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胡適在北平中央電臺發表了《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廣播演說。胡適指出，幾百年來，由於世界交通日益便利，世界文化逐漸趨向混同一致，在這個自然的趨勢裡，可以看出世界文化三個共同的理想目標：“第一，用科學的成績解除人類的痛苦，增進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會化的經濟制度來提高人類的生活，提高人類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來解放人類的思想，發展人類的才能，造成自由的獨立的人格。”
關於第一個共同的理想目標，即用科學的成果來增進人生的幸福．減除人生的痛苦，胡適在講演中言道：“這個世界文化的最重要成分是三四百年的科學成績。有些悲觀的人，看了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看了最近幾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常常說，科學是殺人的利器．是毀滅世界文化的大魔王。他們聽了兩個原.子.彈毀滅了日本兩個大都市，殺了幾十萬人，他們就想象將來的世界大戰一定要把整個世界文明都毀滅完了，所以他們害怕科學，咒罵科學．這種議論是錯誤的。在一個大戰爭的時期，爲了國家的生存，爲了保持人類文明，爲了縮短戰爭，科學不能不盡他的最大努力，發明有力量的武器，如第二次大戰爭裡雙方發明的種種可怕武器，但這種戰時工作；不是科學的經常工作．更不是科學的本意。科學的正常使命是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才智來求真理；求自然界的定律，要使人類能夠利用這種真理這種定律來管理自然界種種事務力量，譬如叫電氣給我們趕車，叫電波給我們送信，這纔是科學的本分，這纔是利用科學的成果來增進人生的幸福。
“幾百年來的科學成績，都是朝着這個方向做去的。無數聰明才智的人．抱着求真理的大決心；終身埋頭在科學實驗室裡，一點一滴的研究，一步一步的進步，幾百年繼續不斷的努力，發明了無數新事業、新理論、新定律，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一個科學新世界。在這個新世界裡，人類的病痛減少了！人類的傳染病在文明國家裡差不多沒有了，平均壽命延長了幾十年，科學文明的結果應用到工業技術上造出了種種替代人工的機器，使人們可以減輕工作的勞力，增加工作的效能，使人們可以享受無數機械的奴隸服侍。總而言之，科學文明的結果使人類痛苦害減除．壽命延長、增加生產；提高生活。
“因爲科學可以減除人類的痛苦，提高人生的幸福，所以現代世界文化的第一個理想目標是充分發展科學，充分利用科學，充分利用科學的成果來改善人們的生活。近世科學雖然是歐洲產生的，但在最近的三十年中，科學的領導地位，已經漸漸的從歐洲轉到美國了。科學是沒有國界的，科學是世界公有的。只要有人努力，總可以有成績，所以新起來的國家如日本，如蘇俄，如印度：如中國，有一分的努力，總可以有一分科學成績，我希望我們在世界文化上有這種成分。”
關於第二個共同的理想目標，即用社會化的經濟制度來提高生活程度，胡適在講演中言道：“‘社會化的經濟制度’就是要顧到社會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經濟制度。最近幾十年的世界歷史其一個很明顯的方向，就就是無論在社會主義的國家，或者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財產權已經不是私人的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權了。社會大多數的利益是一切經濟制度的基本條件。
‘美國英國號稱資本主義國家、但他們都有級進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前四年的英國所得稅，，每年收入一萬鎊的人，要抽百分之八十，而每年收入在二百五十鎊以下的人，只抽百分之三的所得稅。同年美國所得稅率．單身人（沒有結婚的）．每年收入一千元的，只抽一百零七元，每年收入一百萬元的要抽八十九萬九千五百元，等於百分之九十的所得稅。這樣的經濟制度，一方面並不廢除私有財產和自由企業，一方面節制資本，徵收級進的所得稅，供給全國的用度，同時還可以縮短貧富的距離，這樣的經濟制度可以稱爲「社會化的」。此外如以保障勞工組織，規定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用國家收入來救濟失業者，這都是「社會化」的方法。英國民族在各地建立的自治新國家，如澳洲．如紐西蘭，近年來都是工黨當國，都傾向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方法。英國本身最近在工黨執政之下，也是更明顯的推行經濟制度社會化。
“美國在羅斯福總統的十三年的「新法」政治之下，也推行了許多「社會化」的經濟政策。至於北歇西歐的許多民主國家，如瑞典、丹麥、挪威，都是很早就實行各種社會化的立法四家。
這種很明顯的經濟制度的社會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二個共同的理想目標。我們中國本來有「不患貧而患不均」的傳統思想，我們更應該朝這個方面多多的努力，纔可以在世界文化上佔一個地位。
