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郅校尉，郅晴可安好？”王娡非常關心劉駒的女兒，每次見郅都，都要詢問。
“晴兒很好，已經開始學走路了！”郅都對這個女兒也異常疼愛，傾心付出。
“郅校尉，皇上已嘉獎擢升你爲龍驤騎士。你和袁種可有結交？”
“一起吃過幾次酒。聽袁種說，袁盎被貶爲庶民後，遊山玩水，與遊俠劇孟交遊很多。”
“遊俠劇孟？這袁盎倒喜歡結交俠客。”王娡想起季布。
季布和其弟季心，都是有名的俠士，季心和袁盎更是至交。這袁盎又和劇孟打得火熱。
“洛陽劇孟，好賭俠義。對許多被貶的朝官，尤多加接納，有求必應。也是一方豪強。他家中還養有不少江湖豪客，真的是財富煊赫。”郅都說道。
“哦，接納被貶朝官，這是賭徒心理吧。”王娡冷笑，“他在賭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些人會東山再起。”
這不就象炒股嗎？選好潛力股，人低谷時給予幫助，高升時可以兌現。這些遊俠利用聲名，結交官員，勾結官府，成爲一方豪強。
豪強這個羣體，是春秋戰國的遺存，他們與上層社會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上，他們依附權貴，干預政治；中，他們與士族階級交往甚密；下，他們既橫行鄉里又行俠仗義。所以，這是個不白不黑的灰色羣體，西漢一朝對他們一直採取嚴厲的打壓政策。
長陵邑就是西漢政權把地方豪強大族，強行遷離故地，到帝王陵建城爲邑。
王娡對遊俠是抱有一分爲二的看法的。他們任俠仗義，好打抱不平，時常越俎代庖，代替官府的職能，甚至敢殺人越貨。所以韓非子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無論在什麼時候，想要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人們生命財產安全，就必須要有法度，要有能夠廣泛適用的法律規章制度。
遊俠雖然看着快意恩仇，然而這只是一種極爲自私的做法，痛快了自己，卻將他人的一切隨意取之用之。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這種所謂的俠士存在，都是弊大於利。
從古至今，人們崇拜俠士，把他們看作正義的化身，歌詠詩讚。李白曾作詩《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
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閒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
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
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爲輕。
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
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
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
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通篇不見俠義二字，卻充滿俠風義骨。讓人腦海中浮現無數個千古俠客的影子。爲情爲義，袖裡藏劍，錦衣夜行，爲家爲國，風蕭蕭兮，豪氣干雲！
李白好友元稹，也和詩《俠客行》：
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
我非竊賊誰夜行，白日堂堂殺袁盎。九衢草草人面青。
此客此心師海鯨。海鯨露背橫滄溟，海波分作兩處生。
海鯨分海減海力，俠客有謀人不測，三尺鐵蛇延二國。
李白筆下的“俠客”朱亥、侯嬴，因爲參與到著名歷史大事件之中，“不求名卻名垂青名”，留下的也是光輝的正面形象。
