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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講一段關於德國人的故事。曾就鮑曼一事質詢過戈林的檢察官西奧多-芬斯特馬赫爾，開始同一個戴着非洲軍團帽的退伍兵交談。這個退伍兵是數以千計的流落街頭的失業者之一。他揮着手跨過一片廢墟，感嘆着眼前的景象是多麼可恥——在戰爭行將結束的時候，對一個全無軍事意義的城市實行轟炸，實在毫無必要。芬斯特馬赫爾問他，重建紐倫堡需要多長時間？老兵回答道：“噢，十年，或許二十年，但有元首這樣的人，五年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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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星期一，法官們會晤，開始就判決問題進行最後的討論。詹姆斯-羅向法官們簡要介紹了他制定的保安措施。在法官們商議時，電話線將要切斷。所有廢紙，多餘的筆記或未使用過的文件副本都要裝在特定的袋子裡燒掉。爲了在此緊張時期保護法官們，沃森將軍的辦公室正給他們安排幾輛防彈轎車。羅講完，勞倫斯爵士提醒他的同事們注意他們的最終職責，並大聲宣讀憲章的第二十七條：“將給被告定罪，判以死刑或被確認爲公正的其他刑罰”。
法官們總是被國際軍事法庭這種工具的某些弱點所纏磨着。他們的司法權所依據的原則是否高於強權即真理這一概念？美國人有什麼權利對一個在波蘭犯下罪行的德國人作出判斷呢？如果問題是在戰爭期間犯下的罪行，爲什麼只有德國人受審？對德國的盟友意大利人中間的戰犯怎麼辦？或者就此而論，德國的敵人，現在德國人的審判者所犯的罪行又該如何？更麻煩的是，又怎麼看待法律是在事實和行動相吻合之後編造出來的這一論點呢？即便現在，過了所有這些月份，法官們仍企盼確保合法性。
爲了使法官們在“追溯既往”的問題上良心得以安然自在，羅與其同事艾德里安-“粗坯”-費舍爾查遍了各種檔案。比德爾給同事們唸了一份他的助手們爲他準備的案情摘要。他們回顧了1899年第一個《海牙公約》，指出軍事法庭曾經審判和懲處過違犯戰爭法規的個人。然而，這些協議並沒有把這種“違犯定義爲“犯罪”，也沒有規定實施或建立法庭來審判罪犯或確定刑罰。迄今還沒有人對這些審判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軍事法庭從開庭以來，僅對在意大利的德國將領安頓-多斯勒，對殺害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的六個德國公民，對達豪的黨衛軍士兵和在馬爾美地殺害美軍士兵的兇手給予懲罰。國際軍事法庭不就是對這些先例進行了最高層的延伸嗎？
約翰-帕克提出一個關於各國司法代表在定罪時的角色問題。他們是否又要成爲國際軍事法庭的多餘人物？勞倫斯爵士已經同其他幾位主審官磋商過了，決定所有八名法官都要參加試投票，但最後表決時只由四位主審法官參與。尼基欽科再次提出四票中有兩票就足以定罪，但被否決，四票中須有三票贊成纔可以定罪。
