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
——托馬斯·阿奎那
當代西方的慈善文化
據瞭解，許多財產逾億的美國家庭，決意讓後人繼承的遺產比例不過10%。美國《商業週刊》披露，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公開表示，留給後嗣的財產將不超過1%，而其現有的慈善捐款已高達235億美元，以其夫婦姓氏註冊的“比爾與梅林達·蓋茨基金會”主要致力於現代醫學疫苗的接種，據《波士頓環球報》報道，爲援助落後國家的疾病防治，該基金會僅2000年就捐出60多筆款項，達14.4億美元，已超過了美國政府的同類捐助總額。
近些年，美國高科技產業造就了大批年輕富翁，與前輩慈善家一樣，他們密切關注教育、醫療、文化等公益事業。尤其信息技術領域的新貴們，在慈善排名榜上一直領先：蓋茨夫婦居首，英特爾創始人戈登·摩爾夫婦居次，戴爾電腦的麥克爾·戴爾夫婦第七，MS的共同創始人保羅·艾倫第九……之所以如此，除了信息產業的高收益外，更與他們的現代價值觀及其在世界潮流中的榮譽地位有關。榮譽心理和榜樣文化的激勵，使得他們在義務承擔上也展開了一場偉大競爭……近10年來，美國慈善機構受贈的遺產額年均遞增15%，僅2000年即達120億美元。影視明星邁克爾·道格拉斯夫婦在兒子的命名洗禮上，送出了一件特殊禮物：一份10萬美元的小慈善基金。一位富人說過：“永遠不要在孩子面前露出一種從不爲錢發愁的態度……這些錢是你的，可同時也是世界的。”
按《資本論》的眼光，這確乎不可思議，在它的價值系統和階級語境中，資本家乃“唯利是圖”的代名詞，一個高度私有化的社會，亦必人性險惡、爾虞我詐、道德墮落……相信乍初，大部分國人都會忍不住懷疑蓋茨們的動機，曾讀到這樣一則來自同胞的揣度：“對大多數慈善家來說，其善舉也是利己行爲。他們清楚，只有受過良好教育、身體健康的國民，纔會去購買電腦軟件和手機之類，只有社會收入的集體增長才能帶動公司利潤的增長。”即便如此，於我這樣一個對資本“滴着血和骯髒東西”之印象牢固的人來說，也委實被深深震動了。
耐人尋味的是，你還會驚訝地發現：慈善並非資本那樣由少數人壟斷，平民並非僅充當慈善的受衆，他們更是主體。以美國爲例，僅1996年，就有70%的家庭參與了捐款，而戶均支出額爲696美元。重要的是，慈善內容包羅萬象，除了捐款，更需大量的義工勞務，目前，美國絕大部分非營利性慈善機構，都依賴志願者無償地貢獻時間、技能和精力來維持。據《美國捐贈》雜誌統計，僅1996年，全美志願者人數即達9300萬，每人每週平均義務工作時間爲4.2小時，按價值量統計，這些勞務摺合金額爲2015億美元（遠超過1507億美元的當年捐款量）。
不僅美國，在其他西方國家，這種全民性的公益付出在維繫社會運行和彌補政府職能方面——對促成“小政府、大社會”的目標，皆發揮着巨大功效。比如在澳洲，非營利組織的主體即社會福利服務機構（爲老年人、兒童、殘疾人、失業者、吸毒者、無家可歸者及難民提供護理、培訓、安置、諮詢等服務），僅1993年就有1.1萬家規模不等的該類組織，1994年，它們提供的服務包括護理牀位2.7萬張、公寓牀位5.1萬張、日均送餐5.5萬份、受益殘疾人21.5萬、熱線電話服務40萬次等。
這些數字至少說明一點：在美澳這樣高度資本化和私有化的社會，慈善已成爲一種日常生態和民間傳統，一種高度普及和自覺的公衆文化。而且它是非個案、非新聞式的，尋常和平易到了極點——至今也未聽說過誰因做好事而被頌爲典型或大肆宣傳。
