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陳雲在從事革命活動之初，都沒有到過蘇聯，因此不可能像王明等人那樣，獲得共產國際先入爲主的好感，並在國際的支持下，幾乎是一步登天地爬上中國的最高領導層。和陳雲引起共產國際的注意是通過各自的艱辛努力才獲得的。
共產國際對的最初關注，始自於在湖南從事建黨活動時。1921年12月中旬，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由張太雷陪同到桂林和孫中山會商改組國民黨事宜。在文化書社接待了馬林一行，並請馬林“花了一個晚上”給湖南勞工會的負責人黃愛和龐人銓講了“階級鬥爭、俄國革命”的情況。馬林隨後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講了他在中國所做的沿途考察的觀感，特別提到了湖南長沙的情況。他寫道：在若干省城裡我發現，中國青年對社會主義問題十分感興趣。我在長沙、桂林、廣州和海豐都參加了青年的集會。那裡有青年學生的各種地區性俱樂部，研究關於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這些青年組織總的來說實際上並沒有對工人運動的發展作出什麼貢獻。只有長沙的青年組織舉行了反對華盛頓會議的示威遊行並建立了一個紡織工人聯合會，這個工會組織於1921年12月底舉行了罷工。這一報告充分肯定了等人在長沙所做的較爲紮實的工作。此後，積極贊成共產國際提出的用黨內合作的方式實現國共合作，也獲得了國際代表的好感。
再次引起共產國際的關注是在他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後。這篇報告由於抵制了陳獨秀等人對農民運動的責難和國民黨右派的污衊，無論是在黨內還是在共產國際都引起了足夠的重視。
1928年底，共產國際東方部從中央政治局送給它的一份報告中得知，大革命失敗後，在白色恐怖之下，黨在各地的工作都處在嚴重的困難之中，而惟獨領導的湘贛邊界數縣的根據地，形勢很好，不僅逐漸糾正了下級的盲動主義，而且土地革命確實深入了羣衆。於是，的名字開始在蘇聯的機關報《真理報》上頻繁出現。據有關統計，從1929年到1936年初的這段時間裡，的名字在《真理報》的各種重要文章中，差不多出現過60次之多。
《真理報》對、朱德領導的紅軍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稱“其史詩般的英雄行動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義的”，“現在恐怕誰也否定不了朱德和的紅軍已取得重大勝利，有了很大的發展。這支軍隊無疑地已成爲中國遊擊運動中出現的最爲重要的現象。”到了1929年，莫斯科的衆多蘇聯上層領導人對的名字已經耳熟能詳了。這年7月，《真理報》在一篇文章中介紹說：任何“稍微注意一點有關中國事態的報道的人”，已經都很熟悉和朱德這兩位“中國遊擊運動”的領導人了。因爲，這是兩位“極爲出色的領袖的名字”。
《真理報》對、朱德紅軍的宣傳，說明這時已在蘇聯領導人中產生了重要的印象，也說明共產國際和蘇聯對越來越重視了。1928年6、7月間，在幾乎是由共產國際和蘇聯一手包辦的中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在缺席的情況下，仍被選爲中央委員。多半是蘇聯人的意見，1930年秋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被補選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31年11月，經莫斯科的認可，又當選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執行委員會兼人民委員會主席。
不過，由於《真理報》上的消息大都來源於上海的中國報紙，因此在對進行介紹時，也就難免有不一致和不準確的地方。如一會兒稱、朱德領導的紅軍有1萬多人，並擁有現代化的武器裝備；一會兒又說這些數字可能有些誇大。
更爲離奇的是，1930年初，共產國際主辦的刊物《國際新聞通訊》竟登了一個宣佈已經死亡的訃告。“訃告”說：據中國消息：中國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是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最害怕的仇敵。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就以重金懸賞他的頭顱。同志因病情不斷惡化而去世。這是中國、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
同志是被稱之爲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他在其領導的範圍內完全執行了共產國際六大和六大的決議。
