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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科布在清理郵件，突然看到一件東西，她想上校也許會喜歡的。安德勒斯在桌子上把這件東西展開，是一幅孩子的水彩畫，畫着雪花落在開着黃色和藍色花朵的原野上。他說；“啊，是希姆萊的小崽子畫的。”在盟國看來，海因裡希-希姆萊曾經是納粹政權中僅次於希特勒的最令人恐怖的人物。正是希姆萊把元首抽象的瘋狂變成了使用齊克隆B毒氣和焚屍爐的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具體方法。希姆萊自殺後，他的妻子被捕，作爲一名重要證人關押在這位上校的監獄裡。這樣就產生了對希姆萊的女兒怎麼辦的問題。安德勒斯費了許多周折，找到一家還在開辦的學校，讓她在那裡註冊上學。他還送給那孩子一盒水彩。那孩子爲回報給他送來一些禮物，上面寫着寄給“最親愛的安德勒斯上校”，其中一件就是安德勒斯放在辦公桌上的棉花雪人畫。不過，安德勒斯的行爲讓人覺得過於溫和和不太理智，因而他有意稱那孩子爲“小崽子”。
這天上午安德勒斯上校關心的主要不是一個納粹分子的女孩，而是凱利少校要馬上離開回國。安德勒斯一向覺得，他與合羣的凱利的關係要比與矜持的吉爾伯特的關係要好，儘管這兩人與新聞界的接觸都使他十分緊張。幾個星期前，《星條旗報》捅出了列奧納爾多-康蒂博士在10月份自殺那件秘而不宣的消息。安德勒斯透過他的情報網絡，瞭解到凱利曾和記者們談過話。後來的情報還進一步告訴他，凱利在“不正當使用”官方檔案。緊接這一消息而來的就是凱利突然宣佈他要立即回國。
安德勒斯還從《真理報》記者鮑里斯-波列伏依那裡知道了凱利和吉爾伯特兩人在寫書上的合作。波列伏依不斷殷勤地要與吉爾伯特交往，因爲他知道吉爾伯特能接近被告。吉爾伯特一次又一次地拒絕波列伏依，說他與記者談話是違反安德勒斯上校的規定的。最後波列伏依還是沒完沒了地糾纏不放，吉爾伯特脫口說出：“不行，我把這些資料全部留着來寫一本書。”波列伏依後來纏着安德勒斯要內幕消息，而且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他知道那本書的寫作計劃。
得知凱利就要走後，吉爾伯特非常吃驚，並且責難凱利。凱利解釋說，他要回國去尋找新的感興趣的事：他打算寫一本關於種族歧視的書。吉爾伯特不知所措，問凱利他們合作寫書的計劃怎麼辦？凱利用一隻手接着吉爾伯特的肩，說道：“瞧，古斯塔夫，公衆對這次審判的興趣已大大減少。”吉爾伯特問凱利，他走後到哪兒去找他？凱利說，他不知道，但他會與吉爾伯特聯繫的。
2月6日，道格拉斯-凱利少校從Y一28機場坐飛機到最近的港口換乘輪船。凱利走後，吉爾伯特發現凱利拿走了他們要被告們寫的自傳的全部手稿原件。凱利也帶走了吉爾伯特牢房探訪全部筆記的一份副本。吉爾伯特還不知道的是，凱利已經就他自己將寫的有關紐倫堡監獄中二十一名被告的一書問題與美國出版商西蒙和舒斯特接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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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利離開紐倫堡的那天，法庭開始對盜竊藝術珍寶案子進行起訴。《紐約客》駐巴黎記者珍妮特-弗蘭納急切地等待着這一刻的到來。在這個案子開始的前夕，她設法搞到了一份記錄着戈林對一羣大區領袖們講演該如何對待被征服的法國文件。戈林告訴大區領袖們說：“我毫不在乎法國人出什麼事。馬克西姆必須爲我們而不是爲法國人提供最美味的食品……我打算在法國搶劫，進行有利可圖的搶劫。巴黎將發生的通貨膨脹會使一切都完蛋。法郎將只不過是用於某種目的的衆所周知的一種紙張而已。佛蘭納不得不承認，戈林是個說到做到的人。這件事開始於194O年6月21日，當時戈林穿着天藍色的元帥服，陪同希特勒來到貢比涅森林。德國人在這裡嚐到了報仇雪恨的美妙滋味，他們把法國投降儀式就安排在1918年德國人被迫投降的那節火車車廂裡。接着，戈林匆匆趕到羅浮宮博物館，大飽眼福地觀者魯本斯、弗拉戈納爾、委拉斯開茲以及大小克拉納赫兄弟的名畫作品。這位大元帥和希特勒兩人都自認爲是鑑賞家，提出了一個使德國成爲歐洲藝術珍寶“保護者”的計劃。該計劃的關鍵人物是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羅森堡不是黨內負責意識形態訓練和教育的人嗎？法國被征服了三個月後，希特勒給予羅森堡一項簡單而巨大的權力，即在被佔領的歐洲地區沒收藝術品的權力。
阿爾弗雷德-羅森堡並不是真正的德國人，他出生於愛沙尼亞雷瓦爾一個講德語的家庭裡。在流言四起的納粹黨圈子裡，甚至傳說着羅森堡不是德國人。他的做工匠的祖光可能只是取當地德國地主式的名字。羅森堡直到二十五歲纔來到德國。雖然他在黨內的地位上升驚人，他深知唐人們嘲笑他的知識分子抱負；他們在背後譏諷他的（二十世紀的神話）。新的任命給了羅森堡一個向元首表明他既是個哲學家又是個實幹家的機會。他提拔英斯塔卜-羅森堡爲助手，讓他執行掠奪藝術品的新使命。偵探們遵照簡單的程序從事：如果一件想要的畫、塑像或雕刻屬於外國亞利安人的話，所有者必須把藝術品出售。如果屬於猶太人的話，那麼儘管拿走。由於成千上萬的法國猶太人已經逃亡或被趕出家園，執行後一任務已大爲方便。猶太人的財產被宣佈是“無主”財產，而莫斯塔卜-羅森堡有義務把這些財產保存在帝國安全的地方。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在寫給元首的最引爲自豪的報告中說：在巴黎有六萬九千六百一十九所猶太人公寓的財產被清洗一空，沒收的藝術品和精美傢俱裝滿了二萬九千九百八十四節列車車廂。巴黎的每個搬運公司都必須受僱來完成這項工作。
檢方擁有一份由一個叫赫曼-邦傑斯的博士寫的書面證詞，揭發戈林怎樣從英斯塔卜-羅森堡的掠奪行動那裡獲得好處。邦傑斯博士是一位藝術史學家，曾作爲戈林駐法國的私人代理。在巴黎陷落六個月後，戈林命令邦傑斯到羅浮宮博物館來見他。戈林一邊走，一邊總用手杖輕輕敲打要送去德國的藝術品。邦傑斯深感不安，指出法國官員堅決反對英斯塔卜-羅森堡的行動。邦傑斯這是第一次見到戈林，說起話來遲疑不決。他看出戈林在生氣。爲進一步說明自己的觀點，邦傑斯又指出羅森堡的活動違反了《海牙陸戰公約》。戈林頓時暴跳如雷，高聲的叫嚷迴盪在整個博物館裡。“我的命令是不可改變的！這些藝術品必須馬上運去德國。給我的那些要裝入兩節火車車廂，而且掛在我的專用車輛後面。鄂傑斯繼續大膽地指出，甚至德隊的律師也反對這些沒收行爲。戈林說：“我親愛的邦傑斯，這件事還是讓我來操心吧。你難道不知道我在德國的地位高於任何律師嗎？”
