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在煎熬中慢慢地流失，孤獨和寂寞時時在侵蝕着心靈。在痛苦中度過一個又一個不眠之夜。臨近元旦的時候，我才接到玉玲間斷了兩個月的音訊。她告訴我生了一個男孩兒，是早產，當時送到醫院時，大夫給嬰兒判了死刑，說生存的希望幾乎是零。玉玲從牀上爬起來，淚如雨注地跪在大夫面前，懇求大夫無論如何保住嬰兒的生命，哪怕是選擇母子只留一個的情況下，也要保全孩子。因爲孩子的父親爲了保護她誤傷人命，現在生死未卜，孩子是他唯一的骨肉，假如丈夫被判死刑，日後，也有個給上墳燒紙的人；如果被判重刑，晚年回來也能有個依靠。玉玲的哭述和不停地作揖磕頭，打動了大夫，由此，在臨產時採用第二方案，力保嬰兒。就這樣，在醫院大夫的全力爭取下，保住了孩子。但孩子剛出生，鼻子耳朵還沒長齊，且心瓣沒有打開，還患有肺炎。這也是一直沒有給我來信的原因。因爲直到12月份纔剛剛出院，現在孩子的發育已經正常。外婆給孩子起名叫“鐵蛋”，玉玲讓外公給起個名，外公說還是讓他爸爸給起吧。
名字是一個人的符號，而在家族中每一代取一個字，以便經歷幾代後，能在家族中分辨出是哪一輩人。宋氏是一個大家族，從祖上承傳至今，都是哥倆分支下來的。原本哥三個，丟了一股，嚴格地說，宋姓男女是不許聯姻的。
初爲人父，我的心裡很興奮，也很感激玉玲爲保全嬰兒之舉，但痛苦的是把這份撫養孩子的擔子交給了玉玲一人承擔，當然也不能陪伴着孩子成長，盡到人父的責任。思來想去，孩子就叫“宋興磊”吧，“興”取興旺之意，且我輩爲“振”字輩，那“振興”之希望就在此了，“磊”希望孩子日後做人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從字面上是三個“石”字構成，也希望孩子的命硬如“石”，經得起風暴之襲。
在以後羈押生活中，我又多了一份思念和牽掛，經常在腦海裡勾勒孩子的模樣。玉玲給我生了兒子，我堅定了把官司打到底的信念，最起碼宋振嶺有了後代，而你被害人卻永遠消失在宇宙空間了。在公共場合，你調戲我愛人，我沒怪罪你，即使和弟弟發生吵鬥，我都忍讓並百般勸解。電影散場後，你卻召集數十人大打出手，我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親人遭你毒手，別說危及生命了。一個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如果一個男人保護不了自己的女人和弟弟，那是天大的恥辱。
春節很快就到了。這是我失去自由後的第一個春節，看守所每頓給加了炒菜、燉菜，主食以饅頭米飯爲主。大年三十，看守所給每個監房發了十支香菸。這也預示着節日裡可以抽菸。各監房都八仙過海設法往裡弄煙。有能力的還能搞點兒酒來，看守所給各監房發了撲克牌，瓜子、糖塊和蘋果。
三十晚飯後，各監房串聯起來搞演唱會，拉歌，看守員其實聽得一清二楚，但也是默認了。作爲一貫嚴肅、緊張的場所，頃刻間像開放的大市場一樣，熱鬧起來。除一房是拘留房，春節前全部釋放外，從2房至女房12房，每個監房拉一首歌，循環着唱，歡笑聲暫時給壓抑了很久的人們帶來了一絲輕鬆。
我對文體是個愛好者。在衆人的一再盛情邀請下，我爲全看守所的難友們唱了一首《囚歌》。女房提出要和我對唱《敖包相會》和《十五的月亮》，兩首歌曲把歌會推入了**。也由此從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六，每天晚上，兩首歌曲成了保留節目。
晚上，一般的情況下，看守員溜一次道子，就再也不進來了。
到1988年春季，我在看守所裡已經有了很高的威望，一是許多監房需要我給進煙，關係好一點的幫助進點酒喝，再者，凡是判刑後認爲量刑不當上訴的，十之*都求我代筆幫忙。久而久之，人氣指數漸高。
一天，我所在的監房被拆開了，把我分到了八監房。一進監號房，我把行李放到鋪上，便一屁股坐在了鋪邊上。號里人問我：“宋哥，你的房怎麼給拆了？”我說現在各號里人關押的少，我號才五、六個人，看守所並號也很正常。
頭鋪的人忙讓裡面的人依次串鋪，然後，他搬到了二鋪上，，讓人把我的鋪安到了頭鋪。我說：“這多不好意思。其實睡哪兒都一樣，我還是睡對面的順鋪吧。”
“別的，宋哥。你能調到我們號是我們號里人的福分，這下子好了，我們省着每天爲抽菸犯愁了。”頭鋪說。
我忙問：“怎麼，號裡的煙不夠抽啊？”
頭鋪說：“這號裡就我能整點兒進來。都會抽菸，錢也帶不進來，宋哥，你的錢是怎麼弄進來的？”
