的對手宋高宗趙構的繼任者宋孝宗趙眘是一個能力很強，又雄心勃勃的君主。他上任後，勵精圖治，力圖改變趙構對金屈辱的外交政策，一心恢復中原失地，可符離一戰大敗，讓他的心血付諸東流。中原大地還在金人手裡，宋金的對峙局面一直沒能改變。到了宋寧宗趙惇基極以後，權臣韓侂冑爲鞏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極力主張北伐中原，收復失地。公元1206年（開禧二年），宋軍在經過一番精心準備之後，開始向北出擊。但是，由於宋金雙方的力量對比並未改變，而宋廷任命的各路主將又很不得力，因而各路宋軍很快就被金兵擊潰。金兵乘機重兵反攻，在西起隴右東到淮左的漫長戰線上，展開了強有力的反攻。而作爲宋金邊境最重要的要塞之一的襄樊在經過四十幾年的相對和平後，又一次戰雲密佈。這時的襄陽守將爲宋鄂州都統制、京西北路招撫使趙淳。此人祖父在靖康時，率兵守備河陽，抵抗金兵，因河陽失陷，舉家被殺，只有趙淳之父孤身逃脫。他對金人可以說是懷着深仇大恨，因而堅決支持韓侂冑的北伐決策。當年四月，他奉旨率兵進駐襄陽後，即積極訓練軍隊、籌集糧秣，支持京西北路招撫副使皇甫斌進攻唐、鄧二州。五月，皇甫斌所部大敗於唐州。趙淳料金兵必攻襄陽，遂收集潰卒，申飭邊備，以嚴守禦。果然，是年十月，金右副元帥完顏匡以“宋人聚兵襄沔以窺唐、鄧，汴京留兵頗少，有掣肘之患”爲由，奏請金章宗完顏璟出兵荊襄。這一建議很快得到了批准。於是，完顏匡率二萬五千人，兵出唐、鄧，一路南下，兵鋒直指荊襄。面對來勢洶洶的金兵，宋軍爲新敗之師，士氣不振，難與之爭鋒，故節節敗退。十一月初五，金兵前鋒都統烏古論慶壽所率騎兵八千進抵棗陽。守軍出城迎敵，大敗，統領馬珙、張虎、韓源等戰死。宋軍被迫退入城中堅守。金兵遂圍棗陽。宋統制雍政、馬謹等領兵力戰，突圍而出。初七，完顏匡令左翼提控完顏江山以五千攻光化，右翼都統烏古孫兀屯率部攻取神馬坡。趙淳聽說金兵人多勢衆，其鋒難擋，急命幕僚趙萬年趕往神馬坡，告知在那裡督戰的江陵副都統制魏友諒，敵勢頗盛，不可硬拼，宜退守樊城。可趙萬年剛到神馬坡，金兵即發起進攻，宋軍大敗，統制楊杞等戰死，魏友諒率兵突圍而出，退往樊城。同日，光化亦失，宋統制鄭皋等戰死。棗陽、神馬坡和光化相繼失守，襄陽危急。趙淳怕金兵乘勝襲擊襄陽，本方無力防守，遂決定棄守江北，並下令在江北地區實施清野，先將樊城內外軍民數萬人撤入襄陽城中，而後放火燒了樊城。同時，爲加強襄陽城防，他又在城牆上設了四個防區（四隅），以本司左軍統制劉津負責東隅指揮，江陵左軍統制吳強、統領扈立率軍防守西隅，江州統制林璋主持南隅防守，本司統領王世修、陳簡守備北隅，即運防城器具列於城上，準備迎擊攻城之敵。十一日，金兵到達樊城，見已清野，竟無所得，合三路之衆，往來馳騁江上，襄陽吏民驚駭，有的官屬甚至逃離襄陽。趙淳見狀，即以盡忠死節安撫城中軍民，並命令嚴格保伍之法，居民、旅客皆給予號記，嚴防奸細，並佈置了城中防敵火攻之措施。此間，金兵數次勸降趙淳，均未成功。就在宋軍加強襄陽防禦的同時，金兵的後繼部隊攻破了信陽軍。