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相關 到東京去!我們要血洗這座城市!（三）
到東京去!我們要血洗這座城市!
一楔子
1953年3月，剛剛被立爲太子的明仁便秉父命出訪英國，參加伊麗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禮。當時，英國《每日郵報》的民意測驗表明，反對日本皇太子出席女王加冕典禮的人竟高達68％。有人甚至提出：“將皇太子扣作人質，直到日本支付對被俘英國人的賠償爲止。”
1971年10月12日，日本裕仁天皇夫婦訪問波恩時，許多德國留學生和在這裡僑居的亞洲人，毅然舉行了反對天皇來訪的大示威。那時，德國學生散發了標題爲“戰爭罪犯裕仁在波恩”的傳單。他們高舉的標題上有的寫着“希特勒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裕仁屠殺了五千萬亞洲人!”這些學生不顧警察的制止，還反覆高喊“裕仁是法西斯分子”的口號。
1971年裕仁訪問荷蘭時曾引起暴力抗議示威，因爲在二次大戰中，日本侵略軍佔領東印度（現在的印度尼西亞），把11.7萬荷蘭人關押在軍事集中營裡，死難1.9萬人。
1974年8月30日，日本“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獲悉裕仁要到三菱重工大樓視察時，決定刺殺裕仁，但由於計劃不周，他們將炸彈錯投到人行道上，造成8人死亡，165人受傷的慘劇。大道寺和意永利明等人被捕。
以上是我隨便選的幾件事例。從這裡可以看出外國人的民族主義是很強的，其民族性格是很剽悍的；同時他們也是很清醒的，認識到了裕仁是二戰時日本的真正戰爭元兇。雖然日本給中國帶來的災難與恥辱遠遠要多似其他國家，但要想使中國發生類似上述的事，簡直是不可能的。對此，我們中國人該做何感想呢？中國人不但改換了日本的戰爭元兇，把他說成是東條英機，而且把日本的戰爭責任也完全推卸給日本的統治階級，毫不怪罪日本人民。
中國千方百計地爲日本人民（實際上也是爲日本民族）洗刷罪名。中國說：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善良的、愛好和平的、反對戰爭的；日本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民，姦淫中國婦女，其責任在於日本統治階級；擁護戰爭的日本人只是少數；日本人由於生長在日本的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歷史環境下才養成了好戰思想，從而才擁護並參與日本的侵略戰爭的，日本人民沒有戰爭責任。那麼，事實又如何呢？
二日本人民有戰爭責任，整個日本民族都有戰爭責任
衆所周知，日本婦女在二次大戰時爲了向日本帝國主義效勞，竟甘願做慰安婦，讓屠殺中國人民、強姦中國婦女的“皇軍”在她們身上發泄獸慾，搏取快樂，“慰安”他們枯燥的心和枯燥的生活，同時使他們更有勁更有趣地屠殺中國人民，強姦中國婦女。試想，一個國家的婦女爲了支持這個國家的侵略戰爭竟然連最無恥最下賤的事都願去做，那麼這個國家的人民對這場侵略戰爭的態度是反對還是擁護，答案不言自喻。
1942年春，中國青年遠征軍攻打被日軍佔領的緬甸公路上的一座大橋。當時守橋日軍叫80名慰安婦撤離，但她們說：“我們是爲了效忠國家，慰勞士兵纔到前線上來，我們要和士兵堅持到底。”結果她們全部戰死。日本的軍國主義確實深入“民心”，連慰安婦都深爲擁護，爲了支持日本的侵略戰爭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日本人民擁護戰爭是毫無疑問了。
多少年中，日本人民不惜送自己的豆蔻年華的女兒去當慰安婦，以支持那場戰爭，而中國人卻主觀臆斷地認爲日本人民是被迫把他們的女兒送去當慰安婦，這是不符史實的。不錯，現在看來，慰安婦是極爲不幸的，但當時她們，還有她們的父母兄弟都認爲是光榮的。日本慰安婦所遭受的不幸，正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二戰時，日本政府和日本軍隊也同樣熱烈歡迎日本女人來當慰安婦，使日軍成了世界近現代史上唯一一支攜帶軍妓的軍隊。日本皇軍的荒淫糜爛已在世界歷史上到了高峰，他們凌辱了成千上萬的中國婦女還不感到滿足，還要把本國的婦女招募來陪他們睡覺。於是日本慰安婦不但給自己，而且也給日本政府、軍隊、人民和民族都帶來了深深的恥辱，但是，這只是到後來才被發現的。