假如伯頓-安德勒斯在二十八年的軍旅生涯中學到了什麼東西的話，那就是懶散的部隊是容易惹事的部隊。因此，他允准將操場旁邊的體育館撥給二十七步兵團的籃球聯隊使用。安德勒斯還從他的熟人凱利和吉爾伯特那裡得到了足夠的情報，他得給C牢區那些憂心忡忡的囚犯們找點什麼事幹，因爲勞倫斯爵士已告訴他作出判決需要一個月。他於是擬定一個社交時間。空着的三十二號牢房給改成了一個俱樂部，備上紙牌、棋盤和其他遊戲。每個犯人可主辦兩次社交聚會，邀請三個其他囚犯參加。這意味着德國人共有四十二次機會可以外出，享受一下難得的正常交往。社交時間立見成效。連施特賴歇爾，卡爾登勃魯納和呆板的弗裡克都受到邀請。但是，安德勒斯注意到他們從不沾手那些遊藝，他們攀談着，沒完沒了地交談。
在法官們討論的初期，亨利-多納迪厄-德瓦佈雷斯提出一個問題。如判死刑，對軍人囚犯，是否會考慮用行刑隊執行槍決？尼基欽科反對。子彈是體面的對手而不是屠夫的結局。至少這一次，俄國人佔了上風。法庭決定，死刑必須以絞刑方式執行。隨着最後一條基本條例的確定，法官們開始就判決投票了。
比德爾的秘書多蘿西-歐文斯，花費在給戈林的判決書打字的時間，比法官們作出判決的時間還長。但是，赫斯的案子更復雜一些，他是不是個身體健康的正常人？他顯然不是。醫學專家作出的結論說，赫斯能夠明辨是非，並瞭解他的行爲的後果。法官們還得面對另一樁怪事。赫斯顯然是納粹檯面人物之一，他曾幫助希特勒形成歪曲的哲學，他至少是德國生存空間概念的共同發明者，希特勒這一概念是旨在擴展德國的生存空間而進行侵略的理論基礎。他在頒佈紐倫堡法上曾發生作用。在納粹王朝中，他排在戈林之後，居第三。然而，不管多麼狂熱而俠義，赫斯確曾發起過一次和平使命，他在英國的監獄中度過了大部分戰爭時期。在比德爾看來，關鍵的問題是赫斯爲什麼要去蘇格蘭。如果誠心希望和平，對那件事就應予以沖淡，假如這是爲使英國退出戰爭和促成蘇聯的失敗而使用的一個奸計，那麼，他在侵略陰謀中就扮演了另一個角色。
勞倫斯爵士看看尼基欽科。這個俄國人已經把他本國的立場講得很明白了。蘇聯要魯道夫-赫斯的腦袋。那傢伙的蘇格蘭的冒險之行顯然是打算孤立蘇聯，以便消滅之。勞倫斯認爲，尼基欽科將對所有罪狀合計裁定，因此判處赫斯死刑。然而，投票時尼基欽科卻猶豫了。他的初衷，確是贊成死刑。但考慮到就要出現的僵局，他擔心其他人可能也會在寬容的基礎上尋求妥協，他說，他重新審議了被告，他將不投判死刑的票，但可以支持無期徒刑。他的決定震驚了他的同事們。比德爾變得喜歡尼基欽科了，把他當做一個有趣的具有感染力的朋友。但這種不顧莫斯科要求的立場，顯示了高度的勇氣。他們進行了表決。
他們將怎樣審理裡賓特洛甫這個沒骨頭的傳送希特勒外交政策的人的罪行呢？法庭書記員的備忘錄對他最惡劣的行爲作了概述。他知道等待猶太人的命運是什麼，他命令在德國的盟友意大利和羅馬尼亞任職的大使們加快把猶太人流放到東方。他還極力主張把被擊落的盟軍飛行員交給執行私刑的暴徒。對於裡賓特洛甫表示的唯—一點同情，是承認他不中用。當他們投票時，諾曼-伯基特爵士指出：“這個人的生命動力已被中斷了。”
