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只是皇帝與夏言不愉悅事件中的一次小事件，當這種事件不斷髮生，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是夏言該倒臺的時候。皇帝由於體弱多病，便開始信奉道教，祈求能夠長生，皇帝既然信奉道教，自然要走道場、寫青詞。青詞是用硃筆寫在青色的紙上，要求詞藻華麗、對仗工整，這些青詞只是用華麗的詞彙堆積起來，並無實際內容，無論是寫作者，還是閱讀者都是不知所云。青詞的主要目的是向上天祈禱，以求消災免難、長壽平安。
青詞最初是由道長撰寫，但道士的學問畢竟有限，寫不出華麗的詞章，所以對於青詞的撰寫逐漸由道士手裡轉移到大學士手裡。嘉靖是個婆婆媽媽的皇帝，他對細節很重視，這樣的皇帝很難纏，他將官員能否寫出華麗的青詞作爲官吏的考覈指標，大大咧咧的夏言以爲這是小事情，便對寫青詞不重視，他經常將青詞拿給別人代筆，或者在宦官監視他的時候呼呼大睡，而心細如髮的嚴嵩深諳“皇帝之事無小事”的道理，他恭恭敬敬的寫青詞，經常熬夜寫青詞，這些都被嘉靖看在眼裡。
嘉靖每次走道場的時候都命羣臣戴上香冠，而夏言說這不是人臣的服飾，拒絕佩戴，而嚴嵩不僅佩戴，而且還披上道袍。宮中的道觀落成了，嘉靖命羣臣上賀表，夏言對此不予理睬，嘉靖搬到西苑去後，命羣臣騎馬進入，而不許坐轎子，而夏言照坐不誤。
自從當上首輔後，夏言已經不是當初的那個夏言，他的謹慎、他的恭順都已經不見了。嘉靖二十一年，夏言被免職，嚴嵩進入內閣；嘉靖二十三年，嚴嵩成爲內閣首輔。人都有那種通病，一旦大權在握，便飄飄然起來，將過去都忘記了。此時的嚴嵩也開始跋扈起來，事實表明，已經64歲的嚴嵩仍需要進行挫折的歷練。
一年後，皇帝將夏言召回內閣，重任首輔，剛做了一年首輔的嚴嵩立刻跌入冰底，他發覺自己在這位30多歲的年輕人面前仍然是一名小學生。復出的夏言開始對準嚴嵩猛烈開炮，他認定自己的致仕是嚴嵩搞的鬼，但是他不知道根子還是在自己這裡。無論張璁、夏言，還是嚴嵩都算不上是成熟的官僚，他們跟汪廣洋、徐階、申時行還相差甚遠，他們無知而擅權，不似汪廣洋、徐階、申時行那麼有涵養。
夏言在一切事物上排斥嚴嵩，並將閣部中嚴嵩所用的人盡數斥退，夏言並不滿足於此，他是要整垮嚴嵩，嚴嵩並無過錯可抓，夏言開始將注意力放在其子嚴世藩身上。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取證，夏言掌握了嚴世藩的貪污納賄的罪證，在正準備將這些罪證遞交給皇帝的時候，嚴嵩帶着他的兒子跑到夏言家裡跪哭，在嚴氏父子的演技面前，頭腦簡單的夏言又開始搖搖欲墜。
不久，這一幕又出現了，錦衣衛指揮使陸炳是深受皇帝信賴的人，因爲一些小事情而被夏言喊去問話，陸炳也跑到夏言府上長跪。從此，嚴嵩和陸炳便經常傾謀，所談論的便是如何整倒夏言。
實際上嚴嵩對於皇帝來說是一顆有用的棋子，即使夏言將嚴世藩的罪狀遞上去也沒什麼，但嚴嵩爲何要如此，我想嚴嵩此舉是做給皇帝看的，他是想激起皇帝對夏言的憤怒，從這點也可以看出嚴嵩此人做事也太過於斤斤計較，尋常人都看的出來他的悻悻作態，更何況皇帝呢。此時的夏言已經跋扈到了極點，同僚去他家裡下跪，錦衣衛的首領他也敢動，太監他也隨便訓斥，在這種情況下，皇帝怎麼想，滿朝文武怎麼想，我相信他自己對此並無概念。