當時，軍國主義已統治了整個日本，使得一切都要爲它服務。爲了它，廉恥、道德都可以丟棄，也必須丟棄。於是日本政府、軍隊、人民和日本女人自身都認爲日本女人去當慰安婦是一種義務，也是一種光榮。假如日本人民真的反對戰爭，我們就無法理解慰安婦這一現象。
日本人民有沒有戰爭責任呢？我們慢慢看下去吧！當時，在戰火快要燒及日本本土時，東京一位年過六旬的老人因兩個兒子都在前線“玉碎”，便在街上自焚身亡，死前一邊啕號大哭，一邊高呼：“大東亞聖戰勝利了!大日本帝國萬歲！”這個老人竟絲毫也不對給他家帶來巨大災難的日本帝國主義表示憤恨，卻依然擁護他的國家的侵略戰爭，認爲失去兩個兒子是值得的、光榮的，但另一方面，由於人之常情，他又爲兩個兒子感到悲痛，更因爲對他國家的前途感到極度的失望，所以臨死前那麼啕號高呼。他心裡說不定還有另一種意圖，即妄圖用他的死來激勵其他日本人，使他們更加奮勇地去戰鬥，同時還不死心，還希望他的國家取得最後勝利。他此時的心情可謂矛盾至極。這個老人並不像有的人認爲那樣是一個不情願的殉道者，而恰恰相反，是一個情願的殉道者，要不然，他爲何不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天皇!”呢?作爲一個快要死的人，是應當有膽量說出這樣的話來的。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佈投降後，東京的居民千百戶人家來到二重橋外，家家戶戶的老小跪伏在地，面對皇宮，叩頭遙拜，痛哭不已。有的人在激憤中剖腹自殺，還有的竟全家老小三輩共同自刎，以死報國。東京青山通有的全家臥軌自殺。橫濱一所小學聽到天皇投降詔書後，校長便帶領一羣小學生集體投海自盡了。他們爲什麼要這麼做呢？因爲他們狂熱地、堅決地擁護的侵略戰爭已失敗了，他們絕望了，憤怒了，才做出了這一幕幕其他國家無法比及的事來。但是，對於這些事，中國人卻輕描淡寫地說那是少數現象，大多數日本人是歡迎日本投降的。我只能同意這句話的前半句，而不同意後半句。不錯，相對來說，那些事是少數，但卻具有典型意義，那些事正說明了日本是整個民族（包括日本人民）都對日本投降感到絕望和憤怒的。不是這樣嗎?難道要日本所有小學的校長和學生都投海自盡了，日本所有的人都自殺了，才能證明日本人民是擁護日本的侵略戰爭的嗎?日本那些令人驚駭的事很顯然是日本人民擁護戰爭的典型表現，是屬於日本整個民族方面的，而不是屬於只代表“少數”部分人的那方面的。
我們再來看看日本軍隊。說到日本軍隊，中國人自然都會表示強烈的憤怒。日軍在中國燒殺淫掠，無惡不做，他們好鬥成性，瘋狂野蠻，殘忍無情。只要看看這些士兵（從日本人民中來的人），那麼，再要把日本人民說成是善良的、反對戰爭的，只怕是難於令人信服的。1932年9月16日中午，200多名日本守備隊和憲兵隊將平項山村子團團包圍，將全村3000多名男女老少*趕到平頂山下的一塊草地上，用六挺機關槍對他們進行了瘋狂的掃射。人羣一排排倒下去，一霎時血肉橫飛。一陣槍殺之後，那些殺人惡魔唯恐不能斬盡殺絕，又讓漢奸用中國話喊：“鬼子走了，跑哇！”倒在血泊中沒有被打死的人聞聲一動，機槍又響起來。接着，日軍又檢查屍堆，發現尚活着的人就用刺刀扎、戰刀砍、手槍打。一名日軍用刺刀挑開一個孕婦的肚子，扎出了嬰兒，挑在槍尖上取樂。看看日軍是何等的野蠻惡毒，居然“檢查屍堆”，居然挑開“孕婦的肚子，扎出了嬰兒，挑在槍尖上取樂”。如果日本人民真的是“善良的”，那麼他們的子女在戰場上是不會表現如此殘忍的。再看南京大屠殺，這場大屠殺奪去了三十萬無辜中國人的生命，更爲可恨的是，在這場大屠殺中，每天至少有1000名婦女慘遭強姦、輪姦和姦殺。在這場無恥至極的污行中，連老人和少女也不能逃脫它的魔掌。據南京敵人罪行委員會調查：“……凡被日軍所遇見之婦女同胞，不論爲高齡老女或少女幼女，幾均不獲免……據主持難民區國際人士之粗略統計，當時本市遭受此種凌辱之婦女不下8萬之多，且強姦之後，更施以剖乳、刺腹種種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後快。”一位當時從南京逃出來的女同胞說：“當敵人初來的時候，只要看見婦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問白天和夜間，因此，上自五六十歲，下至八九歲的女同胞，只要被敵人碰到無一倖免。”1937年12月26日，一個11歲的幼女在金陵大學院內被日軍輪姦致死。目擊者說，她的兩腿之間腫裂並沾滿血污，死後的樣子慘極了。另又據一位目擊者說，日軍對中國婦女：“有時用刺刀將奶子割下來，露出慘白的肋骨；有時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讓她慘痛呼號；有時用木棍、蘆管、蘿蔔塞入下部，橫被搗死，日寇則在旁拍手大笑。”