宋隨州守將雷大尉亦棄城逃遁，金都統完顏按帶所部便不戰而得該城。隨州失守，德安府危急，宋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薛叔似擔心德安府空虛無備，亟致書襄陽城中的趙淳和魏友諒，令魏率兵馳援德安府。魏領兵走後，城中守兵所剩無幾。趙淳便在過往茶商中招募勇悍之人，編爲敢勇軍，參加戰鬥。二十四日，金兵開始對襄陽發起進攻了。他們利用冬季水淺，由小樊安陽灘徒涉，一舉突破宋軍河防，包圍襄陽城。面對這樣的危急情況，城中軍民極爲惶恐。趙淳見此情景，知道人心不固難以久守，便命人將四門用土填塞，示之死守，使人無去志；同時，出動數千軍馬，乘圍城之敵立足未穩之際，予以攻擊，斬獲頗多。十二月初三，金兵準備就緒，開始攻城，以步兵在前，馬軍在後，四面一齊攻擊，鼓譟發喊，一擁而上，仍將木牌及門板、窗槅護身，搬運攻城器具。趙淳親臨城牆上指揮，曉諭守城將士肅靜，不得喧譁，俟其漸近，弓弩可及，纔可放箭。須臾，金兵向箭城牆上放箭，城壁之上有如蝟毛，就連趙淳身上亦中兩箭，射入城內者更不可數計。趙淳下令先用火藥箭射燒金兵所搬竹木、草牛並炮木等攻城器具，煙焰四起，城上弓弩炮石一時併發，自卯至申，射殺金兵並中傷者不知其數，悉皆敗走，委棄器甲、弓箭、衣裝等物。趙淳當即組織敢死隊出城追殺，殺敵甚衆，並奪取軍器及燒燬雲梯等攻城器具。次日，金兵士氣受挫，移寨遠去。趙淳令各部收集敗退金兵遺棄的箭枝，及於城外廟宇中得所藏備箭百餘萬，而後動用庫存銀兩犒賞將士，士氣大振。爾後近一月時間，趙淳又多次派兵出擊，破壞金兵再次攻城的準備，收穫不小。與此同時，宋均州統領王宏奉趙淳之命，於十二月初四由淅川入內鄉，燒金兵沿路所積糧草百餘萬，斬金千戶杜天師、段守忠等，迫使金兵從光化抽調數千兵馬回援鄧州。完顏匡見襄陽城急切難下，便決定先以一部圍困襄陽，集中主力擊潰外圍宋軍，而後再全力攻擊襄陽。於是，他親率主力，進圍德安府。守將李師尹據城死守。金兵一時難以攻克。完顏匡分遣諸將攻擊周圍各縣。不久，安陸、應城、雲夢、漢川、荊山、宜城等縣均淪於金人之手。魏友諒率部策應德安府作戰，也潰於花泉，逃回江陵。至此，襄陽城完全陷於孤立境地。開禧二年底，完顏匡爲表功，向金廷進獻俘掠來的南宋女子百人。此時，金章宗完顏璟正陶醉於不久前宋四川宣撫副使兼陝西、河東招撫使吳曦所帶來的喜悅之中，意欲趁此良機，南下滅宋，遂下詔向完顏匡指出“自大軍出境，惟卿所部衆力爲多”，激勵他“益宏遠圖”，削平荊楚。完顏匡得詔，遂於開禧三年正月初增兵襄陽，企圖再次攻城。從是月初三開始，金兵在炮座、鵝車、洞子等攻城武器的掩護下，以馬步軍向襄陽城展開猛烈進攻。宋軍以弓弩及霹靂炮御之，並不時派小部隊出城騷擾。經兩日激戰，金兵無任何進展。初四夜，趙淳根據前兩日金兵進攻的特點，預伏弩手於城牆之上，又派敢勇軍一千八百餘人藏於城下羊馬牆內，卻於牆外離虜人炮座洞子百餘步的地方，用小船於濠內秘密系搭浮橋二座，仍將對橋羊馬牆先行削薄。次日晨，金兵攻城擁到城下護城河邊之時，伏於羊馬牆內的敢勇軍突然殺出，出敵不意，先殺退攻到護城河邊的金兵，接着放火燒掉了金兵的攻城器械。