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中國史料中，對楊鎬記載爲何全面與楊鎬不同，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身爲非東林黨的楊鎬在薩爾滸之戰敗了，使得後來簒寫明清官方史書的東林黨人，可以將責任推卸。
不過，薩爾滸之戰可以推託，但楊鎬在朝鮮的戰績卻不可推託，而正好丁應泰的奏疏把楊鎬黑了完全，所以東林黨便乾脆用春秋筆法，對於楊鎬的功績忽略削弱，甚至於轉嫁到他人身上，而對於楊鎬的劣跡，則全然照抄沿用丁應泰的奏疏。
同時，那些東林黨人對朝鮮的辯誣視而不見，更不提萬曆皇帝事後起復楊鎬的主要原因，畢竟，萬曆皇帝在他們筆下就是個不上朝的昏君，是明朝亡國的始作俑者，要是給他在史書上留一個不問青紅皁白，就起復一個諱敗爲勝、總打敗仗呢將領的話，那豈不是更能證明萬曆皇帝是一個大大的昏君嗎？
如此一舉兩得之事，東林黨自然要賣力簒寫史書了，就這樣，後世中朝史料裡，關於楊鎬的記載，完全兩個人，從名將到無能者，就是這麼簡單的寫入歷史，併爲後世所記。
當然，丁應泰乃是浙黨領袖趙志皋的門生，東林黨卻願意在此事上，爲丁應泰洗白，除了因爲政見原因，剩下的也就是因爲東林黨的前後兩位大佬郭正域和錢謙益對丁應泰的照顧。
說起郭正域，他可是東林黨的老前輩，雖然名聲上不如李三才、顧憲成等成立者大，但東林黨能有後來的權勢基礎，卻是離不開他的。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與修撰唐文獻同爲皇長子講官。
當時的皇長子自然便是一直被萬曆皇帝壓着，不封太子的泰昌皇帝，換而言之，郭正域便是泰昌皇帝的老師，是泰昌皇帝受冷落時，一直在他身邊的親信之人。
那時，在葉向高還沒入閣前，東林黨能夠維繫和泰昌皇帝聯繫的，就是郭正域。
沒有郭正域當時聯絡朝外東林黨人，對泰昌皇帝的支持，絕不會有東林黨的後來，所以，其人在早期東林黨地位其實很重，只不過死得早，否則說不得還能入閣，甚至做內閣首輔了。
而丁應泰與郭正域交好，再加上當時東林黨勢力還沒有到和浙黨對立的地步，所以他們纔會沿用丁應泰的奏疏，而不敵視。
至於之後，東林黨和浙黨對立，恩師是浙黨大佬的丁應泰的言論，之所以還會被沿用，那卻是之後，另一位東林黨大佬錢謙益的幫助了。
自始至終，東林黨都不願意打仗，他們想要的是一個穩定的供他們肆意享受權利的大明，而不是連連打仗，局勢失去他們控制的大明，正好自萬曆三大徵後，大明國庫枯竭，正好符合他們休養生息，謀求穩定的策略，因此，在明廷主戰派和主和派之間，東林黨後來掌權，一直都是主和派，打着招安爲主，剿滅爲次的策略，無論是面對建奴，還是流賊，都是如此，所以對於當時援朝之時的主和派，東林黨一直是抱之同情的。
這一點，從當時爲了主和，刻意欺瞞明廷的沈惟敬身上便可看出，因爲錢謙益在他後來所做的《東征二士錄》與蕭應宮的墓誌銘中，均表達過對沈惟敬的同情。
《東征二士錄》是錢謙益爲馮仲纓與金相所做的傳。
此二人在壬辰戰爭期間曾經受命於宋應昌與加藤清正談判，在碧蹄之戰後回到明朝。
馮仲纓最後在北京讀書賣藥終老，而金相則在敘功時遭到官員勒索，不得獎賞，最後終老於北京。
錢謙益在表達對此二人的同情時，又譴責了明軍在朝鮮戰場作戰不力。在談到沈惟敬議和時，錢謙益則說：“事垂成而敗，石司馬與惟敬皆論死。”
字裡行間，錢謙益都流露出對議和失敗的遺憾。
而在蕭應宮的墓誌銘中，錢謙益更直接表達了對沈惟敬的同情與贊同，大有沈惟敬之死爲枉死之感。
錢謙益不僅同情沈惟敬，更認爲沈惟敬對於結束戰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錢謙益看來，沈惟敬之死，是因爲其議和作用太大，主戰諸將怕功勞被搶去，於是構陷沈惟敬，望其速死以邀功，掩蓋自己作戰不力的事實。
錢謙益對於沈惟敬多有溢美之辭，而且這種讚揚與同情，都是建立在虛假史料上面的。
在《東征二士錄》中，錢謙益對平壤大捷的記載，多有不實之語，認爲李如鬆攻下只是一座空城。
而在蕭應宮的墓誌銘，錢謙益則誇大了沈惟敬手書的作用，忽略了稷山大捷，可實際上，解漢城之圍的，不是沈惟敬的手書，而是楊鎬的稷山大捷。
當然，真實歷史上，投降蟎清錢謙益的人品節操，就有污點，即使他後來翻然悔悟，四處奔走抗清，乾的最好的就是幫助他的弟子鄭成功攻南都，可惜，因爲鄭成功的自大，功敗垂成。
而在當時，人們因爲錢謙益投降而編的“水太涼”和“頭皮癢”的段子，事實上這兩段話，錢謙益都沒說過，不過是同時期的人見當時身爲江南文宗的錢謙益投降，而刻意編段子，譏諷他投降的污點而已。
說起來，錢謙益本身也治史，但爲什麼在這件事上又如此不嚴謹呢？
這除了和明朝的黨爭有關，也和東林黨投降蟎清之後，刻意洗白有關。
東林黨投降蟎清，自然不會把明朝滅亡推給自身，只能推給明朝的腐敗，而東林黨最恨的萬曆皇帝，恰好又不怎麼愛上朝，在任時連連征戰，搞空國庫，自然成了他們推卸的主要點。
而既然推卸責任，那作爲三大徵對東亞局勢影響最深遠的援朝之役，當然更要抹黑，即使後來有些悔悟的錢謙益，爲了蟎清統治不可改後的百年名聲，也自然沿用這一東林黨治史方針。
丁應泰的奏疏，全面否定明廷主戰派以及援朝之役的戰果，自然被東林黨治史的人爭相沿用。
在《東征二士錄》與蕭應宮的墓誌銘中，錢謙益都提到了一個人，丁應泰之子。
錢謙益曾經與東征二士有過一段時間的交往，有關朝鮮戰場的史料，錢謙益多得自二人。
對於東征二士的話，錢謙益表示其二人所述“與世所記錄絕異”，而當錢謙益見到丁應泰之子時，丁應泰之子向錢謙益出示其父丁應泰手書，錢謙益以丁應泰手書與東征二士所說“若合符節”，從而似乎掌握了全面史料治史。
然而，對於彼時朝鮮流傳的史料，從錢謙益之下，所有投降蟎清的文人，似乎都視而不見，其中，以蟎清官方治史的東林黨最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