（本段事蹟均引自《爲什麼日本不認賬》）日本人的罪行罄竹難書，本段所引只是其中萬一而已。在此，我想問問中國人：“如果日本人民是善良的，爲什麼日軍又如此殘忍野蠻？難道是‘善良的’日本人進部隊後被教育成這個樣子麼？”恐怕不是這樣。日本部隊恐怕還沒有這樣大的能力，在驀然間就能將如此之多的“善良的”日本人變成一羣羣惡魔。那麼只能是日本人在進部隊前（換句話說在民間時）就是一個個惡魔，在進入部隊後纔會如此無恥、野蠻、兇殘。正如美國著名女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與刀》中所說：“據說徵集兵一旦接受了軍隊教育，往往變成另外一個人，變成‘真正黷武的國家主義者’。但是這種變化並不是因爲他們接受了極權主義國家理論的教育，也不是由於被灌輸了忠於天皇的思想……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養並對‘自身’極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這種環境，極易變成野蠻……這回就使他們自身變成精於折磨別人的人。”我們說日本人民是善良的，又有什麼說服力暱?
一個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兵宮本在1937年12月16日寫給家人的信中說，“我們得到了中國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這是個沒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歷史，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用；只有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纔有希望。”看到這句話，那些認爲“日本人民善良、友好”的中國人是否還得爲他辯護，說他只是到部隊後才變成一個蔑視中國，讚揚“聖戰”的人？
最後，我們來看看日本人民是怎樣歡慶勝利的。珍珠港事件後，日本舉國上下熱烈地進行了慶祝活動。東京、大阪、橫濱、京都和奈良等地連續三天三夜遊行慶祝。人們奔走相告，交相讚頌，全國沉浸在一片歡慶的海洋之中。在皇居二重橋外參拜的人羣如山如海，絡繹不絕。男人們手舉膏藥旗高呼：“天皇陛下萬歲！”甚至婦女也身着盛裝，前來祝賀，向皇宮深深鞠躬。這是一幅日本人民擁護日本侵略戰爭的絕好畫照。
在二次大戰末，美國有一個人的話很生動地說明了日本人民是擁護日本的侵略戰爭的。這個人名叫埃德溫-萊頓，是一位畢生從事日本人心理學研究的教授。當時，美國要給日本投放原子彈，但此時的美國海軍上將尼米茲卻很是疑惑，因爲在他看來，投放原子彈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如果不投原子彈，又難於使具有濃厚武士道精神和大和民族精神的日本人投降，因而，他便去問埃德溫-萊頓教授。這位教授說：“將軍閣下，在當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權使日本人停止戰爭，但即使對他來說，停戰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如果他讓日本所有的婦女都剪去頭髮，或者叫國民們倒立起來，用手走路，他們都將照辦不誤。甚至如果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去睾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會從命。但是命令軍隊放下武器，卻又是另一回事。”於是，尼米茲打消了猶豫，決定投原子彈。這位教授的話說明，日本天皇的權威是極大的，但即使他仍難以讓日本人投降。可見日本人是擁護戰爭的。自然，日本人民也是擁護戰爭的。（後來的事證明了這位教授的話：裕仁宣佈投降前，遭到激烈反對)
二戰時逃到美國的德國著名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在其著作《德國人：一個雙重歷史的國家》中談及二戰時說：“……但是所有這些陳述，都沒有涉及德國人民應當負什麼罪責。”“但是在國內深入一步追究這場世界大戰的罪責，就會直接指向德國人民。德國人民多年來以默許的態度對待這場罪惡，現在要想說成是無所事事的旁觀者，或無辜者，這是徒勞的。”類似地，日本人民也不是“無所事事的旁觀者”，或“無辜者”。日本人民不是默許地，而是積極地擁護並積極地參與了日本對中國和對世界的侵略。而中國人卻硬要把日本人民說成是善良的、反對戰爭的，並且是無罪的，這隻能欺騙那些用屁股思考問題的人。
