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種制度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些偉人影子的延伸。
——愛默生
美國曆史上，華盛頓及其夥伴們屬於爲自己的母邦開創了諸多偉大先例和精神路標的人。在那塊荒蠻的北美處女地上，他們不僅墾闢了憲政共和的綠洲，還神奇地締結出一脈清澈的政見傳統和榜樣力量，猶如一團團“冠軍”般的濃翳樹傘，爲後世撐起盛大的蔭涼——200年來，靠着這份殷實基業和先人目光的注視，這個移民國家的子嗣一直安穩地享受着新大陸的豐饒、自由與遼闊……
每一國家都有她羣星璀璨、精英齊瑰的魅人夜晚，尤其在發生大的社會振盪和思想激變之時。北美獨立戰爭前後正是這樣一個經典性的輝煌時段：喬治·華盛頓、托馬斯·傑斐遜、本傑明·富蘭克林、托馬斯·潘恩、帕特里克·亨利、約翰·亞當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詹姆斯·麥迪遜……《常識》《獨立宣言》《論自由與必然》《不自由，毋寧死》《弗吉尼亞州宗教自由宣言》《聯邦黨人文集》……這些紀念碑式的天才與著作，其密度之高、才華之盛、能量之巨、品德之優，皆可謂空前絕後。短短几十年，他們爲這個沒有歷史的國家所積蓄的精神資源、所創下的光榮與驕傲，比後續幾代人的總和還要多，還要令人驚歎和欽慕。他們不遺餘力、傾盡全部的心血和“智慧”——以最乾淨和節約的手法，一下子爲母邦解決了那麼多難題，替未來者省去了那麼多麻煩和隱患，更實現了那麼多令歐亞大陸難以企及的夢想——關於軍隊、國家和元首的關係，政教分離，軍政獨立；關於聯邦與共和、普選代議、三權制衡的憲政框架；關於現代大學教育……其制定的1789年憲法和《權利法案》，披瀝二百多年風雨被原封不動地延伸至今。其建國水平所表現出的才智、膽魄、美德——遠遠超越了造物主所賦予那個時代的國家素質的“平均值”。
世界經驗已反覆證明，最初創業者的一舉一動於該國的體制定位及命脈走向是影響至深的。就像鋸齒在圓木上咬開的第一道縫隙、手術刀在體膚上劃出的第一絲刃口，它涉關整場事業的功敗垂成。
在這點上，北美人是幸運的。他們等來的是華盛頓而非拿破崙，是富蘭克林而非俾斯麥，是傑斐遜而非羅伯斯庇爾或戈培爾……彷彿一夜間抓到了一副世界上最漂亮最璀璨的人物撲克牌，這批不知從哪兒突然冒出來的中年人，其額頭和眸子都閃爍着同樣的光色和寓意——同樣的精神豪邁、心理健正，同樣的英勇與純潔，無論軍中還是議會，無論危急時刻還是成就之日，你都難覓小人蹤跡。他們是焦灼的戰士，而非暴虐的武夫；乃平民出身的領袖，而非歇斯底里的野心家。他們像晶瑩的蝌蚪，來自四面八方，又不約而同朝着同一光點挺進：獨立、平等、自由……
這羣清高而儒雅的北美人真是太自尊太富有詩意了。那種不費周折就迅速疊成的共識，那種彼此扶持從不欺誆的同道友誼，那種面對勝利後的權力果實坐懷不亂的從容與定力——真是一點不像後來的歐亞同行們：你看不出狗苟蠅營的蠢蠢欲動，聽不見密謀者的竊竊私語，感受不到妒忌者的血脈賁張和磨刀霍霍，亦沒有異邦常見的宮闈政變與鴻門宴式的權力搏殺，更無所謂“狡兔滅，走狗烹”的祭壇血災……這羣高智商的大號兒童，成熟而富於幻想，理性又熱情澎湃，勇猛且不失教養，喜歡考試卻拒絕作弊，他們要通過勾繪一幅叫“美利堅”的地圖，以檢驗自己的能力、智識與品德。
在這場浩大的理想建國工程中，着實發生了幾件令人感動且影響深遠的事。
