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吳中詩派的詩作風格只是從一個細枝微葉的地方反映出明代中期士風的變化，除此之外，心學的風靡乃至發展到與理學相庭抗禮的地位才真正反映出思想領域解放的開始。
我們這個龐大而悠久的國家難以用技術治理，只能依靠一種行爲規則來維持秩序的穩定，此種治理方法最簡單、省事，就好比建房子的時候你做好一個模子，然後直接往裡面灌水泥。這種規則就是儒家所規定的倫理道德，當一個人守孝道的時候，他自然不會犯上作亂，所以一個簡單的“孝”字就能令我們這個國家井井有條，當一切都規則化的時候，每個人只需按步就班的生活。幾千年的華夏就是在這種傳承中度過的。
雖然儒家思想被奉爲華夏最有效的治國思想，但是其對本源解釋的缺失使得儒學1000年來難登廟堂。雖然後來的儒家思想將一切本源解釋成“理”，“天理”成了人們的指導思想。“格物而知理”，只有實踐才能探知天理；“存天理、滅人慾”，“天理”跟人的是相對的，要想遵循天理，只有滅掉人慾，狀元舒芬就在給朱厚照的上書中指出皇帝的出遊是人慾的表現，爲了保存天理，必須廢除巡幸，老老實實呆在宮中。
天理是什麼東西，沒有人能說的清楚，即使是它的創始人也解釋不清楚，既然說不清楚，那麼儒學關於本源問題的這個任務還是沒能完成，正因爲解釋出現了紕漏，也纔給其他哲學思想的發展留下空間。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江西省鉛山縣這個地方熱鬧異常，譽滿天下的兩名大儒會聚在鉛山縣的鵝湖寺舉行千年大辯論。一方是心學的代表人物陸九淵，另一方是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朱熹認爲對於真理是通過“格物”而得來的，窮盡事物之理，多讀書、多思考，才能獲得真理。而陸九淵認爲心即是理，“宇宙既是吾心，吾心既是宇宙”，所謂的格物就是認知本心，只要搞清楚了自己的內在，真理自然就明白了，不需要讀過多的書。
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辯論了三天，最後是不歡而散。
雖是如此，心學在南宋並無大的影響力，它一直未能取得跟理學分庭抗禮的地步，這些都受制於時代的侷限性。到了明代，商業的興起、思想的活躍、理學的桎梏，這些都使得心學開始成熟，完善起來。
跟明代的其他心學大師一樣，王陽明也是一位不循規蹈矩的人，在他小的時候就流露出對讀書取仕不感興趣的態度，長大后王陽明並非像一般的讀書人那樣埋首屋中，而是喜歡遊歷，並對兵法感興趣，他曾經遊歷塞外，查看邊防。
王陽明曾在父親的官署中對着竹子格物，王陽明連續格了七天，最終不但沒格出“理”來，反而病倒了，從此王陽明對程朱的理學產生了懷疑，此後他的內心便寬泛起來，我們這位陽明先生開始對道學、禪學感起興趣來，他對天地的疑惑更試圖從內心尋找答案。
正德元年，王陽明被牽扯到“逆黨案”中，劉瑾擬定的59人逆黨名單中，兵部主事王陽明赫列其中，王陽明跟其他官員一樣受了廷杖之刑，後被貶到貴州龍場任驛丞。
大西南這片遠離喧囂的土壤給王陽明的悟道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他開始思索本源性的東西，力圖解開自己少年時代就存在於心中的疑惑。類似於王陽明這樣有思索精神的儒生是值得肯定的，因爲他們不像大多數文人那樣只是被動的接受權威著作，並不斷其煩的將這種理論進行復制。
在貴州，王陽明開始收弟子，從這一刻起，在帝國這個靜悄悄的角落開始進行思想領域的一場變革，在那麼一天夜裡，陽明先生突然睜開久閉的雙眼，他頓悟了，他明白了不必再糾結於理學的是是非非，真理就在於自己的心中。
學生們對於陽明的“心外無理，心外無物”的見解不理解，他們疑惑道：“南山裡的花自開自落，與我心有何關？”
陽明解釋道：“你不去看花時，花便不存在，你去看花時，花便在你的心中。”
與理學一樣，心學也同樣陷入一種桎梏當中去了，過於注重細微末葉的東西，實際上處於一種詭辯的泥潭中，理學與心學的轉換，只是中國的儒學思想從一個桎梏進入另一個桎梏而已。事間萬事萬物皆有規律，竹子的規律就在於它是竹子，它只是自然的生長，自然的枯萎，對於花來說，無論花凋謝與否，它都存在於世間，於人的內心無關。