日本侵略中國的七十餘年中所犯下的罪行，磬竹難書。他們割佔中國土地，勒索戰爭賠款，奴役中國人民，搶劫財產，燒燬房屋；姦淫婦女，上至老婦，下至幼女，無一倖免；割去婦女的乳房，用刺刀插入婦女的陰戶，挖出孕婦的胎兒；刑訊中國革命志士，槍斃無辜；對中國人進行集體活埋，或挖眼，割鼻，活體解剖……無所不用其極，給中國造成無比深重的災難和恥辱。對此，中國人卻認爲只是一小撮日本的統治階級的罪責而已。這又怎能令人信服?日本從天皇到平民，從官兵到工農，從良女到軍妓，從老人到小孩，從知識分子到文盲……無一不在支持着日本的侵略戰爭；在侵略中國的七十餘年中，日本工人和農民生產出武器和糧食送給日本軍隊，並且其自身也成了日本官兵的主要來源，而這些官兵又是屠殺中國人民的直接執行者，日本人民的戰爭罪責無可推卸。
日本人具有濃厚的武士道精神，這種精神在本世紀30年代與“現代”的法西斯主義相結合，便惡性地膨脹起來，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斷，產生了一種更加反動、更加野蠻的法西斯武士道精神。這種武士道精神浸透了日本人的肉體和靈魂，使他們在被侵略民族面前是殺氣騰騰的凶神惡煞和劊子手，而在日本天皇和各級軍官上司面前卻又是十足的奴僕和炮灰。他們神魂顛倒，獸性大發；他們充滿了強烈的愚忠精神，視死如歸，甘願充當“肉彈”，在戰場上寧死不屈；他們喪失了正常的理智，惡毒地屠殺手無寸鐵的中國婦孺；他們像瘋子一樣駕駛飛機去撞美國飛機和軍艦。所有這些現象所體現出的好鬥和兇殘的精神，是日本和族的精神，是每個日本人都具有的精神。如果把這種精神說成僅僅是日本軍隊纔有的，是令人無法理解的。日本人民無疑也具有這種精神。正如日本學者新渡戶稻造所說：“哪怕是思想最先進的日本人，只要揭開他的外衣，就會發現他是一個武士。”很顯然，武士道精神也存在於日本人民的靈魂中。而武士道精神正是好鬥、兇惡和愚忠。從這裡可以看出，日本人民內心是擁護日本的侵略戰爭的。
侵略別的國家，屠殺別的國家的人，強姦別的國家的婦女，奴役別的國家的人民，搶劫別的國家的財產，燒燬別的國家的房屋，這是令人痛快的事，日本人何樂而不爲?人性便是如此。日本人民並不例外。
不錯，二戰時日本確有和其他一些人反對那場侵略戰爭，同情中國；也有些日本士兵逃跑，甚至暗地裡幫助中國抗日軍隊，但所有這些都不過是少數現象而已。偏偏中國人卻愛擴大這些事情的意義，說：看哪！這說明日本人民是反對日本的侵略戰爭的！殊不知，日本正宣稱和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並且正妄圖稱霸全球呢！
中國人有個毛病，就是心靈太脆弱了，太善良了，凡事都往善處想，不敢往惡處想。他們寧願抹殺事實，自欺欺人，也不願也不忍把惡人說成是惡人。他們喜歡把罪惡淡化，把善行擴大。所以他們一貫認爲，好人好事——哪怕很少——便可代表全體，而惡人惡事——哪怕很多——卻無資格代表全體。這種心理便使得他們把寥寥幾個反對戰爭，同情中國的日本人說成是日本人民，而把千百萬個鼓吹戰爭，蹂躪中國的日本人說成是少數。中國人這麼做，無異於叫喚：一可代表一百，而九十九卻是少數。（中國的這種作法雖然蠻不講理，倒也是中國的國粹。1995年，深圳瑞進電子有限公司韓國女老闆強迫一百二十多名中國工人集體下跪，當時只有一個叫孫天帥的人沒有跪，其他人都跪下了，這是何等的讓人痛恨；更可氣的是，直至1996年，中國的宣傳界還非常高興，竟說，他沒有下跪，表明中國人有不跪的傳統。一個詩人還爲此而熱情洋溢地寫了一首詩《中國人，不跪的人》，然後列舉了文天祥、岳飛等例子。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不錯，在戰爭快要結束時，日本人民產生了厭戰心理。有人又據此得出結論，說日本人民是反對戰爭的。可要知道，此時日本人厭戰僅僅是一個方面。在這個方面，日本人民由於越來越不堪重負，而且由於日本節節敗退，他們對前途感到悲觀和恐懼，這才產生了厭戰甚至反戰的心理。換句話說，是日本再也撈不到好處才使得日本人民厭戰甚至反戰。這是人之常情。這好比一個強盜，去搶人家的財產，和人家爭鬥了好久，最後打不過人家了，佔不到便宜了，便產生了後悔心理。假如日本仍能撈到好處，日本人民是仍會擁護戰爭的。