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承宗(1563—1638)
孫承宗(1563—1638)，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隸保定高陽(今屬河北)人，明朝名將。
孫承宗青年時代就對軍事有着濃厚興趣。在邊境教書時，“杖劍遊塞下，從飛狐(河北淶源北飛狐關)、拒馬間直走白登(山西大同東)。又從紇幹(山西大同東紇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戍將老卒，周行邊壘，訪問要害阨塞，相與解裘馬，貰酒高歌。用是以曉暢虜情，通知邊事本末”。
萬曆三十二年(1604)，孫承宗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啓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講官，進少詹事。當時瀋陽、遼陽相繼失陷，孫承宗以知兵，被任命爲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他上任後，上疏條陳當時軍事體制與作戰指揮上的弊端，謀求改革，主要內容有：(1)“兵多不練，餉多不核”。這是說當時軍隊訓練差，後勤供應混亂。(2)“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邊，而且增置文官於幕府”。指出當時“以文制武”指揮策略的失誤。(3)“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指出“將從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張“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節鉞，得自闢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此外，還要撫遼西、恤遼民、簡京軍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爾哈赤攻佔瀋陽、遼陽以後，明軍實際上就面臨着一個如何進行軍事防禦的戰略選擇問題，即是主守關防，作積極的防禦；還是固守關門，作消極防禦。對此，明前線軍事將領意見不一。遼西經略王在晉主張“拒奴撫虜，堵隘守關”。
所謂“撫虜”，即以金錢收買蒙古對付後金。所謂“堵隘”，即在山海關外再修一座關城。很明顯，這是置遼西走廊這一緩衝地帶於不顧，消極防禦的方針。天啓二年(1622)，王在晉確定在八里鋪築城，並上報朝廷。此舉遭到其部下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孫元化等人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爲築城“非策”，極力勸阻，並寫信給首輔葉向高，申訴己意。由於情況不明，葉向高難以斷定可否。孫承宗遂提出前往實地考察，再作決斷。他抵達山海關後，當即認真巡視山海關及王在晉所主張建築的八里鋪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黃土嶺等處的戰略地勢。在閱察八里鋪新城時，孫承宗曾與王在晉展開過激烈的爭論：
“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孫承宗問。王在晉回答說：“否，當更設兵。”孫承宗又問：“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即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爲敵人設，抑爲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答：“關外有三道關可入也。”問：“若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答：“將建三寨于山，以待潰卒。”孫承宗責問：“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爲恢復計，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鬨堂奧，畿東有寧宇乎？”嚴厲批評了王在晉畫地爲牢、坐以待斃的危險傾向。“在晉無以難”，但仍固執己見。
爲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孫承宗召集將吏討論如何防守。監軍閻鳴泰主守覺華島(遼寧興城東三十里海中，今稱ju花島)，袁崇煥主守寧遠衛(今遼寧興城)，王在晉則主守中前所(今遼寧綏中縣前所)。監司邢慎言、張應吾等附和王在晉的意見。孫承宗在全面考慮了各方意見，權衡利弊得失後，表示支持袁崇煥主守寧遠的意見。
寧遠，位於遼西走廊中部，“內拱巖關，南臨大海，居表裡之間，屹爲形勝”。守住寧遠，也就等於扼住了這條走廊的咽喉，能確保二百里外的山海關的安全。因此，孫承宗的決計守寧遠，頗具戰略眼光。
孫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確闡述了其堅守寧遠，以與覺華島守軍互爲犄角、遙相呼應的戰略計劃，正式提出了“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戰略方針，並建議解除王在晉的兵部尚書及遼東經略之職。熹宗接受了孫承宗的意見，將王在晉調任南京兵部尚書。自此，八里鋪築城之議遂息。
王在晉調走後，山海關的防務採取並貫徹了孫承宗與袁崇煥主守關外的戰略。此後，經數年艱辛的努力，佈置成一道堅固的寧(遠)錦(州)防線，成爲後金騎兵不可逾越的障礙。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始終都沒能完全打破這道防線。在屢次碰壁之後，迫使他們望寧遠而卻步。這道防線不僅確保了山海關免受攻擊，而且在此後的二十餘年間，基本上穩定了遼西走廊的戰局。
天啓二年八月，孫承宗被任命爲遼東經略。他即着手實施其欲保關門，必先固遼西；欲復遼東，亦必先固遼西的戰略計劃，積極部署寧錦防線。
首先大力整頓了關門防務。“是時，關上兵名七萬，顧無紀律，冒餉多。承宗大閱，汰逃將數百人，遣還河南、真定疲兵萬餘。”“乃定兵制，立營房，五人一房，三千一營，十五營爲三部，而將帥以營部爲署。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教肄分而稽覈便。”經過整頓，使“兵將一清”，提高了關門守軍的戰鬥力。