一個新生國家的雛形往往最早反映在國父們的信仰執念中。按一般的民族解放慣例，開國元首應由鬥爭中最具負責精神、表現最英勇、貢獻最卓巨的人來擔司，唯最高威望者才天然匹配這種象徵“統一”的精神覆蓋力和道德凝聚性——也就是說，須尋一位“鎮”得住天下的人以坐鎮天下。
其時的北美，此人無疑即喬治·華盛頓了。這位叱吒馬背的將軍，該如何面對唾手可得的最高權力和民衆擁戴呢？歷史學者有個說法：華盛頓是打下了一場美國革命，而傑斐遜則思考了一場美國革命（後者乃《獨立宣言》起草人和一切重大決策的構思者之一）。按通常的遊戲規則，將軍和他的參謀長很自然地一前一後登上御座即可，甚至乾脆玩點野的——像劉邦、趙匡胤們那樣：由一個幹掉另一個（或一羣）算了。諳悉歷史的人都清楚，革命得手後最棘手的莫過於權力的重組與分配了，常閃現出比革命本身更兇舛更血雨紛飛的險情。從世界歷史的範圍看，革命殘剩的激情此際少有例外地向着陰暗、貪婪、狹私的方向噴瀉，共患難又豈能同富貴？你不這樣想不等於人家不這樣想——不等於不疑心人家這樣想。
奇怪的是，在美國獨立戰爭的功勳部落裡，你竟找不到一點與此有染的蛛絲馬跡（你爲自己的“經驗”羞愧了）。他們似乎天生就不會這麼想，壓根就沒有這“厚黑”基因，既沒人策劃所謂“斬草”，亦無人醞釀什麼“除根”。勝利的喜悅洋溢在每張臉上，一起傳遞、一起分享，誰也不想比別人據有更多。在這裡，歐亞的許多慣術，千百年來巋然不動的那些皇曆彷彿失靈了。
此時的華盛頓心裡想什麼？
他在思考眼下這支軍隊和政府的關係。
1776年，《獨立宣言》一誕生，大陸會議就把軍權正式授予了華盛頓。可當時這個紙上的國家並無一兵一卒，華盛頓臨危受命，歷盡艱辛，從無到有締造了一支屬於“美國”的子弟兵。8年浴血，終將殖民者趕下了大海，使“美國”真正成爲一塊名副其實的版圖。現在，建國者遇到了最棘手的難題：這些戰功赫赫、九死一生的將士該怎樣安置？何去何從？……正義的召喚使他們將身上的布衣競相換成了軍服，可勝利後的當務之急是家園建設而非鬥爭搏殺，無須維持如此龐大的武備……怎麼辦？如何使軍隊轉化爲一支有益於和平與穩定——而不沾帶內政色彩的安全力量？歐亞的例子早已證明：由殘酷鬥爭啓動並急速旋轉起來的澎湃激情，若戰後得不到合理的終止，得不到妥善的轉移與稀釋，那將極爲可怕——隨時都有被野心家、獨裁者或宗派集團挾持之險。如何定義軍隊性質及其在國家體系中的職能，這是能否避免惡性政治與悲劇的鑰密。
於其時的美國而言，真正實施這個理念並不輕鬆，仍有很長的崎嶇。在此問題上，有一個人的態度舉足輕重：喬治·華盛頓。這位披堅執銳的美利堅軍隊之父，與軍方的關係最膠固最瓷實，彼此的感情和信任也最深。按一般理解，雙方的利益維繫無疑也最緊，算得上“脣齒”“皮毛”的共棲關係。國家靜靜地期待着他的抉擇，代表們焦灼的目光也一齊投向將軍……
華盛頓顯得異常平靜，他說：他們該回家了。
這樣說的時候，將軍一點也沒猶豫，但其內心卻漲滿了刀割般的痛苦和愧疚，要知道，這支剛剛挽救了國家的隊伍，尚未得到應有的榮譽和任何犒勞，此時的美國財政一片空白，連軍餉都發不出，更不用說安置費退役金了，尤其傷殘病員，亦得不到任何撫卹……
如今，卻要讓他們回家——多麼殘酷和難以啓齒的命令啊。
華盛頓做到了。他能做的，就是以個人在8年浴血中積攢起來的全部威望和信譽，去申請部下的一份諒解。那一天，他步履沉重地邁下禮臺，走向排列整齊的方陣，他要爲自己的國家去實現最後一個軍事目標：解散軍隊！他的目光仔細掠過一排排熟悉的臉，掠過那些隨己衝鋒陷陣的帶傷軀體，替之整整衣領，撣撣塵土，終於艱難地說：“國家希望你們能回家去……國家沒有惡意，但國家沒有錢……你們曾是英勇的戰士，從今開始，你們要學做一名好公民……你們永遠是國家的榜樣……”將軍哽咽了，他不再以命令，而是以目光在懇求。寂靜中，士兵們垂下頭，默默流淚。當他們最後一次，以軍人的姿勢齊刷刷向後轉的時候，將軍再也忍不住了，他熱淚盈眶，趕上去緊緊擁抱部下……沒有這些人，就沒有“美國”，但爲了“美國”，他們必須無言地離去。
