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28日下午，我正在監房內躺着，聽號里人瞎胡侃，說在外面如何地掛女人，玩了多少女人，其實，這裡的人沒事的時候就是這樣“吹牛”，反正也不上稅，閒的沒事做，搞精神刺激。我倒在那裡，也是有一句無一句地聽着，突然值班室的王明管教走進道子，直奔我號監門。“宋振嶺”，王管教喊了一聲我的名字，便低頭開號門。
我出監門時問王管教：“是接見嗎？”
王管教說：“不是，是中院來人了。”
我走進了上次省高院提審的那間屋子。
屋裡坐着兩個人，見我進來，讓我坐下簽字，隨手遞給我一張裁決書。我先沒有看認定的內容，打開裁決書的後頁，先看給我的定性和判到什麼程度，之後，纔開始簽字（在送達書上） 中院給送達的人說：“你是有投案自首，否則改不了。”
我看了他一眼，心裡想：這是幫助給中院找臺階下呢？投不投案自首並不重要，關鍵是省高院不支持判死刑！即使所有的從輕情節不認定，只把故意殺人罪變性到故意傷害罪上，最高也是無期徒刑。我現在只證明的一點就是夠不夠死罪的問題。
回到監房後，我才認真地閱讀裁決書。裁決書中認定了兩點：一、事件的起因和事態的進一步擴展，被害人華宇應承擔一定的責任；二、被告人案發後，在投案的途中被公安機關捕獲，應視爲投案自首，因此，撤銷大興安嶺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宋振嶺的處刑部分，改判爲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我對省院的二審結論進行了分析，唯一關鍵的一個情節沒有認定，只是稱：“在廝打中，宋振嶺用軍刺將華宇刺死，將劉剛刺傷“。按這種認定顯然是不客觀的，畢竟是一起大案，在重要情節上含糊不清，對於法律文書來講缺乏力度。因爲這一認定仍然沒有反映出被告人刺被害人時的時間、空間和雙方所處的狀態。你既然否認不掉被告供述在被害人威脅到生命的情況下，刺的被害人華宇一刀，就應當依法予以客觀判定，纔是公正。退一步講，刑訴法六十條規定：”一切事實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它證據的，不能認定爲有罪……也就是說，我刺被害人一刀的事實，如果不採納被告人的供述事實，無任何證據能夠證明被害人華宇身上的一刀是我的行爲所爲，看來，一是省高院最終還是顧忌到下一級法院的威信；而是被害人家屬的暗中干擾，促使案件沒有落徹底。從崔振東法官當時堅定地口氣到裁定分析，二審中一定受到了阻力，而且很大。命是保住了，如果通過申訴來解決，說不上哪年哪月了，但我是絕不會灰心的。我們國家的法律還存在着一定的弊端，雖然規定兩審終審制，是爲了防止出現冤、假、錯案，但在二審糾正下級法院錯案時，有時顧慮的問題很多，這樣，也嚴重地影響了司法的最終公正性。申訴是無期限的，想動一個蓋棺定論的案子很難，如果改判，原辦案人員都要受到利益的影響，看來，這場持久戰不打也不行的，也許會花掉我一生的精力。
回裁決的第三天，正趕上曲所長值班，我對曲所長說：“曲所長，死刑改過來了，鐐子還給我帶着啊？”曲所長看看我沒有吱聲，便走了。我估計他得請示法院。
又過了兩天，值班管教把我提出去劈死鐐子。開鐐子時，還是楊學峰管教，他把衝子墊到合縫上，僅敲了一下，便輕鬆地脫落了，接着開第二隻腳，也是輕輕地一下，鐐子就落下來了。 他“哎”了一聲，看了我一眼，想說什麼，話到嘴邊又咽回去了，楊管教感覺到兩隻腳上的鐐子都已是象徵性地帶在腳上了，只要稍稍一用力，便會卸掉。他沒有吱聲，我分析他想反正死刑也改過來了，再計較沒什麼意思，還得罪人。再說，這起案子，都心知肚明，根本就不夠死刑，甚至連“三大刑”都談不上。
