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問的問題是：“關鍵誰能保證前朝控制不好，到了我們手裡就能控制好呢？”
天啓皇帝朱由校提出了問題的核心，而且還非常的精準。
而韋寶韋爵爺的回答卻是，可以將海關和水師都交給東廠太監們去管。
韋爵爺的話，可以稱得上技驚四座了，任憑誰也不會想到這個答案。
因爲韋寶看的很明白，皇帝唯獨擔心的，最最擔心的，就只有一條，經濟失去控制，錢到不了自己手上，水師失去控制，養出海上的軍方。
韋寶將錢和軍隊都交給太監直接管理，一下子不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嗎。
但是韋寶似乎忘記了一件事，大明的太監只能偷偷攬權，至少不是名正言順的，所以言官們纔敢於一個個的跳出來撞牆當忠臣。
在中國歷史上，如果皇帝將君主權力賦予一部分給自己的家奴--宦官，讓他們去幹預朝政，就會形成宦官專權。
這種現象的形成可能有兩個決定因素，一個是皇帝受到來自外朝文官集團，包括帶兵武將的威脅，另一個是皇帝個人權力與文官集團權力的對比。
前一個因素決定皇帝重用宦官的權利有多大，他感覺到來自文官的威脅越大，就越有可能提拔宦官，讓他們去制約外朝羣臣。
後一個因素決定宦官干政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就算皇帝極力想提拔宦官，但如果文官集團足夠強大，就能挫敗皇帝的努力。
洪武初年，朱元璋規定宦官不得讀書識字，不得干預政事，對宦官控制很嚴。
朱棣因奪帝位曾得助於宦官，故視他們爲親信，設東廠，由宦官主持。
宦官開始取得出使、專征、分鎮等大權，爲後來的宦官專政提供了條件。
宦官專權，始於英宗時的王振。
王振因得英宗寵信，權勢益熾，跋扈不可制。
明初鑑於前代宦官之禍，制鐵牌置於宮門，規定“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
防範嚴密，宦官無機可乘。
朱棣起兵“靖難”，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爲耳目，許多宦官立過戰功。
如狗兒、李興、鄭和、馬靖等，開始受到重用。
“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雖然宦官參與了不少政治活動，但還沒有達到專權的程度。
明英宗時，開始形成宦官專權的局面。
太監們可以利用司禮監干預朝政。
在宦官24衙門中，司禮監提督、掌印、秉筆、隨堂等太監，權力極大。
“掌印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隨堂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
勢焰在內閣之上。
操縱政府官員的任免，甚至左右內閣大臣的去留。
提督京營和監軍統兵。
擔任鎮守和守備等職務。
操縱廠衛，實行特務統治，殘害官民。
大明朝的太監們，權力升級，可以劃分爲四個時期。
即成化以前的王振專權，成化年間的汪直專權，武宗時期的劉瑾專權，熹宗時期的魏忠賢專權。
正統年間，王振在朝中擅權，屢次對麓川用兵，勞師糜餉；挾英宗親征瓦剌，致遭土木之敗。
成化年間，由於明憲宗耽於逸樂，不問政事，遂使宦官得勢。
有名的宦官有汪直、尚銘、樑芳、錢能、韋興、陳喜、王敬等人。
其中以汪直最爲有名。
汪直在皇帝授意下，建立西廠，所領緹騎倍東廠，勢力大大超過東廠和錦衣衛。
逮捕朝臣，有時先下獄而後奏聞，有時旋執旋釋，竟不奏聞。
屢興大獄，激化了朝臣與宦官的矛盾。
宦官依仗權勢胡作非爲，人們“只知有太監，不知有天子”。
武宗時，宦官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稱爲“八黨”，也稱爲“八虎”。
劉瑾最爲專橫跋扈，大臣的奏章要寫兩份，必須先送劉瑾，然後才送通政司轉給皇帝。
內閣大學士焦芳、曹元都是劉瑾的黨羽，焦芳甚至跑到劉瑾家中去辦事。
北京城內外都說有兩個皇帝，“朱皇帝”、“劉皇帝”，或者叫“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劉瑾）。
明末皇帝不親理朝政，大權由貪婪的宦官集權把持。
魏忠賢就更加不用說了，炙手可熱，權傾朝野。
“自內閣六部，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
許多官僚認他爲義父幹爺。
他憑藉廠衛廣佈偵卒，陷害百姓。並勾結熹宗乳母客氏，專斷國政，興大獄，殺東林黨人。