“誰開庭，就往裡帶個三十、五十元的。再者，和家裡聯繫，設法讓溜所犯人往裡給拿。”我告訴他們。
剛進號，大夥這麼熱情地歡迎我，且把頭鋪倒給了我，怎麼也得表示一下。我給原頭鋪扔過去一盒煙，其餘的兩人一盒。一般的情況下，底下人無論給他多少，他不敢奢侈，一支菸用報紙卷着抽，掰成三截，甚至四截。
凡是我到的監號，不主張欺壓人，如果實在不像話的，我伸手揍他一頓，輕易不讓別人伸手，事過去也就拉倒。有的監房，黑天白天的打。
看守員所長姓曲，叫曲祿太，人還算不錯，是我刺死的被害人家鄰居。後來他很恨我，但我能理解，因爲我爲了救一個死刑犯，幫助寫材料，往外帶材料，又幫助從北京請律師，把看守員的管理工作擾亂得夠嗆。
這一天，看守員曲所長找我談話，讓我帶頭“創文明監號”。一個時期以來，各號凡是進來好打好鬧的年輕人，看守員管理有困難的，就往我號裡調，交給我，這些人到我號裡後，都老實了。其實，我心明鏡的，是我在地方兩次出人命，而且這一次刺死的是地區公安局長的侄子，被害人華宇在地方橫行霸道，爲非作歹，創立帶有“黑社會”性質的“五虎幫”，自任幫主，在地方很多人都懼怕華宇。我把“幫主”給刺死了，很多人必然會打怵；二是我1.86米的身高和180斤的體重，完全能震懾住他們。
我答應了曲所長的要求。回監房後，開始清理號裡衛生，要求把內務疊得橫平豎直。人犯坐有坐樣，反省時坐成一條線，號裡杜絕打罵，鬧號現象，這一改變給看守所帶來很大的影響。同時號裡歲數小的想學習，我每天抽出一定的時間給他們補習文化知識。隨之，各個監房相繼效仿。
每週五看守所賣貨時，曲所長都會扔進一箱方便麪作爲獎勵。每週六、週日，將看守所的彩電擡到我監房，讓號里人看電視。其實，表面的工作做得很到位，給看守所臉上添了光，但暗地裡，號裡抽支菸，被曲所長抓住也不吱聲。要是以往，一是清號，二是抓住誰，就要加帶戒具，一頓電警棍。看來人都是相互尊重的。他希望我這樣帶頭，因爲我以前煩心鬧號的時候，給看守所也弄得挺鬧心的。
一天， 我在讀《人民日報》時，一個企業的法律顧問解讀的法律知識，對我產生了極大的關注，他叫宋迎躍，是中國法律事務中心的律師。隨後，我給宋律師寫了一封言辭誠懇的法律求助信，希望能在訴訟中得到他的幫助。並簡單的介紹了案情、性質、以及被害人親屬的社會背景，告訴他，這是一起面臨着“權與法”較量的案件。
信投寄出去不久，我收到了宋律師的來信，表示同意擔當我案訴訟的辯護人。在隨後的信件交往中，宋律師進一步地掌握了案情及可能存在的阻力。他說我案的情況，他已向單位領導反映。他的主任王明毅將和他一同擔當本案的辯護工作。
看守所新調來的一名管教，叫王潁濤，和我的鄰居陳鳳國關係較好，以前在曙光派出所當民警時，和我也有過來往。我委託他把宋律師的信件轉交給了我的弟弟振庫，讓家裡進一步地與律師接觸。
六月份，我因胃竇炎，每天開始到地區醫院點滴，每天早晨出去，下午回來。家裡人和朋友知道後，每天都去陪我，中午的時候，給看護的兩名管教買幾個菜，買點酒。由朋友陪着吃，關係處得比較不錯。這期間，家裡人都見到了，只有玉玲和孩子在齊市孃家沒有見到面。這時，我也見到了楓和他的愛人，他倆正在開飯店，每天給我送幾道愛吃的菜，做些油餅。但我沒想到這次一見卻是訣別，半年後楓死在了他親弟弟的刀下。點滴一直持續了半個月才結束，慶幸的是我把我的想法和外圍應做的準備工作都交待清楚了。
八月份，我的右耳垂下又結了一個粉瘤，越長越大，看守所把我送到醫院做了手術。此後，每天需要醫院打點滴，後改成注射。這次，我有幸見到了玉玲和孩子。玉玲告訴我，上次接到信後，就趕回來了。但點滴已經結束了。到看守所裡想見見我，所長不讓。
我見到她們母子的時候，鼻子一陣陣地發酸。這個時候，如果不發生命案，一家三口是多麼的幸福啊！我伸手把兒子抱過來，想要親親兒子，兒子沒命地哭喊找媽媽，玉玲只好把孩子接過去。我順手去摸兒子的小*，兒子一勁兒地用小腳踢我，兒子幼稚的舉動把我給逗樂了。我忙說：“好，好兒子，一定要保護好！
這次打針，我又見到了第二個訣別的人，就是從小一直疼我的外婆，此時，外婆已近八十歲了，一年多沒見面，耳朵好像已不聽使喚，我喊了兩聲：“姥姥、姥姥!”她卻沒聽見。媽媽告訴我說，外婆說什麼也要來看看我，說可能也是最後一次看振嶺了。如果母親雙目失明的話，倒不如說，我是外婆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撫養大的。從四歲，我就睡到外婆身邊，直至18歲，自己有了寢室。聽到外婆的心願，我的淚水情不自禁地落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