而元稹筆下的“俠客”也參與了歷史大事件，他想求名，最後卻沒有留下姓名，並且個人形象也不太光彩，卻給了袁盎一個載入史冊的結局。
不過，仔細分析他們的行事邏輯與行爲動機，其實都差不多。身爲門客，效忠主人，“捨生取義”。
朱亥、侯嬴“圍魏救趙”，並不是因爲有什麼遠大的志向和抱負。只不過他們二人是信陵君的門客，平時被好酒好肉地供着，喝高了就“重義輕生”。
而殺袁盎的刺客，是樑王豢養的死士門客。受人指使，取人性命，能算得上俠義嗎？
俠士其實是士族階層的一個特殊羣體，即武士，他們喜歡遊走江湖，因而也被稱爲“遊俠”。追根溯源，遊俠脫胎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階層，因而不同於一般的平民階層，他們有廣闊的社會交際圈。
不事生產的大俠們遊走江湖，哪來的活動經費呢？一般有三種來源：一是依賴家族實力；二是依附豪門權貴；三是“自主經營”。
古代遊俠是一羣什麼樣的人呢？遊俠其實是士族階級的一個分支，所謂士族，是西周分封制的產物。按照周公創立的分封制度，國家形成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隸，幾個等級。
“士”這個等級很特殊，他既是貴族階層的最末端，又是底層階級的最高層。作爲貴族階層的最底層，他們有一個“貴族”的空頭銜，卻沒有任何政治待遇。作爲平民的最高層，他們又不具備生產勞作的能力和願望，因而他們活成了“夾心餅”。
分封制的規則，又決定了這個羣體的數量越來越龐大，到後來，士族階級成了影響國家政治生態的重要力量，以至於後世有“士族階級書寫了中國歷史”的結論。比如孔子、孟子、老子、李斯、商鞅等都是士族階級的傑出代表。
受百家爭鳴的影響，士族階級分化成了兩個羣體，一部分信奉儒家思想，以讀書做官爲人生目標，成了儒生，亦稱“文士”，一部分信奉墨家思想，以行俠仗義追求天下大公爲人生目標，成了俠客，亦稱“武士”。
到秦朝建立後，隨着分封制的終結，士族階級連貴族的空頭銜也沒了，士族徹底淪爲平民階層。文士和武士，因爲不同的人生理念，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文士因爲切合了帝制文化的需求，成爲皇權的擁躉，日益強大，而武士則被政治主流淘汰，遊走在政治生活的邊緣。
瞭解了武士的起源，就大致清晰了他們的特性和生活圈，也就可以知道他們的生存模式及三種收入模式了：
第一種：本身就是富家豪族，依賴家族資源不愁費用。遊俠本身就脫胎於貴族階層，家族勢力非常雄厚，他們雖然失去了政治待遇，但是作爲家族後人，往往會得到不菲的物質待遇，比如地產、房產、金錢等。
這一類人羣非常多，西漢初年各地都有豪門大戶，都會出幾個遊俠類的“人才”。這跟秦末社會動盪，六國之士蠢蠢欲動的大形勢有關。
比如高祖劉邦的好友兼親家翁張耳，他本來不是豪門大族，卻因入贅富家豪門，搖身變成大富翁。從此，張耳遊走於江湖更加如魚得水，大把花錢，結交天下豪傑。劉邦就是在那個時候，結識了張耳。
與張耳“刎頸之交”的陳餘，其經歷跟張耳如出一轍。
第二種：依附於豪門貴族，充當他們的門客換取收入。靠家族實力的畢竟是少部分，很多遊俠的家族隨着年代久遠沒落了，他們也不事生產，怎麼生活呢？依附豪門貴族充當門客，就是一條出路。
這類人羣代表者，民間張口就能說出一堆，比如春秋戰國時期四大公子的門客，很多都是遊俠，毛遂、馮諼、荊軻、豫讓等。
其實漢高祖劉邦也算半個遊俠，他早年不事生產，遊走江湖，跟張耳等江湖俠客混得很熱乎，導致自己年近四十都沒有成家立業。劉邦的生活來源，除了在家啃老、啃嫂外，在外就依附於張耳這類的大富豪。
有人曾經對這一類遊俠們做過一個概括：閒時幫閒，忙時幫忙，戰時幫兇！
第三種：依靠自身能力和遊俠羣體，形成“創收”能力。除了上兩種情況，第三種則良莠不齊，形成了社會灰色地帶。這種所謂的創收方式可謂五花八門，有的打家劫舍、有的掘墓盜竊、有的充當殺手、有的淪爲乞丐等等。這個羣體最大，對社會的危害也最大。
遊俠的三種收入來源，往往是交叉的，不固定。
