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一朝，皇帝任用的文官皆是前朝位卑沒有得到重用的文官，這些文官大多沒有什麼個性化色彩，在強勢的永樂皇帝面前，無論是立儲還是北征這樣的事件，這些官員大都是以極其式微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洪武、永樂兩朝大都具備相同的特點，那就是這兩朝都是文官被壓制的時代。既然永樂一朝的文官跟洪武一朝一樣沒有什麼個性化特點，那麼我們對於永樂文官的關注還是從立儲問題切入。明王朝是中國的文官思想意識迸發的年代，但那只是明中期以後的事情，洪武、永樂兩朝文官具備後期文官性格特點的唯解縉一人而已。解縉的行爲放在永樂時代叫“拎不清”，如果放在明代日後的歲月，解縉的行爲根本算不上什麼。畢竟國初的政治環境大大炯異於明代後期。
解縉是江西吉水人，十九歲那年得中進士。洪武皇帝非常欣賞解縉的才華，想把他培養成帝國的典範，好讓世人知道朱元璋手下也能出名士。朱元璋對解縉這樣的青年才俊也尤其喜愛，他私下裡對解縉說朕與你“恩猶父子”，解縉對這句話當了真，實際上也確實是真話。
解縉開始上書指責朱元璋刑法過重、變度太繁，令人無所適從，應該說解縉的上書清晰的指明瞭洪武皇帝身上存在的問題。解縉的上書在沉悶的洪武王朝響起了一記驚雷，人們紛紛等着看解縉的結局，朱元璋對解縉的話並沒在意，因爲洪武皇帝只是將此當作童言。事實表明解縉頭腦極其機械，雖然這次朱元璋沒有處罰他，但他隨後又陷入跟地方官員扯皮中，他彈劾了一名官員，最後甚至發展到爲李善長辯冤。朱元璋意識到如果任由解縉發展下去，解縉最終會跌入政治漩渦而毀了自己，出於保護解縉的考慮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四年讓解縉的父親來京將解縉領回了家，並說十年後再用。洪武皇帝本想讓解縉歷練十年，希望這十年的歷練能夠讓解縉明白世事，事實證明十年後的解縉依然不明白世事。
時間進入到了建文朝，解縉雖然重返官場，但依然得不到重用，只是以一微末小吏的身份存在於建文朝廷。才子的光環早已淡去，沒人會注意到他。燕王發動靖難之役後他的機會來了，由於在建文朝廷沒有得到重用，他無須爲建文效忠，當朱棣進入南京城後，他很顯然會爲新朝效忠，朱棣對於解縉這個才子的投奔歡喜異常，畢竟曾經的光環還在。
解縉在永樂朝是作爲修書而存在，無論是修《永樂大典》還是重修《太祖實錄》，解縉都是最佳人選。但永樂一朝一直有一個陰影，一個懸在所有人頭上的達摩斯之劍，雖然沒有人提，但它時刻裝在所有人心中。它就是立儲問題。
洪武時代本來沒有立儲問題，立儲問題只是在朱標死後才凸現出來，後來洪武皇帝爲了杜絕其他皇子覬覦皇位，最後嚴格按照宗法制立了皇太孫爲儲君。而永樂朝剛一建朝的時候，這個問題就顯露出來了。朱棣一共有四子，第四子夭折，前面三個都是徐皇后所生，分別爲朱高熾、朱高煦、朱高燧。朱棣最喜歡的並不是皇長子朱高熾，而是皇二子朱高煦，朱高煦身材高大、相貌英武，像極了朱棣本人，靖難之役的四年朱高煦一直陪伴在自己左右，甚至數次相救自己於危難之中。