關於第三個共同的理想目標，即民主的政治制度，胡適在講演中言道： “我是學歷史的人，從歷史上來看世界文化上的趨向，都是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體專制的潮流，在我們個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波折，一個小小的逆流。我們可以不必因爲中間起了這一個三十年的逆流，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
“俄國大革命，在經濟方面要爭取勞農大衆的利益，那是我們同情的。可是階級鬥爭的方法，造成了一種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認爲那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這種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站不住，所以必須依靠暴力強力來維持他，結果是三十年很殘忍的壓迫與消滅反對黨。終於從一黨專制走上一個人的專制。三十年的苦鬥，人民所得的經濟利益，還不如民主主國家從自由企業與社會立法得來的經濟利益那麼多．這是很可惋惜的。
“我們縱觀這三十年的世界歷史，只看見那些模仿這種反自由，不容忍的專制制度，一個一個的都被打倒了，毀滅了。今日的世界，無論是在老文明的歐洲．或是在新起的亞洲，都還是朝着爭民主、爭自由的方向走。印度的獨立，中國結束一黨專政，都是顯明的例子。
“所以我毫不遲疑的說：世界文化的第三個目標，是爭取民主，爭取更多更合理的民主。”
胡適的講演播出後，正在天津北洋大學讀書的陳之藩，被這一演說深深吸引。那時候的陳之藩正感覺國家動盪飄零，前途渺茫，在聽了這番演說後，陳之藩頗有感想，對演說中的“世界民主大趨勢”也有許多疑問，便給胡適寫了一封長達萬字的信。
而此時，胡適的這一演說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抗議和批評。8月24日，胡適又寫成《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一文，進一步闡明自己的立場：“第一，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與言論出版的自由是社會改革文化進步的基本條件。……第二，我深信這幾百年中逐漸發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的，可以推行到社會的一切階層，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的。……第三我深信這幾百年(特別是這一百年)演變出來的民主政治，雖然還不能說是完美無缺陷，確曾養成一種愛自由、容忍異己的文明社會。”胡適說這三點是自己“偏袒”世界民主自由大潮流的主要理由，他相信這個潮流將來“一定獲勝”，而那個反自由不容忍的專制運動只是近三十年曆史上的一個小小的逆流。胡適堅認爲：“我們必須選定我們應該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們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團結全民族的力量來解決全民族的困難，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給我們培養成一個有人味的文明社會。”
胡適告之陳之藩，這篇文章也是給他的回信。陳之藩仔細閱覽了這篇文章，對於文中胡適先生表達的“基本立場”，十分信服。在接下里的一年多的時間裡，陳之藩前前後後給胡適寫了十三封長信，胡適也一一回信，兩人在來信和回信之間，結成了忘年之交。
陳之藩(1925年—2012年)，字範生，河北霸縣(今霸州)人，北洋大學電機系畢業，取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碩士後，又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取得哲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美國波士頓大學及中國臺灣的成功大學，同時也是香港中文大學電機系創系的系主任。陳之藩是一位科學家，但他散文家的名聲，卻並不比他作爲科學家的地位差，他的散文作品入選中學課本，影響了幾代人。
1948年，陳之藩畢業後在臺灣制鹼公司修理馬達，同時受邀擔任自然科學組的編審，亦和好友創辦了雜誌《學生》，翻譯英國的詩歌（即後來出版的《蔚藍的天》）。
那個時候，胡適正寓居美國，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後被解僱，通過寫作和演說獲得的收入有限，生活過的十分頹敗困窘。1954年胡適回臺灣後，與陳之藩進行了一次短暫的會面，老友見面，胡適和陳之藩都很激動高興。
在與胡適的談話之間，陳之藩調侃自己連從臺北到高雄的票都買不起，去美國是做夢都不敢想的。無心之言，卻被胡適記在了心上。胡適回美國後，立馬給陳之藩寄來了兩千四百元的赴美留學保證金。收到支票後的陳之藩也沒有讓胡適失望，通過撰寫物理教科書獲得了一筆足夠去美國留學的路費，並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來陳之藩在曼菲斯城任教，開始償還胡適借給他的錢款。在1957年，胡適給陳之藩回信道：
“其實你不應該這樣急於還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爲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