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生死存亡的殘酷現實，加上聯省開出的條件也不算太苛刻，察哈爾、綏遠的兩位王爺不得不接受聯省的條件，爲了歸順大明再一次談判，並且是親自前往。
按照兩家聯繫約定，在崇禎十一年的六月初七，兩位王爺帶着他們的幕僚來到了宣化，與大明進行最後的談判。大明一方依然是執政副官王元雅和朱萬武前來談判。
談判的地點在宣化邊關的城外舉行，這也是爲了顯示誠意和避免蒙古王爺對自身安全的擔憂。爲了顯示大明的軍威，聯省帶來了儀仗隊。
雙方帶來的衛隊都遠離談判場地100米以外列隊站立在那裡。在雄壯的軍樂聲中，兩位王爺被請到了檢閱臺上，王元雅、朱萬武居右，額爾德木圖、蘇和居左，站立在檢閱臺上。唱大明的國歌、檢閱儀仗隊。這個場面足夠的震撼，蒙古人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莊嚴肅穆的場面，也是第一次看到這麼雄壯整齊的隊伍，相比之下，蒙古王爺的軍隊就是烏合之衆了。
談判在臨時搭建的軍用帳篷內舉行。因爲有了預備性的會談，雙方的條件、底線都有所瞭解，談判的過程就簡潔的多了，關鍵的一點就集中在對漢族移民人數的限制上。
談判要從緊要處開始，也要考慮到先易後難，什麼是最緊要的呢？是權利，是軍權、政權。聯省的態度是：軍權、政權兩家分享，地方軍歸蒙古王爺，國防軍駐紮一支小軍隊，作用當然是防止反叛，政權兩家分享，關鍵是納稅的條款。對此，蒙古人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第一項就是任命省級官員，巡撫、都指揮使由蒙古人提名。王爺額爾德木圖當然是察哈爾巡撫，那日鬆被任命爲都指揮使；同樣的王爺蘇和被任命爲綏遠巡撫，巴雅爾爲都指揮使，布政使和按察使是聯省的官員。巡撫一職有行政權，所以政權上還是兩家均分。
下面劃分府縣，任命府縣兩級官員上，蒙古人比較被動，因爲他們實際上沒有這麼細化的政權，他們是以部落爲單位，部落的大領主就是首領。
聯省也是尊重他們各部的大致範圍，實際上也是按照各個草原、草場來劃分的。知府、知縣雙方各任命一半人選，正副職交錯任命，每一個行政單位都有聯省的官員，也有蒙古人。這兩個省的政權就到縣一級，是比較粗放的管理，不是聯省那樣政權到鄉。
聯省也是儲備了大批的後備官員的，這些官員的來源有三個：第一是政務學校培養的人才，也包括從其他方面調來短期進修的。第二是部隊、吏員、僱員中有功提升的人才。第三是聯省內外有功名的文人，大明朝廷的官員需要進士的身份，聯省擴大到舉人。不管這些人在聯省轄區還是朝廷的轄區，聯省都廣泛的蒐集，派人登門徵求意見，凡是有意向到聯省任職的全部登記在冊，需要的時候則下調令，到政務學校短訓，然後任命。這個辦法就是爭奪人才，有文化的總是強於白丁，是否勝任、有沒有貪污腐敗，那是事後監督排查的問題。
有了這些儲備官員，像綏查兩省的建省就有大批的官員可以調用了。
官員的任命就隱含着一個原則問題，那就是納稅，受災可以減免，應當納稅之時則必須納稅，這是檢驗政權是否有效的標準，抗稅就要法辦！
