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時，所謂方士，實分兩派：一派講煉丹藥，求神仙，以求長生。一派則從事祠祭以求福。其事具見於《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郊祀志》所載各地方的山川，各有其當祭之神，即由獻其說的方士主持。此乃古代各部族的宗教，遺留到後世的。《山海經》所載，某水某山有某神，當用何物祠祭，疑即此等方士所記載。
此派至元帝后，多被廢罷；求神仙一派，亦因其太無效驗，不復爲時主所信；乃轉而誑惑人民。其中規模最大的，自然是張角。次之則是張魯。他們也都講祠祭。但因人民無求長生的奢望，亦無鍊金丹等財力（依《抱朴子》講，當時方士煉丹，所費甚巨。葛洪即自憾無此資財，未能從事），所以不講求神仙，而變爲以符咒治病了。
符咒治病，即是祝由之術，亦古代醫術中的一科。其牽合道家之學，則自張魯使其下誦習老子五千言始。張魯之道，與老子毫無干涉，何以會使人誦習老子呢？依我推測，大約因漢時以黃老並稱，神仙家自託於黃帝，而黃帝無書，所以牽率及於老子。張魯等的宗教，有何理論可講？不過有一部書，以資牽合附會就夠了，管什麼實際合不合呢？
然未幾，玄學大興，老子變爲時髦之學，神仙家誑惑上流社會的，亦漸借其哲理以自文。老子和所謂方士，所謂神仙家，就都生出不可分離的關係來了。
此等雜多的迷信，旁薄鬱積，畢竟要匯合爲一的。享其成的，則爲北魏時的寇謙之。謙之學張魯之術，因得崔浩的尊信，言於魏明元帝而迎之，尊之爲天師，道教乃成爲國家所承認的宗教，儼然與儒釋並列了。此事在民國紀元前一千四百八十九年，公元423年（劉宋少帝景平元年，魏明元帝泰常八年）。後世談起道教來，均奉張陵爲始祖。陵乃魯之祖父。
據《後漢書》說：陵客蜀，學道於鵠鳴山中。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然其事羌無證據。據《三國志注》引《典略》，則爲五斗米道的，實系張修。修乃與魯並受命於劉焉，侵據漢中，後來魯又襲殺修而並其衆的。魯行五斗米道於漢中，一時頗收小效。疑其本出於脩，魯因其有治效而沿襲之，卻又諱其所自出，而自託之於父祖。歷史，照例所傳的，是成功一方面的人的話，張陵就此成爲道教的始祖了。
從外國輸入的宗教，最有權威的，自然是佛教。佛教的輸入，舊說都以爲在後漢明帝之世。說明帝夢見金人，以問羣臣，傅毅對以西方有聖人，乃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以白馬負經而至。因立白馬寺於洛城西。此乃因其說見於《魏書·釋老志》，以爲出於正史之故。
梁啓超作佛教之初輸入，考此說出於西晉道士王浮的《老子化胡經》，其意乃欲援釋入道，殊爲妖妄。然《魏書》實未以金人入夢，爲佛教入中國之始。
據《魏書》之意，佛教輸入，當分三期：（一）匈奴渾邪王降，中國得其金人，爲佛教流通之漸。（二）張騫至大夏，知有身毒，行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三）乃及明帝金人之夢。金人實與佛教無涉。大月氏使口授浮屠經，事若確實，當可稱爲佛教輸入之始。元壽元年，爲民國紀元前一千九百十三年，即西曆公元前2年。
然則佛教輸入中國，實在基督誕生後兩年了（基督降生，在紀元前4年。西人因紀年行用已久，遂未改正）。據《後漢書》所載，光武帝子楚王英業已信佛，可見其輸入必不在明帝之世。秦景憲與秦景，當即一人。此等傳說中的人物，有無尚不可知，何況確定其名姓年代？但大月氏爲佛教盛行之地；漢與西域，交通亦極頻繁；佛教自此輸入，理有可能。