另一方面，由於具有法西斯武士道精神、民族優越感和好鬥傳統，日本人民又不甘心停止戰爭，更不願意投降，相反，此時還想稱霸全球，統治其他民族，所以在心理上和行動上仍在支持這場戰爭。長期的薰陶和心理積澱使日本人養就了貪婪、野蠻、兇殘和好鬥的思想，並且根深蒂固，不可能因眼前的挫折和失敗而改變。正如強盜不可能一下子幡然醒悟，丟掉他的狼子野心。前文的美國心理學教授的話即形象地說明了日本人是難於投降的。日本人（包括日本統治者和日本人民）將抱着“一億玉碎”的決心，戰鬥到最後一個人。只是，在神一般的天皇的命令下，日本才投降了。否則，歷史也許會是另一個樣子：日本和族從地球上消失了。日本人也確實勇敢，寧願民族滅亡，也決不投降。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戰爭快要結束時，日本人雖然對戰爭產生了猶豫、懷疑、厭惡甚至反對的情緒，但更傾向於“主戰”。而中國人在評論時卻只看到了前一方面，沒有看到後一方面。退一步講，即使戰爭快結束時日本人民是完全反戰的，但在這之前的漫長的時間裡卻是主戰的。因而總的看來，日本人民是主戰的。
中國人常說某某民族好鬥；但這時若有人對他們說，這個民族的人民是不愛好和平的，是擁護戰爭的，那麼，他們又會掙紅脖子，突起眼睛，爭辯說不是這樣。因而中國人會說日本和族是個好鬥的民族，但絕不會說日本人民是好鬥的人民，更不會說得那麼白，說日本人民是不愛好和平的，擁護戰爭的。其實，一個民族好鬥的話，其人民擁護侵略戰爭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假如這個民族的人民不擁護侵略戰爭的話，這個民族好鬥也無從說起了。像日本和族這樣好鬥的民族，我們卻要把它的人民說成是愛好和平的、反對戰爭的，實在荒唐可笑。
日本人民是不友好的、不善良的、不愛好和平的，實際上他們是野蠻的、兇殘的和擁護戰爭的，他們比當時的德國人還要百倍地狂熱而頑固地擁護日本的侵略戰爭，對此，又有誰能否定他們的戰爭罪責？但中國人從容不迫地回答道，日本人由於從小生長在那種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歷史環境下才養成了好鬥、兇殘的性格，才擁護那場戰爭的，因而日本人民仍然無罪。這些中國人承認了——無意識地承認了——日本人民是擁護侵略的，比起那些頑固地認爲日本人民是反對侵略戰爭的中國人要進一步，實在難能可貴，但他們又把日本人民的罪責推卸給了日本的社會環境和歷史環境。按他們的邏輯去推理，我們可以得出，助人爲樂的人也沒功勞了？懲罰兇徒的人也沒功勞了？抗敵入侵的人也沒功勞了？因爲他們高尚的思想也是在一定的環境下養成的。
我們必須清楚，日本的社會環境和歷史環境是由日本人自己造就的，並非天生的，沒有日本人，哪裡會有日本的“社會環境和歷史環境”?因而歸根結蒂，是日本人自己使自己養成了好鬥、兇殘的性格，並擁護那場侵略戰爭的。所以說，日本人民是要負戰爭責任的。中國人實在有辦法，妄圖轉移我們的注意方向，使我們只去追究日本的“社會環境和歷史環境”這種抽象東西的罪責，而將實在的人的罪責推卸得一乾二淨。這是在中國用得極多的爲日本人民推卸罪責的伎倆。這種伎倆像散發出的迷霧，遮住了事情的真相，長期以來一直迷惑了中國人。
當代日本有許多極右翼分子爲東條英機等戰犯翻案時叫嚷說，他們是由於“國家制度”才發動戰爭的。這種“國家制度”與中國人所謂的“環境”如出一轍。我感到異常的驚奇，同時更感到悲哀。我無法理解，中國是個受害者，卻居然會有人與日本人，而且還是極右翼分子具有如此相同的想法。就算如中國一部分人和日本極右翼分子所說的那樣，日本那些戰犯是在一定的“環境”或一種“國家制度”下產生的，那更足以證明整個日本國家是有罪的，我們就只要向整個日本國問罪就是了。
我們要知道，人的思想（無論善與惡）都不是生來就有的，而都是在一定的環境下產生的。假如由於日本人的擁護戰爭的罪惡思想是在其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歷史環境下產生的，我們就把其罪責歸之於“環境”，那麼，我們無疑也要勾銷其他所有罪人的罪責：中國的秦檜、慈禧、袁世凱、蔣介石、汪精衛，日本的裕仁、東條英機、谷壽夫，德國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還有殺人犯、強姦犯、盜竊犯……無一例外。因爲他們也並非天生下來就是惡棍，他們也都是在一定的環境下才養就了罪惡思想，從而纔去作惡的。
中國人其實完全可以造出一個“人類環境”和“人類制度”來，認爲人世間所有的惡人和惡行都是這二者製造出來的，於是人世間所有的惡人和惡行都無罪了。