應該說，這些慈善雖發生在市場背景下，但其實質與資本文化及商業精神關係不大，更大程度上，它是一種深遠的宗教傳統和現代生存理念（比如“有限消耗”原則、“創造”與“消費”分離意識、對人生幸福與價值的定位等）合力的結果，更多地源於一種文化習性和生命美學精神。比爾·蓋茨那樣的慷慨，絕非我們想象中的僞善或商業秀，它是精神和道義的產物，是對生命審美的結果——即使該善舉帶來了廣告效應，那也是“精神廣告”，而非“產品廣告”。
那麼，何以在我們地盤上要藉助“非凡”文化、靠精神表彰和高度宣傳來推廣的慈善行爲，到了大洋彼岸反成了一種默默常態和無隱情的樸素之舉呢？爲何越重視私產合法性，財富的出讓與疏散程度反而越高？爲何越重視個體價值和利益，物質割捨的勇氣反而越大？爲何主觀上的“私產”意識，反而贏得了客觀上的“共產”效果（而我們這兒恰恰相反）？
中國文化下的資產觀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裡有一幅情景：王起明撞見女兒在曼哈頓街頭爲非洲兒童募捐，氣急敗壞：“救非洲的孩子？你以爲你是誰呀……我的孩子誰來救啊？”（其實他已算箇中產階級了）從王的暴跳如雷中，不難看出一種世儈心理：“我是上帝嗎？爲什麼要負責上帝的事務？”進一步說，這心理更多地屬一種中國模式——典型的無信仰模式，一個本土的美國父親是很難說出這番話的。統觀整部劇情，確也未見王起明有過什麼志願或慈善舉動。從這點看，王雖在美國站穩了腳跟，甚至生意上打敗了洋鬼子，但精神氣質上倒很“中國”，一點兒沒有被“異化”的跡象。相反，女兒的可塑性比其父大得多。
其實，這透露了兩種不同的生存文化、信仰傳統和資產觀。
先說說美國——
美國的慈善事業從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宗教意緒，教徒比非教徒有着更大的社會熱忱，據調查，教徒中有80%積極投身慈善，非教徒中僅佔50%。可以說，在個人財產的開放性上，基督教文化居功至偉。
從18世紀英屬期始，美國人就普遍接受基督教（尤其新教）。美國雖秉守信仰自由，但幾個世紀以來，基督教始終扮演着信仰基石的角色。所以，在這個全球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便出現了市場文化與上帝旨意——享樂與分憂、據有與割捨、私慾與公益——兩極意識並駕齊驅、交相輝映的精神景觀。雖在經濟模式和制度理念上，美國最大限度地弘揚私人價值與個體權益，但在道義信仰和靈魂路線上，美國人卻在上帝那兒感受着終極關懷的溫暖，這等於讓個體角色始終在相互關愛、彼此呵護的人際關係框架中運行。
自古以來，基督教就有契約：個人對正義、和平與集體福祉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聖經》中更處處充滿了博愛、利他、濟世等諭示和督導。《聖經·舊約全書》中，約伯列出了他的善舉：“窮人求援，我總樂意幫助；孤兒求助，我伸出援手……我以正義做衣服穿上，公道是我的外袍、我的華冠。我作盲人的眼睛，我作跛子的腿；我作窮人的父親……”18世紀著名的牧師喬納森·愛德華茲在《對窮人的慈善責任》中說：“真正的基督徒，絕對要求有這種責任，並按上帝的教誨堅持不懈地履行這種責任……必須對窮人慷慨救助。”
一般說來，在無神論環境下，人際譜系中最重要的即血緣姻親和利益集團關係，但在宗教社會，這種親疏依據被大大動搖了。基督教強調人人平等、愛人如己，“你們願意人家怎樣對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對待他人”。大衆之間，血緣及利益紐帶得以鬆弛和淡化，代之一種更天然與神性的共同體契約。
宗教契約不同於法律、倫理等俗制，它一開始就具有世俗規則不可比的神性威嚴，這就決定了美國商業精神再發達、市場競爭再激烈、社會矛盾再突出，也不會從根本上削弱人們在利益捨棄、財產出讓上的傳統，不會動搖其在服務公衆方面習慣了的道德姿態。