金兵主將急令騎兵出擊，攻擊出城之宋軍。趙淳抓住戰機，急令城上弩手一齊放箭，一時間箭如雨下，同時城中霹靂炮亦打出城外。金騎抵擋不住，紛紛後退。趙淳乘機派兵出援城外敢勇軍，殺得金兵橫死遍地，金兵攻城所用炮座、洞子絕大部分被燒燬。天將黃昏，北風大作，煙焰蔽空，正撲金兵之面。宋軍乘勢鼓譟追殺，金兵大敗，遺棄鞍馬器械無算。此次連續三天的攻城作戰，金兵損失數千人，攻城實力大爲削弱。就連他們的主帥完顏匡想起此戰也覺得毛骨悚然：“趙大婁羅擺佈得好，每出敢勇軍，不知從何處出來，這城如何打得？”此後，完顏匡不得不暫時停止了對襄陽的攻擊，一面在襄陽城外與守軍對峙，一面從德安府等地向調兵增援，準備再度發起進攻。不久，宋金州都統司奉旨派兵增援襄陽。完顏匡即遣都統完顏福海前往迎敵，在白石峪擊潰宋援兵，而後又乘勝攻佔谷城。至此，襄陽守軍外援告絕。就在襄陽城局勢相對穩定之時，趙淳也沒閒着。他一方面指揮城中軍民積極加強城防設施，打退金兵的襲擾，另一方面調兵攻擊金兵後方，大有收穫。正月下旬，金兵從德安府調來之數萬兵馬趕到襄陽城下。這下，完顏匡底氣足了，又開始謀劃破城之策了。從正月二十八日起，金兵在襄陽城東南面七軍大教場內壘起土山，企圖壘至與城牆齊平，並逐步向城牆推進。每日用牛皮洞子兩行並列於上，人於洞中往來，轉運土木，前面用牛屋並皮簾六座，狀如船帆，遮護施工人員，矢石皆不能入。兩旁用牌手，後列馬軍擁護。一到晚上，即將皮洞、皮簾等推往下寨遠處安頓，以防守軍夜襲。三十日，趙淳見土山已築至約長百步長，怕漸次近城，遂於當夜出兵數千，擊退掩護工地之金兵，挖毀土山。此後近半月間，金兵又屢次於白天修復土山，守軍又屢次於夜間破壞，到二月十四日，金人所壘土山盡毀。是日夜，趙淳又出動兩千官兵，在南門外挖了長約三百步，寬約五尺的深壕，使金兵再無法以土山接近南門了。修築土山失敗後，金兵又想出一招，增高和擴寬城東北面的一座古堤，試圖以此攻擊城團樓。二十日，趙淳派兵四千，在古堤兩旁挖了一條塹壕，長四百餘步。拂曉前，又遣弩手一千人伏於新開塹壕之內，金兵沒有絲毫察覺。次日，金騎徑來衝突，預伏於塹壕內的弩手併發一齊發射，射倒金兵頭目，人馬殺傷甚衆。金騎稍退。趙淳遂令官兵前進，用鍬鑊手二千餘人，分斷古堤爲三段。此後兩天，守軍接連出兵，邊戰邊斷，金兵屢來攻擊，皆爲強弩射退，不敢近前。金兵久圍襄陽，始終未能攻克這一孤城。而時值早春，軍中疾病流行，完顏匡已無力再組織攻城了。而就在此時，完顏匡得到消息，金總領對宋軍事的左丞僕散揆得了重病，左丞相崇浩兼都元帥奉旨代行其職權，已到汴梁。於是，他決定撤圍回汴。二十三日，金兵開始撤圍北返。趙淳聞訊後，即派兵追擊，取得了很大戰果。到二十七日結束追擊止，宋軍斬殺金兵數千人，所獲戰利品“日差二千人搬運，幾日方盡”。然而，由於所轄兵力有限，未能給予金兵毀滅性打擊。是役，宋將趙淳在外援斷絕的情況下，以萬餘孤軍死守襄陽三個月，擊退了二十萬金兵的攻擊，保全了荊襄九郡。同時，大量火器的運用也使此戰在中國火器史乃至世界火器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之時，女優爲司令官輕抒水袖，吟頌“萬壽”。