中國人很奇怪，他們反對“人性本惡”論，也反對“人性本善”論，認爲人性是後天形成的，但卻獨獨認爲日本人民是“本善”的，只是在一定的環境下才變惡了。由於日本人民是“本善”的，所以儘管他們犯下了罪行，中國人也認爲應當開脫其罪責。看來，中國人似乎認爲，只有日本人民（還有其他人）天生下來就是壞蛋，我們纔可追究他的罪責，否則，我們只有去追究“環境”的罪責。這是那門子邏輯？
縱然日本人民是“本善”的罷，他們在事實上總犯了罪，我們也依然要追究他們的罪責。這好比一個人，縱然他是善良的，甚至是高尚的，假如他由於被人引誘而殺了人，甚至由於失誤而殺了人，法律也依然要制裁他，而絕不能認爲他無罪。
我敢說，現在的中國人接受“日本人民善良、無罪”這一觀點時，絕大部分人都沒有經過深思熟慮。他們當時並沒有問：“爲什麼是這樣?有什麼證據嗎?”他們當時接受的也只是這一觀點，而沒有看到任何這方面的證據，他們甚至想都沒想到要看這方面的證據。他們接受這一觀點後，從此再也沒有懷疑過。其實，中國人只要略略動動腦子，再大膽一些，就可很容易地發現日本人民是有罪的。
日本人民的戰爭罪責絕不像中國人說的那樣是沒有的，也並不是很小的，而是很大的，與日本統治者的戰爭罪責各有千秋。說日本人民無罪，乃是中國近現代以來第一大錯案。
至此我們可得出結論，日本不僅僅是統治階級擁護那場戰爭，其人民也擁護那場戰爭，日本是整個民族都擁護那場戰爭；日本不僅僅是統治階級要承擔戰爭罪責，其人民也要承擔戰爭罪責，日本是整個民族都要承擔戰爭罪責。
中國人認爲日本侵略中國，其罪責只在於日本統治階級。要真的是這樣的話，那麼五十年來我們便不能說日本是戰敗國，而應當說日本的統治階級是戰敗階級。近幾年來我國也不應當要求日本給我國以民間賠款，而應要求日本統治階級給我國以民間賠款。
縱然戰爭罪責只在於日本統治階級，與日本人民無干，那麼到最後，我們也要把這一責任歸到整個日本民族，從而我們還得向整個日本民族復仇，自然，日本人民也逃脫不了那場災難。這正如一個人用手殺了人，我們不能只治罪那隻手，把那隻手剁了便完事，我們要把這個人處決。我們無法將統治階級與民族割裂開來，認爲前者犯的罪與後者無關，恰恰相反，應當認爲前者所犯的罪也即是後者所犯的罪。實際上，統治階級的所做所爲最能代表一個民族的功過，這是不言自喻的道理。日本整個民族有罪，毋庸多言。
世界上還會有其他國家會像中國一樣，千方百計地爲給自己帶來深重災難和恥辱的敵人洗刷罪名麼？想來是不會有的。中國是一個昏聵愚頑的國家，這個國家數十年來固執地認爲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善良的、愛好和平的和反對戰爭的。在中國人眼裡，“人民”是歷史的真正主人，是光輝的、神聖的、至上的、不容懷疑的和不容褻瀆的；於是“人民”便永遠都是大仁大德之靈物，具有絕對的道德、絕對的良心、絕對的正義、絕對的善良，她絕對的愛好和平，絕對的不會犯罪。因而“人民”便永遠可做罪惡的事，而又永遠不會被推上審判臺。日本人民要是能利用中國人這種心理，那麼以後就請放心來侵略中國就是了。中國是絕不會來追究你們的罪責的，更不會來報復的。
日本人民是巴不得中國人把他們說成是無罪的了，因爲這樣一來，日本的戰爭責任就只有歸咎於日本的一小撮統治階級了，而與整個民族無關，日本和族的形象自然沒有受到任何損害。
由於中國認爲日本人民是無罪的，所以造成相反方面的研究極少，幾乎爲一項完全的空白。這方面的資料因而也極少，我無法拿出更多的論據來證明這點。但是，憑這些論據已可以很好地證明這一觀點了。同時，希望更多的人來填補這項“空白”。
最後，爲了使中國人有膽量接受“日本人民不善良、有罪”這一觀點，我在此有必要談談人民的弱點。這算是題外話。在中國人眼裡，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一定能戰勝邪惡和敵人。事實並非如此。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人像打獵一樣捕殺塔斯馬尼亞人，到一八七六年，最後一個名叫特魯加妮妮的婦女死掉了。於是塔斯馬尼亞人滅種了。塔斯馬尼亞人失敗了，而且是永遠地失敗了。可邪惡卻勝利了，永遠地勝利了。再如，白人搶佔印第安人的土地，驅逐並大規模屠殺美洲大陸上原先的主人，使自己這個“客人”反而成了這片土地上的主人。印第安人也永遠失敗了。而邪惡和敵人卻永遠勝利了。所有這些，都說明了人民並非是不可戰勝的，邪惡並非是必敗的。人類就是這樣，充滿了痛苦和無奈。