在討論的第一週，司法大廈的大廳裡迴盪着一種不和諧的聲音，那是孩子們的笑鬧聲。安德勒斯上校最後認定，准許被告的家人來探視是安全的。法官們同意了，並且要求軍方提供旅行許可證，安排交通運輸，以及在法庭的一個特別餐廳讓探視者用餐。
埃瑪-斯瓦本蘭德是一名管理探視者中心的美國文職僱員，她輕便地走動，將被告和他們的妻兒安置在一起。她很佩服上校允許探視，但對於他堅持保有鐵絲網之事頗覺失望。他是堅決不答應，規定不許接觸，不許接吻，不許握手。武器和自盡的工具就是這樣傳送的。
一個長着和她父親一樣的寬臉盤，瘦腿的小姑娘站在椅子上，背誦着她母親爲這一探視場合教給她的詩句和歌。赫爾曼-戈林已將近一年半沒見到他的妻子和女兒埃達了。他妻子埃米昔日很活潑愉快，如今看起來憔悴得如同她穿的那件褪色的舊印花衣了，雙眼還不安地朝探視室四周的衛兵們瞟了一眼。她不停地絞着手帕，而小埃達則嘟囔着，問道：“爸爸，當你回家時，你會不會像人家所說的那樣，在浴缸裡把你的勳章全都戴上？我希望看見所有這些勳章都給泡在肥皂沫裡。”
漢斯-弗蘭克懷着矛盾的心情等着家人。布麗吉曾經寫信告訴他一家人的窘迫生活，以及孩子們在街上乞討。當她告訴他們可以去看父親的時候，大女兒西格里特回答說：“噢，他們還沒槍斃他嗎？”弗蘭克的妻子，他從前的波蘭皇后，在戰時體態豐滿而時髦，只是爲他和莉莉-高私通才感到心煩意亂。眼前向他走來的這個女人卻是容顏消瘦，一副不動聲色的面孔，衣着破舊，他的幾個孩子也侷促不安地靠過來。
雅爾馬-沙赫特像他在被告席上一樣，坐姿筆挺，神情冷漠，但是帶着老人的滿意的微笑，因爲老人知道他使觀衆感到驚奇。他妻子是個藝術方面的專家，比他小三十歲，確實婀娜多姿。他的兩個乾淨俐落的金髮女兒，一個四歲，一個五歲，正朝着他微笑。
羅森堡和妻子談着話，他女兒則在過道等着。亨利-格雷克牧師試圖跟她在那裡說話。女孩子十三歲，顯出早熟的秀麗。格雷克問她願不願意同他一起祈禱，那姑娘卻回答說：“別給我做那無聊的禱告。”格雷克給嚇了一跳。又問他還能爲她做些什麼，她說：“當然，給我來支菸怎麼樣？”
探視結束的時間到了，哭哭啼啼的埃米-戈林挨近埃瑪-斯瓦本蘭德。她問：“你覺得法庭會把我丈夫送到一個像厄爾巴那樣的島上去嗎？或許我可以在那兒和他相會。”
回到監牢裡，無人探視的被告們還等着。俄國人宣稱他們找不着住在柏林蘇軍佔領區內的雷德爾太太。赫斯拒不見探視者。他曾告訴安德勒斯上校說：“我正受到非法監禁，我不想我的家人在這種受辱的狀況下見我。”凱特爾說他業已名譽掃地，因而沒有臉見妻子。
在法官考慮對威廉-凱特爾的共謀罪指控時，伯基特指出他們正面臨一個疑難。一個像凱特爾那樣的軍事機器人能被視爲與希特勒一起策劃編造侵略戰爭的共謀者嗎？凱特爾的答辯詞是軍人的職責是服從命令。他幾乎承認他不作任何思考。比德爾翻閱他那份法庭規章。規章第八條規定，遵循上級命令不是一個正當答辯。“不過在減刑方面可予以考慮。”他們就凱特爾的問題進行表決。
進行猜測在斯坦因城堡已經成爲着魔的遊戲，記者們聚集在酒吧周圍，認爲“命令就是命令”的答辯上將不會爲這位爲德軍參謀總長脫罪；不管凱特爾的奴才相多麼重，他還是要被判決有罪的。然而，他們認爲，十足的軍人約德爾卻不會被判處有罪。
法官們很快就把卡爾登勃魯納解決了。集中於起訴罪狀的第一條上的論據，是此人的地位是否重要到能與希特勒共謀發動一場戰爭？