二處的一個參謀匆匆而人，耳語報告董益三：共軍正攻老河口，來勢很猛。董益三愣住，顧不得煞風景，硬着頭皮向康澤報告。爲了穩定司令官的情緒，他謊說已通知做處理了。康澤先是未聽明白似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繼爾點點頭。面上雖還保持着鎮靜，內裡卻已經慌了神兒。堅持了一會兒，讓堂會草草收場。康澤慌慌張張到了司令部，副司令郭勳祺和情報處、作戰處處長都已在等候。問明瞭情況，雖然難以置信，但還是對董益三說：“趕快，趕快報告給自總司令，請他暫時不要來！”康澤在等老河口諜報組的詳細報告，司令部內外悄無聲息，無人敢大聲說話和走動。傍晚，報告到來：（1）戰鬥很劇烈，雙方的傷亡都很大，不是佯攻的性質。（2）共軍的口音多屬晉南豫北一帶。（3）服裝有黑色和灰色兩種。（4）武器裝備比較好。郭勳祺說：“依報告判斷，攻老河口的部隊必是一支野戰部隊。”董益三說：“真是奇怪了。說他不是野戰軍，仗不會打這麼猛。說他是吧，也不可理解，突然之間，他是從哪兒冒出來的？”作戰處處長鬍學照面色慘白：“這股共軍來歷不明，戰鬥力又很強，我看還是謹慎爲好！”康澤看看郭勳祺：“副司令，你看怎麼辦？”郭勳祺說：“我看他們是衝襄陽來的，不如把163旅撤到襄陽來，一可減少傷亡，二則加強襄陽的防守。”康澤點點頭：“就這樣，下命163旅沿漢水南岸向襄陽撤退。”第163旅從老河口撤出，向襄陽急退。不料半路上突然殺出一支解放軍，第163旅驚魂不定，倉促應付，部隊即被打得七零八落。康澤重令第163旅回到襄陽“固守”，但第163旅旅長怕孤從拼光了，番號被吊銷，收攏部隊後不惜冒抗命之罪，向沙市方向逃竄，一去不再復返。
康澤的電報攪碎了白崇禧的夢境：襄樊門戶老河口被攻，共軍來勢猛烈，有五、六萬人之多。已組織力量反擊，事態正在發展中。白崇禧從涼椅上站起身：“胡扯！共軍都在豫東打亂仗呢，他那裡哪兒來的共軍？五、六萬，天上掉下來的？”
康澤給白崇禧發去電報，自己對這突如其來的戰事也難以置信。他問情報處處長董益三：“攻打老河口的是什麼部隊？”
這幾天，董益三接到的華中情報站的情報也是共軍主力全部在豫東會戰；轉瞬，情報就變了“臉”，他亦被弄得暈頭轉向：“劉伯承的主力全部東調，投入豫東戰場，不僅華中情報如此，就是國防部情報廳也是這麼通報的。”
康澤質問：“那麼老河口的情況怎麼解釋？”
副司令郭勳祺仗打得多些，插話說：“不要急，也許是小股流寇佯攻。董處長，你快叫老河口的諜報組再查！”
康澤頹然地坐在椅子上，不再說話。這天的好興致被徹底破壞了。
在這次老河口戰鬥中，又有兩名戰士犧牲。村民們把他們和以前的13位烈士埋葬到一處。這15位可愛的年輕人，是這場戰爭的親歷者、見證者、捐軀者，從他們身上，再一次印證了一部血染的革命戰爭史中有多少愛國英魂，他們值得被永遠銘記，載入不朽的歷史豐碑。