作爲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爲中國的堅強戰士，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中國的工農羣衆將永遠銘記他的業績，並將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訃告”所報道的消息雖是不正確的，但對作出這樣高的評價卻又是客觀的。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共產國際對的瞭解和重視。
“左”傾領導人進入中央蘇區以後不久，就將的領導大權逐漸取消了。但遠在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卻不完全同意這種做法。他們給中國黨發來指示，指出：在指揮作戰上有豐富經驗，召回不僅可能會“造成我們隊伍的分裂”，而且會直接影響反“圍剿”戰爭的有效指揮。他們認爲，與其指望那些幾乎從來沒有實際指揮過紅軍打仗、而只靠豪情壯志的人來打破國民黨的圍剿，不如更加註重有實戰經驗的。他們向中央建議，應當設法勸說贊成“進攻路線”，而不是簡單地把他排除在軍事指揮之外。
但是當“左”傾領導人接到這一指示時，在軍隊中的職務已被剝奪，博古甚至提出要送身體不好的去蘇聯養病。莫斯科領導人聽後當即指示中央：對必須團結，第一，要派專門的負責同志聯絡；第二，對必須採取儘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志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第三，絕不同意將送到蘇聯來養病，因爲這樣做不僅有危險，而且也不利於蘇區內部的團結。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矛盾現象：一方面“左”傾中央不斷地對進行“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在各地也無情地洗刷所謂的“毛派分子”，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給保留一些重要的黨政職務，在1934年1月中旬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上，連遭批判且不能與會的竟由政治局候補委員晉升爲政治局正式委員。另據王明講，莫斯科對不經同意就擅自決定剝奪的蘇維埃政府主席的做法，感到“很不滿意”。莫斯科還大量出版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單行本，並出版了一個的文集，題爲《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
共產國際對的高度重視，爲後來認可中國黨在遵義會議上自主決定自己的主要領導人並承認在黨內的領導地位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紅軍長征途中，共產國際在準備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文件時，開始稱爲“年輕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富有才幹和自我犧牲精神的戰士、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滕代遠在代表中國黨致辭時將而不是王明或博古放在緊接着季米特洛夫和臺爾曼之後的位置上加以頌揚。其後，共產國際和蘇聯《真理報》對的介紹和頌揚不僅更多而且調子又有所提高。如《真理報》上的一篇長文不僅稱讚“是最早認識到陳獨秀投降主義政策必敗並公開揭露其錯誤立場的人之一”，說他親手“創建了屢戰屢勝、威名大振的中國紅軍”，“創建了江西省的第一個蘇維埃地區”，作爲紅軍的第一位黨代表，參加了紅軍各次重大戰役，培育了各級指揮骨幹，具有豐富的軍事經驗，而且稱讚他作爲“蘇維埃國家的首腦”，來自人民，懂得百姓的心理，制定了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和新國家的許多基本法令，“充分顯示了他作爲公務活動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貫徹了黨和共產國際的各項決議”。文章在結論部分的評價充分顯示了莫斯科對的器重和期望，說：“鋼鐵般的意志，布爾什維克的頑強，令人吃驚的大無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統帥和國務活動家的天才——這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同志具有的高貴品質。”這一基本是套用對斯大林的讚頌來評價，顯然說明了共產國際和蘇聯對的高度重視。
抗戰爆發後，共產國際和蘇聯儘管對過多強調的獨立自主地位並保持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等做法不很滿意，但在處理王明與爭奪領導權的矛盾時，主要是站在一邊，支持的領導地位。在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共產國際更明確表態，要王明服從的領導，不要再跟爭奪領導權。這爲六屆六中全會的成功召開，確立在黨內的核心領導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紀30年代初，因黨的“左”傾領導人的錯誤領導，黨在白區的組織經常因發動不切實際的示威遊行而被暴露、遭破壞，給革命事業造成極大的危害。1931年4月24日發生的顧順章被捕叛變事件，就曾險些使設在上海的中央領導機關陷於滅頂之災。