戈林總是爭辯說，他收藏藝術品只是爲了有一天能爲德國人民建起一座博物館。此外，他還明確表示要給每件東西付錢。但是，正如他曾經說的：“我的收集熱情使我忘了一切。”他的最大收藏對手是先下手的元首。不過希特勒的興趣不如這位大元帥廣，希特勒認爲許多是頹廢藝術家而置之不理，戈林則收集了這些人如夏加爾、格羅茨、克利、凡-高、塞尚、高更和畢加索的作品。戈林還搞到了戈雅、凡-戴克、哈爾斯、委拉斯開茲、提香、拉斐爾以及弗拉戈納爾的作品。他曾誇獎羅森堡的表現，並且對羅森堡說：“我現在通過購買、饋贈、遺贈和交換，成了歐洲最大的收藏家。”
所有這些在起訴中都被揭露了出來。沒有人，甚至在被告席中也沒有人會相信戈林關於他已爲大部分藝術品付了錢的說法。一位美國助理檢察官托馬斯-蘭伯特聽了戈林掠奪藝術品案子的證詞後，對他的一位同事說：“現在有三個等級的盜竊罪：小偷、大盜以及可怕的盜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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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伯頓-安德勒斯來說，這個時刻是愉快的。在幾個月的官僚策劃運作之後，這位上校終於使他的設計被批准爲國際軍事法庭的官方標誌。這個標誌是一個盾牌上一座正義的天平俯視着一個破碎的納粹黨徽——平和一隻已墜落的納粹的鷹。它現在已出現在信箋的上端，並作爲制服上的肩飾，婦女連衣裙上的別針，以及用在其他許多方面。在這位上校的辦公室裡，站着一位令美國人折服的俄國美人，她就是尼基欽科美貌迷人的譯員塔尼亞-吉莉亞雷夫斯卡婭。她來這裡是爲了尋找更多的關於這個新標誌的信息。
這位嫵媚動人的塔尼亞還請安德勒斯上校在他的星期六晚會嘉賓名單上加上另一個人的名字。安德勒斯的戲劇晚宴聚會已成爲紐倫堡社交場合中的一大特色，他已爲自己贏得了一個熱情活躍和體貼入微的東道主的名聲。能邀請美國最高法院的一名官、許多著名的英國律師以及四國受勳的將軍們參加他的宴會，安德勒斯感到高興。2月9日，他爲蘇聯人來到紐倫堡進行起訴舉辦一個晚會。兩名俄國法官都接受了邀請，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和他的妻子也要來，還有國際軍事法庭工作人員中的六七位漂亮女職員也要出席。在這裡舉辦雅緻的招待會十分方便，軍隊提供了交通服務，晚宴以官方招待列賬報銷，而特別事務處負責供應戲票。
塔尼亞想要這位上校邀請的人是亞歷山大羅夫少校，她說，這樣做會使尼基欽科將軍很高興。安德勒斯覺得不可能拒絕這個女人，他說，這位將軍當然是受歡迎的。不過，安德勒斯私下認爲，亞歷山大羅夫，而不是拉蘇莫夫同志，也許是在場的蘇聯內務部人員，其目的僅是爲了監視他的同胞。塔尼亞對安德勒斯千謝萬謝，離去時帶去了樣品信箋、肩飾和留給她自己的一枚別針——所有這些上面都有上校設計的標誌。
儘管存在政治和國籍的障礙，塔尼亞和羅伯特-斯圖爾特少校還是相愛了。他們在大多時間裡嚐到了愛情的禁果；但是被人爲禁止的事實也使他們極度緊張。斯圖爾特的審判人員同事詹姆斯-羅把這位英俊的少校拉到一邊，警告他蘇聯的安全機構內務部是如何神通廣大。那個女人也許是個間諜，想通過斯圖爾特刺探美國人的情報。當斯圖爾特想到自己和塔尼亞成了國家遊戲中的小卒而不是兩個人單純相愛時，他感到很沮喪。但是，他不能對羅的警告完全置之不顧，美國人的情報也不會是空穴來風。羅還告訴斯圖爾特說，塔尼亞已嫁給一名俄國將軍，而且生有一個孩子。
安德勒斯上校的晚會非常成功。一場威爾地的歌舞演出後，在紐倫堡大飯店舉行了一夜的舞會。安德勒斯邀請來的年輕女人們心裡尤其感激。凱蒂-沃爾克被邀證實她對這位上校的讚譽是對的。在與尼基欽科跳舞時，沃爾克這位調查研究人員蒐集到一些她需要的情報。在即將來臨的日子裡，俄國人進行的起訴將會在法庭上引起巨大的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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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星期一上午，蘇聯檢察官N-D-佐爾亞將軍正在證實德國對蘇聯的進攻是違反有效的和平條約的罪惡侵略行爲。他宣讀了一份在斯大林格勒會戰中投降的德國陸軍元帥弗里德里希-包拉斯在莫斯科所作的書面證詞，並要求把它記錄在案。在這份證詞裡，包拉斯鄭重保證說他切身瞭解德國的侵略意圖。
一提起包拉斯就勾起德國人痛苦的回憶。約德爾、斯佩爾、鄧尼茨，甚至戈林——被告席中任何比較聰明的人，在1943年斯大林格勒戰役失敗後都承認戰爭已不可能打贏。德國人遭受慘重的損失，全國降半旗三天對死者表示哀悼。人們聽說包拉斯元帥和他的部隊一道在戰場上犧牲了，事實上，包拉斯投降並轉向了俄國人，而且後來還發表廣播講話，敦促德國士兵放棄毫無希望的戰鬥。他的名字在德國成了背叛的同義詞。但從包拉斯的觀點來看，他不是叛國者。他的第六軍團已陷入重圍，希特勒答應說戈林的空軍會來救援包拉斯，但是德國飛機一直沒有來。可是，希特勒仍然命令這位元帥堅持戰鬥到最後一人。包拉斯斷定，希特勒已決心讓三十萬德國人接受捱餓、生病、受凍直至死亡或被俄國人俘虜的命運。他沒有理由爲這樣一個領袖繼續效忠。
戈林的辯護律師奧托-斯塔馬爾表示反對。斯塔馬爾是一個個頭高大、很難對付的人，舉止表現得很霸道。斯塔馬爾說，包拉斯的書面證詞只不過是人強迫一名叛徒將軍所寫的一張紙，這證明不了什麼。如果包拉斯真是這樣一個重要證人，那麼讓檢方把他交到法庭上來，以便辯方進行詰問，否則檢方應撤回這一沒有價值的證據。
蘇聯首席檢察官羅曼-魯登科站了起來，臉上帶着掩飾不住的微笑。魯登科告訴法庭，他的確要讓包拉斯元帥來做證人。實際上，他可以今天下午就讓包拉斯出庭。這一爆炸性的消息瞬間傳遍了整個司法大廈，記者們跑出記者間、咖啡廳和陸軍消費合作社，紛紛擠到六OO號房間的過道上。傑弗裡-勞倫斯爵士問蘇聯方面，他聽到的是否準確？蘇聯檢察官答覆說，包拉斯已秘密飛到紐倫堡，現在正在魯登科的寓所等候着。
