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的權力絕對腐蝕人。僵滯的權力也絕對僵滯一個社會的前行。權力者愛護這個國家最好的方式便是在適當之時交出權力。憑這種清潔的信仰和人文美德，華盛頓和夥伴們終於齊力將“美利堅”——這艘剛下水的世紀旗艦推出了殖民港灣，並小心繞過淺灘和暗礁，引向燃燒着颶風與海嘯的深水，引向自由、乾淨與遼闊……
儀式一完，華盛頓真就回家了。像一個凱旋的大兵，兩手空空，輕鬆地吹着口哨，沿波託瑪克河，回到闊別多年的農莊。那兒有一幢簡樓、家人和幾條可愛的狗等着他。5年後，當美利堅急需一位總統的籲求正式下達，他的休養計劃被迫中止。但連任兩屆後，他堅決辭去了公職，理由很簡單：我老了，不能再耽擱下去了。他當然明白，假如自己樂意，即使再耽擱幾年，也不會有人喊“下課”的。但那樣一來，即等於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等於不尊重國家和民衆對自己的選擇……離職後不久，他在故鄉平靜地去世。
布衣——將軍——布衣——總統——布衣，此即華盛頓平凡而偉大的生涯故事。8年軍旅，置生死於度外；8年總統，值國家最艱困之時，實無福祿可享……每一次都是臨危受命，挽狂瀾於即傾；每一次都是聽從國家召喚，履踐一個公民的純潔義務。
那提議用“華盛頓”來爲首都命名的人真是太智慧了。
史上大人物的名字比比皆是，可真正禁得住光陰測試和道義檢驗的卻寥寥。有的憑權勢或時運，固可煊赫一朝，但驗明正身後很快即暗淡無光，甚至被棄汰如糞、淪爲惡名。而“華盛頓”不，作爲生命個體，他的清白、誠實及所有偉岸特徵皆完整保持到了終點。作爲一個響亮的精神名詞，內涵不會因光陰的淘洗而褪色變質，相反，卻歷久彌新，來自後世的敬重與感激——隨着歷史經驗的積累和世界座標的參照——而愈發強烈、摯深……
2000年
(第二節是“國家”錯了
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裡，每一個人就是整個國家。
——孟德斯鳩
1
一百年前的法蘭西。正義的一天——
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報》上發表致共和國總統的公開信，題爲《我控訴》，將一宗爲當局所諱的冤案公曝天下，憤然以公民的名義指控“國家犯罪”，替一位素昧平生的小人物鳴不平……
該舉震撼了法蘭西，也驚動了整個歐洲。許多年後，史家甚至視之爲現代輿論和現代知識分子誕生的標誌。
事件源於法蘭西第三共和時期，1894年，35歲的陸軍上尉、猶太人德雷福斯受誣向德國人出賣情報，被軍事法庭判終身監禁。一年後，與此案有關的間諜被擒，證實德雷福斯清白。然而，荒謬登場了，受自大心理和排猶意識的慫恿，軍方無意糾錯，理由是：國家尊嚴和軍隊榮譽高於一切，國家不能向一個“個人”低頭。這個堅持得到了民族主義情緒的響應，結果，間諜獲釋，德雷福斯“爲了國家利益”——繼續當替罪羊。
面對如此不義，左拉怒不可遏，連續發表《告青年書》《告法國書》，披露軍方的彌天大謊，痛斥司法機器濫用權力，稱之“最黑暗的國家犯罪”，稱法蘭西的共和榮譽與人權精神正經歷噩夢。尤其《我控訴》一文，如重磅炸彈令朝野震動，所有法國報刊都捲入了爭論，左拉更被裹至旋渦中心：一面是良知人士的聲援；一面是軍方、民族主義者的謾罵，甚至有暗殺恐嚇。
左拉沒退縮，他堅信自己的立場：這絕非德雷福斯的一己遭遇，而是法蘭西公民的安全受到了國家權力的傷害；拯救一個普通人的命運就是拯救法蘭西的未來，就是維護整個社會的道德榮譽和正義精神。在左拉眼裡，他這樣做，完全是履踐一個公民對祖國和同胞的義務，再正常再應該不過了。
