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九十四章 皇帝的迷茫

站在後人的角度,再來看這場關係明清雙方最終命運的鬆錦大決戰,明朝之所以敗得這麼慘,其實是有好幾方面的原因的。

首先來看清朝方面,皇太極在李嘯掃滅金州、斬斷清朝龍脈,以及活埋了清朝龍興之地赫圖阿拉全城的百姓,皇太極都堅定的不爲所動,死死地盯住最終目標,就是要奪佔遼西,消滅那十三萬明軍。這戰略目光和堅忍毅力,連死對頭李嘯,都不得不爲之佩服。

而在鬆錦大戰中,皇太極對戰略打擊目標的選擇,作戰時機的掌握,用兵方略和臨陣指揮等方面都表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

最爲突出的是:他善於以已之長攻敵之短,如利用八旗精兵良將善於奔襲野戰之長,爲了避其不長於攻堅城之短,因此在鬆錦大戰中,始終採取圍城打援的戰術,誘取明軍主動來戰,最終不僅消滅了洪承疇率領的十三萬援軍,而且困逼松山、錦州、杏山的明軍守將獻城投降,摧毀了明軍經營多年的寧錦防線,爲進取中原鋪平了道路。

而對於明朝來說,這次鬆錦大戰失敗,後果就實在是太過嚴重了。

此次戰役失敗,致使關外明軍精銳盡喪,鬆錦杏三城俱失,造成這種慘敗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明廷的政治腐敗,在此戰役中反映尤爲突出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點,便是盲目催戰。當時崇禎皇帝、兵部尚書陳新甲等人,偏信“原屬刑曹,本不知兵”的遼東監軍張若麒輕敵冒進之言,一味催戰。因此,洪承疇“輕進頓師,進不能突圍,退不能善後,形見勢絀,……遂使重臣宿將選率驍騎,十萬之衆,覆沒殆盡”。

第二點,便是督監不和。薊遼總督洪承疇根據關外兵力和錦州守將祖大壽“逼以車營,毋輕戰”的意見,主張且戰且守,步步爲營,逐步向前推進以解錦州之圍。而監軍張若麒卻反對,“振臂奮袂,扶兵之勢,收督臣之權,縱心指揮”,於是明軍“但知有張兵部,不知有洪都督,而督臣始無可爲矣”。總督和監軍兩者互相掣肘,明軍不知所從。

第三點,則是指揮失誤。洪承疇雖然精通兵家權謀,由於考慮到個人的得失安危,所以屈從於陳新甲、張若麒等人的權勢。當“陳新甲趣之,未免輕進以頓師。”時,他就孤軍深入;當“張若麒惑之,倏焉退師以就餉”時,他就率軍南逃。因此,洪承疇在指揮作戰上,表現出猶豫和動搖,這就必然導致明軍失敗。

第四點,則是將官畏死。明軍在松山與清軍對陣時,兵員和火器都勝於清軍,本應決一死戰以解錦州之圍,但是一些明軍將領畏死,卻棄戰南逃,如總兵王樸爲了自己活命,不顧全軍安危,違約先遁,造成明軍松山大敗。又如明廷爲了解救洪承疇,命順天巡撫楊繩武、兵部侍郎範志完率軍赴松山解圍,可是“皆斂兵不敢出”。

以上四點,最終導至了明朝在遼西的悲慘結局,自天啓至今苦心經營的防線毀於一旦。

松山、錦州、塔山、杏山四城失陷,祖大壽舉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銳,中國之糧芻,盡付一擲,竟莫能續御,而廟社以墟矣!”

京師大震,王樸以“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開庭審訊。御史郝晉發言:“六鎮罪同,皆宜死。”“三桂實遼左之將,不戰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書陳新甲覆議,“但姑念其(吳三桂)守寧遠有功,可與李輔明、白廣恩、唐通等貶秩,充爲事官。”獨斬王樸,崇禎十五年五月十九日處死王樸。職方郎中張若麒被處以死刑,兵部職方主事馬紹愉給予削籍的處分。吳三桂受到降級處分,鎮守寧遠。

鬆錦大戰標榜着明朝在遼東防禦體系的完全崩潰,明朝在遼東的最後防線僅剩下山海關的吳三桂部。從此,明朝山海關外,僅剩下寧遠一座孤城,關寧錦防線徹底被摧毀。

在此次戰役中,雖然明軍由於上層指揮的失誤而遭遇慘敗,但廣大明軍將士“視死如歸,鮮有乞降者。擁荷其將,立於海中,伸臂冀蔽,俾不中箭,不失敬禮,死而後已”,蹈海死者以數萬計,展現出了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

時人談遷評價道:“九塞之精銳,中國之糧芻,盡付一擲,竟莫能續御,而廟社以墟矣!”