傑弗裡-勞倫斯爵士請法庭肅靜。一名頭戴白色頭盔的衛兵打開門，最先走進來的那個人瘦削威嚴，身着一身顯出軍人氣質的深藍色套裝。在來賓席中，俄國貴賓們急切地前傾着身體。他們當中有喬治-朱可夫元帥和小說家伊里亞-愛倫堡。《真理報》記者鮑里斯-波列伏依懷着特別的興趣注視着來人弗里德里希-包拉斯。波列伏依在包拉斯投降的那個重要日子裡就待在斯大林格勒。他記得，那天一位年輕的蘇聯軍官站在一座被毀的建築物前，臉色蒼白，而且在俄國的嚴冬裡還流着汗。這位軍官被告知包拉斯困在地下室裡，並讓他下去把這位陸軍元帥帶上來。這個俄國人小心翼翼地下到地下室。幾分鐘後，一個瘦削疲憊的人走上樓梯，他的帽子和皮大農已凍得積着冰雪。俄國人僵冷地站着。而他從大衣裡掏出一把左輪手槍，扔在俄國人的腳下。弗里德里希-色拉斯陸軍元帥投降了。
漢斯-弗裡奇也曾去過斯大林格勒。他去那兒是用廣播向德國導他們的子弟在前線的英雄事蹟。他對前線駭人恐怖的狀況深感震驚：食物和藥品奇缺，凍結的屍體像小山丘似的遍地皆是。與包拉斯分手告別時，弗裡奇看到廣隱在那人眼神中的失敗情緒。
在譯員室裡，譯員彼得-尤伯拉爾中尉用輕輕顫抖着的手調整好耳機。迄今爲止，尤伯拉爾一直在利昂-多斯特爾特的語言處工作，負責考覈其他的候補譯員。今天是他第一次在話筒後做同步翻譯。包拉斯開始作證後，尤伯拉爾覺得輕鬆多了。這位陸軍元帥的講話平靜、緩慢而且穩重。
被告們一直通過不理睬訴訟程序在法庭上讀藏放在官方文件下面的小說來表達對蘇聯起訴的輕蔑。但是這一天，他們的注意力被吸引住了。羅曼-魯登科將進行提問。他首先證實《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在1939年8月和1941年6月期間是有效的。他問，包拉斯將軍在那個時期做了什麼？包拉斯解釋說，1940年10月他被任命爲陸軍副總參謀長。魯登科問，他的職責是什麼？包拉斯說，他受特別指派來制定一個最後取名爲“巴巴羅薩”的作戰計劃，即對蘇聯的一次突襲計劃。魯登科問：“在這些在座的破告中，誰是發動對蘇聯侵略戰爭的積極參與者？”包拉斯看一看被告席，回答說：“就我的觀察，這些人中有最高統帥部參謀總K凱特爾、作戰廳廳長約德爾以及空軍總司令戈林。”
勞倫斯法官宣佈暫時休庭時，被告席中爆發出一陣騷動。戈林對斯塔馬爾喊道：“去問問那個臭豬，他是否知道他是個叛國賊？去問問包拉斯，他是否拿到了俄國公民證？”在被告席的另一端，弗裡奇對沙赫特說：“你知道，這是德國人民的悲劇，悲劇就在這兒。可憐的包拉斯在魔鬼和他的職責之間困惑不能自拔。如果像他那樣的人會背叛國家，那麼這個國家一定出了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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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包拉斯回到法庭接受反質。凱特爾將身體靠近裡賓特洛甫，說道：“你想想看，包拉斯本來是要接替約德爾的職位的。如果他真的接替了，那麼，包拉斯將取代約德爾坐在這兒。”約德爾也知道這一點。在訊問包拉斯的幾個小時裡，命運的變化無常深深折磨着約德爾。
負責看守約德爾的美國士兵發現此人頑固不化，把自己包藏在冰一樣的冷漠之中。在吉爾伯特探訪牢房時，約德爾明確表示不歡迎這位心理學家對他的關心。他感情上十分自信，但他講究實際的思維方式像他制定出的希特勒的軍事作戰計劃一樣，能清楚地預測出他在這個法庭上的可能下場。
像凱特爾一樣，約德爾是軍事貴族階層中的一員，而且有些看不起暴發戶式的政客。因而，他最後又對希特勒的尊敬使他自己也感到意外。就在1939年波蘭戰役前，約德爾經凱特爾的推薦被任命爲最高統帥部作戰廳廳長，此後他實際上是在元首身邊工作。當他親眼看到希特勒通過成功的恐嚇把德隊派進原先非軍事化的萊茵地區、對奧地利不流血的征服、張伯倫在慕尼黑妥協屈從、德軍在波蘭和法國輕易取得的勝利，約德爾折服了。他一次寫道：“對我來說，作爲特權階級的一員也可以鄙視那個奧地利下士，但那不但不會顯出他出身多麼低微，而是看出我是多麼卑劣。”
然而，當希特勒開始失敗時，約德爾慣於分析的頭腦沒有停下。早在1942年，當希特勒把德國拖入兩線作戰後，約德爾就明白他的國家不能獲勝。他逐漸意識到天才的失誤會像天才的勝利一樣巨大。早些年的那種興奮消失了。看着希特勒臉色行事的生活，以及沒完沒了地從柏林跑到拉斯騰堡的“狼穴”又跑到貝希特斯加登，對約德爾來說已變成一種“介於寺院和集中營之間的折磨”。
1942年8月，李斯特陸軍元帥在高加索戰役中進展緩慢，希特勒對此極爲憤怒。他派約德爾去督使遲疑不決的李斯特前進。從前線返回後，約德爾報告說李斯特的做法在軍事上是正確的。他親眼看到了李斯特作戰地區大雪覆蓋的山路，並且也認爲不可能執行希特勒的進軍命令。希特勒身子靠在地圖桌上，眼珠鼓突出來。他說道：“約德爾，我派你去不是要聽你報告所有那些困難。你應該代表我的意見！那纔是你的職責。相反，你回來時已完全受了前線指揮官的影響。你只不過是他們的傳聲筒！我並不需要爲此派你到那裡去。”
李斯特事件以後，希特勒決定一旦包拉斯攻克斯大林格勒，就取代約德爾爲作戰廳廳長。約德爾也迫切等待着這一變動。看着包拉斯在接受法問，約德爾想，要是包拉斯作爲一名被指控的戰犯站在這兒，而他，約德爾，獲准和他的士兵一道，作爲軍人光榮地死去，那該有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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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部隊的攝影師雷-達達里奧接到通知，要他帶着相機到傑克遜法官的辦公室去。他到那兒後，艾爾絲告訴他說，那天——2月13日——是傑克遜的生日。她已安排了一個令人驚奇的小型聚會，並悄悄告訴了各位法官及一些高級職員：法庭一休庭就順便來一趟傑克遜的辦公室。她想首先讓達達里奧給這位法官照相。傑克遜客氣地表示反對，但是當達達里奧架起相機時他也開始擦拭他辦公桌上的塵垢。艾爾絲在給傑克遜梳頭時，這位攝影師剛準備拍照。達達里奧認爲這將是一張吸引人的照片，因此他連續給他們照了幾張，然後再給這位法官單獨照。