一個理念就這樣安靜地兌現了。從構思到決定，從頒佈到履行，自始至終沒有吵鬧，沒有牢騷，更沒有什麼動亂和內訌。正直的第一代美國大兵們，就這樣循着他們尊敬的統帥指定的“行軍路線”，兩手空空，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唯一帶走的，是將軍的祝福。
不愧爲世界裁軍史上的奇蹟。唯華盛頓們才做得到，纔想得出，才行得通。
華盛頓也要離開了。他要和部下們一樣，開始“學做一個好公民”。
他先把軍中行裝打成包裹，託人送回故鄉費儂山莊，然後去找好友傑斐遜，他們要商量一件大事：戰事既已結束，將軍理應將戰時授予自己的權力歸還國家。在華盛頓們看來，此乃再正常不過的道理了，且刻不容緩，應儘快履行。
這種主動棄權的事自古有之，攤在華盛頓身上就更不足怪了，連親兵都可遣散，拱讓軍權又算得了什麼？奇怪的是，這緊要關頭竟無人趕來擋駕，竟無臣子們的聯名奏本——苦苦哀求明主“以天下社稷爲重，萬不可棄民而去”云云（不少屢屢心軟的大人物不就被“民意”勸回去了嗎）。美國畢竟遼闊，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欲“成人美事”的忠臣自然也有過，只惜華盛頓耳根子硬，死活聽不進去。
近來翻閱一套書，“世界散文隨筆精品文庫”，美國卷的題目是“我有一個夢想”。驀然發現“夢想”中竟藏有華盛頓本人的書簡一封：“致尼古拉上校書——1782年5月22日寄自新堡”。此信緣於一位保守的老紳士尼古拉上校。獨立戰爭激酣之際，他曾暗地裡上書華盛頓，對之從頭到腳大大捧頌一番後，再小心翼翼獻上一記金點子：望取消共和恢復帝制，由將軍本人擔任新君……
這是個於“國家安全”業已構成威脅的信號，一個腐朽透頂的餿主意——堪稱“精神犯罪”。但此劣跡在人類史上屢見不鮮，在熱衷威權的主子眼裡，倒也不失大功一件：狹義來講，反映了提案人的忠誠；廣義上看，亦可謂一項“民意調查”收穫，讓主人觸到了一份妙不可言的前景，不妨“心中有數”……
誰知，這盤蜜餞竟使華盛頓心情沉重，羞愧不已。如同一位突然被學生賄賂的老師，他感到自責、痛苦，陷入揪心的捫問：我何以使人惡生這樣的念頭？我究竟曾做錯了什麼，以致給人落下如此印象？
在這封“尼古拉上校大鑒”的信中，他憂心忡忡疾問道——
“您所說的軍隊裡有的那種思想，使我痛苦異常，自作戰以來，沒有一件事令我這樣受創。我不得不表示深惡痛絕，視爲大逆不道。目前我尚能暫守秘密，若再有妄論，定予揭發。我過去所爲，究竟何事使人誤解至此，以爲我會做出對國家禍害最烈之事，誠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對於您之建議，誰也沒我這樣感到厭惡……若您仍以國家爲念，爲自己、爲後代，或仍以尊敬我，則務請排除這一謬念，勿再任其流傳。”
顯然，華盛頓把這位從“後門”爬進來的尼古拉當成了一頂屎盆子，厭其臭、恨其穢、怒其不爭，捂鼻踹腳，又從“後門”給踢了出去。有這樣一段插曲在先，我們即不難理解將軍後來的種種表現了。同時，這封信也極大震懾了其他欲效顰的尼古拉們。
此時距獨立戰爭結束尚有兩年。
在今天的美利堅國會大廈裡，有一幅鉅製油畫，講述的是二百年前華盛頓正式向國會歸還軍權的情景——
