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宋子聞等人所料，孫仲山剛剛過世，不少報紙就開始批判起來。
上海的《時事新報》就刊登了如下的辛辣評論：“孫聞今日死矣，實則死者止其形骸而已，至於其精神，吾以爲則死已久矣。”
北平的報紙則更爲直接和犀利，在一片悲痛和緬懷中，出現了諸多對孫仲山不利的評價。
這些報紙沒有否定孫仲山推翻清朝政府的功績，也沒有抹掉他爲國家所做的貢獻，他們攻擊的要害是孫仲山和蘇聯的合作。
自1923年起，孫仲山經過思考，制定了聯合蘇聯的路線。
這個他晚年推行的方針一直受到不少人的批判和質疑，就連廣州國民政府內部都有不同的聲音，只是這種聲音被孫仲山強勢壓了下去。
隨着他的離世，這些聲音不可避免的再次出現。
報紙上批評孫仲山要打倒帝國主義，不向外國列強屈服，可自己卻和蘇聯合作。
他們認爲孫仲山把中國的希望放在蘇聯身上，推行蘇聯的政策並不可行。
這些報紙大多具有資產階級性質，背後都有軍閥和政客支撐，代表着一方勢力，在這個時候，自然不遺餘力的毀壞孫仲山的名譽。
所謂蓋棺定論，指一個人的是非功過到死後才能做出結論。
孫仲山還未下葬，這些人便急不可耐的跳出來批判孫仲山，有着各自的利益考量。
首先是北洋政府擔心孫仲山在民衆中的威望，北洋政府和廣州國民政府之間還處在對峙階段，北洋政府絕不會把手中的權利拱手相讓。
其次是中國不少政治人物對蘇聯的警惕，特別是西方國家支持的勢力。
林子軒不想牽扯到政治的漩渦中，卻也不得不做些什麼。
他覺得對於孫仲山功過的評判不必急於一時，以後有的是時間，人死爲大，這種做法有違中國的禮儀，對於死者極不尊重。
他把《世界晚報》和《世界日報》的頭版空出來，只用黑體大字寫了兩行字。
“孫仲山先生，永垂不朽。”
連續七天皆是如此，直到19日孫仲山的靈柩轉到中央公園。
孫仲山推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建立了亞洲最早的共和國，值得這個評語。
他還在新月社和現代評論派內部表達了自己的意見。
“我覺得，對孫仲山的評價可以先放一放，他對於這個國家的貢獻有目共睹，值得尊重，沒必要這麼快就蓋棺定論，是非對錯自然有後人評說。”
新月社和現代評論派是較爲鬆散的組織，傾向於資產階級自由派。
不少人對孫仲山的主張並不認同，林子軒也不想強制他們聽從自己的意見，只是讓他們等一等再說，在這個時期以悼念爲主。
他的意見雖然沒有讓所有人都接受，卻也影響了一些人。
在這次批判孫仲山的聲浪中，新月社和現代評論派的人蔘與的不多。
林子軒在報紙上發了長文，主要說了孫仲山對於中國的貢獻，文章的最後，他引用了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中的語句。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生爲國家和人民而死，便是比泰山還重。”
3月19日，孫仲山的靈柩轉移到中央公園，供人弔唁。
林子軒繼續留下來已經沒有意義，該做的都做了，便想着返回上海。
宋子聞代表廣州國民政府對林子軒表示感謝，並把林子軒送上了火車。
他知道林子軒對於政治沒什麼興趣，這次能夠用自己的影響力維護孫仲山，已經超出了私人間的友誼。
林子軒坐上火車，看着這座陷入悲痛中的城市。
他有種預感，對於孫仲山的批判只是一個引子，這場風波並沒有那麼容易平息，或許會愈演愈烈，要不要聯合蘇聯，這關係到中國以後所走的道路。
林子軒回到上海，上海各界也在舉行各種弔唁活動。
包括建設上海中山公園、鑄造銅像等等，並準備在四月份舉行一場大規模的追悼大會。
他重申了自己的觀點，並讓萬象書局旗下的報紙和雜誌開設一個紀念專刊，不談傾向問題，只是介紹孫仲山的一生。
在上海租界內，言論更爲自由，批評孫仲山的報道屢見報端。
只是上海不是北平，政治氛圍並不濃厚，大部分讀者對政論不感興趣，影響不大。
上海的文壇較爲平靜，大多是發一些懷念的文章，接着繼續寫自己的小說，過自己的生活，這座城市有着自己的步調。
戰爭的陰雲逐漸散去，奉軍撤離了上海，上海各界開始籌建淞滬特別市，要求地方自治。
3月21日，張軍勱等人草擬了《淞滬特別市公約》。
公約規定特別市爲自治團體，按照公約治理上海的一切事務，主要職能包括保衛地方治安，發達市鄉交通，改良市鄉自治，促進市民衛生，發達市民智識，舉辦模範市村。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上海因爲地理位置特殊，租界和華界相通，華洋混雜，所以一直都有要求自治的呼聲。
所謂自治，顧名思義就是上海人建設上海，上海人管理上海。
即在不違背國家大政方針的情況下，行政上相對獨立，有權自己處理自己的事務。
這種呼聲在清朝末年就存在。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經過幾十年開埠之後成爲一座國際性的大都市。
來自國內各省份的人士也逐漸形成了上海人的主體意識和對上海社會的歸屬認同。
上海社會獨特的經濟形態和政治格局造就了一批經濟力量雄厚、社會影響極大的地方精英，這批精英在上海的影響力和統攝力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官方的影響。
這是上海自治的基礎。
清朝末年，隨着租界市政對華界刺激的日益強烈和地方自治思潮的形成，上海紳商發起地方自治併成立機構推行自治事業。
1911年，上海各界精英先後建立上海城廂自治公所、上海市政廳。
辛亥革命後，滬軍都督府成爲控制上海地區的主要軍政機構，上海地區的行政權實際操諸軍閥之手。
1924年的兩次江浙戰爭讓上海遭受重創，爲了不讓戰爭重演，上海社會各界要求地方自治的呼聲越來越高。
他們要求上海保持中立，不參與軍閥混戰，給上海創造一個和平發展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