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或許，北平早已不再是中堊國的首都，但是這座城市卻一直都是華北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中心，無論曾的北平綏靖公署亦或是後來的北平軍分會，或者現在的北平綏靖公署，無不在印證着這一點。
在短短兩個月，一座座“衙門”在北平城內建立起來，與過的綏靖公署者或軍分會相比，現在的綏靖公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個“小中堊央”，一個又一個旨在指揮區內各項建設的諸如工商委員會、農業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交通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司法委員會的機構相繼建立，這些機構雲集着一批國內最優秀的專業人才，而在另一方面，這些委員會從一開始，就打着濃濃的“邯彰”烙印，正如同此時的華北三省一般。
與江浙等淪陷省的戰後使用流亡官員不同，早在北平綏靖公署成立前，一大批北方公司或者六戰區行政人員即被派往收復區出任市長、縣長以及事務官員，而在綏靖公署內設機構之中，亦有超過七成的行政人員來自公司或者六戰區。
不過只是短短兩個月，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地方行政官員的任命、行政機構的重建，公署便牢牢的掌握了華北三省的政治權力，正是這種對地方權力的直接掌控，使得公署方纔能夠順利的制定並實施各種戰後重建計劃。
華北三省的戰後重建計劃是複雜的，涉及部門之多、投資之多亦是超出人們想象的，對於工商委員會而言，在未來四年內他們要實施多達三百個大型工業項目建設投資，同時促成民間投資興辦超過一萬家相應的配套或消費品工廠，而對於交通委員會來說，他們每年必須修建超過三萬公里省道、縣道，提升華北所有的橋樑標準，提升華北鐵路標準，而財政委員會則要千方百計的爲這些建設提供充足的資金，同時，農業委員會亦需配合農業合作社，促進全區內農業發展。
大規模的建設需要大量的行政人員、專業人員去制定，在上萬名北方公司中高層職員、六戰區行政官員進入各委員會以及地方建設部門的同時，數以萬計的在1937年爆發的再次經濟危機中失業的外國專業人員亦成爲綏靖公署的僱員，進入各個機構協助綏靖公署制定各種計劃，而在這種大規模的全方面的工業以及戰後重建之中，有一些部門似乎顯得不怎麼重要，諸如司法委員會、教育委員會。
而在另一方面，在民十八年的計劃中，教育委員會，這個看似不顯山露水的機構，卻得到多達4億元的資金支持，在北平綏靖公署內的行政支出中，這一經費開支僅次於軍費，位列第二，與工業建設通過債券以及公司投資不同，這4億元，完全由北平綏靖公署承擔。
對中堊國而言，這或許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教育投資，數十所高等學校的擴建、上千所中學的擴建與新建、數萬所小學的擴建、新建，無不在挑戰着這座委員會中諸人的智力，他們必須充分且合理的利用每一分錢，從而令這筆錢花的“物有所值”。
“工商委員會也好、農業委員會也罷，他們的成功與否看似決定國家命運，但實則不然，他們所決定的只是一個或者幾個項目的失敗，或者一年的收成減少。但我們若有任何失誤，卻有可能倒致一代人因我們的失誤而面臨人生的失敗！”
傅斯年這位北大教授、國民參政會參謀員，在就任北平綏靖公署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時，在就職講話中，向委員會內的數百名下屬告誡道。
甚至於這正是傅斯年之所以出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的原因，在管明棠提出邀請時，當時正和其它北大教授一樣，致力於北大遷返的他曾拒絕過，而管明棠隨後又在信中寫道。
“孟真先生豈忍華北七千萬國民淪管某一人之教育試驗品？”
只是一句話，被嚇了一跳的傅斯年立即趕到公署內，在得知管明棠的想法後，思索了整整一夜後，傅斯年方纔接受這一職務。
“欲強國，必實行教育，管某是商人、是政客、是軍人，於教育是外行，唯能從商人逐利，政客逐名、軍人務實之角度興辦教育，成功與否切不得而知，然不試又豈能得知……”