然而，令人悲憤的一幕又出現了：一個真正的愛國者總是爲他的國家所誤解。同年7月，軍方以“誣陷罪”起訴左拉。作家在友人的陪伴下出庭，他說：“上下兩院、文武兩制、無數報刊都可能反對我。幫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相和正義的理想……然而將來，法國將會因爲我挽救了她的名譽而感謝我！”
結果，左拉被判罪名成立，流亡海外。
左拉遠去了，但這個英勇的“叛國者”形象，卻像一顆尖銳的沙子折磨着法國人的神經，這畢竟是有着反強權傳統、簽署過《人權宣言》的民族……終於，敏感的法蘭西被沙粒硌疼了，漸漸從“國家至上”的恍惚中醒來：是啊，不正是“個人正義”守護着“國家正義”嗎？不正是“個體尊嚴”組建了“國家尊嚴”嗎？國家唯一讓國人感到驕傲和安全的，不正是它對每個公民作出的承諾與保障嗎？假如連這點都做不到，國家還有什麼權威與榮譽可言？還有什麼擁戴它的理由？
愈來愈多的民意開始倒戈，向曾背棄的一方聚集。在輿論壓力下，1906年7月，即左拉去世後第4年，法國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無罪。
軍方敗訴。法院和政府承認了自己的過失。
法蘭西曆史上，這是國家首次向一個“個人”低下高傲的頭顱。
德雷福斯案畫上了公正的句號。正像九泉之下的左拉曾預言的那樣：法蘭西將因自己的榮譽被拯救而感激那個人——那個率先控訴母邦的人。
作爲一樁精神事件，德雷福斯案之所以影響至深，且像愛國課本一樣被傳頌，並不因爲它“蚍蜉撼大樹”的奇蹟，而在於它緊咬不捨的人權理念，在於它揭呈了現代文明的一個要義：生命正義高於國家神話；人的價值勝過一切權威；任何蔑視、踐踏個體尊嚴和利益的行爲都是犯罪，都是對法之精神的背叛、對生命的背叛。
可以說，這是世界人權史上的一次重要戰役，在對“人”的理解和維護上，它矗起了一座里程碑。
2
國家是有尊嚴的，但尊嚴不是趾高氣揚的“面子”，它要建立在維護個體尊嚴和保障個體權益的承諾上，要通過爲公衆服務的決心、能力和付諸來兌現，它不能要求預支，更不能憑空勒索。在價值觀上，國家權威與公民權益不存在大小之分，個體永遠不能淪爲集體羽翼下的雛鳥或孵卵，否則，就會給權力濫用國家名義謀集團之私或迫害異己提供依據。孟德斯鳩早就說過：“在民法慈母般的眼裡，每一個人就是整個國家。”法國《人權宣言》、美國《權利法案》及聯合國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都開宗明義地宣揚了該常識。
如果爲了國家利益可任意貶低個體尊嚴，如果犧牲個體自由與權利的做法得到了宣傳機器的大肆鼓吹，那麼，不管該國家利益被冠以怎樣的“崇高”或“偉大”，其本質都是可疑的。任何政府和部門之“權威”，唯有在代表公意時才具合法性，才配得上民間的服從。在一個靠常識維護的國家裡，每一個“個人”都是唯一性資源，都擁有平等的社會席位，每個人的福祉都是國家重要的責任目標……正是基於這些同構、互動和彼此確認的關係，個人纔可能成爲國家的支持者，纔會滋生真正的愛國者和“人民”概念。
權力會出錯，領袖會出錯，政府會出錯，躲閃抵賴本來就可恥，而將錯就錯、封殺質疑就更爲人不齒了，也丟盡了權力的顏面。
有無懺悔的勇氣，最能檢驗一個團體、政府或民族的素養與質量。1992年11月，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爲17世紀被教廷審判的伽利略正式平反，不久又致函教皇科學院，爲達爾文摘掉了“異端”罪名。連素以“萬能”著稱的上帝代言人都承認“寡人有疾”，更何況凡夫俗子？同時也說明，這不失爲一位胸襟遼闊、值得信賴的“上帝”。
