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軒最終還是決定見一見扎米亞京。
反正他以後不會來蘇聯了，也不依靠蘇聯的救濟金生活，沒必要顧慮太多，想的越多越辦不成事，有時候就是自己嚇自己。
難道蘇聯當局會因爲他見了一位顛覆分子就把他關押起來麼？
這顯然不可能，他是外國人，會升級爲外交事件，把事情鬧大。
而且，他想取得扎米亞京作品中文版的授權，讓扎米亞京的小說在中國出版。
扎米亞京能成爲彼得堡文學界的領軍人物，俄羅斯白銀時代的著名作家，自然不是浪得虛名之輩，他的小說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
此時的扎米亞京並沒有停止寫作，而是繼續創作。
雖然遭受迫害，卻也有極少的出版社支持他，試圖出版他的書籍。
但無一例外的遭到了失敗，任何想要發表他作品的出版社都會受到嚴厲的批評。
他的書籍在學校圖書館被嚴禁外借。
他是列寧格勒作家出版社的編委會成員，這家出版社冒着風險爲他提供了一份工作。
他依靠在出版社對青年作家的作品做校對工作獲得微薄的收入。
其實，他只要認真檢討，承認錯誤，再寫幾部謳歌蘇聯社會主義和斯大林的小說，以他在蘇聯文學界的地位，想要重回巔峰並不是難事。
不過，他是一個“憑良心又不按命令寫作”的人，他不認爲自己有錯。
林子軒帶着蔣京國來到扎米亞京的住處，他是以上海萬象書局的名義前來，想和扎米亞京談談中文出版的問題。
和這個時代大部分蘇聯知識分子類似，扎米亞京的生活頗爲潦倒。
他四十多歲，和妻子住在一間不太寬敞的房間裡，家裡陳設簡單，身上衣衫破舊。
扎米亞京曾經在英國生活過，還用英文寫過小說，在交流上沒有問題。
剛開始他極爲警惕，聲稱自己沒有在國外出版小說的打算，直到林子軒說了自己作家的身份後才讓他放鬆下來。
只是，他還是不知道林子軒是誰，寫過什麼作品。
林子軒的小說和報道不可能出現在蘇聯的報刊上，除非是蘇聯需要批判林子軒的時候纔會大篇幅的報道他。
扎米亞京覺得林子軒說的不像是假話，或許認爲政府不至於用一箇中國人來誘騙他。
接下來的交流輕鬆不少。
他不承認《我們》這部小說是諷刺蘇聯當局，他想表達的是對未來的一種擔憂，不是針對某一個國家，而是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
事實上，這個時期的蘇聯雖然有着諸多問題，卻還沒有到那種抹殺一切個性的地步。
扎米亞京給林子軒講了一個故事。
一隻公雞有個壞習慣，它每天清晨都要比別的公雞早叫上一個小時，這讓公雞的主人很尷尬，於是，那位主人只好砍掉了那隻公雞的頭。
“我就是那只有壞習慣的公雞。”他自嘲的說道，“我的小說提出的問題太早了。”
但扎米亞京並不後悔。
他不認爲自己有錯，他寫小說揭露蘇聯當前存在的弊端，是因爲他愛這個國家，想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這是作家的責任。
那些只知道讚美的作家不是爲了國家好，而是爲了自己的利益着想。
正如德國作家格拉斯所說：作家是一個逆時代潮流而寫作的人。
扎米亞京對林子軒想要出版他的小說沒有意見，很痛快的寫了授權書，他不認爲自己的小說在中國會受歡迎。
通過蘇聯的報紙，他看到中國和蘇聯一樣都處在一場大革命之中。
他經歷過那樣的時代，知道在那種狂熱的氛圍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既然你在蘇聯受到不公正待遇，你想過離開這個國家麼？”最後，林子軒詢問道。
“我想還可以等待下去。”沉默片刻，扎米亞京如此回答道。
他在等待國內形勢的好轉，等待被理解的那一天。
他沒有拒絕林子軒留下的盧布，作爲中文版書籍的稿費，他需要金錢來改善生活，可以到黑市上購買食物等生活必需品。
扎米亞京並沒有等待多久。
1931年，在國內走投無路的他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申請被驅逐出蘇聯。
在這封信的開頭他自稱是“一個被判處極刑的人”，他訴說了自己在國內的遭遇，處在被全面封殺的狀態，被人惡意的攻擊和抹黑，甚至是妖魔化。
在信件的結尾處，他說：“我申請和妻子一同出國的根本原因在於在這裡我作爲一個作家走投無路，在這裡我作爲一個作家被判處了死刑。”
他仍然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
在高爾基的幫助下，扎米亞京最終離開了蘇聯，定居在巴黎。
在回去的路上，林子軒進行了反思，文學的意義是什麼？什麼纔是真正的作家？
作爲一位穿越者，作爲一位依靠抄襲成名的僞作家，他要給這個世界留下點什麼，是就這樣混上一輩子，還是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這是他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從穿越以來，他就不斷的成長，思想在不斷的變化。
剛穿越的時候，他只想一個人過着舒服的日子，不去理會別人的死活，所以他抄襲的無所顧忌，以賺錢和出名爲最終目的。
後來，他認同了自己的出身，承擔起家族的責任，就收斂不少。
他樹立自身的形象，維護家族的利益，成爲上海有名的士紳，參與到上海的發展中來。
此時此刻，在莫斯科，在遠離中國的地方，他開始思考未來的道路。
與此同時，蘇聯的馬克思理論研究室的理論家們做出了決定，不承認林子軒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論斷。
他們認爲這個論斷並不科學，沒有理論依據，只是一位無黨派人士的突發奇想。
這是他們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在他們心中，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有關社會主義的理論應該由蘇聯的理論家來劃分，而不是其他國家的人。
他們把文件歸檔，就此放下了這件事。
林子軒的名字和這些文件一起成爲了塵封的檔案。
這充分表明了蘇聯國內在這一時期的自大傾向，他們覺得自己的革命獲得成功，就開始對其他國家的革命指手畫腳，認爲其他國家的革命都應該聽從蘇聯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