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1］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2］而不怨，厄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3］於我側，爾焉能浼［4］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孔子之去齊，接淅［5］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6］而玉振［7］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註釋】
［1］橫：暴。
［2］遺佚：不被重用。
［3］袒裼裸裎：意爲赤身。
［4］浼：污染。
［5］接淅：即淘米。
［6］金聲：指釙鍾發出的聲音。
［7］玉振：指玉磐收束的餘韻。古代奏樂時，先由釙鍾起音，結束時由玉磐收尾。
【譯文】
孟子說：“伯夷的眼睛從來不看醜陋的東西，耳朵從來不聽邪惡的聲音。如果不是他理想的國君，他絕不侍奉；如果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他絕不使喚。如果遇到天下太平的年月，他就出來做官，如果遇到天下混亂，他就退隱而去了。凡是施行暴政的國家，或者是刁民居住的地方，他都不去。他認爲，和沒有教養的鄉下人相處，就像穿着朝服坐在泥土和炭灰上一樣。當商紂統治天下的時候，他隱居在渤海邊，等着天下歸於太平。因此，凡是聽到過伯夷的風範的人，原本貪得無厭的也會變得廉潔，原本懦弱無能的人也會變得勇敢堅定。
“伊尹則說：‘沒有不能侍奉的國君，也沒有不能使喚的百姓。’所以，無論天下是太平還是混亂，他都出來做官。他還說；‘上天生育黎民百姓，就是要讓先知先覺的人來開導教化他們。我就是先知先覺的人，我有責任開導和教化後知後覺的人。’他認爲，百姓中只要有一個男子或女子沒有享受到堯、舜的恩澤，就好像是他親手把他們推進萬丈深淵裡去了似的。這就是伊尹的以天下爲己任的態度。
“柳下惠不以侍奉兇惡的國君爲恥辱，也不因給予他的官職太小而拒絕做官。他做官時，從不隱藏自己的才能，並且能堅持按自己的原則辦事。即使不被重用，他也不怨恨國君，即使窮困，他也不會憂愁。如果是讓他和沒有教養的鄉下人相處，他也能自由自在，絕不輕言離開。他說：‘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赤身躺在我旁邊，對我又能有什麼污染呢？’因此，凡是聽到過柳下惠的風範的人，原本心胸狹窄的會變得寬闊，原本刻薄寡恩的會變得寬厚。
“孔子在離開齊國的時候，不等把米淘完就急匆匆地走了；但是在離開魯國的時候，他卻說：‘我們慢慢走吧，現在離開的是我的祖國啊！’所以，在應該快走的時候就快走，在應該慢走的時候就慢走，在應該隱退的時候就隱退，在應該出仕做官的時候就出仕做官。這就是孔子的風範。”
孟子又說：“在這些能被稱爲‘聖人’的人裡，伯夷是最清高的，伊尹是最有責任心的，柳下惠是最隨和的，孔子是最懂得變通的。另外，孔子可以被稱爲是聖人裡的‘集大成者’。所謂‘集大成’，就好比樂隊演奏，以釙鐘聲起音，以玉磐聲收尾。選擇釙鐘聲作爲起音是爲了有條有理地開始，選擇玉磐聲收尾是爲了有條有理地結束。有條有理地開始是智，有條有理地結束則是聖。智就好像是技巧，聖就好像是力量。這就像是在一百步以外射箭，能射到靶子上靠的是力量，能射中靶心靠的就是技巧了。”
【闡釋】
用今天的話來說，智與聖的關係也就是才與德的關係。這兩者誰重誰輕，關係怎樣？孟子用兩個例子作了深刻的說明：一是音樂。演奏一首樂曲，從“金聲”開始，到“玉振”結束，每位演奏者始終都要發揮他個人的智和聖的作用，僅有一種是不行的，唯有智聖合一，才能取得圓滿的演奏效果。二是射箭。智好比技巧，聖好比力量。力夠無技巧，能將箭射到靶，但不能中的；有技巧無力，同樣不能中靶。唯有技巧與力量的合一，即智與聖合一才能射中靶子。
孟子實際上在此提出了教育人的“智聖合一”的思想，亦即應該使被教育者德才兼備，品學兼優。從儒家傳統看，十分注重道德，孟子也不例外。但他又自有特點，既重道德同時又重知識，而且是道德與知識的合一。這是很有道理的。再從實踐看，正確處理道德與知識的關係，在教育中的確有重要意義。如果培養的學生有道德、無知識，或有知識、無道德，或知識與道德均無，這三種情況都證明教育的失敗。誠然，知識低的人，不一定道德就不好，但總的看，道德與知識是相輔相成的。常言說“教書育人”，二者缺一不可。教育工作者要爲社會培養出“德才兼備”的年輕一代，對孟子提出的“智聖合一”的謀略，值得重視，引爲借鑑。
這是孟子着力讚頌、推崇孔子的一章，尊孔子爲“集大成”之聖者。後世孔廟中的“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即依據孟子的這一評價而來。