在關門防務上，“並夾城之役，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則從望海臺出芝麻灣，三面環海，安大炮爲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頓萬人，開突門力夜擊。北水關外，有峻嶺築號臺十一，置炮以防外瞰”。經五個月的慘淡經營，穩定了關門局勢，併爲恢復遼西失地，強固了根基。
同時是修築寧遠城。天啓三年(1623)九月，孫承宗命祖大壽修復寧遠，並令駐軍儘速恢復山海關至寧遠沿線被焚棄各城。召遼人回故居，墾荒屯田，重建家園。又發展採煤、煮鹽、海運等事業，以充實民力，確保軍需。寧遠城竣工後，調袁崇煥鎮守。孫承宗自己則坐守山海關，並備前屯，充當其後盾。在袁崇煥的精心治理下，寧遠“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爲樂土”，成爲一座進可攻、退可守的軍事重鎮。
隨着寧遠城守的日漸鞏固，明軍防線不斷延伸。天啓五年(1625)夏，孫承宗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淩河各城。這樣，自寧遠又向前推進二百里，從而形成了以寧遠爲中心的寧錦防線。
四年來，孫承宗重用袁崇煥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將吏人才，邊防大備。“自承宗出鎮，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爲慮矣。”不但扭轉了原先的那種頹敗之勢，且整個形勢變得越來越好。正當他銳意恢復之際，卻遭到了來自魏忠賢的打擊。
孫承宗功高權重，譽滿朝野。魏忠賢爲長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孫承宗也拉到自己一邊，故進行過多次試探，但均遭到拒絕，由此懷恨在心。天啓四年(1624)十一月，孫承宗西巡至薊、昌，報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賀萬壽節，並面奏機宜。魏忠賢得知，恐其擁兵“清君側”，大懼，“繞御牀哭，上亦爲心動”，當即命內閣擬旨，以“無旨擅離信地，非祖宗法”爲名，令其返關。孫承宗無奈，只好返回。事後，閹黨利用這件事攻擊孫承宗“擁兵向闕，叛逆顯然”，但熹宗沒予理會。
天啓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敗，導致了孫承宗的去職。山海關總兵馬世龍，誤信自後金逃歸的“降虜生員”劉伯漒的話，派兵渡柳河，襲取耀州，中伏遭敗。閹黨藉機小題大作，圍攻馬世龍，並參劾孫承宗。孫承宗氣極，連上二疏，自請罷官。九月，返鄉。
孫承宗辭職以後，兵部尚書高第出任遼東經略。高第爲一文人，既不懂軍事，也沒打過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孫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寧錦防線。關外駐防將士除鎮守寧遠的袁崇煥拒不從命外，其他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孫承宗數年心血毀於一旦，明朝在山海關及其關外的軍事形勢頃刻陷入一場新的危機。只是由於以袁崇煥爲首的廣大將士的浴血奮戰，才使明軍在天啓六年正月、天啓七年五月相繼取得“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奇蹟般地擋住了後金的兇猛進攻，從而不僅使寧錦防線經受住戰爭的考驗，且使明朝避免了由於高第的錯誤軍事決策而導致的軍事大潰敗。
崇禎二年(1629)，皇太極率軍避開寧錦，假道內蒙，從喜峰口突入塞內，相繼攻陷遵化、迂安、灤州、永平，直指北京。且行反間計，使崇禎帝囚繫並最終殺害了袁崇煥。此事所謂“己巳虜變”。一時，明廷亂作一團。而袁崇煥的下獄，又導致軍心渙散，將士東歸。在此危難之際，明廷再次起用孫承宗，“詔以原官兼兵部尚書守通州”，統籌全局。孫承宗首先曉以大義，安定了軍心。其後協調各路軍隊，聯合行動，經數月艱苦作戰，取得“遵永大捷”，並於崇禎三年(1630)五月將後金軍驅逐出關。
孫承宗再任遼東經略後，仍堅持以積極防禦爲主的方針，繼續加強寧錦防線，決心重築被高第譭棄的大淩河、右屯二城。崇禎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壽等率兵四千守大淩河，又徵發一萬四千人築城。八月六日，動工築城才二十天左右，大淩河城牆剛剛修完，雉堞僅修完一半，後金突然兵歸城下，並於當天開始圍城，明軍倉促閉門拒戰。“承宗聞，馳赴錦州，遣吳襄、宗偉往救”。但寧遠巡撫邱禾嘉“屢易師期，偉與襄又不相能，遂大敗於長山”。至十月，大淩河已被圍三月，守軍糧盡援絕，祖大壽假降奔還錦州，“城覆被毀”。大淩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內部的互相傾軋，“延臣追咎築城非策，文章論禾嘉及承宗”。孫承宗連疏引疾，求退。崇禎帝爲平息朝議，準其歸籍，孫承宗第二次被排擠下臺。
崇禎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後金(清)兵深入內地。十一月九日圍攻高陽。賦閒在家的孫承宗率全城軍民與之血戰。三天後，城破，孫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死後諡號文正。著作有《高陽集》。
孫承宗遺留的軍事著作有《車營扣答合編》。這是他在督師薊遼，經營遼西防務時，籌劃反攻遼東與其屬下討論軍事問題的記錄整理而成的。全書共一百零八個問答，由《車營總說》、《車營百八扣》、《車營百八答》和《車營百八說》等四部分組成，通過問、答、說、圖等對車營編組方法、營陣佈列、行軍作戰、後勤保障等問題，作了詳細的分析和解說。在作戰指導思想上，很重視發揮火器的作用與各兵種的協同動作。如說：“用車在用火”，“用火在疊陣”。所謂“用火”即是發揚火力；所謂疊陣即步、騎、炮重疊配置，彼此協同，長短相補。戰鬥隊形也要因地制宜，靈活機動地使用方、圓、曲、直、銳等各種隊形，向人們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並用時代，步、騎、炮等諸兵種協同作戰的雛形，在軍事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