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海因裡希-霍夫曼在那些光輝的歲月裡，經常與希特勒一起住在紐倫堡大飯店裡。而現在，霍夫曼卻住在紐倫堡監獄的牢房裡。作爲希特勒的私人攝影師，霍夫曼精明過人，被捕時隨身帶着一堆照片。憑着只有他才知道照片上的人物是誰，霍夫曼設法贏得了盟軍信任，並得到一份編寫照片目錄的工作。霍夫曼有個女婿是審判中的被告，這位名叫巴爾杜爾-馮-席拉赫的青年團領袖娶霍夫曼的女兒海因裡埃特。不過，這一姻親關係並不妨礙霍夫曼樂滋滋地蒐集針對席拉赫和其他舊同事的照片證據。
霍夫曼的監督人是長得精瘦而行動敏捷的理查德-赫勒，他是個海軍上尉，也是個律師，三十歲，能講一些德語。他第一次看見霍夫曼時，霍夫曼穿着一套軍中淘汰的肥大褪色的工作服，神態茫然。不過，當他手舞足蹈地介紹自己是“美術博士霍夫曼教授”時，眼中露出亮光。
霍夫曼不斷纏着赫勒，說沒有理由把他鎖在這兒。如果把他放出去的話，他不會到處亂走，而且檢訴方會更有利。他說，他知道數以噸計的照片藏在哪兒。赫勒相信霍夫曼，至少承認他是一個除爲自己活命外別無忠誠可言的預料中的機會主義者，因此說服上級批准他在搜尋照片時帶上霍夫曼。
吉普車一開上通往慕尼黑的佈滿彈坑的道路，霍夫曼就提到是他把埃娃-布勞恩介紹給希特勒，這勾起了赫勒的好奇心。霍夫曼說，那時他在慕尼黑經營一家照相館。他對希特勒對年輕姑娘特別是自己十七歲的女兒海因裡埃特的興趣感到不安，希特勒那年已四十多歲了。霍夫曼有意把希特勒引向另一位十七歲的姑娘，即他的店員埃娃-布勞恩。霍夫曼在敘述中省去沒說的是，他的許多生意是製作黃色明信片和舞星照片，他的模特兒，包括布勞恩，是二流酒吧中工作的姑娘。布勞恩既是他的店員又是他的情婦，他很高興把她送給元首。
霍夫曼是個精明的生意人。他說服希特勒授予他向德國人出售納粹最高領袖照片的特權，後來他還創辦了一家出版社。在納粹統治的十二年中，霍夫曼的照片和影集銷售總額高達五千八百萬馬克。而且，這位老攝影師和法庭小丑還熱衷於追求社會地位，他說服了希特勒授給他美術博士學位。
霍夫曼和赫勒抵達慕尼黑，這個德國人果真找到了一個照片埋藏處。他又向一個朋友要了一項皮帽、一件蒂羅爾式夾克和一條大幾號的條紋禮服褲，這就是他後來每天穿着的全部衣服。慕尼黑的事辦完後，赫勒想順便去遊達豪集中營。在仍散發着死亡氣味的集中營裡，霍夫曼臉色陰鬱，並表示了羞愧。不過，他的悔悟時間很短。當他們又上路去貝希特斯加登時，霍夫曼又開始用納粹宮廷中的故事來取悅赫勒。他透露說，希特勒周圍的人都被希特勒所迷住，但是他沒有。他知道太多希特勒的了。比如說，埃娃-布勞恩非常粗俗，所以霍夫曼的妻子總得告訴她怎樣打扮。赫勒想知道希特勒與埃娃的性關係是否完美。霍夫曼說，他對元首的性行爲說不準確，如果要猜測的話，他會說希特勒也許是兩性人。
行程快要結束時，他們已找到足夠裝滿兩輛軍用卡車的照片。在回紐倫堡的途中，赫勒肯定已不必繼續關押霍夫曼，他爲這位旅行夥伴安排了較好的旅館房間。
英格堡-卡爾諾基伯爵夫人打開證人公寓大門，進門的人年紀較大，他的白髮被染成藍色，手裡拿着一頂帽子。他深深地鞠了鞠躬，自我介紹是海因裡希-霍夫曼教授。他說，他將成爲她的客人。
霍夫曼很快就成了公寓裡的笑星。他在用餐時，老用希特勒隨從人員的舊事趣聞來逗樂別人。有人問他是否認識赫斯。霍夫曼說，當然認識。在慕尼黑的一次遊行中有人用磚頭砸着赫斯的腦袋時，霍夫曼就和他在一起。霍夫曼說，這說明了赫斯爲什麼這樣愚蠢。卡爾諾基曾在公寓中安排過幾個像歐文-拉豪森將軍這種人的住宿，這些人爲他們在納粹制度下的經歷沮喪不振。然而，她發現霍夫曼不受這種約束，他是一個不爲羞恥、挫折或失敗所動的人。
19