軍隊定編的問題倒是不難，這是由於蒙古人的軍隊來源其實是全民皆兵，需要打仗的時候，每戶出一丁，軍馬武器都是自帶，集合起來就是軍隊。他們平時只有王爺的衛隊，大小領主也有自己的親兵，這些纔是職業軍人，但是人數極少。所以限制他們的軍隊總數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其實軍制改變之後還是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王爺們不能再隨意的向牧民抽壯丁了，在和平時期看不出來，一旦需要徵兵的時候需要聯省衙門的政令，如果蒙古人依然私自決定向牧民抽壯丁那就違法了。
其他的如解放漢人奴隸的問題，開礦山，工商經營販運的問題，開設銀行等等都要談，定下原則。
比較麻煩的移民問題，經過討價還價，最後定下來：對於綏查每一個省，每年的移民數量低於三萬人，兩個省合計就有六萬人了。
綏查兩省的蒙古人口各自都有三十萬左右，按照這個數字，十年之內漢族人也不會超過蒙古的人口，蒙古方面應該可以接受了。實際上，大明的北方各省的人口不是很稠密，如果不動員南方的人口，每年能夠移民六萬人，這個數字也夠用了，何況聯省需要移民的地方還很多，蒙古方面即便不談限制條件也不能有太多的移民，這是他們自己擔驚受怕的結果。
原則談定，細節由雙方的低一級的官員進行談判制定，然後雙方簽字畫押就算完成了，其結果還是雙方滿意的。
完成了談判簽字之後，任命額爾德木圖爲察哈爾巡撫、蘇和爲綏遠巡撫，聯省衙門開始委派任命各級官吏。在這批官員中出現了錢謙益的名字，他被任命爲察哈爾省的布政使，衆所周知，他是此時的東林黨領袖，因爲“朱公論政”一部著作在聯省內大紅大紫。類似的還有一位名叫顧炎武的，他是錢謙益的學生，被任命爲綏遠省的布政使。顧炎武是明末的名人，頭銜很多，例如：思想家、史學家等等，但是此時他還很年輕，二十多歲，還沒有那麼大的成就和名氣。
原蒙古人的軍隊需要整編覈實。國防軍抽調組編兩個獨立營，分別在兩省的首府駐軍。這兩個營的番號是獨立第九營，駐張家口，獨立第十營駐歸綏。此外在兩個省的首府還要成立一個營級的武警部隊保衛治安。
對於沒有完全執行憲政的省份，又在聯省衙門的治下，我們不妨稱其爲自治性的省份。在各個自治性的省份中，並不是都有國防軍的駐軍的，目前只有外蒙古省有駐軍，這就要看實際的需要了。察哈爾、綏遠兩省剛剛收復，信任度不足，存在着反覆的可能性。聯省不能冒這個風險，不能做沒有把握的事情，今日歸附，明日反叛的笑話絕對不能允許。所以這兩個省必須駐軍，並且要成立武警部隊維持常規的治安。
六月下旬，隨着官員、駐軍部隊的進入，聯省支援救災的糧食物資同時進入這兩個新的行省。中華日報的宣傳報道也是不可少的。
這兩個省的救災存在一個新問題，那就是蒙古人絕大部分居無定所，甚至戶籍都沒有，救災物資如何發放？新成立的縣一級的官府，他們自己都沒有一個固定的村鎮可以駐在辦公。面對這種局面他們就採用了以工代賑的辦法，縣級以上要建城池，城池再小也要建，哪怕是建一個墩臺也好。總要有官員們的辦公之所，總要有最基本的防禦，剛剛收復之地，又是地廣人稀，如果官員被土匪殺了省衙門都無法得到及時的通報，所以城池必須要建。這些建設都需要勞動力。勞工的來源就是他們自己治下的牧民，來做工的管飯，還有一份工錢，這就完成了賑濟災民。修完了城池可以繼續修道路，總要有公共的工程，用以聚集零散的牧民。於是戶籍登記也就有了，牛羊數量，習慣的遷徙路線這些基本的資料也就有了。
草原上遭的是蝗災，救災就要滅蝗蟲，滅蝗蟲的辦法就是養鴨子。於是第一批移民就是鴨子大軍！他們來自於山西、陝西、河南，也有少部分來自山東、甘肅，