遊俠們良莠不齊，社會價值觀也早就突破了墨家思想的框架，又因爲其幫兇性質，往往受到權貴階層的喜愛，常常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能力。
正因爲遊俠們的這種生存狀態，給社會治安和政權安全帶來極大的威脅，遊俠們遭到了統治階層的嚴厲打擊。又由於受到利益階層的豢養與追捧，這個羣體就像野草，始終除之不絕。
說到底，根子還是在遊俠不是孤立的社會羣體，他們與政治利益集團結成了割不斷的聯盟關係。
武俠中，浪跡天涯的背劍俠客成爲正義的化身，追求正義、和平和人道則成爲俠之“劍“的宗旨。他們四處遊山玩水，毫無目標的行走江湖，除了一把劍幾乎身無長物，但卻從來不爲錢擔心，吃喝用度都是不差錢的。
苦苦爲生計奔波的還算什麼俠客？他們大多都是心情不好劫富，心情好了濟貧。甚至於濟貧也不過是看着順眼就扔錢。全然不管窮人突然被錢砸到頭還在懵圈，就傳得沸沸揚揚，所有人都知道他突然有錢，會什麼樣的後果。
其實窮文富武，若家底都沒有，那練什麼武？飯都吃不飽怎麼練劍？騎馬仗劍走天涯的故事聽起來很美，但是不說馬匹多少錢，就算是一把劍都價值不菲。
金銀銅鐵等金屬在秦漢時期都是難得的物質，膽子大點的都拿來私鑄錢幣了，誰會精工細琢去鑄劍？千金求劍是毫不誇張的說法。
在中國文化中，刀劍往往被賦予正義和正氣的道德色彩。早在先秦時代，季札掛劍就成爲君子誠信的楷模。在俠士劍客眼中，刀劍是佩帶者的人格和精神的體現，標誌着一種伸張正義、見義勇爲的社會責任，更是身份的象徵。
韓信落魄到接受漂母的一飯之恩，被人嘲笑，受胯下之辱，仍腰挎劍、手持書。只因堅信自己不會居於人下。劍是他不苟同於凡夫俗子，最後的執著和信仰。
大部分人是當不起遊俠的，沒劍沒財力。就像是現代人想出去旅遊一個樣，要先看看錢包鼓不鼓，再決定世界大不大、能走到哪。或者當花時間出去歷練，代價就是一邊打工一邊遊玩嘍。
俠義、俠義，俠等同於義嗎？
中國人最講求義的時代在春秋時期，那時候義與利的距離比較遠，沒有人認爲它是一回事。所以，那時候的人，對義的註解令人震撼，令人肅然起敬。
比如程嬰救趙氏孤兒，比如介子推割肉救主，比如豫讓捨身報主。就連男女約會，都出了個寧可淹死也要守約的尾生。他們已經達到了“重義輕生”的地步，把“義”演繹到純而又純的地步。
俠之義，應該是包含性善，責任，公正，德行等。和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似乎又不同。
孔子認爲：所謂義，就是“適宜”。每個人的行爲，符合周禮和道德，就是“義”。君子以“義”爲上；一個人，不僅要當仁不讓，而且還要見義勇爲，看到適宜禮制的事情，不敢去做就不是真正的勇敢。儒家的這種觀點，對中華民族的倫理道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見義勇爲和助人爲樂，成爲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孟子進一步對“義”進行了闡述。在孟子看來，“義”和仁、禮、智一樣，都是人的本性。羞惡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沒有羞惡之心，不能稱其爲人。他認爲“義”就是，人的“羞惡之心”，也就是說，人之所以爲人，應該對於自己丑惡的言行感到羞愧，對於他人的醜惡言行感到憎惡。
王娡不知道，她藏匿劉駒之女算不算義。但她想起劉駒在她懷裡喊痛，仍求死於她手時的笑；婉兒持虎兕劍，慘烈自盡的決絕；葉姑姑爲全義僕之名，連殺僕從幾人後伏劍自絕的一地血腥，就忍不住淚如泉涌。
出於對劉駒和婉兒的負疚？還是對殘忍的皇權爭鬥無奈？無論如何，一個新生的嬰兒，未涉人世，卻帶着血緣的原罪被誅殺，是她不能放任不管的。
對於俠和義，王娡直覺上是，以國爲重，才能是真俠義。爲一人之利益或需求所驅動，不能稱之爲俠義。
“袁盎應該不甘於寂寞的。帝王會讓這個真名士、假諫臣閒置嗎？”王娡說道，“郅校尉多跟進，看這個袁盎什麼時候回京。很可能，劇孟的投資很快見效。”
君君臣臣，這是個雙向奔赴的需求。君需要任人唯賢的賢名，臣需要忠君報效的平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