在人類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人民命運十分悲慘，因而舉行了無數次的起義和鬥爭，但又無數次地失敗了，遭到了殘酷的報復。於是正義屈從於邪惡，人民屈從於敵人，照樣過悲慘的生活。他們含悲茹恨，逆來順受，默默無言，不再反抗。而邪惡依然得勢，敵人依然高高在上，驕橫跋扈，壓榨人民。可見，人民並不是大無畏的，她有她的軟弱性，不可能與敵人永遠戰鬥下去。
一個國家的人民，知道了她的政府是個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賣國的政府，並且在爲推翻這一政府而奮鬥，但往往要經過十多年，數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取得勝利。爲什麼如此緩慢呢？按說，人民的人數遠遠要多似她的統治者，如果人民什麼吃穿用度的物資都不給統治者，不去參加對方的軍隊，並和他們鬥爭到底，把他們淹沒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那麼，不要說一百年，甚至只須一個月就可以把政府推翻。可是事實總是與人們意料的相差很遠，推翻政府總要花很長的時間，這主要是因爲人民有她的分散性和拖滯性，這又是她的弱點之一。
人民並非是大智大慧的、明察秋毫的，她有她的知識侷限性和思想侷限性。有的國家維持了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社會，或讓一殭屍思想統治了數千年，其人民卻一直沒發現其中不合理的地方；有時，許多國家的思想家、文學家和藝術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爲他們祖國的人民所認可，而宗教這種反動落後的精神鴉片卻長期爲這國人民所接受：這些都說明了人民有她不知道不明瞭的地方。
世界上許多民族一分爲二，成爲兩個國家，雖然這兩個國家的人民擁護統一，但總是遲遲不能如願，可見，人民往往只顧過那種庸俗的生活，能吃好穿好就夠了，至於那統一國家的大事，見鬼去吧！他們之間甚至有時還不能和平相處，還要干戈相見。雖然這裡面有許多原因，但無論如何原因也有人民的一份。
人民還有其他弱點，難以盡述。
或者有人以爲我以上所述的各種人民的弱點都有其社會原因和歷史原因，想爲人民的弱點做辯護，但我要說的是人民的弱點，而不是其原因。
人民是由個人組成的，每個人都有其人性，人性是有缺點和劣根性的，總體便表現爲人民有其弱點。我們不要盲目迷信人民。
啊！人民，在你那眩目的光輝裡，隱藏着多少陰影啊！日本侵略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人民也因此而塗上了濃厚的陰影，但這一陰影卻長期被“人民”這個詞的光輝湮沒了。
爲什麼中國認爲日本人民是是友好的、善良的、愛好和平的、反對戰爭的、無罪的呢？這是因爲：
中國人太善良了，他們不忍心承認日本人民是有罪的；中國人也太懦弱了，他們不敢承認日本人民是有罪的。“人民”這一詞對於中國人來說太光輝了、太神聖了，他們虔誠地膜拜在它的腳下，凡是和它沾邊的，他們都一概給予肯定和讚頌，而絲毫也不表示懷疑和批評，連想都沒想到這麼做。因而中國人天真地認爲，所有國家的人民都是善良的、愛好和平的，日本人民自然也是如此。
這更因爲：階級鬥爭的理論使得中國人認爲日本人民善良、無罪。階級鬥爭理論在中國影響巨大，中國和中國人民便是用這一理論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國的；建國後，中國又掀起了“以階級鬥爭爲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高潮。中國用階級鬥爭的理論去解釋人類歷史的幾乎全部現象，像一個民族侵略另一個民族這麼重大的事情就更加用這一理論來解釋了。而當這麼解釋時，就必然會得出結論道：這是一個階級侵略、壓迫另一個階級；日本侵略中國，是日本的統治階級侵略、壓迫中國的被統治階級。中國這麼解釋時，卻沒有注意到民族有她的民族性。侵略民族雖也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分，但這兩個階級卻又屬於同一民族，在對外侵略時，表現爲二者爲民族的共同利益和榮譽而斗的民族性。被侵略民族雖也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分，但在他們的民族受到異族侵略時，他們都受到了欺凌和壓迫，多數情況下二者會共同進行英勇的抵抗（當然，有時前者會和侵略民族一同來欺凌壓迫後者），這時二者也表現爲爲民族的共同利益和榮譽而斗的民族性。因而，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既有階級性，也有民族性，二者是並存的。