從正統年間起，在軍隊這個舞臺上表演的不再是武將、勳貴，而是文官，這些在仕途上升遷緩慢的文人選擇了從軍這樣一條高風險、高收益的道路，王驥、王越、馬文升、楊一清、王陽明都是這個羣體中的傑出代表。這些文人都是好戰分子，他們殘忍、狠毒，帝國絕大部分戰爭都是由於這些文人爲了立戰功而挑起來的。如今又有一個傑出代表，他是曾銑。
曾銑是進士出身，曾在福建任知縣，後任遼東巡按、山東巡撫，先後平定遼陽兵變、山東民變，曾銑的能幹很快使得他被任命爲山西巡撫，開始負責對矇事務。從正統年間起，圍繞着通貢問題，蒙古人不斷襲擾明廷邊境，成化年隨着蒙古人移居河套，陝西的防務又突兀起來。嘉靖年間，邊境問題仍是棘手問題，帝國的政策是加強宣大一帶的防禦，築城和修建防禦工事的擔子落到了士卒的頭上，沉重的負擔加上上峰急迫的催促導致了大同的兩場兵變，時任內閣首輔的張璁主張嚴厲鎮壓，而皇帝和夏言都主撫。這一看起來是帝國內部問題的兵變，但實際上還是由外部問題引起，此時草原上又出現一個新的領袖——俺答，他跟前朝的也先一樣控制了西抵青海，東抵遼東的大片區域。從嘉靖年間起，俺答幾十次去信懇求通貢，都遭到拒絕，明廷方面還誘殺蒙古的使臣，而此時明蒙之間斷貢已經30年，蒙古人“夏無布衣、借鍋煮肉”，在此種情況下，俺答不斷騷擾明廷邊境，殺掠甚重。解決蒙古問題的辦法其實很簡單，那就是放下華夷之變的教條，通過通貢、邊市的方式解決蒙古人所急需的物資，然後再以分封的方式讓蒙古人歸順明王朝，這種很簡單的方式在明朝人那裡實行起來卻是那麼艱難。
在王朝還沒有找到正確解決蒙古問題辦法的時候，夏言卻上了一個錯誤的提案，那就是議復河套。河套本是遊牧民族的水草地，歷史上當漢王朝強盛的時候往往將他們逐出河套，而不久他們又會回來，如此反覆，導致河套控制起來很困難，所以歷代王朝對於此地都是棄之不理。本朝初年，朱元璋的大軍將蒙古人驅逐出了這片水草地，但到了成化年，他們又回來了，雖然經過王越、馬文升的驅逐，但效果並不大。
最先提出復套的是由掛兵部侍郎銜，擔任三邊總制的曾銑，他在奏書中說，蒙古人佔領河套向南可以進攻陝西，向東可以破宣府、大同進入京畿，故而需要將河套收復，曾銑並提出收復河套的一整套辦法，那就是首先修築一條橫亙寧夏、陝西、山西的防禦牆，然後再隨時派騎兵出擊，嘉靖隨即批覆撥款20萬兩白銀修牆，皇帝的支持使得曾銑有了更大的信心。他開始命手下士兵枕戈待發、隨時出擊，雖然斬獲頗多，但過慣安逸生活的邊軍們對這種折磨人的方式非常不適應，不僅如此，地方官吏對於修牆也不感興趣，他們更想通過與關外的蒙古人貿易的方式來獲取私利，這點在英宗時代表現的已經很明顯。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夏言上了那道該死的奏書，內閣的另一人嚴嵩無動於衷，他知道這是一個沒有前途的奏書。接到奏書的嘉靖被夏言的豪言壯語調動起了激情，他開始命有司準備大規模的軍事戰爭計劃，並親自免掉了反對這場戰爭計劃的官員。但嘉靖是一個容易衝動的皇帝，從他數次斥退張璁，數次召回就可以看出來，他在某些事情上就是憑一時興趣，此次議復河套也是如此。戶部一算，費錢太多，加上在主戰區陝西、山西由於徵發引起了騷亂，皇帝害怕再次引起兵變或民變，便動搖了。皇帝甚至斥責嚴嵩，內閣爲何要廷議如此不切實際的軍事行動，而嚴嵩將這全推到夏言身上，他說夏言做任何事情都不和他商量。