那天晚上，弗朗西斯-比德爾給他的妻子凱瑟琳寫信說，他還是法庭中的有力人物。他在信中說：“這羣人並不能幹。勞倫斯從來沒有自己的想法……雖然他的確是個令人欽佩的庭長。法國人幾乎沒有什麼新東西。”
他又說：“因爲今天是羅伯特-傑克遜的生日，他們送給他一個蛋糕，還有一些禮物和笑話。但是我們都認爲這個聚會的確太乏味了…準備得太倉促，艾爾絲輕聲快樂的尖叫。她臉上的胭脂都塗到眼睛上了，極力想做一名顯要的貴婦人。”在工作人員中，傑克遜和他秘書的親密關係是衆所周知的。聽說傑克遜回到家裡處境極爲不妙。儘管比德爾很刻薄挖苦，但其他與艾爾絲交往的人都發現那個女人既漂亮又能幹。對傑克遜來說，艾爾絲恰恰合適。艾爾絲在他的工作上是不可缺少的，也是他信任的密友。她十分注意外表。那次聚會後的第二天，雷-達達里奧接到艾爾絲打來的電話，要他將她給傑克遜法官梳頭的一切照片包括底片都銷燬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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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早晨，被告們在列隊被帶到法庭前，在操場上享受散步和閒聊的短暫機會。由於席拉赫從他的美國親戚那裡收到報紙，因而經常被問起外面世界發生的事情。這天早晨他說的消息在這羣人中投下一層陰影。日本的“馬來亞之虎”山下奉文將軍剛因戰爭罪被處決。漢斯-弗蘭克向戈林提起這一消息，看看這個“強硬者”怎麼想。弗蘭克十分惱火，因爲戈林仍想讓他從後面跟上並且到戈林的左邊去，好像他們是在德國總理府大廳裡散步，而不是在監獄的院子裡。戈林談起山下奉文的結局，說道：“那又怎樣？你應該振作起來，帶着尊嚴去面對死亡。我們將是烈士，即使過五十年，德國人民也會承認我們是英雄的。他們會把我們的骨頭用大理石盒子裝着，安放在巨大的國家神殿之中。”弗蘭克顯得有些疑惑不信。不過，戈林的這些大話對他這樣的動搖者仍然產生了影響。捶胸頓足、在勝利者面前卑躬屈膝以及自我悔悟，都不如戈林的傲慢和蔑視可取。弗蘭克認爲，當戈林告訴凱特爾、沙赫特和席拉赫說他們的妻子連同他的埃米都已被捕時，他通常講得有道理。戈林教訓着他們：“你們看，他們就像蓋世太保一樣壞。不要讓他們裝扮成民主的樣子。婦女和兒童和這一切有什麼關係呢？“
那天布告欄上宣佈的案子，除俄國人外，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安。他們堅持指控德國人進行了卡廷大屠殺，即在俄國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個森林裡殺害了成千上萬的波蘭人。美國人和英國人曾經希望俄國人會放棄這項指控。俄國人正在審判別人的侵略罪和戰時罪行，而卡廷案件的審理只會引起人們對俄國人的含糊不清立場的注意。蘇聯人通過他們與希特勒簽訂的條約幾乎攫取了半個波蘭。他們進攻芬蘭，吞併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並且從羅馬尼亞那裡佔領了比薩拉比亞。沒有人否認進入戰爭後俄隊和人民遭到德國人殘酷的迫害，關於這方面已有如此之多的證據，因此西方盟國認爲，提出沒有把握的卡廷屠殺指控既是不必要的也是愚蠢的。
魯登科的代表Y-V-波克羅夫斯基上校提出蘇聯的第三十四號文件，即蘇聯特別委員會宣稱納粹分子在卡廷森林殺死一萬一千多名波蘭人的報告。戈林和赫斯故意扯掉耳機，席拉赫咯咯發笑。西方律師們知道，被告們的藐視有些道理。檢方擁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是俄國人，而不是納粹分子殺害了波蘭人。俄國人似乎要抓住機會把他們自己的一項戰爭罪行強加在納粹分子身上。羅伯特-傑克遜對此感到驚愕不安。俄國人正在於對被告方有利的事。對卡廷事件真相的懷疑會使整個起訴受到曲解。
星期六，吉爾伯特上尉被告知休庭後馬上去向安德勒斯上校彙報工作。吉爾伯特高興地戴着上校規定的新肩飾，走向在一樓的安德勒斯的辦公室。吉爾伯特到來後，安德勒斯遞給他一份針對戈林進行破壞活動（特別是在包拉斯做證期間）而制定的新規定。安德勒斯已注意到吉爾伯特要說什麼：這項新規定會在心理上對被告們產生壞的影響。但是勞倫斯爵士支持他——戈林是對訴訟程序尊嚴的一個威脅。吉爾伯特讀完這份文件，強力壓住自己的不快。這基本．h是斯佩爾催促吉爾伯特採取的措施，也是幾個星期前他向上校建議的隔離計劃。吉爾伯特表示同意，認爲上校的提議是必需的。安德勒斯說這樣就很好，因爲他希望這位心理學家制定出執行這項規定的細節，並向被告們發佈這一消息。
吉爾伯特知道，安德勒斯上校對戈林的憎惡幾乎時時困擾着他。雖然沒有根據，但這位上校還是懷疑戈林是個同性戀者。他對人說，戈林塗胭脂口紅並染指甲。他指責戈林的原因是戈林真的帶到紐倫堡滿滿一皮箱女性化妝用具。吉爾伯特認爲這位上校對戈林隨意地指責對他了解戈林並沒有幫助，他寧願通過做牢房探訪和研究那人的檔案卷宗來加深對戈林的瞭解。
在研究檔案卷宗時，吉爾伯特找到了戈林這個人的早期線索。戈林的父親曾是德國駐海地的總領事，那時他母親回到德國生下小赫爾曼。她分娩完後，馬上回到丈夫身邊，並把戈林留給一個朋友照顧，她有三年沒有再見到兒子。根據檔案記載，戈林最早的記憶是他母親回來。她張開雙手擁抱孩子，而他向她跑去並用小拳頭打她的臉。吉爾伯特相信，一個人的最初記憶在他的心理成長上極爲重要。就戈林的情況而言，這一記憶反映了他的自我。即使那樣小的年紀，他也對沒有成爲他母親世界的中心而生氣。吉爾伯特還偶然翻到戈林太太對他兒子的早期估計。她說：“赫爾曼不是成爲偉人，就是成爲罪犯。有爾伯特認爲她說對了，戈林兩者皆是。
這個星期六從安德勒斯那兒走後，吉爾伯特回到辦公室，開始進行他認爲很愉快的一些工作，即降低犯人赫爾曼-戈林的影響。
安德勒斯上校覺得他的忍耐已達到了極限。勞倫斯法官的願望是一個文職人員的合理要求，並不讓他煩惱。但是他現在拿在手上的便條卻來自一個蓄謀的折磨者。勒洛-沃森將軍不斷對監獄進行突然巡視。他在最近的2月16日即星期六的一次巡視中，發現操場上有垃圾、一名看守站錯了地方，以及一位德國平民手中有把彈藥房的鑰匙。這份函件以沃森慣常的好管閒事的語氣結束：“你在2月18日星期一，帶着對這些問題的說明來我辦公室報告。”