鐐子劈開後，他給我找了兩支菸抽，問鐐子帶在腳上有半年了吧？
我說：“六個月零五天。”楊管教笑着點點頭說：“到勞改隊好好幹，爭取早點出來，事兒攤上了，要想開些。”
我說：“到勞改隊，時機成熟的話，官司我還得打。這起案子如果當初按照防衛過當處理，也許我認了，但現在，我必須按正當防衛申訴，法律不是給我這個權利了麼？”
“到那兒改成有期徒刑後再申訴，不管怎麼說，有期了，最起碼過一天少一天啊！”他說。
“我會在恰當的時候提出申訴的。”我告訴他。
看守所過幾天就要往勞改隊送人了。現在已經有七、八個已決犯人了，爲了便於管理，看守所把我們集中到了四監房。因爲按照規定，在臨投送監獄前，已判完刑的犯人允許接見了，如果和未決犯混押的話，容易往外捎信。
7月6日，二弟振庫和他在職高的班主任鮑華老師來看我了。鮑老師是高級教師，她和陳榮國律師曾在一所學校任教過，一審律師就是鮑老師幫助找的，在我判死刑之後她第一個捐錢，爲我籌集二審律師費用，掏出了兩百元錢，此後，職高的師生陸續捐出幾千元錢，並紛紛地在聯名信上簽字，在爲我的二審上給予我極大地幫助。聽了振庫的介紹，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眼淚在眼眶中閃動，我用顫動的聲音說：“謝謝，鮑姨，謝謝鮑姨！我不會忘記您，在我最危難之時，您給予我的幫助和支持，我終生都不會忘記。”
鮑老師拉着我的手，溫和地說：“到了勞改隊，好好幹，你還年輕，還有機會，千萬彆氣餒……有機會，我會去看你的。”
我只有不停地點頭。淚水不停地滴落下來。這就是男人！也許酷刑和拷打他會把淚流到肚子裡；只有感恩纔會使他情不自禁地流下淚來。男子有時剛強是因爲蒼天賦予了他男人的脊樑，其實男人有時比女人的感情更脆弱。
夜已經很深了，接見回來後，心情一直平靜不下來。躺在鋪上輾轉難眠。短短的三十幾年人生，卻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恩恩怨怨，壓的我有些喘不過氣來，感恩的人不計其數，讓我一生回報不完；在最危難時，有傷害過我的人，讓我心境一直按捺不下來。聽陳榮國律師說，在一審討論時，由於我兩次發生人命案，有人主張槍斃我，說什麼像我這樣的人，即使送到勞改單位，也改造不好。這是謬論，是在往死人堆裡推我。這種人不是處在正義、公正的角度下的結論，而是別有用心。我會用實際行動回擊他們的。
這幾天號裡的人都陸續地接見，每個人基本都能帶回煙來，也許是要送走了，看守所對已決犯的管理和搜身也是睜隻眼閉隻眼了。號裡的人都要求說：“宋哥，咱們要送走了，你想法進點酒咱們聚一下子。也許以後不知什麼時候能見面了。再說，你死刑也改過來了，也該賀一賀。”
我說：“沒問題，菜我不管，酒我負責喝個夠，到時候別鬧事就行。”
“不會的，我們明天都給家裡捎信讓帶菜，就定在後天晚上，怎麼樣？”號里人七嘴八舌，異常活躍，看得出來，平時他們是喝不到酒的，也饞夠嗆了。
7月8號，號裡僅有一兩個外地的沒來接見外，其餘的全部提出來接見。我們五、六個人剛走出看守所，從院子奔大鐵門旁邊的接見室走去。我發現，接見室門口站了很多的人。見我們走出來，從人羣裡跑出一個小男孩兒直奔我們而來。由於受陽光的刺激，加之半年來我始終躺在鋪上看書，視力明顯地下降，於是，我順口問身邊的人：“跑過來的是誰家的孩子？”
張亞興說：“好像是我姐家的孩子！”
我說：“我家孩子也該有這麼大了。”話還沒落，小男孩兒離着有七、八米遠就伸着小手喊：“爸爸！”
我們走近了，小男孩兒一把就抱住了我的大腿。我急忙問：“誰的兒子，怎麼給我抱住了？”
在場的人依次地搖着頭。我見小孩男兒抱着我大腿不鬆開，就開玩笑地問：“你爸爸叫什麼名字？”