1997年，美國總統克林頓正式爲士兵艾迪·卡特平反，並向其遺屬頒發了一枚遲到的勳章。艾迪是一位非洲裔美軍士兵，曾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立下戰功，後被誤控有變節行爲，停止服役。1963年，艾迪抑鬱而終，年僅47歲。事隔半個世紀，美國政府終於良知醒來，並向亡魂道歉。
曾炒得沸沸揚揚的《抓間諜者》案，經過3年審理，於1988年10月，由英國最高法院作出終審判決：駁回政府起訴。這部被視爲泄露國家機密的書，擁有自由印刷、發行和報刊轉載的權利。
不得不承認，當今世上，讓政府向個體認錯、大人物向小人物認錯、大國向小國認錯……確屬不易，關鍵要有一種良好的理性制度、一套健正的社會價值觀和文化心理——既要有周嚴的法律保障，又要有公正的民心資源和輿論環境。要堅信：錯了的人只有說“我錯了”時——纔不會在精神上慘敗，纔不會在道德和尊嚴上輸光。今天，在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私人圖書館裡，最常聽到的便是他的錄音資料：“犯下錯誤不可怕，可怕的是掩蓋錯誤……”誰也沒過多責備這位自責的老人，在他去世一週年之際，美國仍發行了印有其頭像的紀念郵票。
3
德雷福斯案，至少有兩點讓一百年後的我大爲感慨，也是讓我吃驚和敬羨的地方。
首先，輿論的“討論空間”如此之大。
它包含“此類政事竟允許輿論參與”（即民衆的知情範圍和討論範圍）和“輿情的規模、幅度、持續性竟如此強勁”（民衆對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兩層意思。一個世紀前，一個冒犯國家威嚴、對政府不恭的聲音竟能順利出籠，竟有報刊敢“別有用心”地發表——且不受指控，確乎不可思議。而在一場對手是國家機器的較量中，竟有那麼多的民間力量洶涌而入，不僅不避嫌、不爲尊者諱，反而敢於大聲對政府說“不”，就更令人驚歎了。試想，在另一些國度，即使有左拉般的鬥士站出來，誰又保證會有《震旦報》那樣不懼燒身的媒體呢？《我控訴》能公開問世並迅速傳播，至少說明一點：在當時法國，此類政治問題的討論空間是存在的，或者說，言論自由有較可靠的社會根基和法律依據，連政府都沒想要去背叛它——這確令人鼓舞。否則，若話題一開始就被封殺，“德雷福斯”連成爲街談巷議的機會都沒了。而在別的地方和時代，讓這類事胎死腹中、秘密流產後偷偷埋掉，是最容易想到和做到的。
其次，事件的理性結局。
表面上，它迎合了一個再樸素不過的公式：邪不壓正！真理必勝！但實際生活中，要維持此公式的有效卻極難。“正義”“真理”，從主觀的精神優勢到客觀的力量優勢，中間有很長的崎嶇和險情。個人挑戰權威的例子不罕見，但能迅速贏得社會同情、升至一場全民性精神運動並獲勝，即不簡單了。其中，既有先驅者的孤獨付出和後援力量的鍥而不捨，又有來自權力的某種程度的精神合作與妥協，否則，法蘭西又徒添幾條爲真理殉葬的舌頭或烈士而已。該案的結局是令人欣慰的，它不僅實現了左拉的控訴企圖，且讓“真理”用短短8年就顯示了它神聖的邏輯力量。
政府最終選擇了真相，選擇了理性，即使它是被迫的，這個讓步也值得嘉許和爲後世所紀念。它需要勇氣，需要文化和理性的支持，或許還受到了某種古老榜樣的注視與鼓勵……這與法蘭西深入人心的自由傳統和民主淵源有關，與制度自身的空間和彈性有關。左拉的勝利，乃歐洲現代民主精神的勝利。在無數人組成的“個人”面前，任何國家和政府都是渺小的；知恥近乎勇，承認過失乃維護榮譽的唯一方法……想到並做到這些，對一個誕生過狄德羅、伏爾泰、盧梭的民族來說，固然在信仰資源和精神背景上不是難事，但它所費周折和成本也令人反思，比如曾將左拉逼入絕境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