安德勒斯抱怨道，他們想做什麼？他的人員中流動士兵達到百分之六百多，而軍官達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五。而且對。牢區的二十一名被告的警衛並不是他唯一的職責，他還有二百五十名犯人分散在九個不同類型的拘留所裡需要看管。雖然答應給他四名作戰軍官，但他只得到兩名。當補充人員終於到來時，沃森急忙粗率地通知他，說他的工作人員已超編，而把新來人員留給自己。
伯頓-安德勒斯是個自尊心很強的職業軍人。他知道一名軍人最壞的名聲就是被人稱爲愛發牢騷的人。二十七年多以來，他接受部隊任務，總是毫無怨言地去完成。紐倫堡的工作是件折磨人的事情，壓力一直很大。他實際上一天二十四個小時，一星期七天都處於待命狀態。出於他不清楚的原因，有人想逼迫他辭去現在的職務，而且此人正接近於達到目的。安德勒斯決定爲此做一些以前從未打算做的事。他有一個堂兄，是在第一軍團司令部工作的克林特-安德勒斯將軍。他給這位堂兄寫了一封私人信件，講了他在勒洛-沃森手下的遭遇。他說，在被解除職務和在該受的恥辱下能體面地結束自己的軍人生涯之前，他需要幫助。
被告們被帶到監獄地下室，在那裡進行每週一次的淋浴和接受脫衣檢查。同時，看守們在檢查牢房和噴灑滅蟲藥物。古斯塔夫-吉爾伯特決定在被告們返回牢房時宣佈那個消息。他讓執勤軍官將被告們列隊站在走廊裡。他解釋說，互相談話的權利已被濫用，特別是在最近法庭上的喧鬧中。因此，根據安德勒斯上校的命令，他們將執行新的用餐安排。吉爾伯特知道被告們進行正常社交最多的地方是在司法大廈閣樓的午餐室，他們特別珍惜這段時間。不過，今後他們將在那裡六個隔開的地方分開用午餐。吉爾伯特已制定出一個對檢方有利的分組方案。在他所稱的“青年午餐間”裡，他指定了斯佩爾、弗裡奇、席拉赫和豐克在一起，他的策略是斯佩爾和弗裡奇把另外兩人從戈林的影響下襬脫出來。他設立的“老年午餐間”中有巴本、諾伊拉特、沙赫特和鄧尼茨，這樣做的原因是針對那位海軍元帥對希特勒的忠誠，讓其他的人做他的工作。在下一個午餐間裡，他安排了弗蘭克、塞斯一英夸特、凱特爾和紹克爾，他希望弗蘭克能破壞他的同夥們對希特勒的效忠。雷德爾、施特賴歇爾、赫斯和裡賓特洛甫將在一起用餐，吉爾伯特相信，施特賴歇爾的可惡表現將會使他們相互抵消。約德爾、弗裡克、卡爾登勃魯納和羅森堡安排在一起，因爲他們之間缺乏密切的關係可以消除任何危害。赫爾曼-戈林將一個人單獨就餐。戈林詛咒這個消息。
那天下午，弗魯克醫生巡訪被告，瞭解那天晚上誰可能需要安眠藥。這位醫生走進每個牢房時，總是後跟咋喀立正。在弗魯克看來，面前的這些人仍是他的上級。他對戈林說，新的午餐安排十分可恥。弗魯克又補充說：“不管順境還是逆境，我們德國人必須在一起。”
那天晚上，泰克斯-惠利斯少尉在第二十七團一個叫“蛇洞”的俱樂部裡喝了一些啤酒後回監獄值班。一聽到新的午餐規定，惠利斯就來到戈林的牢房。惠利斯是個讓人爭議的人物。他交友輕率，而且把人簡單分成崇拜者和誹謗者兩種。他和戈林關係極好。惠利斯最近與戈林一起合影，戈林在照片上寫了這些字：“贈給偉大的得克薩斯獵手。”一天晚上在紐倫堡大飯店的酒吧裡，惠利斯給他的朋友們看一隻漂亮精緻的銀表。他翻過表的背面，讓大家看赫爾曼-戈林刻上去的簽名。他吹噓說，戈林把這隻表當做禮物送給了他。
這個星期六晚上，惠利斯告訴戈林說，他對新的午餐安排的不公正做法感到非常難過。但是，這位帝國大元帥應當知道，他泰克斯-惠利斯是他的朋友。
2月17日是星期天，吉爾伯特上尉探訪了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席拉赫是一個可能悔過的人。吉爾伯特問席拉赫，什麼東西使他成了一個反猶的人？席拉赫回答說：“是亨利-福特。我年輕的時候，在貴族圈子裡活動，從來沒有怎麼接觸過猶太人。”十七歲時，他讀了福特的《國際猶太人》一書，並且一夜之間成了反猶分子，他認爲他找到了指導終生的偉人真理。他說，這是一種反常的理想主義，而且是他墮落的原因。席拉赫相信，沒有什麼能比他親手創立的希特勒青年團更理想主義的了。現在，他被人們看成是小納粹怪物的培養者。
席拉赫告訴吉爾伯特說，他妻子的理想主義甚至使他與希特勒失和。他的妻子海因裡埃特是騙子攝影師和納粹宮廷小丑海因裡希-霍夫曼的極其文雅講究的女兒。作爲一位納粹顯貴的夫人，海因裡埃特享有海外自由旅遊的特權。1943年在里斯本旅行時，她拿起一份《生活》雜誌，驚詫萬分地在上面讀到有關納粹暴行的報導。她又來到阿姆斯特丹，從旅館窗戶往外看到蓋世太保圍捕荷蘭的猶太人。她看見蓋世太保用棍打，用腳踢，並搶走猶太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她下定決心，必須將這一野蠻行徑告訴元首。
那年6月，海因裡埃特和席拉赫應希特勒之邀去貝希特斯加登元首別墅，機會來臨了。在一個看似適當的時刻，海因裡埃特對希特勒充滿激情地描述了她在《生活》雜誌上讀到的以及在阿姆斯特丹親眼所見的一切。希特勒盛氣凌人地說道：“純粹的多愁善感。”他不希望再聽到這件事。此後，在那裡逗留的其餘時間裡，巴爾杜爾-馮-席拉赫沒有一件事能做好。當他講述他的戰後修復維也納計劃時，希特勒怪聲尖叫着說，絕不允許維也納與柏林相媲美。兩天後這對夫婦離開貝希特斯加登，而且從此再也沒被邀請來到這裡。
德國投降以後，席拉赫脫去制服，改名理查德-法爾克，逃到奧地利隱匿起來。當從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中聽到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已死了時，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氣。他在奧地利的沙瓦茨找到一間房子，動手寫作一本名爲《默納-洛伊之秘密》的神秘小說。但是當聽到納粹領導人被逮捕時，他向美國人自首了。他說，他之所以這樣做，“是爲了在一個國際法庭面前對我的行爲負責”。與此同時，席拉赫表示他願意按照民主的方式重新教育德國青年。
吉爾伯特問席拉赫，他把六萬名猶太人交給黨衛軍是不是另一種理想主義的行爲。席拉赫說，他當時的確相信這些人正在東方得到重新安置。吉爾伯特知道那是個謊言，在海德里希和後來的卡爾登勃魯納的每週滅絕報告的分配名單上都曾有席拉赫的名字。
這個星期天下午，吉爾伯特特別想知道席拉赫對新的隔離用餐規定的反應。他提醒席拉赫說，他是被告人當中，特別是在卡廷案件起訴時表現不好的那些人之一。席拉赫沒有爲自己辯解，而是在笑眯眯的道歉中屈服了。那正是讓吉爾伯特所擔心的事，那人似乎總是屈服於與他談話的最後一個人的影響。席拉赫說，他對新的用餐安排感到高興，至少這使戈林接觸不了他。