誠然，用階級的標準來劃分人是一件偉大的創舉，但這並不意味着人就不可再用其他標準來劃分。實際上，人還可用性別的標準來劃分成男人和女人，還可用年齡的標準來劃分爲小孩和成人，還可用經濟地位的標準來劃分爲富人和窮人，還可用種族標準來劃分爲黃種人、白種人、棕色人、黑人，還可用民族的標準來劃分爲中國人、猶太人、日本人，等等。用其中任何一種標準來劃分人時，都並不意味着不可再用其他標準來劃分，事實上這些標準是共存的，也就是說世界上既存在男人和女人，也存在成人和小孩，富人和窮人，黃種人、白種人、棕色人和黑人，中國人、猶太人和日本人，等等；自然，也存在這個階級的人和那個階級的人。而階級鬥爭理論往往只看到人類可用階級標準來劃分，因此，當一個民族侵略另一個民族時，它便用階級鬥爭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了。可惜，它解釋得並不很成功。
階級鬥爭理論形成時，同時也形成了自身的偏頗和束縛，以及它的狹隘思想。它由於以爲自己偉大，就以爲自己說的都是對的，就以爲自己能解釋一切，而其他理論卻無能爲力，卻不知世事是複雜的、多重的、交叉的和並存的，自己並不能解釋一切現象。實際上，用民族理論，甚至用人性理論卻可以對侵略這一現象作出幾近圓滿的解釋。
一個民族受侵略受蹂躪時，受辱的不僅僅是她的人民，而是整個民族。在中國的清朝和民國期間，受辱的不僅僅是中國人民——中國的被統治階級，受辱的還包括中國的當時的統治階級，一句話，受辱的是整個中華民族。這是衆所周知的道理。
日本侵略中國，並不僅是日本的統治階級來壓迫中國的被統治階級──中國人民，日本的被統治階級——日本工人和農民也壓迫着中國的被統治階級。這時的中國人民受到中國的統治階級、日本的統治階級，還有日本的被統治階級這三個階級的壓迫。有人說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這與日本人民壓迫還是沒壓迫別人毫無關係。實際上，日本人民也是害人者(毋寧說更是害人者。中國人向來只看到了日本人民的無足輕重的受害的一面，而沒有看到其更爲主要的害人的一面)。這正如封建社會中的某些婦女，她們是受害者，受着封建禮教的深重壓迫，但同時又是害人者，強烈要求其他婦女也遵守封建禮教，誰要是改嫁，私奔，“失節”，被強暴，她們就會反對，唾罵，打擊，甚至殘害。中國人認爲世界各國的被統治階級都是階級兄弟，都是被壓迫和被剝削的人，都是受苦受難的人，他們之間不可能發生互相壓迫和欺凌，這是大錯特錯了。
在某種情況下，某些國家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也會變成反動的階級。二次大戰時，日本便是如此。這要令那些迷信“人民”的中國人驚駭異常，難以接受，但事實如此，我並沒有誣衊。同樣，我們應當將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請下神壇，不要盲目地迷信他們的道德與良心。誰說人民不會做出罪惡行徑呢？日本是不用再說了。在德國，1933年，納粹黨人數達150萬，其中工人和農民共50多萬，二者佔納粹黨人數的30％以上，此外黨外支持納粹黨的工人和農民不計其數。同年，德國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人，另外還有德國工人和農民便把納粹黨擁上了權力的寶座。從此，德國工人和農民便參與了有組織有目的的瘋狂屠殺猶太人的罪惡行徑。
中國人很善於把罪惡歸咎於統治階級，而把光榮歸功於人民。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不但把人類近現當代時期，而且把整個人類文明歷史時期；不但把中日範圍內，而且把整個世界範圍內的侵略戰爭、爭霸戰爭和種族屠殺等等行爲的責任完全推卸給各國統治階級，而絲毫也沒有再深入一步地研究，看看有沒有人民的責任。中國人以爲，凡是人民，都是友好的、善良的、愛好和平的、反對戰爭的，他們參與了戰爭和屠殺只不過是被*的，或被騙的。這樣一來，他們便認爲，白人屠殺印第安人，美國將印第安人趕進“保護地”，德國發動兩次世界大戰，並大規模屠殺猶太人和斯拉夫人，日本侵略中國……這些罪行都與各國人民無關了。但執這種論調的人其智力實在只處在小兒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