得到消息的夏言怒氣衝衝去找皇帝詢問，恰巧嚴嵩也在那裡。皇帝還沒有發話，嚴嵩便首先對此次議復河套的計劃進行了駁斥，夏言憤怒的質問嚴嵩，“在內閣的時候你爲什麼一言不發，現在卻把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
這番話在嘉靖看來就好像是將矛頭對着他來的，因爲這聽起來正像是埋怨皇帝言而無信。如果夏言記性好的話，他應該記得嘉靖十三年的情形跟今天是如此的相似，在那一年大同士兵第二次叛亂，時任內閣首輔的張璁主剿，嘉靖也採納了，但主剿一年效果不大，後來也還是給錢安撫了事，因爲此事搞的皇帝很沒面子，等於是自己扇自己耳光，而此後張璁也最後一次離開了廟堂。
此次議復河套又搞的皇帝很沒有面子，先是興起沖沖的準備大幹一番，還免了山西、陝西反對戰爭官員的職務，很快不到一年的時間便泄了氣，如此以來這個責任必須要有人承擔，正如嚴嵩所說的那樣，責任全在夏言，皇帝當場給夏言定了句評語“強君脅衆”，夏言此刻似乎一下清醒了過來。嘉靖二十七年，夏言以尚書身份致仕，嚴嵩對此並不放心，他想對夏言再猛烈的敲打一下。
仇鸞是正德年間平安化王叛亂的將領仇鉞的孫子，仇鸞襲仇鉞的咸寧侯爵位，嘉靖年仇鸞成了三邊總制曾銑的部下，由於懼戰、怯戰，或謊報戰功，或剋扣軍餉等情況，仇鸞被曾銑下獄了。嚴嵩找到了仇鸞，讓他出面指證曾銑與夏言勾結在一起，以求挑起戰爭以獲戰功。
當嘉靖看見仇鸞口供的時候，不禁勃然大怒，他將曾銑處死，隨即將夏言逮捕入獄，並於當年十月在西市被處死。帝國四位被處死的最高級別官僚，李善長、胡惟庸、夏言、周延儒，夏言是其中之一。
歷史上皇帝殺大臣對於史學家來說一直是最難理清頭緒的東西，它並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皇帝殺人並不是因爲一件偶然性的事件，它一定是經過了長時間的積習、發酵。嘉靖殺夏言給安的罪名是“結交邊將”，這在古代也是一種大忌，無論文官還是宦官都不得與統兵在外的邊將私自結交，雖說如此，但這一制度也並非非要執行不可，皇帝殺夏言的確讓人難以找到一個確切的答案。我想還是夏言的那句話觸碰了嘉靖那敏感的自尊心，嘉靖自知自己言而無信、朝令夕改，他的內心是惶恐的，夏言的質問讓他無地自容，他雖然將夏言免職，但還是不能挽回他丟失的面子，這個把面子看的比什麼都重要的皇帝正在使自己陷入暴虐之中。當嚴嵩出示了夏言與曾銑勾結的人證後，皇帝順水推舟的將他殺掉了。夏言被捕是在元月份，被處決是在秋後，這中間還有大半年的時間，皇帝不是衝動殺人，這中間或許還有什麼私密的事情也只有當事人知道了。
至此，皇帝與首輔們的故事暫時告一段落，我們後面還要講述嚴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