自稱九千歲，下有5虎、5彪、10狗等徒子徒孫，閹黨遍佈全國，權勢達到了頂峰。
宦官不僅在政治上弄權，而且在經濟上貪污受賄，巧取豪奪，勒索大量財富。
王振家藏金銀60餘庫，劉瑾家有黃金24萬錠又57800兩。
宦官專權，加劇了明朝政治上的腐敗，加重了人民的苦難和社會不安。
對於中國的歷代王朝而言，如何處理好宦官問題，是一個頗爲費腦筋的事情。
強如漢唐，也因十常侍之亂和甘露之變而加速了王朝的滅亡。
與漢唐相比，明朝的宦官問題頗有特色。
在明朝，宦官們雖然沒有東漢末年和晚唐時宦官動輒廢立皇帝的巨大權力和囂張氣焰。
但有明一代，宦官們得勢之久，巨監權監數量之多，可謂世所罕見，爲其他王朝所不及。
爲什麼明朝宦官勢力在明朝兩百多年的歷史上你來我往，得勢如此之久呢？
要想探究明朝的宦官問題，首先要先從明太祖朱元璋說起。
在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借鑑前代宦官弄權導致帝王身死國滅的經驗，制定了嚴格的鐵律來禁止宦官干政。
貧苦人家出身的朱元璋認爲，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每天在宮裡掃灑侍奉便是其本職工作。
干預政務，染指兵權簡直是無法容忍的事。
爲了讓後世子孫牢牢記住自己的祖訓，朱元璋專門在宮中鑄造了一塊“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的鐵碑，以警戒後繼之君們。
明朝日後的宦官問題，看上去與明太祖朱元璋沒什麼關係，明朝太監勢力的強大全都是因爲後來皇帝的不爭氣，將太祖的祖訓當成了耳邊風的緣故。
然而，事實是明朝宦官勢力的巨大，恰恰和這位對待宦官頗爲嚴厲的太祖有關。
朱元璋爲了加強皇權，給子孫後代掃平道路，他廢宰相，屢次大殺功臣勳貴，僅誅宰相胡惟庸一案便株連三萬餘人。
使得皇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也爲後來宦官干政埋下了隱患。
“這萬萬不可，東廠負責偵辦緝拿，權力已經被人詬病過大。錦衣衛與東廠並列，活動加強，合稱爲廠衛。東廠權力在錦衣衛之上，只對朕負責，不經司法機關批准，可隨意監督緝拿臣民，現在若是掌管所有的大明水師，天下人會怎麼看？”朱由校問道。
韋寶一聽皇帝這麼說，心裡就有底了，朱由校並沒有擔心不可以開海禁，沒有擔心把整個大明水師收編在一起，而是擔心別人的看法。
說明皇帝不排斥他的發略，甚至已經偏向於接受了。
“陛下，天下是陛下的天下，在大明創建之初，太祖百廢待興，什麼制度都是根據當時的情況定下，世易時移，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開海禁可以增收，統一收編所有水師，既可以保障海防，嚴查關稅，防止民間有人不通過朝廷而私自出海。他們私自出海所創造的利潤，可是和大明朝廷毫無關係，都便宜了與之勾結的官府，以及冒着殺頭風險出海貿易的民間海商。陛下知道這些銀子，遠遠高於大明每年收上來的賦稅總和嗎？所以，大明搞不搞海貿，海貿都一直存在，所以，不如重新洗牌，形成制度化，堵上漏洞，讓九成以上的銀子都進入國庫。”韋寶道。
“朕現在說的不是這個事兒，不是在問可行不可行，而是朝臣們肯定不會同意的。”朱由校嘆口氣道。
“他們憑什麼不同意，當初太祖起兵，成祖皇帝起兵，還有大明有幾位親自帶兵的皇帝，皇帝親自領軍，有何不可，東廠領水師，就相當於陛下領軍，再說了，京營不就是陛下直接統屬的嗎？怕誰說？敢胡言亂語者，是見不得陛下好，見不得大明好，其心可誅，該誅殺九族。”韋寶咬牙切齒道。
朱由校心裡聽着暖融融的，感覺韋寶真是最大的忠臣，這麼爲皇家着想，這麼爲朕着想。
東廠即東緝事廠，是明代的特權監察機構、
特務機關和秘密警察機關。
明成祖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設立東緝事廠，簡稱東廠，由親信宦官擔任首領。
地點位於京師東安門之北。
明中葉後期錦衣衛與東西廠並列，活動加強，常合稱爲“廠衛”。
東廠權力在錦衣衛之上，只對皇帝負責，不經司法機關批准，可隨意監督緝拿臣民，從而開明朝宦官干政之端。
朱棣在靖難之役中用武力非法推翻了建文帝政權，在南京自行登基，改元永樂，是爲明成祖永樂皇帝。但當時社會上對永樂政權的合法性異議紛起。
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時出現，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對新政權並不十分支持。
而朱棣亦對朝廷大臣多不信任。