在一間臨時租借的禮堂裡（當時國會尚無正式辦公場所），歷史功臣和會議代表們濟濟一堂，屏息以待那個重要時刻的到來。會場氣氛肅穆莊嚴，大家已提前被那將要發生的一幕感動了：他們知道，再過幾分鐘，在這場卸職儀式上，自己竟要接受國父的鞠躬禮——而作爲受衆的他們，只需讓手指輕觸一下帽檐即可以了。這真讓人有點受不了，但必須如此，因爲此非日常生活的普通禮節，而是作爲一個理念象徵，它從此將規定一種嶄新的國家意志和政體秩序：將軍只是武裝力量的代表，而議員卻是最高權力的代表，無論如何，軍隊都只能向“國家”表示尊敬和服從。
華盛頓出場了。寂靜中，其身軀像降旗一般徐徐垂落，代表們無不隱隱動容，誰都明白，這是將軍正竭盡全力——用身體語言——對這個新誕生的政體作最徹底和最清晰的闡釋。感懷之餘，有人竟忘了去觸帽。
將軍發言極簡：“現在，我已完成了戰爭所賦予的使命，我將退出這個偉大的舞臺，並且向尊嚴的國會告別。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奮戰由久……謹在此交出委任並辭去所有的公職。”
他從前的下屬，現任議長答道——
“您在這塊土地上捍衛了自由的理念，爲受傷害和被壓迫的人們樹立了典範。您將帶着全體同胞的祝福退出這個偉大的舞臺，但是，您的道德力量並沒隨您的軍職一起消失，它將永遠激勵子孫後代！”
據史記載，當時所有的眼眶都流下了熱淚。
個人、權力、軍隊、政府、國家……政治金字塔周圍這些縈繞不清的魍魎蛛網，就這樣被華盛頓們以一系列大膽而優美的新思維槓桿給予了澄清和定位。它們的性質與職能，被一一定格在嚴厲的法律位置上，不得混淆或僭越。將軍朝向議員們的鞠躬是爲了讓後人永遠牢記一條常識：一切權力來自上帝和人民，武器的純潔性在於它只能用來保衛國家和公民安全；軍隊不是個人或集團財產，作爲公民社會的盾牌，它只能獻身國防而不可施於內政；領袖本人須首先是合格公民，須隨時聽從國家召喚，其權力將隨着階段任務的完成而及時終止……
這是第一代美國人爲後世貢獻的最傑出的理念之一。猶如慈愛的父母在孩子胳膊上提早種下的一粒“痘”，正是憑藉這份深情的疫苗，此後的美國政治纔在肌體上靈巧地避開了軍事獨裁的兇險，最大限度地保證了社會的穩定、自由與和平。
華盛頓鞠躬的油畫懸掛了二百年，“國家絕不允許用武力來管理”這個樸素理念，也在美國公衆心裡紮根了二百年。兩個世紀以來，美國社會的政治秩序一直溫和穩定、未有大的集團動亂和惡性鬥爭——和該理念的始終在場有關，和華盛頓們最初對軍隊的定位有關。1974年6月，頗有作爲的尼克松總統因“水門事件”倒了黴，當最高法院的傳票下達時，白宮幕僚長黑格曾冒失地提議：能否調第82空降師保衛白宮？國務卿基辛格輕輕一句話即令這位武夫羞愧難當，他說：“坐在刺刀團團圍住的白宮裡，是做不成美利堅總統的。”
那幅畫不是白掛的，它絕非裝飾，而是一節歷史公開課，一盞紅燈閃爍的警示屏。它鐫銘着第一代建國者以嚴厲目光刻下的紀律。尼克松難道會自以爲比華盛頓更偉大、更享有軍中威望嗎？誰敢把喬治當年交出的權力再劫回來？
保衛白宮和保衛每座民宅的都只能是警察，而永遠輪不到軍隊。美國憲法明示：任何政黨、集團不得對軍隊發號施令，動用軍事力量干預國內事務是非法的。軍隊只能是“國防軍”，而不會淪爲所謂的“黨衛軍”“御林軍”“衝鋒隊”或“錦衣衛”。尼克松最終向這一理念耷下了高傲的頭顱，他宣佈辭職的剎那，腦海裡會不會驀閃出華盛頓那意味深長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