吉爾伯特幾乎在所有的牢房裡都聽到同一反應，他不曾意識到他們全都那麼害怕戈林。斯佩爾最覺解脫，他把分開用餐看做是個人的勝利，因爲他最早向吉爾伯特提出這一建議。至於戈林，吉爾伯特發現他手足無措，像一個被趕出校門的淘氣學童。他懇求吉爾伯特說：“難道你就不明白？所有這些玩笑和遊戲只是爲了好玩地輕鬆一下，我們必須稍微發泄一下。如果我不鼓勵他們，他們中間的一些人簡直就會垮掉的。”
戈林繼續說道：“你難道不認爲，在這個寂寞的牢房裡，我在責備自己嗎？難道你不認爲，我希望走一條不同的生活道路，而不是像這樣結束？”吉爾伯特聽着，對戈林這種平常沒有的謙卑深感吃驚。吉爾伯特要離開時，戈林懇請他改變那個安排，至少不要讓他一個人單獨吃飯。他開始斥責安德勒斯上校：“僅僅因爲我是這羣人裡的頭號納粹分子，並不會使我就成了最危險的人物。上校應當牢記，他是在與一個歷史人物打交道。不管是非如何，我們是歷史性的人物，而他卻是個無名小卒。”
吉爾伯特結束牢房探訪，覺得再沒有比把戈林隔離起來更爲正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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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曼-魯登科不是傻瓜，但是當這位蘇聯檢察官看起來類似傻瓜時，那通常是因爲莫斯科強加於他的結果，例如提出卡廷屠殺問題。魯登科痛苦地認識到，在納粹鐵蹄下他受如此巨大折磨的蘇聯人民，迄今不能贏得其他盟國應有的同情。尼基欽科向他透露說，美國候補法官帕克甚至嘲笑說“蘇聯誇大了暴行。”魯登科發誓，在蘇聯起訴的剩餘時間裡一定要把那種觀念扭轉過來。
缺乏盟國理解和同情的部分原因是，俄國人毫不隱瞞地確信這場戰爭是他們單槍匹馬贏得的。在記者們的酒會上，《真理報》記者鮑里斯-波列伏依常喜歡爲“一手砸碎納粹野獸脊樑骨的蘇聯人民”乾杯。羅伯特-傑克遜認爲，俄國人在紐倫堡未能贏得同情，是因爲他們的英勇抵抗和災難遭遇經常因人華而不實的宣傳而受到極大損害。當國際軍事法庭的蘇聯夥伴宣稱“納粹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產兒”時，傑克遜感到有些不寒而慄。這意味着，不但納粹分子，而且整個資本主義，都要在紐倫堡接受審判。
2月18日星期一下午，魯登科竭力宣傳蘇聯所受苦難的真相。開場時首先播放一部題爲《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紀錄片證據》的電影。電影開始是攝影機靜靜掃過冰雪覆蓋的俄國大地，接着轉向一個雜亂的場面：一個小男孩倒在雪地上，張開的小手中有一隻鴿子振翅欲飛。解說員解釋說，那個孩子因爲拒絕把鴿子交給一個黨衛隊員而被打死。影片從這一個人的死亡，又轉向一個城市廣場，廣場上屍體堆積得像聖誕樹一樣高。特寫鏡頭展現了死去的蘇聯將士身上血淋淋的繃帶。解說員讀起一份繳獲文件中一個德國指揮官的話：“我再次通知你們，每個軍官今後都有權槍斃戰俘。”這一畫面還說明了一個怵目驚心的統計數字：在被德國人抓獲的五百七十萬蘇聯戰俘中，有三百七十萬人在監禁中死去。
屍體堆積如山的遠景中插入了哭泣的母親輕輕拍着死去孩子臉頰的特寫。繳獲的德國影片還放映出光着身子的婦女們被趕進一條溝裡，這時德國士兵對着她們開槍射擊，然後笑着朝向攝影機。古斯塔夫-吉爾伯特仔細察看被告席中的每張臉，除了戈林假裝讀書外，其他所有的人都在看着影片，嘴巴張得大大的。
法官們以前已經聽過有關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證詞，現在他們又在影片中看到了奧斯維辛。幾千雙排列整齊的鞋子、成百隻在側面標着姓名的破舊提箱、成堆被齊克隆B毒氣染成灰色的人發在屏幕上靜靜移過。影片持續了四十五分鐘。看完影片後，原先認爲俄國人誇大所受災難的帕克法官覺得十分難過，並請求蘇聯同事原諒。
魯登科接着連續花了五天時間讓證人和倖存者出庭作證。有一位證人講述了克霍爾默範村莊人們的命運。一名德國陸軍軍官命令村民用農具在道路上挖地雷，所有的人全被炸死。另一位蘇聯檢察官出示標題爲“對文化和科學珍品所犯罪行”的證據。在哈爾科夫，德國人闖進市立圖書館，搬走書籍用做德軍裝甲車加固泥濘路面的磚頭。在列夫-托爾斯泰的領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一個德官用這位大作家的藏書當柴火，當被告知周圍有許多木材可用時，他回答說他更喜歡俄國文學之光。德國人把柴可夫斯基的家用做摩托車車庫，而且焚燒這位作曲家的手稿來取暖。俄國人引用德國人自己的報告證實，這些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蓄意消滅俄國文化政策的產物。
接連六天的法庭作證已顯得重複囉嗦，已經證實過的東西一次又一次給予證實。不過，法庭裡出現一種變化，好像法官都承認一些超越法律的東西正在這裡起作用。俄國人需要這種傾吐以進行發泄，好像這是他們最後對世界訴說的機會。這是我們共同的悲哀。勞倫斯爵士沒有要證人縮減證詞，或像他經常做的那樣要求瞭解證詞的有關細節，而是毫不打斷地讓他們發泄痛苦。
對於美國人來說，由於他們的國家倖免於難，蘇聯的痛苦和好鬥更加容易理解。正像一位美國檢察官說的，德國人在蘇聯的所作所爲相當於在底特律圍捕並槍斃所有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領導人；或者相當於闖入在布朗克斯的一所學校並把所有的猶太人學生送往死亡營，這也相當於入侵的敵人有意發動的一場毀滅紐約和芝加哥之間美國文化的一切痕跡，並把林肯紀念堂用做廁所的運動。
吉爾伯特上尉來到監獄蒐集對這部影片的反應。通常侃侃而談的漢斯-弗裡奇臉色蒼白，臉上肌肉抽搐，說道：“我正淹沒在污物之中，我被污物噎住了……我支持不下去。這已成爲我每天遭受的一種死刑。”