不讓下屬和新聞記者交談是安德勒斯上校的方針。因此他想知道，吉爾伯特上尉爲何要接見記者。上校說，他得到消息：吉爾伯特12月12日與路透社記者談過話，12月13日與《每日快報》記者談過話。吉爾伯特對此承認不諱。記者們經常看見他與被告席中的那些人深入交談，而這些被告是不允許接見記者的。結果，記者就纏着他要內幕新聞。他在很長時間裡都抵制住了，吉爾伯特和凱利之間曾有過默契，而躲開新聞記者以免泄漏他們準備寫書的任何內容就是這種默契的一部分。可是凱利自己卻上了歐洲收聽率最高的電臺——武裝部隊新聞網。紐倫堡武裝部隊新聞網的負責人是二十四歲的空軍技術中土哈羅德-伯森，他選擇了面目可親的凱利而不是古板嚴肅的吉爾伯特去採訪戈林。在廣播裡，凱利把戈林描寫成“專橫、好鬥、殘酷但快活的外向型人物，偶爾也有柔情，是他們中唯一真正的領袖”。凱利還透露出其他消息。他講到，一次他告訴戈林說，希特勒周圍的人似乎都是阿聯奉承之輩。戈林回答說這是真的，“所有敢說不的人都不高過六英尺”。聽到凱利上廣播後，吉爾伯特想，既然一本書的一個合著者能公佈採訪，那爲什麼另一個合著者就不行呢？就在那時，他與路透社和海日快報油記者談了話。
吉爾伯特向安德勒斯道歉，答應不再違反規定，之後便離開了辦公室。他與這位上校之間存在兩種關係，好像他是兩個不同的人。一方面，他是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博士，是精神病這一行當的醫生，安德勒斯對他應敬而遠之。另一方面，他是吉爾伯特上尉，是監獄長的暗探，即使未必給以熱情接待，也應受到信任。他很盡責地扮演了後一種角色。吉爾伯特在守備被告席的頭戴白色鋼盔的美國士兵中安排了懂德語的人，他們每天都把偷聽到的被告們相互之間的談話報告給他；他在把犯人從牢房押到法庭的護送衛兵上做了類似安排。吉爾伯特不管蒐集到什麼情況都報告給安德勒斯，他也向傑克遜法官提供了同樣的情報。
吉爾伯特懷疑凱利對他是否真正賞識。吉爾伯特不僅能用被告們的語言與他們談話，而且他舉止得當，言談中使用舊式尊稱稱呼對方，因此就被告而言，他更像歐洲人而不是美國人。他現在幾乎得到所有被告的信任。他們之中除了死不開口的約德爾外，所有的人都向吉爾伯特敞開了心扉。凱利應該認識到，被告們對吉爾伯特說出的這些心裡話，將是他們計劃中的書獲得成功的原因。
12月的一個上午，凱利和吉爾伯特這兩個美國人巡視戈林的牢房，發現帝國大元帥正在盛怒之中。他在報紙上看到海因裡希-霍夫曼的照片，上面霍夫曼正在爲檢方整理圖片。戈林怒罵道：“我一想那個惡棍靠賣我的照片賺錢就怒不可遏！他每張賣五芬尼，至少已賺了一百萬馬克。而現在他正在找照片作爲證據來絞死我！”
凱利把話題轉到起訴書中的侵略指控上。戈林說：他們不必放這些影片或宣讀所有那些討厭的文件，來證明德國發動了戰爭。“我重新武裝了德國直到我們發怒！有人說我建空軍是爲挑起戰爭，我要告訴他們，我當然不是在辦女子美容學校。”
最近一個衛兵交給吉爾伯特一張在裡賓特洛甫房間地板上找到的字條，在這張字條上，裡賓特洛甫記敘了元首自殺前一個星期與他的一次談話。根據裡賓特洛甫回憶，希特勒說戈林並不瞭解飛機的發展並且是錯誤情報的根源。當美國人用四引擎飛機轟炸德國時，戈林對希特勒說這好極了，這些飛機最容易被擊落。裡賓特洛甫回憶說，希特勒認爲戈林在空軍方面的失誤是德國失敗的主要原因。
吉爾伯特把這件事告訴了戈林，戈林輕蔑地笑笑，問道，美國人知道里賓特洛甫在晉見英國國王時幹什麼嗎？他行了個希特勒式敬禮。戈林繼續說：“我告訴元首，如果蘇聯派一個大使到柏林，而且他用革命萬歲問候你，你會覺得怎麼樣？成林聲稱，在企圖暗殺希特勒事件發生之後，裡賓特洛甫說了些愚不可及的話，所以“我用帝國大元帥手杖打他。我說，住嘴，裡賓特洛甫，你這香檳酒販子。”而他卻說，記住，我還是外交部長，我的名字是馮-裡賓特洛甫。”戈林大笑起來，又說，“馮”這個貴族稱號實際上是裡賓特洛甫用錢買來的，他的那種做法在納粹當中是常談的笑料。
凱利問德國撕毀條約是否犯了罪。戈林說：“我私下地跟你們說，我認爲你們的條約只不過是衛生紙。”
戈林的談話幾乎使吉爾伯特失掉自己的職業風度。戈林在紐倫堡的美國人和英國人中間已經擁有一批追隨者，這使吉爾伯特感到討厭。許多人公開佩服戈林的坦率誠實、毫無歉意地承認事實的行爲和他那尖刻的幽默。記者霍華德-史密斯報導說，戈林已成了法庭審判的晴雨表。如果戈林對某一事吃驚得擡起頭，檢察官就要反覆覈實事實的準確性。如果戈林點頭，檢察官就知道辯護律師不會對事實提出異議。如果戈林搖頭，那就意味着檢察官出錯了。而法庭絕不想使戈林受到約束。