德雷福斯案距法國大革命已有一個世紀，在由拉斐德起草的號稱“舊制度死亡書”的《人權宣言》裡，早就宣告了社會對“人”的種種義務——
“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存人之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可言。”“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
可最初的德雷福斯和左拉，不僅沒享受到以上保護，反而遭及同部宣言中其他條款的迫害：“意見的發表不得擾亂法律所規定的公共秩序”“法律有權禁止有害社會的行爲”……可見，再偉大的法律和政治文書，都難免給權力留出“利己性司法解釋”和“選擇性依法”的機會。而這類舞弊，在今天的很多國家仍司空見慣。
英國學者戴雪說過一句寓意深遠的話：“不是憲法賦予個人權利與自由，而是個人權利產生憲法。”是啊，真正的法不是刻在大理石或紀念碑上，而是棲息於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細節中。唯一讓制度和政黨具有“合法”性的，是每個社會成員的權利和福祉，是來自個體的信任和滿意。
2000年
(第三節一個人的遭遇
遲來的正義爲非正義。
——威廉·格萊斯頓
1999年，《信息日報》載有一篇文章，題爲“遲到17年的判決”——
35年前，學煉油專業的青年周永臣，千里迢迢來到西北蘭州，懷着一腔赤誠，甘爲祖國的石油工業奉獻自己的青春。僅僅3年，“文革”開始了，周因“竊聽敵臺罪”被捕，繼以“反革命”嫌疑被判入獄3年……刑滿後，周揹着破鋪卷返回原籍，誰知，望眼欲穿的父母沒等到兒子回家就相繼離世，此間，大哥也含冤自盡。之後，周永臣住在一間5平方米的窩棚裡，形影相弔，悽風苦雨，開始了長達27年的撿破爛生涯。“文革”結束後，周永臣像無數含冤者那樣企盼平反，未料這一等就是20年。直到1996年元月，纔有蘭州來人，向他宣佈平反決定，同時遞上一份蘭州中院改判其無罪的複印件。周永臣接過該紙，從頭看到尾，從尾追到頭，不禁驚呆了：原來，這紙遲來的公文——竟是1979年簽發的！竟拖延了整整17年才抵達受害人手中！17年！周永臣嗚咽道：“1979年，我還不到40歲，還可爲國家工作20年，可現在……”他脆弱的神經再也無法承受這一現實，精神恍惚，萬念俱灰，元月底，周永臣懸樑自盡。
讀完這則報道，我禁不住掩面長泣，爲一個卑微的生命從青春到白髮、從英姿勃發的壯志到雙目枯陷的絕望……我久久地黯然，揣想着那紙塵封17年的判決於一雙顫巍巍的枯手是何等的沉重，那遲到的光亮給一位撿破爛的老人蒙上了怎樣意想不到的漆黑？
哪裡是什麼自殺？分明是他殺，鐵證如山的他殺。
又豈止是潦草的“命運”二字所能遮蔽得了的。
一個艱難挺過了六七十年代的人，爲何竟在九十年代走上了黃泉路？一具沒有被罪繩勒垮的血肉之軀，爲何在突如其來的鬆綁後卻魂飛魄散？人，何以被輕蔑、被遺忘到如此卑賤的地步？生命何以被愚弄至此？
有個問題我一直在思考，爲什麼周永臣唯一可剩的就是以死棄權？就是甘於宿命的自我凋謝？爲什麼悲憤之餘沒有去申訴去抗議？至少也該學“秋菊”討一個誠意或說法吧？什麼原因使他竟湊不齊一絲勇氣去迎對這慘淡呢？
固然有性格因素，但我以爲這並非主要，深處的原因恐怕尚在於一種牢固的政治文化心理和積弱習慣——它主宰着主人對環境及自我的一切看法，註定了他對命運的無異議領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