客觀的來講朱高煦是比朱高熾更適合當皇帝的人選，他英姿勃勃，有戰場上的實戰經驗，如果他能當選，大明王朝的政治軌道必然繼續沿着洪武、永樂的模式繼續運行下去，中國的文官集團全面掌握朝政必然又被推遲，而這一推遲從歷史的運行結果來看無疑會延長明王朝的壽命，但這一假設在永樂時代就徹底結束了。無論如何，皇世的後世子孫不可能永遠從戰場中廝殺出來，中國的權力結構必然還是會交到文官手裡。的確在這個奉行儒家體制的國度，皇位的平穩過渡纔是第一要務，皇長子被閒置對於帝國來說的確是一件襂人的事情。雖然永樂皇帝取得皇位的方式違背了儒家原則，但當他坐在了這個位置他又不得不遵循這一原則，但他內心仍在猶豫，平心而論他的確是想把皇位傳給朱高煦。面對這種局面，皇帝開始徵詢羣臣的意見。
他首問的仍然是解縉的意見。對於這個問題羣臣顯而易見的是支持朱高熾，無論從倫理道德來講，還是從文官的利益來講都是如此，解縉自然也如此。但朱棣仍然在猶豫，解縉開始打朱瞻基的牌。
朱瞻基是朱高熾的長子，從小就相貌英武、體格健壯，長相頗似朱棣，能文能武，朱棣行軍打仗都將他帶在身邊。父親的羸弱使的朱瞻基很早就有一種危機感，他性格平穩、胸有城府，從不輕易表露自己的觀點，他的目光堅定、勇敢，他的意志決絕，他無疑是一個早熟的孩子，很多時候不是父親在保護他，而是他在保護父親。
朱高熾身體肥胖，走路不穩，需要太監攙扶，有一次朱高煦在後取笑道：“前人蹉跌，後人知警。”朱高煦話剛說完，就聽見一個聲音說道：“更有後人知警也。”朱高煦扭頭一望，原來是朱瞻基。
永樂十一年的端午節，宮中射柳時，朱瞻基不僅屢射屢中，當朱棣吟出“萬方玉帛風雲會”詩句的時候，朱瞻基隨即附和道：“一統山河日月明”。
對於這樣一位人物，他無疑是這個帝國最出色的繼承人，既優於前世君主，更勝於後世君主，不錯，朱棣的心中也是這樣想。但是對於朱棣來說，朱高煦似乎也是一個最佳人選。解縉不斷在朱棣耳邊高聲叫道：“好聖孫！”這種叫喊似乎促進了朱棣下決斷的決心，但現在來看，朱棣選擇最終立長子的原因還是從政權過渡的合法性來考慮。立長不立幼的確能夠使我們這個國家保持他的穩定性，既使是最偉大的君主也不敢挑釁這一原則，它或許已經成了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存在的理由。
永樂二年（1404年）朱棣立朱高熾爲太子，天下人終於安心了，但有一人的心仍沒安，他就是太宗文皇帝——朱棣。
朱棣覺得自己虧欠了朱高煦，他希望通過其他方式來彌補。隨着朱高熾被立爲太子，朱高煦也被封爲漢王，就藩雲南，但朱高煦不願意去那個遙遠的邊疆，他寧願呆在南京。對此朱棣沒有說什麼，他一直有愧於朱高煦，朱高煦的這個請求並不算什麼。朱棣給予朱高煦比一般藩王更多的封賜，而且規格日益隆重，竟隱隱直逼太子。大學士們坐不住了，第一個跳出來的仍是解縉。
“皇上，你不能給予漢王更高的規格，這讓太子情何以堪啊！”解縉對朱棣說道。
朱棣聽了這話勃然大怒，立即將解縉貶去了交祉省。
解縉跟皇帝的關係似乎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在極短的時間內君臣關係爲何產生如此大的鉅變，按說不好理解，其實如果把朱棣的內心世界理順了，那麼就好理解了。
雖然皇帝立長子爲太子，但對於皇帝的內心卻很失落，他覺得有愧於第二個孩子，所以他千方百計通過其他方式彌補。雖然朱棣接受了解縉的主張立長子爲太子，但畢竟解縉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推手，可以說從立上太子這個時刻起，解縉就已經不容於皇帝。