吉爾伯特找到了暗地裡懲罰戈林的辦法。他知道這位帝國大元帥很看重最先登上電梯，因而就安排衛兵把戈林放在最後。吉爾伯特還知道戈林討厭在午間休息去餐室的路上被觀衆圍觀，因此儘量走在犯人羣的中間使自己不太顯眼，吉爾伯特就指示衛兵把他推在前面。
20
12月13日，托馬斯-多德再次展示了他製造戲劇性效果的才能。一些意見不同的同事對以下事實十分反感：傑克遜法官已同意多德提出的起訴方法，幾乎完全改變了僅靠文件起訴的策略。多德把要用的證據放在紙袋裡，由檔案室負責人巴雷特中尉負責保管。現在用白布蓋住的物證就放在法庭檢察官席上。今天多德看上去沒有半點浮華的樣子，他以冷峻而實事求是的態度講話。他解釋說，第一件物證是1939年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指揮官斯坦達騰富勒-卡爾-科赫發佈一道命令的產物。科赫命令所有紋身的集中營犯人到診所報到，那些身上紋身最有趣、圖案最好看的人被注射致命藥物而處死。多德從美國第二五三號物證上揭掉蓋布，他說，這些裸露的、蒼白而像皮一樣的東西正是人皮，皮上的船形和人心的圖案仍清楚可見。觀監禁在紐倫堡監獄裡的布痕瓦爾德指揮官的妻子伊爾西-科赫，喜歡將紋身皮膚製成革，然後做成像燈罩之類的室內用具。
多德解釋說，美國第二五四號物證來源於納粹對和德國女人有性關係的波蘭人所施行的懲罰，那些人被捕後被絞死。多德說着，拿掉物證上的蓋布。因爲隔開了一段距離，觀衆不太看得清那拳頭大小、栗色的東西。多德解釋說，這是一個被處決的波蘭人的頭顱，加工縮小後被科赫用做鎮紙。當多德坐下時，法庭內鴉雀無聲，有人不安的咳嗽聲纔打破了這種沉靜。在一些人看來，托馬斯-多德是個譁衆取寵的人。一位批評家說他是“上相的騙子”，另一位評論家則把他說成“榮耀的小人”。但對其他人來說，多德是個令人生畏的檢察官和熟記臺詞的演員。如果在法庭上給他合適的材料，他會使材料變得威力無窮。
勞倫斯法官的目光從證物上移開，請辯護律師進行反質。六十一歲的柏林人魯道夫-迪克斯，因爲在納粹年代爲在人民法庭受冤的德國人辯護而獲得法官們的好評，今天被選爲辯方發言人。迪克斯看上去十分震驚，他說，對於物證一事的反質，他將延遲到明天再進行。
詹姆斯-多諾萬海軍中校接着走向檢察官席，多諾萬請求法庭讓他再放映一部影片。該片已被戰火損壞，只有九十秒鐘。黨衛軍一名業餘攝影師用八毫米電影機拍攝了該影片，後來是在奧格斯堡附近的一座工棚裡找到的。估計影片是在毀滅猶太人居住區時拍的。關燈後，銀幕上閃閃爍爍，圖像粗糙但可以看清楚：一個赤身的女人逃出房子，她的臉因極度恐怖而扭曲；街上鋪滿屍體；一名德軍抓住一個老婦的頭髮，把她從大街上拖過；其他士兵在旁看着，若無其事。影片不一會就放完，多諾萬問法庭是否可以用慢鏡頭再放一遍。
那天晚上，珍妮特-弗蘭納在給《紐約客》的報導中寫道：“赤身的猶太男人和女人，在大笑不已的德國士兵的棍棒和踢踹之下，以遊離不定和遲緩的步伐，並帶着可怕的神態及噩夢般的尊嚴行進着……一個年輕瘦小的猶太女人被一名軍官扶起，以便使她能再次被踢倒。”
第二天上午，勞倫斯法官問魯道夫-迪克斯他是否準備好進行反質。迪克斯身着帶有他母校萊比錫大學標誌的花邊黑藍色長袍，莊嚴地站起來。迪克斯開始說道，昨天見到的物證無疑是令人恐怖的。但是，這裡是法庭，物證必須具備證據的可接受性。多德先生對於美國第二五三號紋身物證的瞭解，是根據一個據稱叫做安德列亞斯-普法芬伯格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犯人的口供。但是，這位普法芬伯格在哪裡呢？只有找到他，迪克斯才能反質他，並確定物證的真實性。如果普法芬伯格不能出場，該物證不應被法庭承認。
身材高大、好鬥的前納粹分子卡爾登勃魯納的律師卡爾-考夫曼突然站了起來。他爭辯道，在歐洲大陸法庭裡、檢察官應當提出對指控人有利和不利的兩種證據。可是，在斯坦達騰富勒-科赫一案上，起訴書忽視了一個明顯的事實：這位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指揮官已被黨衛軍的法庭判處死刑。