梁啓超以南方佛像塗金；《後漢書·陶謙傳》，說謙使笮融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融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作黃金屠像；疑佛教本自南方輸入。然此說太近臆測。即謂其系事實，亦不能斷定其輸入在北方之先。梁氏此文，破斥舊說之功甚大，其所建立之說，則尚待研究（柳詒徵《梁氏佛教史評》，可以參看）。佛教的特色在於（一）其說輪迴，把人的生命延長了，足以救濟中國舊說，（甲）限善報於今世及其子孫，及（乙）神仙家飛昇尸解等說的太無徵驗，而滿足人的。（二）又其宗旨偏於出世，只想以個人的修養，解脫苦痛，全不參加***。在此點，佛教與張角、張魯等，大不相同。所以不爲政治勢力所摧殘，而反爲其所扶植。（三）中國是時，尚缺乏統一全國的大宗教。
一地方一部族之神，既因其性質偏狹而不適於用，天子所祭的天地等，亦因其和人民相去遠了，而在若無若有之間。張角、張魯等的宗教運動，又因其帶有***性質；且其教義怕太淺，而不足以饜上中流社會之望；並只適於秘密的結合，而不宜於平和的傳佈；不能通行。
只有佛教，既有哲理，又說福報，是對於上中下流社會都適宜的。物我無間，冤親平等，國界種界尚且不分，何況一國之中，各地方各民族等小小界限？其能風行全國，自然無待於言了。至佛教的哲理方面，及其重要宗派，上章已略言之，今不贅述。
把一箇中空的瓶拋在水中，水即滔滔注入，使其中本有水，外面的水就不容易進去了。這是先入爲主之理，一人如是，一國亦然。佛教輸入時，中國的宗教界，尚覺貧乏，所以佛教能夠盛行。佛教輸入後，就不然了。所以其他外教，輸入中國的雖多，都不能如佛教的風行無阻。其和中國文化的關係亦較淺。
基督教入中國，事在民國紀元前一千二百七十四年（西曆六三八，唐太宗貞觀十二年）。波斯人阿羅本（Olopen），始賚其經典來長安。太宗許其建寺，稱爲波斯，玄宗因其教本出大秦，改寺名爲大秦寺。其教在當時，稱爲景教。德宗時，寺僧景淨，立《景教流行中國碑》，明末出土，可以考見其事的始末。蒙古時，基督教又行輸入。其徒謂之也裡可溫。陳垣亦有考。元時，信奉基督教的，多是蒙古人。所以元亡而復絕。直到明中葉後，才從海路復行輸入。
近代基督教的輸入，和中國衝突頗多。推其源，實出於政治上的誤解。基督教的教義，如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等，固然和中國的風俗是衝突的。然前代的外教，教規亦何嘗不和中國風俗有異同？況近代基督教初輸入時，是並不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的。明末相信基督教的，如徐光啓、李之藻輩，並非不瞭解中國文化的人。假使基督教義和中國傳統的風俗習慣實不相容，他們豈肯因崇信科學之故，把民族國家，一齊犧牲了。
當時反對西教的，莫如楊光先。試看他所著的《不得已書》。他說他們“不婚不宦，則志不在小”。又說：“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又說：他們著書立說，謂中國人都是異教的子孫。萬一他們蠢動起來，中國人和他相敵，豈非以子弟敵父兄？又說：“以數萬裡不朝不貢之人，來不稽其所從來，去不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止不關防。十三省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收歸圖籍。百餘年後，將有知餘言之不得已者。”因而斷言：“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
原來中國曆代，軍政或者廢弛，至於軍械，則總是在外國之上的。到近代，西人的船堅炮利，中國才自愧弗如。而中國人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西洋教士堅苦卓絕的精神，又非其所瞭解。自然要生出疑忌來了。這也是在當日情勢之下，所不能免的，原不足以爲怪，然攻擊西教士的雖有，而主張優容的，亦不在少數。所以清聖祖初年，雖因光先的攻擊，湯若望等一度獲罪，然教禁旋復解除。康熙一朝，教士被任用者不少。於中國文化，裨益實非淺鮮。此亦可見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無甚衝突了。