吉爾伯特向戈林提起他在法庭上的冷漠表現。戈林回答說：“任何人都能製造出一部暴行影片。你只要把屍體從墳墓中取出來，而且用一輛拖拉機把他們鏟回去。”戈林又說道：“我不是一個對人類生命沒有用處的冷漠無情的怪物，我並不是對那種殘忍沒有印象，但是我見過的真是太多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成幹上萬殘缺不全和燒焦的屍體，還有那種飢餓。我不必看電影來獲得這種恐怖感。”戈林把話題轉到新的用餐安排。他想知道，其他被告對他被單獨安排吃飯有什麼想法？吉爾伯特說，迄今爲止除聽到表示滿意外，他還沒有聽到其他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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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克遜法官對行車受阻感到十分惱火。這天早晨他去法庭已經遲到了。他討厭保安工作的所有那些小題大作，不過，他的保鏢莫里茲-富克斯還是告訴司機最好停下。正前方有個路障和一輛載滿手持衝鋒槍的美國士兵的吉普車，在路障邊的那位年輕中尉認識這些路過者，敬禮並揮手示意讓他們通過。
司法大廈門口布滿了機關槍，人口四周修築着沙袋和射擊掩體，M—4薛爾曼坦克在鐵絲網前來回開動。紐倫堡軍事區處在一級戒備之下。這一軍事行動的起因是沃森將軍的反情報機關僱用的一名前蓋世太保提供的一份報告。這個名叫馬克斯-曼林的德國人提供了暴動、越獄迫在眉捷、馬丁-鮑曼出現等一系列可靠的情報，還有埃娃-布勞恩仍然活着的語言。這一次，曼林說服沃森將軍相信D－13戰俘營將有一次越獄行動，目的是接着來救走紐倫堡的那些被告。D－13是個戰俘營，坐落在紐倫堡以北，關押着二萬名黨衛軍的鐵桿骨幹分子。
那天上午休庭時，鮑里斯-波列伏依走到安德勒斯上校身邊，問法庭爲什麼看起來像是一座被圍的城堡。安德勒斯解釋說今天的措施純屬心理上的，爲使人們放心，特別是讓耳聞黨衛軍越獄謠言的法庭文工作人員消除疑慮。他說：“從我的監獄逃跑的任何一種可能性都被排除了。”波列伏依想知道這位上校怎麼如此有信心。安德勒斯告訴他如何管理監獄，從對牢房二十四小時實行嚴密看守，到對犯人進行直腸檢查。波列伏依對此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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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裡希-霍夫曼的監督理查德-赫勒，那個和這位攝影師去過巴伐利亞的年輕海軍上尉已經回國，但這是在霍夫曼已相當牢固地站穩腳根之後。霍夫曼每天從卡爾諾基伯爵夫人的證人公寓坐車到法庭。他蒐集了成千上萬張照片需要分類，因此他的僱用得到無限期的保證。檢方是需要一張雅爾馬-沙赫特笑容可掬地站在希特勒身旁的照片？霍夫曼可以提供。檢方需要一張卡爾登勃魯納在毛特豪森集中營的照片嗎？霍夫曼會找出一張。他在司法大廈二樓一五八號的房間曾有許多美國兵來訪，他們想要希特勒與戈林、埃娃及愛犬“布隆迪”在一起的照片。霍夫曼還給來訪者快速熟練地畫肖像畫。作爲回報，他獲得一堆威士忌、香菸、香皂、口香糖、巧克力和尼龍襪。他設法說服美國人相信他需要一位助手，而獲准僱用了赫爾嘉。赫爾嘉十九歲，是個活潑的小姐，長着一雙藍眼睛、一頭淡黃頭髮，而且喜歡“霍夫曼教授先生”。霍夫曼的臉頰又轉爲紅潤，並開始養起大肚子。
卡爾諾基伯爵夫人發現自己無可奈何地屈服於霍夫曼這個廉價商販的魅力。這個人慷慨大方，回到公寓時口袋裡總是裝着送給她的珍貴香皂，和給她孩子在陸軍消費合作社買的糖果。然而，霍夫曼在公寓的出現也帶來過緊張的時刻。檢方偶爾在那裡安頓集中營的證人，當他們得知這位客人的身分時就驚恐萬分。霍夫曼似乎並不因餐廳裡他們指責的目光而改變他大搖大擺的作風。他自我介紹，並用小小的推理來說明他在那個政權中的作用：“照相機沒有政治。”他會編撰有關納粹宮廷生活中的趣聞，而且經常把戈林和裡賓特洛甫當做笑柄。住客們忍不住發笑起來。
一天下午，霍夫曼邀請卡爾諾基到他的房間，他說，他有一些東西想給她看。他拿出一些水彩風景畫，他問她知道是誰畫的嗎？伯爵夫人發現畫上沒有標明作者，就說她不知道畫家是誰。霍夫曼說：“是我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他又說道：“這些畫表現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她問，什麼另一面？霍夫曼回答說：“平靜、溫和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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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反證調查人員凱蒂-沃爾克很高興地參加了魯登科將軍慶祝紅軍建軍節的聚會。沃爾克的經歷是在紐倫堡軍事法庭工作的年輕英國婦女的典型：戰前在德國工作或上學過，而且會講德語，沃爾克最早在30年代中期到過德國，她當時是在黨衛軍內的一位德國伯爵的城堡裡工作的一名女工，那裡管她吃住但不付報酬。就這樣，她在一個星期天成了伯爵的客人希姆萊的槌球遊戲夥伴。她對這個無賴之徒記憶最深的是他的作弊。希姆萊用腳把球偷偷踢進柱門，主人們假裝沒看見，並大大誇獎這位黨衛軍首領是個出色的槌球手。
在俄國人舉辦的聚會上，沃爾克被尼基欽科的譯員塔尼亞-吉莉亞雷夫斯卡妞拉到一邊。兩個女人已相處得非常友好，這位漂亮的俄國人在造訪反證辦公室時很少不從沃爾克那裡騙走幾本《小姐》雜誌的。她向沃爾克透露說，她感到很絕望。凱瑟琳問是什麼原因。塔尼亞悄悄環顧屋內，輕聲說道：她會見羅伯特-斯圖爾特少校冒了極大的風險，她擔心即將發生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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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鮑里斯-波列伏依一到法庭，就遇見了爲俄國的起訴回到這裡的譯員，年輕的奧列格-特羅雅諾夫斯基。臉色驚恐的特羅雅諾夫斯基拿着滿滿一手的報紙，波列伏依問：“怎麼啦？”特羅雅諾夫斯基說：“看看這個。”順手拿起一張標題爲“丘吉爾-溫斯頓爵士呼籲建立反蘇統一戰線”的英國報紙。特羅雅諾夫斯基接着又給波列伏依看美方報紙《星條旗報》，該報標題是“丘吉爾發出警告，聯合起來阻止俄國人”。那位英國前首相前一天在美國密蘇里州富爾頓市一個小的學院裡發表講演，宣稱：“從波羅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的的裡雅斯特，一個鐵幕已在歐洲大陸落下。”丘吉爾宣佈了戰時同盟的死亡，並呼籲西方抵制擴張。