後來，檢方引用證據證實科赫的確被黨衛軍法庭判罪，但那不是因爲折磨、摧殘和殺害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犯人，這些行爲在黨衛軍的信條裡不是犯罪。科赫被判刑是因爲貪污黨衛軍的資金，以及在爭吵中殺死了一名納粹同夥。
午餐休息時間，被告們愁眉不展地列隊離開法庭，儘量避開站在他訂J必經的、被繩子隔開的過道上的觀衆好奇的目光。他們想從餐室閣樓的窗戶向外眺望佩格尼茲河谷，但今天他們發現美國人已用波狀金屬板封住了窗戶。他們悶悶不樂地在五張輕便金屬摺疊桌前坐了下來。
被告們進餐時，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在他們中間來回巡視。坐在弗蘭克旁邊的裡賓特洛甫問弗蘭克，希特勒是否知道法庭上揭露的這些可怕的事。弗蘭克回答：“如果不知道就不可能發生，這些事都是按照他的命令做的。”戈林從鄰桌將背靠過來，兇狠地盯了弗蘭克一眼。弗蘭克繼續說：“希特勒使我們都陷了進去。”他又補充說，後來元首以自殺拋棄了他們。吉爾伯特注意到，戈林越來越生氣。被告們在戈林面前總是很謹慎，弗蘭克這次打破了常規。
戈林站起來，把吉爾伯特拉到一邊，機密而平靜地說道：“我不想誇大我對元首的熱愛，你知道他最後是怎麼待我的。但是我認爲，在最後一年左右的時間裡，他只是，唉，他把事情都交由希姆萊決定了。希姆萊的確是希特勒周圍最令人不寒而慄的人物。他權勢炙人，態度冷漠，沉默寡言，令人不可思議。死亡營、蓋世太保、特別行動隊以及所有恐怖組織都掌握在他手中。現在希姆萊輕易就死了。在被英軍抓獲後不久，這個十惡不赦的希姆萊就服了氰化鉀丸自殺。
吉爾伯特說：“希特勒和希姆萊之間肯定相互瞭解，否則這類恐怖事件就不可能發生。”戈林解釋說，在戰時混亂中，希特勒很可能疏忽細節問題。吉爾伯特走開了。
希特勒青年團創建者和維也納黨的負責人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在與這位心理學家談話。他用標準的英語說：“今天以後一切都完了。如果法庭把我們全部砍頭，即使我們當中有幾個是無辜的，我也不會責怪他們。幾百萬人已被殺戮，再多幾個又算什麼呢？”吉爾伯特懷疑席拉赫是否也敢於面對戈林。
21
對一個起訴律師來說，上法庭是必經的儀式。在紐倫堡這些律師中許多人是三十歲出頭，一些還是二十多歲。他們站在這裡的檢察官席上，也就是站到了法律世界的中心。托馬斯-多德出場後幾天就輪到薩姆-哈里斯。哈里斯經美國安全和交流委員會介紹來到紐倫堡。爲準備出庭，他得到了檔案室羅傑-巴雷特的幫助。巴雷特覺得哈里斯聰明、認真，工作有條不紊。然而，當兩人在查閱待用文件時，哈里斯顯得猶豫不決和煩躁不安。
勞倫斯法官清法庭肅靜。薩姆-哈里斯走近檢察官席，開始發言。他緊張得直咧嘴。“你們聽到的是我的膝蓋在碰撞的聲音。自從我向家裡的小愛妻求婚以來，我的雙腿還沒有顫抖得這樣厲害過。”赫爾曼-戈林的一陣大笑纔打破了這種尷尬的寂靜。勞倫斯法官從眼鏡架的上方瞪視大廳。伯基特低聲說道：“真是難以置信。”哈里斯結束質詢和法庭宣佈休庭後，國際軍事法庭的新聞官戈登-迪安請求記者們不要在意這位年輕律師的失言。如果把此事報導出去，將會成爲老練律師的笑料，而且會毀掉他的未來。
許多英國人認爲他們的美國同事缺乏法庭經驗、古典式教育以及在英國法院常見的智力的完美使用，哈里斯的表現爲英國人的這一成見提供了新的證據。其他矛盾也發生了。傑克遜屬下的工作人員，從律師到油印人員，總數將近七百人。而在紐倫堡的英國代表團總共才一百六十八人。美國一箇中等文職律師在國際軍事法庭工作一年可掙七千美元。而庭長傑弗裡-勞倫斯爵士由英國政府付薪，年薪約二千八百美元，相當於一個美國譯員的水平。
奇異的不平等滲入了工作系統。一個爲美國人工作的英國研究人員掙的錢比一名英國法官還多。歐洲人對美國施加壓力，要他們採用兩種工資標準，即給美國公民高工資而給非美國人低工資。這種解決辦法造成了新的懸殊。在美國的工資單上，兩個譯員一起工作，美國譯員掙的錢比做同一工作的英國或法國譯員掙的多四倍。在這種反常狀態下工作的一名英國調查人員芭芭拉-平尼思喜歡開玩笑說，弗里茲-紹克爾在紐倫堡不是唯一的一個剝削奴隸勞動有罪的人。