教禁之起，實由一七○四年（康熙四十三年），教皇聽別派教士的話，以不禁中國教徒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爲不然，派多羅（Tourmon）到中國來禁止。此非但教義與中國相隔閡，亦且以在中國傳教的教士，而受命於外國的教皇，亦非當時中國的見解，所能容許。於是有康熙五十六年重申教禁之事。世宗即位後，遂將教徒一律安置澳門；各省的天主堂，盡行改爲公廨了。
自此以後，至五口通商後教禁解除之前，基督教在中國，遂變爲秘密傳播的宗教。中國人既不知道他的真相，就把向來秘密教中的事情，附會到基督教身上。什麼挖取死人的眼睛咧，聚集教堂中的婦女，本師投以藥餌，使之雉鳴求牡咧，種種離奇怪誕之說，不一而足，都釀成於此時。
五口通商以後，（一）中國人既懷戰敗之忿，視外國的傳教，爲藉兵力脅迫而成。（二）教民又恃教士的干涉詞訟爲護符，魚肉鄉里。（三）就是外國教士，也有倚勢妄爲，在中國實施其敲詐行爲的（見嚴復譯英人宓克所著《中國教案論》）。於是教案迭起，成爲交涉上的大難題了。然自庚子事變以後，中國人悟盲目排外之無益，風氣翻然一變，各省遂無甚教案。此亦可見中國人對於異教的寬容了。
基督教原出猶太。猶太教亦曾輸入中國。謂之一賜樂業教。實即以色列的異譯。中國謂之挑筋教。今存於河南的開封。據其教中典籍所記，其教當五代漢時（民國紀元前九六五至九六二，西曆九四七至九五○年），始離本土，至宋孝宗隆興元年（民國紀元前七四九，西曆一一六三年），始在中國建寺。清聖祖康熙四十一年，有教徒二三千人。宣宗道光末，存者止300餘。宣統元年200餘。民國八年，止有120餘人。初來時凡17姓，清初，存者止有7姓了。詳見陳垣《一賜樂業教考》。
社會變亂之際，豪傑之士，想結合徒黨，有所作爲的，亦往往藉宗教爲工具。如前代的張角、孫恩，近代的太平天國等都是。此特其犖犖大者，其較小的，則不勝枚舉。此等宗教，大率即系其人所創造，多藉當時流行之說爲資料。如張角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蒼，疑當作赤，爲漢人所諱改），系利用當時五行生勝之說；白蓮教依託佛教；上帝教依託基督教是。然此實不過借爲資料（利用其業已流行於社會），其教理，實與其所依附之說，大不相同。其支離滅裂，往往使稍有智識之人，聞之失笑。
上帝教和義和團之說，因時代近，傳者較多，稍一披覽，便可見得。然非此不足以扇動下流社會中人。我們現在的社會，實截然分爲兩橛。一爲上中流知識階級，一爲下流無知識階級。我們所見，所聞，所想，實全與廣大的爲社會基礎的下層階級相隔絕。我們的工作，所以全是浮面的，沒有真正的功效，不能改良社會，即由於此。不可不猛省。
中國社會，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此由孔教盛行，我人之所祈求，都在人間而不在別一世界之故。因此，教會之在中國，不能有很大的威權。因此，我們不以宗教問題和異族異國，起無謂的爭執。此實中國文化的一個優點。現今世界文化進步，一日千里。宗教因其性質固定之故，往往成爲進化的障礙。若與之爭鬥，則又招致無謂的犧牲，歐洲的已事，即其殷鑑。這似乎是文化前途一個很大的難題。
然實際生活，總是頑強的觀念論的強敵。世界上任何宗教，其教義總有幾分禁慾性的，事實上，卻從沒看見多數的教徒，真能脫離俗生活。文化愈進步，人的生活情形，變更得愈快。宗教阻礙進步之處，怕更不待以干戈口舌爭之了。這也是史事無復演，不容以舊眼光推測新變局的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