近代以降的美國，由基督教會主持的慈善事業逐漸締結出了一種志願者傳統，不僅扶弱濟貧、主持公正，且參與社區改善和社會變革，比如勞工權益和福利保障、反種族和性別歧視、人權維護等（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即由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領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種“公衆權力”，對促進“小政府大社會”框架起了巨大作用，也成爲穩定社會的一支和諧力量。而且，在這一過程中，教會力量和慈善活動始終得到了制度與法律的充分合作。
據調查，有2/3的美國人認爲日常生活應由宗教主張來規範。在美國，人們的聚會地點往往不是市政廳，而是教堂。1985年《世界年鑑》統計，美國現有教堂329%114座，差不多每千人一座，僅費城(大小相當於天津市)就有教堂1400座。教會以大筆資金扶持教育和醫療，據1989年調查，僅天主教會就已開辦7000座小學、239座學院和731座醫院。教會的受贈資金除日常開支外，幾乎都用在了公益和慈善上。
總之，正是教會和教福音的熱能，最大限度提升了美國人的道德素質和社會承擔力。所以有人說：基督教是美國慈善事業之母。
再反照東方資產觀，以中國爲例——
我們的傳統文化之主流無疑是“入世”和“功利”的，其內容蘊涵着高度的物用性、臣民性和家族性，嫡親和血緣扮演着社會結構中最重要的生命單元，無論權力、功名、財富，還是其他資源的繼承、轉移和重組，都被嚴格集結在這個狹仄的單元內進行。中國世俗極爲重視家產的繼承和守護，任何一點流失都會被視爲“不孝”“不才”“愧對祖宗”。中國文化中有一些重要的日常內容，即旨在防止資源從家族單元向外流失，比如“門當戶對”“傳男不傳女”等。再比如宅院築造上那種戒備森嚴、密不透隙的“圍牆”“深院”“屏壁”，資財貯藏上那種機關算盡、玄妙重重的“夾牆”“密門”“暗匣”“反鎖”……這種守財上的高度警覺和用力，反映了主人的一種生存姿態：擔心窺視和防範外流。乃至今天，我們的現代住宅也慣於接受防盜門、防盜網的層層包裹（除了安全考慮，更是一種“圍牆”文化在作祟）。而在西方，庭院設計多爲開放、敞露的。
毋庸置疑，在資財上，中國文化天然有“防流失”“反疏散”的堡壘屬性。打個比方，如果說西方宗教文化下的資產觀是發散式、外擴式的“凸”，那麼我們則是封閉式、緊斂式的“凹”。
或有質疑：我們不是有許多仗義疏財之古訓和扶危濟世之德碑嗎？
不錯，自古以來，在士子文人的詩詞華賦中，濟世情懷比比皆是：“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但細察即發現，諸豪邁多發軔於一種落魄或無力的焦灼，寄託的不過是對清明世政之奢望，而“濟”的方式也多爲才略之謀，鮮有在“舍財”層面上操作的。比如說，一個人可滿腔治國安邦的激情和拯民於水火的夙願，但並不意味着他肯將自家銀兩拿出來疏散；一個清正的好官，一個偉大的詩人，也可能是個物質上的吝嗇鬼——此般“濟世”與物資割捨意義上的捐贈文化幾乎不搭界。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可惜，“獨善”例子可謂多矣，“濟天下”卻寥寥，尤其以財富濟天下者更是少之又少。有時候，一個人的物質實力甚至與其社會承擔力成反比，像明代大畫家董其昌那樣的名流，竟也甘做個錙銖必較的土財主，在資財上極度貪婪，淪爲橫行鄉里、巧取豪奪的土霸。
再者，中國世俗生活中雖也不乏“設粥場”等施捨之風，但與西方的捐贈文化和公益傳統終有質別——