諾曼-伯基特爵士在日記裡表露了對美國人的看法。他寫道：德國人因屠殺幾百萬人有罪，但是美國人屠殺英語有罪。他對美國檢察官不斷使用“私有化、終止化、視覺化和定向”等這些他們自己製造的詞彙感到不悅。在一次讓他特別生氣的庭審之後，伯基特寫道：“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絕不再使用這些詞：觀念、可用性、意識形態和接觸（用作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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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是星期天，新教牧師亨利-格雷克少校來到五號牢房，請戈林去上教堂。戈林說，他當然要去，他從不放棄任何走出監獄的機會。衛兵開門時，戈林把手伸給牧師，牧師接住了手。格雷克知道，握手是違反規定的，但是如果他拒絕接觸一個人的手，他怎麼能贏得那個人的心靈呢？因爲有戈林在身邊，牧師顯得十分樂觀。他同犯人們一直保持聯繫，他認爲他已使半數他負責的被告重新回到了基督的身邊。他有把握很快使戈林加入“被拯救”的行列。他所希望的從被告們那裡聽到的是一句清清楚楚的回答：“是的，我接受基督。”這些確切無誤的回答並不是隨便可得到的。在某些情況下，只要被告做出有指望的一笑，就使格雷克滿足了。
教堂是把中間的牆拆掉的兩間牢房，冰冷的水泥牆已被草綠色的軍毯鋪得軟軟的。祭壇是個柳條箱，也蓋着毯子，在牆角立着一個木十字架。一名前黨衛軍上校在彈那架破舊的小風琴。聚集在教堂裡的人們萎靡不振。巴爾杜爾-馮-席拉赫通過他的美國親戚定期收到報紙。今天早上傳遍牢房的消息是“馬來亞之虎”日本陸軍大將山下奉文在菲律賓的一個法庭上因戰爭罪被判處死刑，戈林對這則消息的反應是在走向前排座位時更加昂首闊步。
法庭的大多數工作人員爲了逃避沉悶都在週末離開了紐倫堡，但古斯塔夫-吉爾伯特例外。他用每週幾乎工作七天的辦法來減輕他沒有回家的內疚。這個星期天下午，他與沙赫特、紹克爾和前外交部長諾伊拉特簡短地談了話。他把大部分時間留給最後一個人——戈林，因爲他對此人已不情願地着了迷。戈林睡覺了，就像他最近經常做的那樣。吉爾伯特認爲，戈林是在將睡覺當作一種逃避的方式。這位心理學家到來後，戈林立即非常警覺地站了起來。
吉爾伯特要戈林談談他與希特勒的關係。戈林說：“我就是不明白他真的做了這些事。”吉爾伯特認爲戈林指的是以希特勒的名義所製造的恐怖，接着他就發覺戈林是在談希特勒是怎樣憎恨他。戈林說，他的麻煩始於巡視魯爾和萊茵地區的空防設施時所吹的大牛。他說，如果任何敵機能飛進來，我就不姓戈林。1942年5月30日晚上，一百五十架英國轟炸機連續轟炸科隆，戈林當時正在外地的一個城堡裡尋歡作樂，被元首召去。戈林到來後，希特勒斷然拒絕握他伸過來的手，使這位帝國大元帥在其他空軍軍官面前受到羞辱。戈林告訴這位心理學家說：“元首對空軍的無能如此鄙夷、惡毒和大驚小怪，真使我面紅耳赤、輾轉不安，並想自己早該上前線以避開這種場面。”空襲仍連續不斷。二百五十多架英國轟炸機襲擊柏林，在一次空襲中就毀壞兩萬間房屋並使七百人喪生。不久，美國白天轟炸，而英國晚上空襲。一千架轟炸機曾立刻使天空變成黑壓壓的一片，直到多得令人吃驚的許多德國城市化爲灰燼。
希特勒告訴戈林，毀壞房屋、殺戮婦女和兒童的敵國飛行員不是士兵，而是恐怖分子。他下令槍斃從被擊落的飛機上逃脫的盟軍機組人員。戈林竭力說明，如果德國這樣做，盟軍也會這樣做的。希特勒說：“我明白了，空軍是在相互性命保險下行動的，你不傷害我，而我也不傷害你。”
吉爾伯特問，可是難道戈林不是像希特勒一樣冷酷殘忍嗎？對羅姆的清洗整肅又是怎麼回事呢？衝鋒隊首領恩斯特-羅姆在國家社會主義中過於重視“社會主義”。羅姆想粉碎普魯士貴族階層，而將其軍隊併入他的民粹主義褐衫隊（之所以叫褐衫隊，是因爲他們身穿土褐色制服）。德國貴族，也就是普魯土軍國主義者，已經告訴希特勒，如果他摧毀這些“左翼”納粹，他就會得到軍隊的支持。