他覺得設在宮外的錦衣衛使用起來並不是很方便，於是決定建立一個新的機構。
在朱棣起兵的過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過很大力，如著名的鄭和、道衍，所以在朱棣心目中，還是覺得宦官比較可靠。
而且太監們身處皇宮，聯繫起來也比較方便。
於是朱棣一反太祖關於宦官不得干預政事的禁令，重用宦官。
永樂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明成祖朱棣爲了鎮壓政治上的反對力量，決定設立一個稱爲“東緝事廠”，簡稱“東廠”的新官署，命所寵信宦官擔任首領。
建立東廠還有監視錦衣衛的意圖。東廠建立更深的背景是明代加強中央集權。
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揮，後來統轄權移到宦官手裡，其權力在錦衣衛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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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三年，1477年春正月，明憲宗增設西廠，用太監汪直爲提督。
其爲員權力超過東廠，活動範圍自京師遍及各地。及至憲宗時又復設立“西廠”。
這個機構“不特刺奸之權，薰灼中外，並東廠官校，亦得稽察”。
其後雖因內閣大學士的“諫阻而罷”，但至武宗時“西廠復設”，形成東西“兩廠對峙”的局面。
更有甚者，未幾又設立“內行廠”，以大宦官“劉瑾躬自領之”，東廠、西廠皆受監臨，“邏卒四出，天下騷然”。
明朝後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日益激化，封建專制的皇權面臨嚴重危機，明熹宗重用宦官魏忠賢，把中國歷史上的宦官專權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魏忠賢在宮內選會武藝的宦官組成一支萬人武裝隊伍，作爲羽翼。
在外收羅齊楚浙黨爲主的官吏作義子走卒，人稱“閹黨”。
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將有田爾耕等“五彪”，還有“十孩兒”、“四十孫”等，“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徧置死黨”。
魏忠賢秉筆批紅，掌握朝政，從首輔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遷削奪。
魏忠賢握有軍權，可隨意任免督、撫大臣，也握有經濟大權，派親信太監總督京師和通州倉庫，提督漕運河道，派稅監四出蒐括民財。
內外大權一歸忠賢。
魏忠賢出門車仗，形同皇帝，所過之處，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魏忠賢九千歲。
閹黨和無恥官吏還競相在各地爲他修建生祠，一祠耗銀數萬乃至數十萬兩，祠成後，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論死。
魏忠賢專權時，廠衛特務更是空前囂張。
熹宗天啓三年，1623年，魏忠賢就開始自任東廠提督。
錦衣衛的都督，則是魏忠賢的乾兒子田爾耕擔任。
廠衛勾結，大興冤獄，殘害異己官吏，勒索錢財，暴虐百姓。
“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僇，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
一次，京城四個平民在密室夜飲，一人酒酣耳熱，大罵魏忠賢，其餘三人不敢出聲。
罵者話音未了，突有隸役數人衝入，捉四人面見魏忠賢，魏下令將罵人者當場剝皮，另三人賞錢放回。
生還者嚇得魂飛魄散，險成瘋疾。魏忠賢肆虐專政七年，使明末各種社會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潰。
思宗即位後，雖然逮捕了魏忠賢，罷逐了閹黨，但積重難返，他仍然任宦官、倚廠衛，還振振有詞地埋怨大臣：“苟羣臣殫心爲國，朕何事乎內臣”，就這樣直到明朝滅亡。
東廠的首領稱爲東廠掌印太監也稱廠公或督主，是宦官中僅次於司禮監掌印太監的第二號人物。
通常由司禮監中排名第二或者第三的秉筆太監擔任，其官銜全稱爲“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簡稱“提督東廠”。