其一，施捨方式和財額數量相去甚遠。西人捐贈多是受信仰（尤其宗教信仰）的啓示和驅動。1919年，30歲的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後成爲20世紀偉大的哲學家）決然放棄遺產繼承權（他本有望成爲歐洲最富有的人之一），是因爲他聆聽到了上帝的聲音：“你若願意做完全的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馬太福音》），之後，他去奧地利的偏遠鄉村做了10年小學教師。而在中國封建生活中，一些大戶望族在賑災、進香等活動中雖不乏慷慨，但這種施捨似乎並不影響其平素的吝嗇，也就是說，捐贈只在特殊時刻、面對特殊對象才偶有作爲，算不上日常方式和生存習慣。這在遺產態度上尤爲顯著，無論平時的守財奴還是大善人，對遺產的處理方式空前一致：絕對“不動產”式的嫡傳！在傳統人物事蹟中，你很難找到讓遺產走出家族的例子。
其二，施捨動機和投入方向有異。中國封建大戶的義舉，往往爲滿足一種家族虛榮，圖個好名聲罷了，且並非無償，而是有潛在索取的，比如對百姓施捨，是爲了“安鄰”，給自己打造一個友好而安全的周邊；比如對寺廟捐銀，則爲祈求神靈保佑，爲來世積攢功德。相反，西人的捐贈習性除了受信仰召喚外，還源於主人對某類事物的熱愛、崇敬或某種職責使然，比如資助文化藝術、科學實驗和各種基金會等。提起意大利文藝復興，我們馬上想到的是馬薩喬、波提切利、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琪羅等閃光的名字，可它們背後，卻有一個偉大的藝術資助和保護者——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一戰前，維特根斯坦家族就是歐洲著名的藝術資助人，音樂家馬勒、勃拉姆斯、克拉拉·舒曼等都深受其蔭。類似的公益傳統在歐美源遠流長，其主體除了財力雄厚、聲望顯赫的世家，還有平凡的個人，像盧梭、柴可夫斯基、紀伯倫等都領受過一對一的私助。而諸如“諾貝爾獎”“龔古爾獎”“普利策獎”等國際著名獎項，其源頭皆在私人遺囑和捐獻。這些對文明影響深遠的公益事業，除了精神的答謝和人文紀念，並無利益索取，清潔性毋庸置疑。而且，它們以純民間方式運行，不受權力集團和意識形態操控，最大限度維護了表彰的公正和價值觀的獨立，忠實履行了精神和物質保姆的初衷。
而在傳統中國，乃至當代，你都難見這種以私人爲源頭的公益清流。古代雖有豢養門客之風，但只是一種出賣與收購的交易。今日中國的富人多如牛毛，個人捐獻也五花八門，但有多少公正而有效的慈善投入？有多少純民間的、有獨立價值崇尚的基金？有多少不受權力擺佈的科學藝術化扶持？
除了文化和信仰原因，還有一點：中國社會環境下，私產的合法性和安全性遠遠不夠，使得同胞早早養成了“不露富”的習慣，這就給私產的公開化帶來了障礙，而私產公開恰恰是捐助文化的基礎。
有一個熟悉的說法：中國歷史的進步是靠階級鬥爭推動的。無論你是否同意這層因果，但有一點顯然：兩千年的封建史確以“農民起義”爲鏈釦，以自下至上的暴力顛覆爲起承。而“起義”之原始動力和熱情都源於“殺富濟貧”，無論陳勝、吳廣還是朱元璋、李自成，“均田地、同富貴”皆其蠱惑所在……可以說，財富的“原罪”感和剝奪私產的陰影，一直籠罩着華夏天空。休說亂世，即便朝權穩固的時代，大戶私產也是不安全的，一旦引起權力垂涎，即難逃滅門抄家、貨充官府的命運。晉代“金谷園”的主人石崇不就因富遭誅了嗎？而在西方，窺視私產的革命很難發生，隨便哪個王朝，私產的道德合法性在民間輿論和體制文化中都不受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