戈林告訴吉爾伯特說，他憎恨羅姆。羅拇指責希特勒容忍像戈林這樣的反動分子是背叛納粹事業。羅姆公開稱戈林爲“反動先生”。1934年，那時已成爲德國警察頭目的戈林開始報復。他替希特勒編制了一份最不忠誠的褐衫隊隊員名單，他還給希特勒看羅姆和他的衝鋒隊情人沉浸在同性戀的歡鬧中的照片。羅姆的這種行爲使納粹男子漢的準則蒙受羞辱。
6月30日，希特勒帶着戈林編制的名單飛往慕尼黑，並跟蹤羅姆到一所療養院，據報羅姆正在那裡幽會。當希特勒的槍手消滅褐衫隊的嫌疑分子包括羅姆時，在柏林戈林帶着一隊警察趕到衝鋒隊總部。他逐個搜查房間，說：“逮捕他，還有他……不，不是他。”在戈林的命令下，三十二名揭衫隊成員被逮走槍決。德國的國家領導人和警察長官輕易搜捕政治反對者，並把他們殺死。沒有指控，沒有審判，沒有出示證據，也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
吉爾伯特問戈林，處死羅姆和其他人是不是屠殺。戈林站立起來。“當時存在着一個邪惡殘忍的革命派別，他們這些人初看起來像是一夥肆意放蕩、在大街上毆打猶太人和砸玻璃窗的流氓……他們決心消滅整個普魯士軍官團、所有黨的領導人和全部猶太人，當然，是用一次大血洗……我把他們清除掉是最好不過的事，否則他們會把我們清除掉。”
吉爾伯特對戈林說，希特勒必須從像衝鋒隊這樣的一羣流氓中建立自己的組織；這難道不奇怪嗎？戈林開始爲希特勒辯護，這時有人敲門。衛兵說晚飯時間到了。吉爾伯特看了看錶。他已和戈林在一起待了兩個半小時了。他說：“在判決之前，我們還有許多時間談這些事情。”
戈林悶悶地說道：“你是說判處死刑。死不會使我煩惱，我在乎的是我在歷史上的聲譽。這就是爲什麼我很高興由鄧尼茨來簽字投降……一個國家從來不會對接受失敗的領袖有好的評價。至於死，去他的，從十二歲起我就不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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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上午天氣奇冷。書記人員、檢察官、譯員和記者們涌進法庭，他們呼出的熱氣清晰可見。他們心懷感激地進入這座由美政府提供的大樓。他們中較有同情心的人都在想，他們早上經過菲爾特大街時，看到那些紐倫堡人迎着呼嘯的寒風低頭而行，他們將怎樣度過在記憶中最寒冷的這個冬天。且正月份已經開始下雪，而只要氣溫基本上停留在零度以下，地面上就會積雪。
兩天前，檢方已經開始了伯奈斯獨創性計劃的最新內容，即要證明七個組織犯有罪行，這七個組織是：納粹黨領導集團、德國內閣、黨衛軍、蓋世太保、納粹安全處（一個情報和秘密行動機構）、衝鋒隊以及最高統帥部。單是美國方面就關押着二十萬名戰爭嫌疑犯。這麼多的人要進行個別審判是不可能的。因此，傑克遜抓到了集團犯罪的概念。如果他們服務的組織被證明有罪，那麼成員們也就自動地構成犯罪。
直到審判發展到現在這一新階段，冷漠的德國公衆才爲紐倫堡正在發生着的事情驚醒。管轄被佔德國的四大國機構盟軍佔領委員會發出了第十號令，聲明被發現犯有罪行的組織所屬的任何成員都將有可能受到懲罰，甚至判處死刑。僅衝鋒隊就曾擁有四百五十萬成員，黨衛軍成員也有數十萬。德國可能有一半的家庭有人將受到第十號令的影響。來自戰俘、妻子、母親、父親和孩子的信件如潮水般地涌到司法大廈，到IZ月未來信每天平均有二千封，其中一天寄來五千封信。內容幾乎一成不變：弗朗茲或迪特爾或克勞斯不是罪犯，而只是盡其職責的衛兵、辦事員或廚師。
辦理集團犯罪案件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辯護反證小組負責人羅伯特-肯普納調查了各個階層的德國人，發現他們的想法幾乎完全一致，他們希望給以被告們判罪和懲處。正如肯普納給傑克遜的報告中所說：“如果領導者被證明有罪，那麼遵照他們命令行事的那些人就擺脫了犯罪的責任。”