東廠的屬官有掌刑千戶、理刑百戶各一員，由錦衣衛千戶、百戶來擔任，稱貼刑官。
除此以外，設掌班、領班、司房四十多人，由錦衣衛撥給，分爲子醜寅卯十二顆，顆管事戴圓帽，着皁靴，穿褐衫。
其餘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
具體負責偵緝工作的是役長和番役，役長相當於小隊長，又叫“檔頭”，共有一百多人，也分子醜寅卯十二顆，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絛。
役長各統帥番役數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幹事”，這些人也是由錦衣衛中挑選的精幹分子組成。
東廠不僅在機構及人員配置上更加精幹合理，而且在偵緝行動上制訂了相當嚴密的制度。
如每月初一東廠都要集中佈置當月的偵緝工作，廠役在東廠內抽籤決定所負責的地盤。在文獻記載中可以發現，東廠廠役的工作種類都有特殊的名稱。例如監視朝中各部官員會審大獄及錦衣衛拷訊罪犯者名爲“聽記”，在各處地方官府訪緝者名爲“坐記”，還有某位官員有何舉措，或某城門捕得要犯，胥吏記錄上報東廠者名爲“打事件”。
東廠第一任廠主已不可考，《明史·成祖三》記載“是年，始設東廠，命中官剌事。”
明代大太監王振、劉瑾、馮保、魏忠賢都曾統領東廠。
到了明末，東廠也有了自己的監獄。
東廠的職能是“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
一人掌理，委以緝訪刺探的大權。
起初東廠只負責偵緝、抓人，並沒有審訊犯人的權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給錦衣衛北鎮撫司審理。
但到了明末，東廠也有了自己的監獄。
東廠的偵緝範圍非常廣，朝廷會審大案、錦衣衛北鎮撫司拷問重犯，東廠都要派人聽審。
朝廷的各個衙門都有東廠人員坐班，監視官員們的一舉一動。
東廠監視政府官員、社會名流、學者等各種政治力量，並有權將監視結果直接向皇帝彙報。
依據監視得到的情報，對於那些地位較低的政治反對派，不經司法審判，東廠可以直接逮捕、審訊。
而對於擔任政府高級官員或者有皇室貴族身份的反對派，東廠在得到皇帝的授權後也能夠對其執行逮捕、審訊。
《明史·刑法志》：“刑法有創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未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嘆也。”又“東廠之設，始於成祖。錦衣衛之獄，太祖嘗用之，後已禁止，其複用亦自永樂時。廠與衛相倚，故言者並稱廠衛。”
明代東廠大堂入內即可見大幅岳飛畫像，提醒東廠緹騎辦案毋枉毋縱，堂前還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
可惜東廠在實際辦案中完全背離了這個初衷。
東廠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裡面活動，並非完全爲朝廷辦事，更多的是爲自己謀私利。
他們常常羅織罪名，誣賴良民，之後就屈打成招，趁機敲詐勒索。
到了明中後期，東廠的偵緝範圍甚至擴大到了全國，連遠州僻壤，也出現了“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
明代的劉瑾、魏忠賢等專權的宦官，大多倚靠錦衣衛、東西廠、等類帶有特務性質的專設監察機構，不斷陷害、誣殺正直大臣，多用酷刑，魏忠賢的黨徒拷掠楊漣、左光斗等正直官僚，用盡酷刑。
“京師亡命，誆財挾仇，視幹事者爲窟穴”，這也就是說，東廠幹事成爲流氓頭子，“自京師至天下，旁午偵事，雖王府不免”，“冤死者相屬”。
東廠建立初期客觀上有反腐敗的效果，極大的加強了皇權。
但東廠更產生了極爲惡劣的歷史影響。
越過正常的官僚機構，進行特務活動，存在大量陰暗面，人爲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爲宦官專權提供了條件，但在明朝宦官只是皇帝權力的延伸。
由於東廠鎮壓的手段極其殘酷，且有因向獨裁者邀功或其私利而爲之，所以容易製造大量的冤假錯案，以致於東廠在明代社會上的口碑極差。
明代的宦官是人們不斷詬病的對象，宦官及領導的東廠給明朝社會造成了深刻的影響，也是明朝滅亡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們對社會的干擾體現在方方面面。