阿爾弗雷德-羅森堡提出一個更爲棘手的案例。他直到最後供述，還繼續擁護他曾協助產生的國家社會主義哲學。他還盜竊歐陸的藝術品來充實希特勒和戈林的個人收藏，但不是爲他自己。他的辯護律師證明羅森堡譴責過發生在東方的暴行，而他不過是那裡名義上的統治者。其實，羅森堡曾辯解說，他試圖以人道方式從事惡魔的工作。法官們的使命是，確定他在那固有的矛盾中究竟取得了多大程度的成功。羅森堡是個無賴和蠢貨，比德爾相信這一點，但這是不是就要付出一個人生命的代價？9月10日，對羅森堡的定罪和執行死刑的投票表決爲二比一。比德爾握有決定的一票，他告訴別人他必須把問題留到以後再說。
他們發覺漢斯-弗蘭克異乎尋常地悲慘。他有文化素養，有才華，但達成浮士德式的交易——以良心換取富貴和權力——接着便失去一切。他的悔恨看起來很真誠。這個克拉科夫的機會主義者成了紐倫堡的懺悔者，他幾乎是欣喜若狂地沉浸在懺悔中，即使他最後的供述本還可以顯得更加痛悔些。寬大爲懷的力量出現在法官席上，多納迪厄-德瓦佈雷斯提議饒弗蘭克一命，比德爾欣然同意。尼基欽科堅持處以絞刑。基於對勞倫斯爵士的影響，比德爾再次發現他點一下頭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存。
泰克斯-惠利斯伸着身子探進鐵窗，與赫爾曼-戈林聊起天來，牢房看守則站在一旁。戈林祝賀惠利斯最近被升爲中尉。行李間裡有戈林的兩個衣箱，一個小旅行包和一個帽盒。作爲今日的監獄分區值班軍官，惠利斯握有行李間的鑰匙。戈林把送給惠利斯的第三件禮物從行李中取了出來，那是一副漂亮的灰手套。
眼看着這種輕鬆友愛的情景，一等兵威廉-格倫尼惶惑不解。格倫尼在護送戈林去教堂做禮拜的第一個星期天，高興地坐在前排挨着戈林，那帝國元勳卻惡毒地瞪了他一眼，以致格倫尼只得溜到教堂後邊去坐了。從此以後，每次只要有戈林在場，他就感覺到此人令人煩惱不安的凝視。格倫尼平時是個趾高氣揚的戰士，對於自己竟被這個囚犯所恐嚇頗爲惱火。他尤爲煩惱的是，爲了搞到一整套被告們的親筆簽名，就差戈林一人的簽名了。赫斯不算數，因他不給任何人簽名。隨着審判接近尾聲，這些簽名的價值就像賣方市場的貨物一樣在不斷往上漲。完整的一套大概可賣得二百美元。大多數被告都同意以此換幾支香菸，施特賴歇爾則要了一盒口香糖。
一天早上，格倫尼鼓足勇氣，準備好一張紙和筆，從一個方形窗口扔給戈林，他說：“赫爾曼，我要你的簽名。”戈林又給了他冷冰冰的一眼，但還是抓起筆潦草地簽上自己的名字。他把紙扔還給格倫尼，說道：“五十年後，那將是無價之寶。”年輕的格倫尼從來沒有在赫爾曼-戈林身上看到一點點醜態或傻態。
搞陰謀是一種束縛。尼基欽科說，這就是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給他的教訓。因此，施特賴歇爾在起訴理由第一條，即陰謀發動侵略上，第四條理由即違反人遭罪上，都是有罪的。施特賴歇爾從一開始就與希特勒並肩前進。他的種族仇恨的代表作《衝鋒隊員》週刊，告訴數以幾百萬計的德國人憎恨並且殺死猶太人不僅僅是正確的，而且是必要的。施特賴歇爾像其他國家生產鬧鐘那樣爲普通德國人進行大屠殺提供原動力。俄國人尼基欽科爭辯說，《衝鋒隊員》週刊爲通向奧斯維辛鋪平了道路。庭長勞倫斯接受了尼基欽科的基本原理。比德爾一直傾聽着，直到聽不下去纔開了口。他說：“僅僅因爲施特賴歇爾是希特勒的朋友或者是個地方長官或納粹黨就判處像施特賴歇爾這樣誘殺猶太人的小人物有罪，是荒謬可笑的。”他們在這裡要決定法律要點，而不是給一個人判罪，因爲判罪十分符合誇張了的共謀罪概念。