都是養鴨專業戶。數十萬、上百萬的鴨子就進入了綏查兩省。
農民們在實踐中得出結論：對於滅蝗蟲來說，鴨子強於雞，鴨子食量大，吃的多，成長的速度快，新孵出的小鴨子十天後就可以吃蝗蟲，兩個月左右就可以屠宰。只要草原上的蝗蟲充足，一羣鴨子可以迅速的膨脹，幾個人就可以養上萬只的鴨子。消滅蝗蟲的同時生產了大批的鴨蛋、鴨子肉，鴨子消化極快，鴨子的糞便又等於給草原施肥。
養鴨戶在蒙古可以用鴨肉、鴨蛋交換毛皮，賣不掉的可以就地醃製運往中原銷售。因此，跟在鴨子大軍後面的就是做買賣的商販，還有做肉蛋食品加工的工匠，加上運輸的車隊，這就是一條產業鏈。吃蝗蟲產生的鴨蛋、鴨子肉都是優質食品，草原上的蝗蟲成了優質的資源。
蝗災不是年年有，但是草原的蝗蟲是永遠存在的，沒有蝗災的時候，蝗蟲也不少。鴨子大軍的鴨子數量是動態的，蝗蟲少，養鴨戶們保留的鴨子就少，蝗蟲多，鴨子的數量會很快增加。
長途遷移的時候，鴨子會裝入籠子，用勒勒車運輸，多餘的可以殺掉賣肉。到了新場地，按照當地情況決定鴨子的數量。
此時正是盛夏季節，也是蝗蟲最密集的時候，同時也是植物生長最快的時候。鴨子大軍一過，它們後面就是得以恢復的綠色草原！
但是鴨子大軍也是有侷限性的，那就是必須要有水，鴨子吃蝗蟲每日至少飲水兩次，否則鴨子就不消化，就會生病，成羣的死亡。因此鴨子大軍的行軍路線就是河流、湖泊。這兩樣也是蒙古草原比較缺少的。小河溝水源不穩定，鴨子大軍是不敢過於深入的，需要及時的返回到大的河流岸邊。好在正是夏季，屬於雨量充沛之時，鴨子的活動範圍很大。
這個效果讓牧民們驚呆了！蒙古的王公貴族們也驚呆了！原來有這麼好的辦法滅蝗蟲。
滅蝗蟲的行動也沖淡了蒙古貴族對漢族移民的恐懼，漢文化，漢人的技術，漢族農民耕作帶來的農產品對於蒙古人單一的畜牧業是一個補充，對於改善蒙古人的生活有極大的好處，眼下的滅蝗災就是極好的例證。
剿滅蝗災的效果從南向北蔓延，大批的牧民趕着牲畜涌向剛剛恢復的草場。隨着得以恢復的草場面積的擴大，蒙古草原重新換髮了生機。牧民們都把趕着鴨子的漢人當做最尊貴的客人來招待，地處北方的部落也派人邀請養鴨戶們及早北上，養鴨戶、鴨子大軍成了蒙古草原最受歡迎的人。
牧民們在放牧的同時也開始收割牧草，牧草曬乾、打成捆、碼成草垛，這就是牲畜過冬的飼料。
治理涇河，以及後來黃土高原大規模的水土保持工程中，有一個副產品，那就是——沙柳。沙柳生長快，收割曬乾，軋碎，就是上等的牲畜飼料，營養豐富，把它添加到幹牧草中混合餵養牲畜效果極佳。
商人們做生意是無孔不入的，蒙古人依靠牲畜生活，蒙古就是飼料的天然市場，特別是今年糟了災，冬季的牧草儲備定然不足。於是，大量的沙柳飼料就運進了蒙古草原。牧民們只要使用沙柳飼料，就會知道它的好處，這個市場就打開了。陝西的沙柳增加了一條銷路，蒙古的牧民增加了優質飼料來源，這是雙贏的生意，極有前途。
漢人進入了大草原，就給這裡帶來了勃勃生機，還有將來即將出現的工廠作坊、商鋪，以及礦山的開採、冶煉、重工業的出現，蒙古大草原將進入經濟的騰飛時期，前景美好啊！
預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489章完 ---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