勞倫斯法官請大家肅靜，法庭繼續開庭。這天上午審理的問題是黨衛軍在爲戈林的空軍進行的“醫學”實驗。德國空軍曾遇到一個問題：北海上空被擊落的德軍飛行員墜入冰冷的海水後經常還活着，可是被救上救生船上不久就死去。這一問題引起了航空醫學教授西蒙德-拉歇博士的注意，爲此他在達豪集中營建起一個秘密“實驗室”。
一位英國檢察官宣讀到一個名叫安東-帕克洛格的達豪集中營犯人的證詞。據他說，拉歇博士下令把犯人扔進水箱裡，然後在水中加入冰塊，直到水溫接近冰點。再把溫度計塞入通常已失去知覺的試驗對象的直腸裡，測定是否已凍得恰到好處。犯人接着被扔過熱水、溫水或微溫水中，或者用女犯人的身軀來加熱，看哪種方法最能使凍僵的人復活。該檢察官讀了拉歇博士精心保存的記錄：“很明顯，在所有情況下迅速加溫比緩慢加溫要好，因爲在移開冷水後，體溫繼續驟降，所以用動物或女人體溫加溫太慢了。”拉歇又補充寫道，他的試驗對象最後大多痙攣而死。
聽證結束後，勞倫斯法官宣佈法庭將休庭十二天，在過完聖誕節後於1946年1月2日重新開庭。
傑克遜法官在菩提樹大街的寓所舉辦了一個聖誕晚會，主要招待法官、律師和少數書記人員。可是俄國人強烈要求邀請一位名叫互．V．拉蘇莫夫的人，他在蘇聯代表團的名冊裡是俄國翻譯處的負責人。蘇聯代表們一到會場，他們就對他們的同胞拉蘇莫夫同志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尊敬。拉蘇莫夫在晚會上彈奏鋼琴，並講了些令人討厭的笑話。
尼基欽科將軍站在迄今還是他好朋友的伯基特身邊加入了合唱。這位俄國人像在晚會上的通常表現一樣，喝得醉醺醺的。他那平常但倔強的嘴巴微笑着上翻，一邊揮舞着酒杯打拍子。伯基特很早就認爲尼基欽科是個正派的朋友和隱蔽的自由主義者，只是被他效力的政權的意識形態所禁錮。
艾爾絲-道格拉斯女士接過鋼琴，開始演奏《平安夜》。當一位矮小、金髮的俄官用鈴一般的男中音唱“神聖之夜，平安之夜，寧靜征服了大地，光明照耀着人間……”時，人們停止了碰杯，談話聲也聽不見了。傑克遜愉快地看着他的客人們的笑臉，與俄國人的同志友誼使他感到欣慰。在這塊和諧的綠洲外，在紐倫堡的東西方關係已日漸冷淡。現在駐防在這裡的美軍是不曾與納粹打過仗的年輕人，紐倫堡人告訴這些年輕人他們的男孩在俄國前線與人作戰時被打死、紅軍所犯的暴行以及在蘇聯佔領區集體強姦德國婦女等情況。這些年輕的美國兵滿懷同情，他們喜歡這些人。這些人這樣整潔、勤勞和誠實，就像他們的鄉親一樣。相比而言，對來自俄亥俄州和田納西州的孩子們來說，那些俄國人則是陌生的、不可理解的。
當《平安夜》的曲調最後消失時，拉蘇莫夫同志做出一個謙遜的手勢，俄國客人就一起離去了。傑克遜認爲，現在他們至少知道了是誰操縱着紐倫堡的蘇聯秘密警察。
弗朗西斯-比德爾對不安排他和妻子團聚感到不滿。鮑勃-傑克遜不反對關於軍隊不帶配偶的規定，爲什麼高級軍官和大人物應該享受這種他們不能爲成千上萬已婚美國士兵提供的特權？軍隊的做法是有道理的。不過，比德爾確信，傑克遜之所以默認軍隊的上述規定，不是出於對士兵關心的民主思想的指使，而是因爲個人因素的考慮。鮑勃顯然不想讓他夫人來這裡，因爲他的秘書羣有他想要的各種夥伴。最激起比德爾對這一武斷規定反感的是，英國人和法國人不受美軍規定的限制。首席法官勞倫斯的像古典雕塑般的美貌妻子每天都坐在法庭上。
24
漢斯-弗蘭克坐在桌前，邊吸着菸斗，邊讀着一封信。他喜歡在法庭上戴着手套。但是現在手套放在桌子上，他的因手腕砍傷使神經受傷而導致肌肉萎縮的左手露了出來。過去當遇到不順心的事時，他就彈鋼琴。現在他在自己想象中的禮堂裡用幻想演奏音樂——室內樂選段、整部的聖樂，甚至交響樂。今天他想從心中驅開的特別不快的事是妻子布麗吉信中帶來的消息。他家全部房產都被沒收了，而她只得到處尋找住處。她已不得不把兩個最小的孩子送到街上行乞。弗蘭克想，他三十歲當上司法部長，三十九歲做了波蘭總督，而在四十五歲時卻成了囚犯和無家可歸乞討者的父親。
他聽到牢房門上的輕輕敲門聲。是吉爾伯特來了。弗蘭克立即戴上手套。吉爾伯特一進來，弗蘭克起身立正。弗蘭克告訴吉爾伯特，他萬分感激吉爾伯特和天主教神父西克斯圖斯-奧康納來看他。弗蘭克說，如果可以說一個人“聖潔”而別人不覺得在開玩笑的話，那人就是奧康納神父。他又說：“這位神父是這樣細緻，這樣富有同情心，這樣文靜謙遜，你知道我說的意思。”儘管吉爾伯特覺得弗蘭克過於滔滔不絕，但他相信弗蘭克在宗教上的重新覺醒以及他的悔悟都是真的。