瓦爾特-豐克的案子也很快處理掉了，該繼續審議雅爾馬-沙赫特的案件了。比德爾利用此機會來證明他與傑克遜意見相左並不是出於個人的考慮。他知道傑克遜迫切地要把沙赫特作爲幫助希特勒上臺的工業金融家階層的代表定罪。比德爾站在尼基欽科一邊，贊成按起訴理由第一條給沙赫特定罪。然而，正如勞倫斯一樣，多納迪厄-德瓦佈雷斯則想要宣告沙赫特無罪。約翰-帕克並不具有決定權的一票，但提出一條打破僵局的辦法。他說法官們應當考慮沙赫特的職業。“沙赫特是個銀行家，因此是個有身分的人。”
詹姆斯-羅與語言處處長阿爾弗雷德-斯蒂爾海軍中校制定出一種制度，要把定罪的秘密一直保持到判決的那一天。他們在附近的菲爾特接管了一個原德軍軍營。斯蒂爾招聘了譯員、打字員以及其他志願人員，併爲這些志願者單獨建了餐廳和宿舍。不允許打電話。文件是打亂順序交給打字員的，被告的判決欄空着，等到最後一瞬間才填上。一個美國步兵團日夜守衛在營地外面。
阿圖爾-塞斯一英夸特的最佳辯護就是他是個不露面的匿名者。但他還是要在拼湊陰謀中佔有一個位置，他既作爲一個策劃將自己的祖國拱手交給德國的奧地利人，又是作爲一個給荷蘭帶來極大災難的佔領當局的沙皇。對他的投票進展很快。
在海軍事務上，弗朗西斯-比德爾願意遵從詹姆斯-羅的親身經驗，而不是他自己的推理。羅建議開釋海軍元帥卡爾-鄧尼茨。此人冷漠無情——鐵桿的納粹，瘋狂的反猶太分子，希特勒精心挑選的繼承人——對他只能根據他的行爲，而不是他的個性或政策作出判斷。顯然，那道不許打撈沉船上毫無防備的倖存者的命令聽起來是殘忍的；然而克蘭茨比勒要比他自己瞭解的更加正確些。羅解釋說，美國海軍作戰時與德國艦隊並無二致，並且同他一起服役的美國人在海戰中比德國人還要冷酷無情。如果這位海軍元帥被判有罪，那麼戈林所一直在談論的一切將得到進一步的確認：“我們懲罰鄧尼茨不是因爲他發動戰爭，而是因爲他輸掉了戰爭。”在法庭辯論鄧尼茨一案時，這些論點在比德爾心目中記憶猶新。
至於那道“拉孔尼亞命令”，當時那些無依無靠的倖存者向救生艇靠過去，而德軍潛艦卻無情地向他們掃射，又怎樣呢？帕克法官問道。比德爾指出，犯罪者埃克上尉已經被處決了。而且鄧尼茨從未下達射殺倖存者的命令，他只是下令不得救援他們。但又怎麼看待鄧尼茨願意役使希姆萊的集中營一萬二千個奴隸去建造艦隻呢？還有他批准“突擊隊命令”的通過呢？尼基欽科問道。現在他們立足於牢固的基礎了，難道不是嗎？勞倫斯爵士促使他們去投票。很快便有兩票要求定罪。比德爾又一次發現自己可以起決定作用。
在他們着手處理巴爾杜爾-馮-席拉赫的案件時，尼基欽科爭辯說，把“希特勒青年團”一事忘掉，讓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維也納總督席拉赫”上。對於一個將六萬多猶太人送去大屠殺的人，除了讓他死外，還能有別的什麼懲罰？勞倫斯爵士還補充道，席拉赫是個惡棍，爲了報復賴因哈特-海德里希被暗殺，他竟想要轟炸一個英國文化中心。勞倫斯也贊成判死刑。多納迪厄-德瓦佈雷斯卻反對，說這太過分了，二十年足矣。比德爾同意。勞倫斯爵士決定，將重新考慮此案，以後再投票表決。