那天，隨着蘇聯完成了陳述，這個案子的起訴宣告結束。這個時刻對被告們本該是死亡的絃聲，然而命運多變，它卻在希望的調子中結束。的確，盟國檢察官已達到他們預期的目的。起訴的四項罪行已被無可爭議和反覆多次地證實，而且大多數是通過德國人自己的文件證據來證實的。經過三十三個檢察官的證詞，這些指控血肉般的真實已得到肯定。人們絲毫也不懷疑，是納粹德國策劃和發動了侵略戰爭。它公然不顧戰爭規則進行這場戰爭，並且在軍事上並不需要的情況下以不可想象的規模進行集體屠殺。然而，那天上午當辯護律師們舉起當日的報紙讓他們的委託人看到丘吉爾講話的標題時，一股激動的潛流流過被告席中，會意的微笑傳遍了每個被告。
上午休庭時，彷彿是一座水壩崩潰了。辯護律師們跑向被告委託人，緊接着是一陣陣欣喜不已的噪亂交談。戈林幾乎在被告席裡跳起來，他說：“我對你是怎麼說的？去年夏天我幾乎不指望能活到秋天。而現在，我也許會活過冬天、春天，並且反覆活過多個春夏秋冬。記住我的話，在對我們宣判之前，他們將相互打起來。”憔悴失落、煩惱不堪的裡賓特洛甫突然又表現出以往的自負，他說：“我一直期待着這一消息。丘吉爾絕不是傻瓜，他知道我們德國人對他比對赤色分子更加親近。”赫斯丟掉他那種緊張症患者的凝視目光，把身子靠向戈林，他對戈林預言說：“你還將是德國的元首。”
那天晚上，珍妮特-弗蘭納在記者俱樂部的酒吧間找到一桌俄國人。她表達了對丘吉爾講話感到失望，不過她發現他們相當平靜。鮑里斯-波列伏依聳聳肩說：“我們已經聽過成千上萬的資本主義噪音，丘吉爾再來一點並不能傷害我們。”
在C牢區，弗魯克醫生在他的最後探視中愉快地發現，那天晚上被告們對安眠藥的需求少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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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昂-多斯特爾特上校離開紐倫堡，留下現在正式晉升爲海軍中校的阿爾弗雷德-斯蒂爾繼任語言處處長。斯蒂爾很高興見到那人回國。自從審判開始後，他就作爲神經質的多斯特爾特的副手工作。在斯蒂爾的眼裡，多斯特爾特是個好爲人師的機會主義者，一個使役下級又迎合上級的招搖過市的傢伙。每當他和上級見面回來，對斯蒂爾的一種吹噓就是：“我剛把某某法官或某某將軍迷住了。”
三十三歲的斯蒂爾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博士，既是精力充沛的實幹家又是學者。他接下的是個艱鉅的任務。雖然同步翻譯複雜棘手，而且在紐倫堡剛剛使用，但人們很快就認爲它是理所當然的。伯基特法官喜歡把他的天才用在抨擊譯員身上。備登科檢察官熱情洋溢、男子雄性的俄語發言被一個聲音虛弱的譯員譯成英語，伯基特抱怨說聽起來像“一個死而復活的老朽牧師，一個在教區花園舞會上致歉的遲到者，而不是重大戰爭罪行的檢察官”。聲音粗壯的德國將軍們由聲音低如小雞的年輕女人翻譯，因而降低了證人們證詞的威力。有一次，貴族風度的歐文-拉豪森將軍的作證由一個受教育不多的德裔美國人做翻譯後，伯基特問道：“那是什麼語言？”斯蒂爾回答說：“是布魯克林語。”
譯員們有時也遇到語言陷阱。德國人習慣以“Ja”開始說話。假如逐字翻譯，這個音可以理解爲一種認罪。檢查官問：“你知道你做的事有罪嗎？”證人會回答“Ja”。其含義不是“是”而是個間隔四頭語，更爲準確的翻譯是“嗯……”
斯蒂爾認爲，批評指責者應該知道他拒絕了多少參選人。五角大樓給他送來成批的新譯員，其中大多數人準備倉促。當聽到例如judgify或tribunalize之類生硬、編造的同源詞時，斯蒂爾知道，即使有一位語言專家也不管用。落選譯員被派到一個叫做“西伯利亞”的地區執行低級任務，直到他們受命返回美國。而當所有一切進展順利時，有人總是失腳絆着彎彎曲曲穿過法庭的電線，整個翻譯系統頓時沉默無聲。
辯護預計在3月8日開始舉行。兩天前，一名爲納粹組織辯護的律師漢斯-拉騰塞爾撞入斯蒂爾的辦公室。拉騰塞爾抱怨地說：“你難道不明白？我們必須儘快準備好，而你還有許多文件沒給我們翻譯出來。”斯蒂爾對拉騰塞爾解釋說，他任務繁重，但人員缺乏，資金不足。拉騰塞爾指出，但是，就在安德勒斯的監獄裡，他們關着全歐洲最好的翻譯。斯蒂爾問，那人是誰？拉騰塞爾回答說是保羅-奧托-施密特，現在作爲重要證人關押在獄。
施密特曾是希特勒的私人翻譯，出席了希特勒與外國領導人之間的每次關鍵會議。1939年9月，當英國大使把“撤出波蘭或面對戰爭”的最後通煤送交德國時，正是保羅-施密特把這一消息翻譯給希特勒的。煩惱不堪的斯蒂爾去找安德勒斯上校，告訴他擁有施密特這個寶貝。安德勒斯同意斯蒂爾可以使用施密特，但是這個犯人必須安置在一個武裝看守下的安全之處。
譯員們站在房內四周，像一羣來聽海費茨演奏的小提琴手。大家集中注意的是一個滿臉鬍子拉碴、內衫外穿着一件破舊夾克外套的人。這位身材高大、臉色蒼白的人就是施密特。斯蒂爾已經把一組速記員集中在一起輪班工作，因爲這是跟上保羅-施密特翻譯的唯一方法。施密特從一堆文件裡拿起一份英語文件，就在來回踱步時，一邊瀏覽一邊譯成德語，然後又譯成法語。翻譯工作者大多數是一個方向上的翻譯做得很好。但是對施密特來說，這沒有什麼區別。像從德語譯成英語時一樣，他輕易地從英語譯到德語，而且其他語言的來回翻譯世一樣。他工作相當長時間才停下去洗手間，或者用可口可樂和三明治充飢止渴。
在幾乎不分晝夜的幾天工作後，施密特筋疲力盡地回到牢房，手裡綴着斯蒂爾犒勞他的幾盒香菸。他倒在他的小行軍牀上。施密特曾盡力想讓安德勒斯上校理解，他直到1942年才成爲一名納粹黨員，而那是因爲他的非黨員身分在希特勒身邊的圈子裡顯得越來越引人注意。他希望這次爲法庭翻譯的表現將使他獲釋出獄，可是他仍然作爲一名普通罪犯被關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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