明朝多數士大夫深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從維護明王朝的統治出發，對東廠干預司法的行爲予以激烈的批評。
他們認爲，東廠受理詞訟常常釀製冤案，隨意偵緝威脅社會穩定，干涉獄政經常濫加私刑。
他們指出，東廠干預司法，破壞了明初設立的三法司管理司法事務的祖制，威脅明王朝統治的穩定。
廠衛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監視官僚系統。
至於社會上層人物的隱私，以至“家人米鹽猥事”，很難躲過廠衛的耳目，多在宮中傳笑。
廠衛對民間的監視，尤其是針對富民的監視，也無孔不入。
東廠、西廠和錦衣衛是明代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這三個司法機關以外設置的直接聽命於皇帝，執掌“詔獄”的特務機構。
錦衣衛，皇帝的侍衛機構。前身爲太祖朱元璋時所設御用拱衛司。
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設大內親軍都督府，十五年設錦衣衛，作爲皇帝侍衛的軍事機構。
西廠在明朝歷史上只短期存在過，明憲宗成化年間成立了一個新的內廷機構——西廠。其勢力甚至超過了老前輩東廠
西廠僅僅成立5個月就被撤銷，只相隔一個月憲宗又恢復西廠。明武宗繼位後，大太監劉瑾掌權，宦官勢力再度興起，西廠復開，劉瑾倒臺，武宗才下令撤銷西廠。
西廠作爲一個臨時產品，就這樣在歷史上永遠地消失了。
錦衣衛的首領稱爲指揮使，或指揮同知、指揮僉事，一般由皇帝的親信武將擔任，很少由太監擔任。屬於外臣。
而東廠、西廠的首領是宦官，即內臣。
在與錦衣衛的關係上，東廠後來居上。
由於東廠廠主與皇帝的關係密切，又身處皇宮大內，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
錦衣衛向皇帝報告要具疏上奏，東廠可口頭直達。
皇帝還賦予東廠督主以監督錦衣衛人員的權力。
東廠和錦衣衛的關係，逐漸由平級變成了上下級關係。
在宦官權傾朝野的年代，錦衣衛指揮使見了東廠廠主甚至要下跪叩頭。
東廠、西廠與錦衣衛共同點是監視、偵查、鎮壓官吏的不法行爲，即“巡查緝捕”。
出於專制政權的內部需要，皇帝需要一個獨立於官僚機構之外的勢力供自己使用，東廠、西廠與錦衣衛都是這樣的機構。
因爲東廠本來就負責監視大明大大小小的各個衙門，所以並不存在韋寶開始想的，皇帝和魏忠賢擔心有人把持了水師，會對朝廷不利這樣的事情。
韋寶在海防總督衙門一把抓，陸軍和水師官兵用的清一色都是天地會的寶軍，以及新招募的，或者是策反歸順了韋寶的原本的世襲官兵。
總之，魏忠賢目前還沒有功夫整頓到海防總督衙門去，另外韋寶能給魏忠賢搞到很多錢，魏忠賢也不會懷疑韋寶會對朝廷有什麼不利，所以沒有急於整頓海防總督衙門。
倘若魏忠賢有需要，多派東廠番役到海防總督衙門去，一樣能將海防總督衙門下面的官軍控制的死死的。
在大明朝正常的時期，就沒有聽說過幾次官軍造反的事，有也是很小規模的，不可能到總督造反這樣的規模。
這也算是東廠的一個巨大貢獻吧，東廠對官員的鉗制能力是很突出的。
問題是皇帝現在關心的不是這些，而是朝臣們的看法，“韋愛卿說的有些道理，首輔，還有你們二位，你們都是這麼想的嗎、”
天啓皇帝朱由校問顧秉謙和黃立極、魏廣微三人。
三人同時看向魏忠賢，三人剛纔就看了魏忠賢幾次了。
魏公公此時面色如常，看不出任何表情，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
顧秉謙、魏廣微和黃立極三人只能硬着頭皮，對皇帝表示，他們的想法與韋爵爺說的一樣。
朱由校又問馮銓和丁紹軾，“你們兩位今天爲何不說話，你們怎麼看？”
馮銓狡猾道：“微臣才疏學淺，尚且沒有想好。”
朱由校有點不悅，雖然只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但朱由校畢竟已經當了五年的皇帝了，對於官員是不是陽奉陰違，是不是有所不留是看的出來的。
丁紹軾則道：“微臣覺得首輔大人，魏廣微大人和黃立極大人，韋爵爺說的，有些道理，具體施行會如何，微臣不敢臆斷。”
朱由校點了點頭，知道丁紹軾這算是偏向於贊成了！
魏廣微、黃立極、顧秉謙很奇怪，沒有想到丁紹軾居然會這麼說。
通常情況下，凡是他們幾個人支持的事情，丁紹軾是一定反對的。
而丁紹軾支持的事情，他們也一定反對。
閹黨和東林黨通常都是想都不想的，不管對錯，不問是非，只爭奪高下，這就是黨爭。
顧秉謙、魏廣微和黃立極三人奇怪，天啓皇帝朱由校也覺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