弗蘭克說，戈林最近老跟着他。“那個胖子很惱火，因爲我交出了那四十本日記。他質問我：你爲什麼不把日記燒掉？”弗蘭克繼續說，但他聽到了耶穌基督的聲音：“你不可能對上帝隱瞞真相。”因此他把日記交給了美國人。他告訴很容易就忽視他的原始動機的吉爾伯特，他相信這些日記的內容會使他獲得免罪。那個胖子還因爲另一天午餐時他說希特勒肯定知道那些暴行而責罵他。吉爾伯特同情地點點頭。任何敢於面對戈林的被告都應當受到鼓勵。
弗蘭克告訴吉爾伯特，在那裡受審並聽着德國罪行公諸於世是一種折磨。他說：“真是羞愧難當。”在法庭裡他看到了一些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如勞倫斯法官和美國檢察官傑克遜。“他們坐在一起，而我坐在像施特賴歇爾、戈林、裡賓特洛甫那樣令人厭惡的人物當中。”
吉爾伯特問，他怎麼會成了納粹機構組織的一部分呢？弗蘭克回答說：“我不知道，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身上一定有一些邪惡的東西，在每個人身上都有。是集體催眠嗎？希特勒助長了人身上的這種邪惡。當我在法庭放映的影片上看到他時，我一時間又情不自禁地對他十分傾倒。真有意思，一個人坐在法庭裡覺得有罪和羞愧，然而當希特勒在銀幕上出現時，你又想伸出手來給他……你知道，魔鬼並不是頭上長着角或身上拖着分叉的尾巴向我們走來的。”弗蘭克又說：“他帶着令人着迷的微笑走來，訴說着理想主義的思想，並贏得了我們的忠誠。我不能說希特勒違反了德國人民的意志。他用魅力吸引了我們。”
吉爾伯特問，他是否還做噩夢？暗指弗蘭克早先承認的晚上夢到他女兒時發生夢遺之事。弗蘭克說，已不再做那樣的夢了。他最近做夢在指揮演奏巴赫的一首小提琴協奏曲。吉爾伯特起身要離開時，弗蘭克又苦笑着說：“我們一起犯罪，我們一起墮落，我們將一起被絞死。”
吉爾伯特走後，弗蘭克拿起他已開始寫作的自傳。他做過律師的頭腦能把注意力確切地集中到一個有野心但尚屬高尚的人，如何轉變成一個有野心而且腐化的人這一點上。那是1934年在清洗羅姆的“長刀之夜”期間。他當時是巴伐利亞的司法部長。他接到監獄看守長斯塔德爾海姆打來的電話，告訴說黨衛軍把衝鋒隊員塞滿了監獄，其中包括衝鋒隊首領羅姆。弗蘭克奔赴監獄，直接來到羅姆的牢房。弗蘭克讓羅姆放心，叫他不必害怕黨衛軍。他對羅姆說：“記住，恩斯特，你是在我的司法管轄之下。”
希特勒身邊的一位高級黨衛軍軍官塞普-狄特里希來到監獄，通知弗蘭克說這些人受到元首的嚴厲譴責並且要馬上槍決。弗蘭克拒絕釋放這些犯人d狄特里希非常生氣，打電話給慕尼黑納粹黨總部棕色大樓的希特勒。他把電話遞給弗蘭克。希特勒的聲音震破了弗蘭克的耳朵，他喊叫道：“是我決定帝國罪犯的命運，而不是你！”弗蘭克爭辯說，這些都是1923年和他們一起遊行的人，是他在法庭爲之辯護過的黨的戰士。他們從牀上被拖走，而且沒有任何指控就被投進了監獄。弗蘭克說：“我是個執法人員，你不能不經審判就把一百一十個人槍決。”對話結束後，弗蘭克認爲他獲勝了。可是一會電話又響了，這次是魯道夫-赫斯打來的。他報告說，元首已大發慈悲了，一百一十個人中只槍斃十九人。弗蘭克想知道，爲什麼要槍斃這些人？赫斯警告說，元首對這一延誤已不耐煩了。
弗蘭克承認，遵守原則的代價將是昂貴的，他的職位、僕人、轎車、幾處房產、權力以及財富都會化爲烏有。他終於把包括恩斯特-羅姆在內的犯人交給了黨衛軍執行處決。羅姆臨死前警告弗蘭克說：“所有革命都會吞噬掉自己的產兒。”那天槍聲響起時，漢斯-弗蘭克發現自己已被定性了。他更是個納粹分子，而不是一名法官。希特勒已瞭解他這個人。
弗蘭克寫完了自傳中的這一段，又粗略看看妻子的來信。他把信放回到他用做文件盒的香菸盒裡。他要揭掉罩在他身上的絕望之幕。衛兵聽見他在低聲哼着貝多芬的《歡樂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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