《皇清開國方略》謂:“太宗神謀勇略,制勝出奇,破明兵十三萬,如摧枯拉朽,指顧而定。”

崇禎十五年九月十二,京師,乾清宮。

皇帝象一個木偶一樣,呆坐在龍椅上,彷彿一名耗盡了全身力氣的人一樣,癱坐在龍椅上。

又敗了,又是一場地慘不忍睹的徹底大敗。

十三萬精銳,就此徹底折損,關寧錦防線徹底被摧毀,關外僅剩孤城一座,而諸如洪承疇祖大壽等明朝文臣武將,大批降清,讓明朝原本就奄奄一息的實力,更到了幾乎崩潰的邊緣。

崇禎幾乎恐懼地想到了,在這些精銳大軍被清虜徹底消滅後,那原本就猖狂肆虐的流寇,可能再無人能制了。

這一刻,他突然想起了在四川因爲抵抗流寇不力,畏罪自殺的前禮部尚書,號稱楊閣部的楊嗣昌。

崇禎暗想,也許,楊嗣昌在的話,一定會極力勸阻自已不要去興兵救援錦州,以至十三萬精銳大軍全軍覆滅。

這一刻,皇帝突然老淚縱橫。

他不會知道,在崇禎十七年初,當李自成的農民軍從陝西渡過黃河,橫掃山西時,崇禎皇帝在一次高級官僚參加的御前會議上,面對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顯得悲涼而無奈,感慨萬分地對他的大臣們道出了思慮已久的心裡話:“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非亡國之君”,寥寥六個字,發自肺腑,是對兵敗如山倒,無可奈何花落去,內心有所不甘的自然流露。

平心而論,在明朝十七個皇帝之中,他不但算不上是最爲昏庸的一個,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說:“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

清朝國史館編撰的《明史》也對他高度評價:“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厲,殫心治理。”

由此可見,他的自我評價“朕非亡國之君”,並不是文過飾非的誇張之詞。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滅亡了,於是乎歷史讓他背上了“亡國之君”的惡名,似乎有點不太公平。人們只能感嘆他生不逢時,進行委婉的解釋。

《明史》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那意思是說,明朝滅亡的禍根是萬曆皇帝朱翊鈞一手種下的。

明清史一代宗師孟森在《明清史講義》中,把上述觀點發揮得淋漓盡致,他說:“熹宗(按:即天啓帝),亡國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澤猶未盡也。”“思宗(按:即崇禎帝)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啓之後,則必亡而已矣。”

這種鞭辟入裡的分析,既揭示了歷史的真相,也反映了歷史的無情,讓並非亡國之君的崇禎皇帝上演了一幕亡國的悲劇。

這不禁使作者想起了,俄羅斯文豪列夫。托爾斯泰的鉅著《戰爭與和平》中有一句名言:“皇帝是歷史的奴隸。”

在一般人看來,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權力無邊的,可以向任何人發號施令,似乎也可以向歷史發號施令。其實不然,正如託翁所說,人類有意識地爲自己而生活,卻在無意之中,成爲達成全人類歷史目的的一種工具,皇帝也不例外。

歷史是人類無意識的共同集團生活,將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間,當作達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爲自己而利用這個道具。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皇帝是歷史的奴隸。

崇禎皇帝力圖挽狂瀾於既倒,然而大勢已去,迴天乏力,所以向大臣們吐露了自己的內心獨白:“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

在臨近王朝末日的紫禁城裡,他常常暗自嘆息:“朕不自意將爲亡國之主!”