尼基欽科帶頭攻擊海軍元帥雷德爾，這是俄國人懸賞捉拿的人物。由於蘇聯其他起作用的人，漢斯-弗裡奇的水平實在太低，而且有可能獲釋，所以尼基欽科想要處這位海軍元帥死刑。對於一個年逾古稀的人來說，難道無期徒刑還不夠嚴厲嗎？勞倫斯爵士問。“二十年。”多納迪厄-德瓦佈雷斯說。“不行。”尼基欽科則堅持。當希特勒宣佈他要發動戰爭的決定時，雷德爾參加了這個霍斯巴赫會議，但他仍繼續擔任德國海軍總司令。他談及榮譽，卻將臭名昭著的“突擊隊命令”應用到被俘的軍人身上，這些人後來都被處決。要麼是尼基欽科少將要走下坡路，要麼是多納迪厄-德瓦佈雷斯法官要崛起了，勞倫斯爵士觀察到，或者他們處於僵持局面。
從第三軍團司令部送來的情報報告使安德勒斯上校感到震驚。他指示副手泰克少校在9月13日星期五那天早晨9點把全體第六八五0國家保安隊集中在操場。
安德勒斯開始說，不知怎的，一種認爲他們已度過最困難的時期的想法傳播開來，這是絕對錯誤的。從此刻起一直到判決的執行，他們正進入他們的使命的最敏感階段。他念了一段第三軍團的報告：“某些人員已做出明確的努力，來策劃某種措施，即要麼使一部分法庭前的被告獲得自由，要麼以其他方式確保他們逃避他們的所作所爲應得的下場。”他警告，有人在越獄時身亡，不光是囚犯。在被告還沒有走出這一監獄或被帶出之前，第六八五O國家保安隊就絲毫不能鬆懈。
約德爾案在多納迪厄-德瓦佈雷斯腦中又引起那個疑問。軍人能發起戰爭還是僅僅作戰？對命令是懷疑還是隻得服從？再者，如果最後他們發現約德爾有罪並判以最高刑罰，那麼是用行刑隊還是絞繩？勞倫斯爵士指出，那是已經決定了的。他們對凱特爾和約德爾必須一視同仁，若判死刑，方法是執行絞刑。
在審議紹克爾之案時，諾曼-伯基特爵士認爲，此人當然是個粗野之徒，但一個人因缺乏教養就處絞刑嗎？斯佩爾的命運引發了一場更爲激烈的辯論。斯佩爾使弗朗西斯-比德爾深深不安。他給大家唸了一段費舍爾給他準備的分析報告：“紹克爾從不負責任何重大決策的制定，但總是被用來執行諸如戈林和斯佩爾那樣有權勢的人已決定了的政策”，而且斯佩爾“在貫徹一項使五百萬人變成奴隸勞工和使無數人死亡的計劃方面”表現得“十分殘酷和無情”。斯佩爾總是超越紹克爾。費舍爾的報告繼續寫道：“在招募勞工時所使用之暴力主要是滿足斯佩爾對勞工的大量需求。”比德爾把報告放在一邊，他主意已定，對斯佩爾必須處以死刑。尼基欽科立即同意。只需一票了。
勞倫斯爵士感到難堪。怎麼看證據表明斯佩爾反對希特勒進行焦土政策的瘋狂行爲，他甚至考慮暗殺這位暴君？對於他在最後答辯中顯示的明顯的悔恨、誠實和智慧又如何呢？尼基欽科辯解說，這不是問題的關鍵。他們必須考慮的只是起訴書所述的斯佩爾犯下的罪行。多納迪厄-德瓦佈雷斯認爲，對斯佩爾應判十五年徒刑。又一個僵局。勞倫斯爵士裁定，他們明日再投票表決。