顧順章曾長期負責中央的安全保衛工作，掌握許多黨的重要機密，瞭解只有極少數人才知道的中央機關和許多中央領導人的住址，也熟悉黨的各種秘密工作方法，因此他的叛變對中央機關的威脅也就顯得特別嚴重。國民黨當局對於顧順章的叛變極爲重視，妄圖利用他所提供的線索發動突然襲擊，將中央首腦機關一舉摧毀。
但顧順章叛變的消息第2天就被安插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員錢壯飛首先獲知，他當即將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消息火速派人告知了周恩來。周恩來得知這一險情後，立即找來時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陳雲商量對策。他們周密分析了各種可能出現的問題，然後召集特科的聶榮臻、陳賡、李克農等人舉行緊急會議，決定採取一系列非常措施，全力粉碎敵人的破壞，把損失降到最小程度：
第一，對黨的主要負責人加強保衛和轉移，把顧順章所能偵察到的或熟悉的負責同志和秘書迅速調換新手；第二，對一切可以成爲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幹部，儘快地有計劃地轉移到安全地帶或調離上海；第三，審慎而又果斷地處置了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係；第四，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門負責實現緊急改變。
兵貴神速。會議結束後的當天夜裡，黨中央和江蘇省委以及國際機關就開始實行安全轉移。經過幾天的緊張戰鬥，終於趕在敵人行動之前，迅速妥善地保衛了黨中央和江蘇省委的安全。
在處理這場事關黨中央和江蘇省委主要負責同志安全的危機中，由於黨的其他一些主要負責人和特科的主要領導人都已經暴露，無法繼續公開活動，許多事情都是由陳雲協助周恩來辦理的。陳雲在處理危急事務中所表現出來的堅定、沉着、勇敢和果斷給許多領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後，由於陳賡、李克農、錢壯飛等的身份已經公開，無法再在上海活動，不得不離開上海。中央決定對上海的中央機關進行調整，成立新的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康生、陳雲、潘漢年等主持工作，陳雲負總責。
陳雲接手中央特科工作後，難度大大增加。但中央特科在陳雲的領導下，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卓有成效地開展了許多重要工作。他除了注重特科原有的機構建設外，還特別注重外圍組織的建設，以掩護特科工作的開展。
當時共建立了兩個掩護機構，一個叫新生印刷所，一個叫裕大南貨店。新生印刷所不僅負責秘密印刷黨內機密文件，而且還是黨的一個秘密聯絡中心。有一次，黨的負責人要召開重要會議，難以找到理想的安全地點，決定將會議地點放在新生印刷所。爲了不引起敵人注意，保證會議的萬無一失，陳雲先派人在印刷所門口貼了張出租房屋的廣告，參加會議的人以看房子爲由，陸續來到印刷所。等人都到齊了，再把廣告揭下來。結果會議開得很安全。
裕大南貨店主要負責黨的地下活動經費的收入和支出。陳雲利用他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積累的經驗，巧妙地利用敵人的弱點與他們進行周旋，將南貨店經營得很好。
在裕大南貨店開張時，陳雲估計按慣例，到時會有一批流氓來討所謂的“喜錢”（開門錢），實質爲變相的敲詐。如果不把他們打發好，那麼在開張的頭3天，便會有大小流氓前來強賒硬買，不付任何錢款。爲免於麻煩，陳雲花了40元錢，買通了捕房的包打聽，在開張那天，大包打聽派了兩個小包探，帶着手槍站在店門口“保護”了兩天，使得大小流氓都以爲這家店主有“後臺”，一個也沒敢前來滋事。
一次，一位重要的負責同志被捕關進了捕房，但身份尚未暴露。黨組織有要緊的事需和他聯繫。陳雲決定親自去捕房與那位同志接頭，特科的同志覺得這樣做太危險，紛紛爲他的安全擔憂，但陳雲卻顯得胸有成竹。他用錢打通了捕房的關係，順利地見到了那位負責人，完成了任務。
事後，他對有關同志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錢的作用不可小覷，應該善於利用資本主義的弊病……只要把錢花得恰當，我們在敵人堡壘裡進出是完全可能的。”
陳雲就是憑着這樣的機智和膽量，憑着對黨和無產階級正義事業的赤膽忠心，巧妙地在敵對勢力密佈的上海，採取各種可能的手段，與敵人進行周旋，掩護黨的活動，完成了黨所交給的各項任務，贏得了黨內負責同志和國際代表的高度評價。共產國際的負責人對黨內有陳雲這樣一位既能做地下工作又有經營頭腦的人才很是讚賞。這大概也是陳雲在由一向十分注重提拔工人出身的黨員幹部進入中央領導核心的共產國際一手包辦的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