關於這一點，也可以證明。竹子在春天的時候青色、挺拔，到了秋天就會脆弱、枯黃，這就是它的生長規律，萬事萬物都改變不了它的生長規律；花的開謝也是如此，這個月花兒盛開，下個月就會凋謝，即使你不去看它，它也是這樣，這個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它就是客觀事實的存在。
程朱理學認爲格物而知理，人們需要通過對外界的持續認識來獲得真理，而這種認識最終還是要通過內心，所以對於真理的掌握不能夠將內心完全拋開，理學在論道過程中將外界與內心完全割裂開這是偏頗的。
陽明子的心學論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心外無理、格物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外無理”是指道理存在於內心之中，撇開內心則對真理無處尋找；“格物致良知”中的格物是指格內心，而不是格外界，通過內心的反省能夠獲得優良的品質。陽明子在《傳習錄》中指出“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從這句話中我們也可以知道王陽明所說的格物主要是指求善去惡；通過格物的方法，然後再通過格物所應堅持的原則最終達到的目的乃是知行合一，王陽明反對將“知”和“行”割裂開來，他認爲“知”和“行”是統一的，“知”是爲了“行”，而“行”反饋回來更好的讓人們獲取“知”。但王陽明認爲先知後行卻是有失偏頗，實際上我們的認知都是通過實踐而來，沒經歷實踐，我們的認識也是殘缺的。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我們的認識都是來源於實踐，最終還是要返回到實踐中去，這纔是完整的知行觀念。
二程、朱熹和陸九淵、王陽明都認爲萬事萬物的本源在於天理，意識決定物質，不同的是程朱認爲對於天理應該通過探究外部世界而獲得，屬於客觀唯心主義，而陸王認爲對於天理的獲得應該通過內心，屬於主觀唯心主義。至於什麼是天理，通俗的講它指的就是自然規律、社會規律，無論是理學還是心學在認識規律上都是偏頗的，他們將實踐與內心完全隔離開來，採取了完全對立的二分法。書本上的知識，聖人的學問都是來源於實踐，我們對於規律的認識也必須通過實踐，但實踐又必須反省自身，通過自身的思考來加強我們對實踐的理解，兩者是統一的關係，反覆的實踐，反覆的思考才能使我們對規律的認識更加強化。
無論是理學還是心學都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爲了爭奪儒學正統地位而進行的一種爭鬥，學術派別之間的那種隔閡阻隔了知識分子之間的交流，阻隔了他們理論、觀點的融通，更禁錮了他們的思想，以致於中國的儒學思想一直是原地打滾，跟公羊春秋學比起來甚至是嚴重的倒退。
無論如何，心學在明代的壯大是思想領域界的一場大事，我們還要特別強調的是心學的祖師爺正是孟子，他曾提出過“萬物皆備於我”的觀點，心學順應了明代中期以後人們思想獨立、個性張揚的潮流，而這一切都有賴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理學面對君主不同的是心學更多的是面向市民階層，更注重人的獨立、自由發展，它推動了明代末年更偉大思想家的誕生，它也推動了明代後期市民運動、東林清議、黨社運動的產生，在這裡，天理與人慾不再是對立的，它們可以有機的統一起來，萬曆朝的那種波瀾壯闊的大時代與心學發展也不無關係。但當明朝滅亡的時候，當知識分子無能無力的時候，他們終於知道自己所信奉的思想是多麼的脆弱、多麼的無力，他們也終於意識到了儒家的桎梏對於國家的深深危害，那種清談的毫無意義性，也就是在這一刻，他們徹底解放了，徹底衝破了儒家的桎梏，也還是在這一刻，中國的哲學思想轉向了“經世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