老河口人民解放了，而在戰鬥中英勇犧牲的15位戰士卻永遠長眠於黃土下，他們的獻身精神永遠感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儘管時間已過去了65個春秋，雖然人們不知道這裡的墓主姓甚名誰，但知曉此事而來“八路墳”祭掃憑弔的人絡繹不絕。多年來，每逢清明佳節，許多人都會不約而同到此掃墓獻花，寄託對無名烈士的崇高敬仰和無盡哀思。
谷城守敵也被打得措手不及。陝南軍區十二旅及鄖（西）白（河）鄖（陽）均（縣）2個獨立團在其司令員劉金軒的帶領下，由湖北均縣西南草店隱蔽急進，劉金軒命令鄖白團兩個營到老河口以西漢江兩岸堵擊可能西逃之敵，命令三十四團攻擊石花街。7月3日二十時，陝南十二旅三十四團一營向谷城西過山口的守敵發起突然攻擊，將一連敵人大部殲滅；佔領了該陣地。谷城縣城守敵聞知解放軍到來驚慌失措，慌忙棄城南逃。劉金軒司令員急令三十五團鄖白獨立團從後夾擊，於上、下老君山地區將敵一六三旅大部殲滅，戰至下午，除敵一六三旅副旅長帶1個營約500人逃竄外，大部被殲，俘敵副旅長閻官祿以下官兵1800餘人，陝南部隊僅傷亡26人。
桐柏三分區司令員張廷發率八五團、八六團（欠1個營）由河南鄧縣構林關地區出發，於7月3日拂曉抵達襄陽北太平店、仙人渡間和劉營以南地段渡漢水，12時前後進抵谷城白虎山，全殲由谷城向襄陽流竄的一六三旅輜重營，7月4日12時抵達牛首、竹條鋪一線，並剿滅該地區國民黨第五保安部隊。
六縱隊十八旅，奔襲南漳。
八十六團和八十五團在新野縣一區新甸鋪南王村休整地西進，一晝夜跋涉百餘公里，從老河口到襄樊中間插過去，在太平店一個小村殲敵一六四旅所屬九連。這時，江中出現多艘木船，上面裝有大量的槍支彈藥等裝備。原來是被陝南軍區部隊擊潰的老河口放棄守城潰逃的敵人，解放軍即在江對崗佈防，對不知我們佔領渡口而向岸邊駛來的船隻進行攻擊，解放軍居高臨下，彈無虛發，敵人落江淹死、被斃者不計其數。天黑後，解放軍又在炮火的掩護下乘俘虜敵人的船隻渡水西進。向襄陽進發，分區指揮部設在隆中，解放軍在南關插向唐指山，向沙市路口、石灰窯一帶設防，截擊由谷城逃往襄陽之敵。石灰窯附近有一白虎山駐守有敵人一六三旅一個輜重營。解放軍團長趙北源帶領三營去強攻白虎山，部隊以密集的火力向敵射擊，敵指揮官聽出是正規部隊的槍聲，龜縮在工事內，山頭前埋有大量的地雷，使我團傷亡不少，部隊受阻。副團長信俊傑帶領我們營一邊掃雷一邊利用樹枝青草做掩護，迅速翻過幾座小山包從山後面繞到敵後，完成了合圍，使敵人成了甕中之鱉。一陣手榴彈震耳欲聾的響聲引發了敵人埋在山頭的地雷爆炸，山上的樹木、雜草幾乎全部被炸飛。我們從山前山後實施對守敵的夾擊猛攻，在交叉火力的打擊下，敵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一時間屍橫遍野，紛紛舉手投降。在我們打掃戰場時，敵人一輛拉有“中央幣”和槍支彈藥的軍車由沙市方向開往襄陽，途中也被我們當場截獲。爲了不讓康澤過早地摸清解放軍作戰意圖和防止敵機騷擾，解放軍參戰部隊按預定計劃，夜晚沿漢水兩岸隱蔽向襄樊靠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