幾位委任人讓各國司法代表來決定漢斯-弗裡奇的命運。沃爾奇科夫中校認爲，宣傳曾經是納粹的主要武器，弗裡奇在德國電臺無線電中大力宣傳，帶來致命的結果。他的“種族主義唾沫”，他對於俄國人和斯拉夫人“劣等人”的蔑視，已造成了數以百萬計的蘇聯戰俘和平民的死亡。帕克法官注意到，沃爾奇科夫的語言修辭很美，但他的法律薄弱。帕克指出：“阿道夫-希特勒不會跟漢斯-弗裡奇浪費哪怕五分鐘的時間。他在此受審是因爲約瑟夫-戈培爾死了。”比德爾贊成這一說法。沃爾奇科夫氣得漲紅了臉，他問，那可鄙的施特賴歇爾與弗裡奇有何區別，除了弗裡奇較爲文雅點以外，兩人都擁護種族仇恨。他們對弗裡奇進行投票表決。
比德爾難以入睡。在過去的幾個月中，他很高興地行使了比他的同事們高出一等的知識權威。但現在，尤其在弗蘭克、斯佩爾和羅森堡的判決上，他的能說善辯決定着誰生誰死。他仍爲斯佩爾之案煩惱，此人如此濫用其天賦與才智，確實令人吃驚。比德爾大概可以說服勞倫斯投下致命的一票，如果他決定這樣做的話。他難道不會這麼做嗎？比德爾反覆了一整夜，直到黎明時分，方纔打定主意，終於入睡了。
對那些延期判決的案子在9月26日星期四進行最後一次投票。不日即可做出判決。
星期五，有四名陌生的軍官住進了紐倫堡大飯店，他們是：美國陸軍准將羅伊-V-裡卡德，英國埃德蒙-佩頓-沃爾什准將，蘇聯喬治亞-馬爾可夫少將，以及法國皮埃爾-墨里爾准將。他們組成扣押戰犯四方調查委員會，來到紐倫堡安排並監督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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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傑克遜於9月18日返回紐倫堡。陪同他的有羅伯特-斯托裡上校，他想看看最後的落幕，還有他的華盛頓聯絡官查爾斯-霍斯基。這位美國首席檢察官陷入了一大堆令人頭痛的公務之中。記者們抱怨只有集中在一起才能報導死刑的執行情況。剛剛到達的四方調查委員會不想在宣佈判決時坐在來賓席上，而要求就席審判室。這引起傑克遜的注意，好像讓坐在法庭的劊子手拉緊了續索。他決定，調查委員會和其他來賓一起坐在來賓席上。
勞倫斯爵士召來安德勒斯上校重新檢查一下他爲審判日製定的特別戒備措施。安德勒斯解釋說，最後一次家人探視將安排在9月28日，其後親友們就得離開紐倫堡。9月30日宣佈判決時，安德勒斯將在電梯兩旁佈置兩名衛兵拿着擔架和緊身衣以防萬一被告變得狂暴起來，地下室還有一名大夫，來賓席上也安排有一名醫生與一名護士。犯人們回牢房後，他打算對牢房作出新的部署：第三排，是判有期徒刑的；第二排，判無期徒刑的；第一排，判死刑的。
勞倫斯法官在審判日那無不想讓囚犯們在去吃午飯的路上路過兩旁呆望的人羣。安德勒斯明瞭這一點。他將犯人用電梯送回地下室用餐。而且，勞倫斯要求在對這些人作出判決時不得把照相機帶進法庭。他警告說，這將是一個文明的場辦。
待在新聞室酒吧中的記者們還在爲判決打賭。最後的記錄表明，四位記者預計沙赫特被判死刑，十一位預計斯佩爾被判死刑，三十二位預計卡爾登勃魯納被判死刑，而在過去幾小時，對於約德爾生存的可能性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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