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赫爾曼-戈林自殺的具體細節，人們知道的並不比長年爭論不休的肯尼迪與林肯被暗殺的內幕多。在所有這些案件中，有些事實已消失在歷史的迷霧中，或者已帶到墳墓裡無記載可查了。這裡所描述的對戈林自殺案的再現可能與可以瞭解到的事實材料接近。我的資料主要是從柏林資料中心得到的，該中心是納粹時代的重要資料庫。這些檔案包括戈林自殺的時候沒有公佈的調查委員會的絕密報告、現場證人的證詞、醫療報告、戈林自殺留言的原文（以上四項都提供給了筆者）。由本-E-斯韋林根寫的《赫爾曼-戈林自殺之謎》是迄今爲止對該問題最透徹的研究，這部歷史考察的精闢著作，對每一位欲撰寫這一主題的人來說都是無價之寶。
裝氰化鉀的膠囊起先是隨戈林的行李進入監獄這一點看來是無可爭議的了。他在整個關押期間一直把此物放置於牢房是不可置信的。除了在最後的幾小時裡，平時這麼做就太魯莽了。我們知道，行李間從來沒有被徹底搜查過，因爲調查人員在戈林自殺後確實在他的遺物裡找到了另一個氰化鉀膠囊。根據筆者採訪看守人和對監獄記錄的檢查，牢房和衣物是經常搜查的。約翰-韋斯特少尉在1946年10月14日，即戈林死的前一天，就是這樣搜查了戈林的牢房和他的私人物品。
儘管監獄記錄並未顯示戈林曾請求允許他到行李間去，但我們知道他的物品不時地被取走，他送給惠利斯中尉的禮物以及送給他的律師奧托-斯塔馬爾的藍色公文包就是證明。
這些物品也許是通過像惠利斯這樣握有行李間鑰匙的監獄軍官獲得，或者是由戈林自己獲得的，因爲他可能在未按來訪要求登記的規定的情況下獲准進入行李間的。
埃米-戈林隨後發表的關於她丈夫如何得到膠囊的聲明，既無所幫助，也不能令人信服。1946年10月7日她最後一次探視的時候，曾問她丈夫還有沒有膠囊，戈林回答說沒有。她再也沒有見過他，也沒跟他說過話。戈林自殺後，她立刻對記者說，她推測，“此事一定是一位美國朋友所爲”。但二十八年後，她告訴德美起訴團的一位成員，一位未留名的朋友確實無疑地把毒藥遞給了她丈夫。這樣，她的記憶力隨着時間的流逝似乎有了增強。更晚些時候，她的女兒埃達表示有人幫助過她父親。1991年一則小道消息說，戈林的侄子克勞斯-裡格爾承認，是惠利斯中尉把毒藥給了他叔叔。這是可能的，但無法證實。戈林的女兒在戈林死時才八歲，因此戈林的女兒或戈林的侄子對所發生的一切都不可能比他們的可靠的消息來源埃米-戈林更有把握。戈林那些可能知情並仍能活着講述的獄友們——斯佩爾、弗裡奇、弗魯克——後來都撰寫有關他們在紐倫堡的經歷的著述，如果他們知道內情的話，未必會在他們的著述中略去了這部具有轟動效應的暢銷書。
這位作者的結論是，戈林曾提出條件讓一位監獄工作人員——最大的可能性是惠利斯——爲他從行李間取出物品或行李。最後一次拿的時候，戈林取出了隱藏的膠囊。或者還有一種可能，即他本人可能獲准進入行李間，同樣，最大的可能還是經惠利斯批准的，並讓他在那裡自行其是。但如認爲任何可以進人行李間的美國人，包括惠利斯，會心領神會地取出膠囊並交給戈林，從而使這個主要的倖存戰犯能破壞法律，這更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這麼做本是犯罪行爲，要冒遭到嚴厲懲罰的風險。惠利斯看來能幹得出蠢事來，但還夠不上當罪犯-
附錄戈林自殺：未披露的檔案-
戈林爲什麼在其自殺留言上註明日期爲1946年10月14日，至今仍是個謎。這日期不可能是正確的。戈林若將這些吐露他打算自殺的信件保存在他身邊達五天之久，未免太粗心大意了。在其中的兩封信中，他提到他向盟國管制委員會的申訴被拒，而這一點他直到10月13日才聽說。另一個謎團是他爲什麼感到有必要給安德勒斯寫信，說明他一直保存有這個膠囊，除非是要爲朋友開脫，並以智謀勝過自己的主要對手而自鳴得意。
這些年對戈林自殺有了一連串的解釋：毒藥是藏在他的陶土製的菸斗裡的，在處決他那天夜裡把它剖開；他將毒藥藏在肚臍裡（羅斯卡醫生宣佈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他吞服毒藥（調查委員會相信這一點）；還有一些更離奇的方法。顯然，當唯一握有此毒物的那個人不僅把他的秘密帶進了墳墓，而且身後還發表曖昧的錯誤消息時，要找到不容爭辯的事實真相的一切希望都煙消雲散了。
在戈林死亡的那天，至少有十一名監獄人員與他聯繫相當密切。在此前的其他日子，這一數字可能多達二十六人。這一可能性是遙遙不可測的。但人數可能很快減少了。實際情況可能與本文提供的再現情況有出入，但只是在不改變這一主要突破的細節上有出人，這一突破就是，膠囊是放在行李間，戈林設法將膠囊取了出來，或讓別人帶給他。當然，筆者對這一解釋的真實性負有獨一無二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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