直到現在，每每想到或提及那日管明棠與自己的談話，傅斯年依然會不時的搖頭輕嘆，他就是這樣被“哄”上賊船的。
“……就這樣，我傅斯年被他管哲勤騙上了賊船，欲下而不得了！”
在說笑聲中，傅斯年看着面前的彭百川這位自己從教育部強拉來的友人，教育委員會與其它部門不同，外國教育顧問，至多隻能當個顧問，提出些許建議，真正能依靠的還是本土教育專長人士，他們更瞭解中堊國需要什麼樣的教育，中堊國應該辦什麼樣的教育。
“孟真兄，不是被騙，而是心甘情願上當！”
彭百川一語點出傅斯年被“騙”的原因。
“論地方教育，全國初中高等教育以及鄉村教育、掃盲教育，無出邯彰之左者，就是後來六戰區，不到一年的時間，掃盲率就達到70%，幾十萬識字士兵一邊訓練，一邊在鄉村協助掃盲，在中堊國，這是第一次，友人曾寫信告訴我在山東收復時，受傷的士兵一邊養傷，一邊就臨近的村子裡辦起了掃盲班，一個士兵尚是如此，更何況是他們的長官。”
彭百川的讚歎，讓傅斯年略點下頭，這些年，他沒佩服過幾個人，但年不過三十的管明棠絕對算一個，不是因他人常道的他“無所不能”與“無所不成”，而是他的那份心思，別人口口聲聲喊着教育救國的時候，邯彰已經實現了“戶無不學之人”，當人們提出教育鄉村的口號時，在邯彰大規模的掃盲教育早已實施了，甚至軍人探親回家時，亦會在家中教授父母親人識字——所授學員有10人通過掃盲考試，既可獲得三等軍功章，從而促成在軍堊隊內接受掃盲以及初等教育的士兵主動於鄉間促成親人接受掃盲教育。想常人所不敢想，做常人所不敢做，在管明棠的身上可謂是體現十足。
“百川，我這次請你過來，不是爲了讓你當教授，當然教育委員會有一半的人在大學或者高等專科學校客座講師，畢竟，中堊國人多才少，這是現實，但正因爲人多才少，所以，我們才需要教育，百川民二十三年，你發起中華鄉村教育社，這幾年雖說取得一定進展，但總歸影響有限，歸根到底，還是因爲資金！但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再好不過的機會！所以，我希望你能留在這，參於到華北的教育建設之中，一同見證華北教育的崛起！”
傅斯年盯着彭百川臉上帶着誠懇的笑容，
“孟直兄……”
面對傅斯年的邀請，彭百川顯得有些猶豫，而他猶豫的原因非常簡單——華北在重視教育，國府同樣也在加大對教育重視，幾乎是在抗戰開始後，後方的教育建設便已經全面展開，相比於華北三省，在教育部，他卻可以直接參於到整個國家的教育建築中去。
良久之後，迎着傅斯年期待的眼神，彭百川搖頭說道。
“如果是在去年，我一定會毫不猶豫的答應你，但是現在……中堊國同樣也需要教育，現在教育部亦需實施西南後方教育建設，以及收復區的教育重建，或許，教育部不可能像你們這一樣，提供足夠多的經費用於教育建設，但正因如此，才需要我們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彌補資金上的不足。畢竟，中堊國並不僅只有一個華北！”
突然彭百川的話峰一轉，笑着說道。
“孟真兄，這次我之所以來北平，是在武漢聽說了山東呈請的“特殊時期教育案”，所以希望能有所瞭解，以爲教育部制定教育案作爲借鑑……”
儘管彭百川拒絕了自己的邀請，但傅斯年聽到他的來意，還是熱情的介紹道。
“山東的特殊時期教育案，所謂的特殊者，是鑑於當前特殊時局，在臨時的特殊學制爲中心的教育實施案。”
介紹着“山東教育案”，傅斯年從桌上翻出一份厚厚的文件，在遞給彭百川說道。
“總的來說，這個特殊學制就是縮短學制，實施7年制的強制義務教育。”
“7年義務教育？難道山東是想恢復初高小七年制？”
“倒也不是，現在國內實施的六三三學制，而義務教育者大都只能保證六年小學，因此，山東纔會提出，七年制義務教育，按照這一學制的制定是五二（一）二學制！也就是五年小學、兩年初中，兩年高中，三年本科或兩年專科，如此一來義務教育只增加一年，但卻使少年兒童可得初中教育，這亦是於各鄉設立初級中學的原因，同時，又可加快人才培養，且可充分提高教育資源的利用率，而中間的一則是對未能升高中的學生進行免費的職業技能培訓，使其或初步掌握現代農業、技工或工商知識……”
儘管表面上這個學制是山東的何仙槎提出的，但傅斯年還是從中看到了管明棠的影子——實用主義，也正因如此，直到現在，教育委員會依然對其進行討論。
“那，孟真兄，你覺得這個特殊時期教育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