對此汪廣洋有深刻的理解，他知道李善長是帝國的締造者，即使朱元璋想處理他，但這也是他們倆人的事，即便汪廣洋扳倒了李善長，最終也會不容於朱元璋，所以裝瘋賣傻成了汪廣洋唯一的選項，但不幸的是他仍然沒有逃脫朱元璋的處罰。
從立儲那天起解縉就已經坐在了火山口上，只是他自己渾然不知而已，由此可以看出此人對於世事竟闇昧至此。如今他又說出這番話來，朱棣對於他的不滿開始總爆發起來。
實際上朱棣對於解縉並沒有個人意見，解縉所說所作只是盡了一個人臣的本分，並無過錯，朱棣對於解縉的處罰的根本原因還是因爲他那惶恐的內心，他因爲沒有立二兒子爲太子而感到愧疚不安，他把這種情緒發泄到解縉身上，以圖通過對解縉的處罰來使自己惶恐的心獲得安寧。
事情並沒有結束。永樂八年解縉進京辦事，恰巧朱棣北征不在京中，解縉跑到東宮跟太子進行了一番交談，他們具體談些什麼歷史已經無從知曉，但我們知道的是朱棣從塞外回來後勃然大怒，立即將解縉押回南京關在錦衣衛詔獄。
敏感的時局，敏感的兩個人進行了一次敏感的談話不由朱棣不猜想。實際上這個時候太子的日子也很難過，朱棣經常不在京中，一直是由太子監國，太子的行事風格跟朱棣大爲不同，一直遭到朱棣的不滿，朱棣最忌諱的事情就是太子私交大臣，尤其是像解縉這樣處於風口浪尖的人。
解縉在錦衣衛詔獄中大約受到了拷打，拷打的目的是讓他交待同黨，朱棣明顯想擴大此案的波及面，給太子和羣臣以警告。好在時任錦衣衛指揮使的紀綱是個文化人，他仰慕解縉的才華，纔給予解縉特殊的照顧。紀綱經常向解縉請教一些文藝的問題，兩人經常促細長談，解縉在獄中作下一首詩：手扶日月歸真主，淚灑乾坤望掖庭。身死願爲陵下草，春風常護萬年青。這首詩表達了他對朱高熾的認同和那種融融君臣關係的嚮往。
所有的文臣包括紀綱在內都在尋找機會營救解縉，機會終於來了。永樂十三年解縉已經在獄中度過了四個春秋，這年的正月十五皇帝與羣臣在午門觀賞花燈時發生了火災，禁軍都督馬旺被大火燒死，羣臣立即上書建議大赦天下，以此沖銷此無妄之災，朱棣斜着眼睛看着這些官員，他知道他們想幹什麼。
指揮使紀綱把解縉的名字藏在赦免人員名單中一個不起眼的地方，他期望解縉的名字不會被朱棣所發現，但這顯然是不成立的，朱棣看的就是解縉的名字。如果解縉的名字沒有寫上去，縉還猶可活，因爲拖到朱棣死去，到了洪熙朝解縉會被釋放出來，而且還會得到重用。可是這個名單一上去，解縉斷無活的可能。人生的很多東西需要的就是等待。
“怎麼解縉還在？”紀綱聽見的是這麼一句話。
紀綱的表情僵住了，他知道皇帝的話意味着什麼，因爲被解縉一案牽連進去的官員，已經有五位死去，皇帝對於這一案的主角解縉還活着感到不解。
紀綱默默的回去了，準備了一桌酒菜與解縉痛飲一番，然後他扛着爛醉如泥的解縉來到屋外，他望着漫天紛紛揚揚的大雪，他將解縉放在雪地上，然後用雪將解縉活埋而死。大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的正月，我們的才子就在這樣一個大雪紛飛的季節凋零在南京的雪地裡。
立儲問題隨着解縉的死暫時告一段落了，朱棣那因爲立儲而愧疚的心暫時得到了平靜，他隨後將朱高煦遷到山東就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