孟子認爲，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雖是聖人，但他們在如何匡正世道人心上只以一方面見長，且各執一偏之見而有其弊端；只有孔子是全面的，能兼衆聖之所長而無其弊，故稱集大成之聖者。爲什麼三子者“偏”，而孔子能“全”？照朱熹的解釋是：“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禮。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這就是說，伯夷等人由於開始時是用一個極端去匡救時弊，時間一久，矯枉過正，結果又走向相反的一個極端去。所以僅以一個方面善其始，就不能全其終。例如伊尹鑑於當時天下多退而寡進的時弊，而救之以“任”，即樂於自爲，而以天下之重自任；但其結果又產生多進而寡退之弊端。伯夷在伊尹之後，針對這一弊而救之以“清”，即潔身自好，保持清貧的節操；但其結果又出現潔己而傲衆的時弊。柳下惠在伯夷之後，鑑於這一弊端而救之以“和”，即俯身而同衆，顯得隨和不拘。而孔子分析了前面的長處及其產生的弊端，認識深刻而又全面，既能善始，也能善終，猶如樂章中之金聲玉振，綜合地加以解決，遂成爲集大成者。
從一個片面去矯正另一個片面，結果又產生出新的片面；再用又一個片面去矯正新的片面，結果又產生與之對立的更新的片面……如此循環往復，終不得要領。匡正世道人心如此，而中國數千年中，下一個王朝匡正上一個王朝的弊端，結果又產生新的弊端而遭致滅亡，也莫不是這樣的狀況。體制註定了是不可能找到萬世長治久安之策的。
孟子在這裡羅列的，是四種聖人的典型：伯夷清高，伊尹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柳下惠隨遇而安，孔子識時務。比較而言，孟子認爲前三者都還只具有某一方面的突出特點，而孔子則是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具有“智”與“聖”相結合的包容性。
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伯夷過於清高，清高得有點不食人間煙火，所以他最後要與叔齊一道“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但是，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也就由此生成，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或許也正是由此觀念出發，伯夷才被推崇爲“聖人”之一。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是我們曾經說過，“把歷史扛在肩頭”的人。其實。他的這種精神，正是曾子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平”？
所以，伊尹是非常符合儒教精神的“聖人”之一，歷來也的確成爲儒家所津津樂道的古代聖賢人物。但他的這種精神，在進入所謂“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時期後，已被視爲過於沉重，過於執着的“古典意識”，與“輕輕鬆鬆過一生”的現代生活觀念格格不入，或者說，已不那麼合時宜了。柳下惠一方面是隨遇而安，另一方面卻是堅持原則，我行我素。隨遇而安體現在他不至於侍奉壞的國君，不羞於做低賤的小官，不被重用不抱怨，窮困不憂愁。這幾句話說來容易，做起來可就太困難了，尤其是後面兩句，的確人有聖賢級的水平。
所以，傳說柳下惠能夠做到“坐懷不亂”，具有超人的剋制力，聖人的風範。最後說到孔聖人。事實上，到後世，尤其是到我們今天仍然家喻戶曉爲聖人的，四人之中，也就是孔聖人了。孟子在這裡並沒有展開對孔子的全面論述，而只是抓住他應該怎樣就怎樣的這一特點，來說明他是“聖之時者”，聖人中識時務的人。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孟子所強調的，是孔子通權達變，具有包容性的特點，所以纔有“孔子之謂集大成”的說法。而且，由“集大成”的分析，又過渡到對於“智”與“聖”相結合的論述，而孔子正是這樣一個“智”、“聖”合一的典型。說穿了，也就是“德才兼備”的最高典範。
【原文】
萬章問曰：“敢問友。”
孟子曰：“不挾［1］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2］，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3］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4］也，入雲則入，坐雲則坐，食雲［5］則食；雖蔬食［6］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7］於貳［8］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