小男孩兒怯生生地說：“叫宋振嶺。”
“你叫什麼名字？”我忙問。
“宋興磊。”孩子答道。
我一把把孩子抱入懷中，自言自語地說：“我兒子！”逗得大夥哈哈大笑起來。
“兒子，你怎麼認識爸爸？”
“看相片兒！”孩子說。
我又問：“你和誰來的？”
兒子說：“媽媽、二姨、大姨夫、奶奶、二叔、老叔、老姑，還有於奶。”
我聽着孩子奶聲奶氣地念叨着，人生中，第一次感覺到做爸爸的幸福感。心裡想，如果不出事兒，該有多幸福啊！
淚水不知不覺地滑落下來，兒子用小手不停地給我擦眼淚，我緊緊地抱住了兒子。
到了門衛接見室處，由於我家來的人較多，特意給單獨安排了一個大屋子，其他接見的都是2~3人一個屋子。
弟弟把菜擺了一桌子，買了十幾瓶啤酒，讓玉玲的大姐夫陪我喝酒，兒子要求上桌子，站到桌子上，兩隻小手吃力地往起捧酒瓶，說什麼要給我倒杯酒喝，弄得滿桌子啤酒。我和大姐夫邊喝邊嘮嗑，約有十幾分鐘左右，玉玲二姐說：“咱們都出去吧，讓振嶺和玉玲單獨嘮一會兒。”於嬸也忙說：“是啊，咱們先出去，兩口子三年沒單獨在一起了，讓他們倆聊聊。”
所有人都出去了，我一把摟過玉玲，把她緊緊地抱在懷裡。“老婆，我讓你受苦了，其實你不該嫁給我，也許這真的是一步錯棋。”
玉玲趴在我的肩上不停地抽泣着。
“別哭了，堅強些，你一哭我的心裡會更難受的。”我說。
玉玲說：“你什麼時候回來啊，我和孩子都快盼瘋了。”
“不知道。”我說。“孩子聽話嗎？”我又問。
玉玲邊擦眼淚邊說：“還行，就是愛哭，沒事兒的時候，手裡拿着你的照片，錄音機裡放着你在外面時，你唱歌時錄的那本磁帶。來人時，孩子就告訴人家，這是我爸。”
我的淚水忍不住地流了下來。
玉玲說：“下一步，我和孩子怎麼辦啊？關鍵是我的病挺嚴重的。”
“玉玲，我理解你和孩子的現狀，我剛從死刑改過來，讓我心情平靜一下子。我現在只能說，這個案子以法律判決的角度是終審，而對於我剛剛開始，我也許明年、後年或者大後年，案子能給我新的結論；或許十年八年；或許我將用一生的精力來打這場官司，但無論怎樣，我會給你和孩子一個安頓。”
這時，管教進來讓回監房，說其他的人早已經回去了。我沒有吱聲，轉身跟着管教走出了屋子。我無法否認，這是一個殘酷的現實，也是我必須要面對的問題。不是說，玉玲不想等我了，家庭一點積蓄也沒有，剛結婚就出事兒。玉玲身體不好，孩子從小到大需要錢，母子倆的生活成爲了最難的問題。
心情沉重地回到了監房，號里人都高興地說：“你可回來了，宋哥，現在我們帶回來的菜有二十來樣，比過年過節的菜都硬，就等你了。”
“沒問題，我答應大夥了，這事兒我一定要辦。”我告訴大家。
晚上，管教溜完道子後，我找值班的武警出去給弄回6瓶白酒，大夥說：“等半夜再喝吧，喝完大夥就都睡覺了。
人其實到什麼時候說什麼時候的話，誰也不願意進看守所押着，但攤上事兒了。現在經歷了幾個月的關押，判完刑了。許多人心裡反到輕鬆了許多，也難怪，腦袋上的神經，始終像線似的一直繃得挺緊，有的不知道會處理到什麼程度，這個年代，法院工作雖然存在不少弊端，但案件不存在特殊性，譬如說在地方影響大的，或受害一方有一定勢力的影響，案件判決的話，一般情況下，法院判決還是比較客觀公正的。如果找一找人，判的還會輕一些。這個年代，只要有熟人能說上話，不一定花多少錢，中國人傳統的人情味還是很濃很濃的。號里人一但剛判完型，一是快送走了，另外，關押了好幾個月，又剛和家人見上面，心裡都很興奮。大夥兒打聽勞改隊是什麼樣的，有的在掐着手指頭算自己的刑期，只有我在不停地抽着煙，性情一直壓抑着，喘不過氣來。
24時剛過，耐不住性子的人就張羅開了：“宋哥，開始吧，沒事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