明朝滅亡以後,遺老遺少們回首往事,不免感慨系之,但是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崇禎皇帝不是一個亡國之君。

復社詩人吳偉業的《圓圓曲》,以“鼎湖當日棄人間”的詩句來緬懷皇帝的逝去。

他的史學名著《綏寇紀略》對逝去的皇帝崇禎皇帝給予高度的評價,大意是:皇上焦勞十七年,作風恭敬儉樸類似弘治皇帝,英毅果斷類似嘉靖皇帝。處理公務機敏迅速,手不釋卷,喜好讀書、寫字,書法逼近歐陽詢,有文武才,善於騎射,力挽強弓,每發必中。他勤於朝政,黎明即起,一直工作到疲憊不堪才休息。上朝時儀表端莊,給人留下目光端正,姿勢莊重的感覺。這樣一位恭敬儉樸、英毅果斷、能文能武的君主,落得個亡國的下場,不免令吳偉業這樣的遺老遺少嗟嘆不已。

《甲申傳信錄》在“睿謨留憾”的標題下,如此評價崇禎皇帝:英毅果斷,繼承萬曆、天啓的政治遺產,撥亂反正,革除前朝弊政,打擊邪黨,勵精圖治,勤於朝政,希望出現中興之治。然而邊疆戰事頻發,中原內部空虛,饑饉連年,盜賊橫行,拮据天下十七年,王朝覆亡,以身殉國。

嗚呼!如此英明睿智的君主,十七年宵衣旰食,從來不曾開懷舒心,留下多麼大的遺憾啊!該書寫這些話的時候,崇禎皇帝已經死去,用不到拍馬奉承,這是野史以秉筆直書的筆法,爲後人留下一段信史,應當是可信的。事實確是如此。

崇禎皇帝經常對大臣們說:“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因爲他必須面對一個爛攤子,邊疆武備廢弛的許多積弊,百姓生活的長久貧困,官場陋習的陳陳相因,都必須面對。所以他經常舉行御前會議,當時稱爲“召對”。

這種召對極爲鄭重其事,內閣、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御史,以及翰林院、錦衣衛的官員,都得參加,內容是商榷國事,改革積弊,推行新政。因此,他成了明太祖朱元璋以來罕見的勤勞皇帝。

朱元璋大小政務都要親自處理,每天天不亮就起牀辦公,一直到深夜,沒有假期,沒有娛樂。

在這點上他與朱元璋確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整日憂勤惕厲,寢食不安。朱元璋定下每日上朝的祖制,後來的皇帝大多視爲虛文,特別是到了隆慶、萬曆之際,公然改爲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以後索性連三六九也“免朝”了。

崇禎皇帝恢復了每日上朝的祖制,十幾年如一日地堅持着。崇禎十五年(1642)他再次重申:與羣臣共同裁決政事,只有少數節日可以免朝外,每日都應該上朝;上朝完畢後,如果大臣要請示報告,可以報名,聽候召見,如有大臣從中阻撓,以“奸欺”罪處死。如此十幾年如一日,無怪乎他要慨嘆“夙夜焦勞”了。

然而,他的“夙夜焦勞”並沒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是什麼緣故呢?

早在崇禎五年,兵部主事華允誠就有所分析。他在奏疏中向皇帝直言不諱地指出,朝政的“可喜”與“可憂”之處。

大意是說,三四年來,皇上焦勞於上,羣臣匆匆孜孜,目不暇接,而法令煩瑣,臣民解體,人才損失,國家受傷。終於形成這樣的局面:皇上焦勞於上,諸臣舞弊於下,一切的努力都付諸東流。

他從三個層面進行分析:

第一,主事者藉口皇上剛毅嚴明,大搞嚴刑峻法;藉口皇上綜覈名實,大搞錙銖必較,終於使得官場競尚刑名,追求細碎,把皇上圖治的迫切心情,化作諸臣鬥智的捷徑;

第二,率領部屬的大僚,一再驚魂於向皇上認罪,監察官員埋頭於撰寫彈劾奏疏,致使官吏考覈只問稅收錢糧,同心同德的精神,化作案牘文書的較量;

第三,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勢,大臣只有分立門戶的念頭,意見分歧,議論紛擾,致使“剿撫”的大計等同兒戲,人才的用舍舉棋不定。

只是,國事的日漸頹唐與衰敗,真的只是這個原因嗎?

當然不是,這只不過是冰山一角罷了。

崇禎無法回答自已,這個問題的答案,而明朝漸漸走向滅亡的原因,也許只有從後世穿越回來的李嘯,才能在心中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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