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向歐洲北部的轉移讓一些國家失去了競爭力。例如在奧斯曼帝國，人口多於一萬的城市數量在1500年至1800年間幾乎沒有變化；農業產量也未獲得提升，因爲無須應對不斷增長的需求壓力。這些都意味着經濟的停滯不前。此外，國家的稅收也出現了不足，部分歸咎於包稅制（tax farming）的實行，這種制度能鼓勵個人快速賺錢，而代價則是國家長期收入的短缺。
奧斯曼帝國的官員確實是手段高超的管理者，善於集中資源、分置人口，以確保糧食和供應能夠到達最需要的地方。這一運作有效、流暢的管理體系，幫助帝國在15世紀和16世紀有能力吞併更多的土地。然而，隨着擴張的腳步放緩，這一體系的脆弱性顯現了出來：奧斯曼帝國陷入了腹背受敵的困境，需要同時應付來自西方歐洲以及東方薩法維波斯的軍事行動。另外，氣候變化也給奧斯曼帝國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與西歐沿着不同軌跡發展的穆斯林社會結構，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同基督教社會相比，伊斯蘭社會的財富分配通常更爲平均，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古蘭經》中對遺產的詳細規定。包括在婦女繼承權的問題上，《古蘭經》也明確規定了她們可以並且應該得到父親和丈夫的遺產。穆斯林女性能夠期望的東西確實要比歐洲女性多得多，但是這種做法無法使大量財富長期留存在同一個家庭中。這雖然意味着貧富差距永遠會不像歐洲那樣嚴重，因爲財富得到了更爲廣泛的重新分配和再次流通，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經濟的增長：由於有關遺產的教義和規定，各個家庭很難通過連續幾代人來累積資本，因爲遺產在繼承過程中被不斷地平均分配；而在歐洲，長子繼承製意味着資源將集中於一個兒子之手，這爲積累大量財富鋪平了道路。
歐洲——更確切地說是歐洲西北部——從未有過的繁榮，令一些人感到擔憂。低地國家加爾文教派的教士就認爲，金錢是萬惡的根源，會讓人沉迷於奢侈品。在英格蘭也有類似的觀點，托馬斯・孟（Thomas Mun）是17世紀初的一位評論家，他憤怒地指出人們“整天無所事事，只知道享樂”，並警告說，物質財富將導致知識上的貧瘠以及精神和肉體上的“大麻風病”。
當然，財富增長所帶來的利益並沒有得到平均分配。地租的上漲對地主是件好事，但對佃戶來說就不太妙了；更開放的市場意味着國內羊毛、紡織品和其他行業面臨更多競爭帶來的價格壓力。經濟和社會的劇變還導致了道德標準的降低，讓一些人動起了歪腦筋。越來越多的保守人士斷定，是時候去建立一個新的世外桃源了，一片能奉行簡樸生活的、以宗教奉獻和精神純粹爲先的樂土，一塊能讓一切重新開始並且返璞歸真的土地。
定居在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就是這樣做的。他們不滿於歐洲崛起所帶來的變化，反對隨之而來的富足生活。他們對那些讓世界變得陌生的新思想和新事物十分反感：出現在家庭餐桌上的中國瓷器，與和歐洲人膚色不同的人結婚所導致的身份及種族問題，以及被某位學者稱爲“第一次性革命”的對待肉體態度的轉變。
擺脫這一切的答案就在大西洋的那一邊。他們選擇的目的地不是那些已經有人驅使奴隸開拓甘蔗種植園的加勒比地區，而是新英格蘭的處女地。在這裡，移民們能夠過上一種理想化的虔敬而淳樸的生活。唯一難對付的是土著人，他們“喜歡用各種能想到的殘忍手段折磨人，如用貝殼給活人剝皮、把人的四肢和關節一點點切下來、在活人面前烤他們的肉吃等各種可怕而殘忍的行爲”。但即便如此還是值得冒險，這裡仍然要比他們原來生活的世界好得多。人們很容易忘記，這些清教徒先輩們在安全抵達這片富饒土地之後首次慶祝的感恩節，其實也是一場反對全球化的紀念活動：不僅僅是對新發現的伊甸園的歡呼，也是對已遭破壞的故鄉天堂的告別。
對於那些有着不同想法的人來說（他們無意于堅持簡樸的、宗教保守主義的生活狀態，而是渴望在世界上發現新收益、尋找新樂子），還有另外一個選擇：向東到亞洲去。不過，要想系統地、有組織地搭建一個將英格蘭與亞洲連接在一起的平臺並不容易，這是一個緩慢的、常常令人泄氣的過程。早在1600年就已獲得好望角以東地區皇家貿易專營權的英國東印度公司（EIC），藉助武力成功地在波斯灣的阿巴斯港（Bandar Abbas）和印度西北部的蘇拉特港（Surat）取代了葡萄牙人，並在那裡建立了頗具潛力的貿易據點。然而，與無所不能的荷蘭東印度公司（VOC）進行競爭是一項巨大挑戰。英格蘭的貿易規模確實在增長，但處於霸主地位的荷蘭人在17世紀中葉的貨運量是英國人的三倍。
英國與荷蘭之間的關係很複雜。一方面，低地國家爲英國商品提供了客戶和貸款，因此儘管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間存在着商業上的競爭，但是它們的成功並不是相互排斥的。另一方面，這兩個堅定的新教國家不乏軍事和政治合作的基礎，因爲它們擁有共同的敵人——西班牙。1639年，荷蘭艦隊在英吉利海峽擊敗了西班牙人，不久之後又在巴西沿海的伊塔馬拉卡島（Itamaracá）再次取勝，這令英格蘭的一些上層人士深受鼓舞。於是，自命不凡的奧利弗・聖約翰（Oliver St John）率領代表團前往海牙，以求鞏固同荷蘭的關係，他甚至提出兩國應當“結成更加緊密的聯盟”——換句話說，雙方應該合併爲一個國家。
不過，歐洲列強的行爲向來難以捉摸。在提出結盟建議後僅僅一年，英國和荷蘭就兵戎相見了。戰爭的導火索是聖約翰代表團回國後不久後國會頒佈的一項法律——《航海條例》。該條例規定，今後所有進入英國的貨物必須是由英國的船隻運抵英國港口。儘管這一以恢復內戰之後的經濟爲名義的條例，隱藏在其背後的無疑是商業動機，但它也表明，在英國存在一個日益強大的遊說團體，他們批評荷蘭人只受金錢驅使，過於物質，而且缺乏宗教信仰。
該條例展現了英國人的野心。正如一個世紀前他們對西班牙人的評價越來越惡毒一樣，如今對荷蘭人的批判也是如此，特別是當荷蘭因試圖爲自己的港口打通英吉利海峽和北海之間的商道而與英國爆發激烈交戰的時候。這導致了英國的海事改革。海軍在都鐸王朝時代就已經獲得了大量的投資，現在更是被加以系統性的徹底改造。17世紀下半葉，英國人爲大規模的造船計劃投入了大批資源。海軍開支劇增，很快就佔到了整個國家預算的將近五分之一。塞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見證了這一進程，他的個人日記不僅記錄了正在發生的軍事和地緣政治上的轉變，還描繪了小到造船廠、大到整個國家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佩皮斯收集了荷蘭專業人士最新的相關作品——包括造船理論大師尼古拉斯・維特森（Nicolaes Witsen）的著作——並開始全面運用這些理論：從開辦教授“航海藝術”的學校，到爲志向遠大、資金充沛的新一代設計師提供最前沿的技術參考。
海事改革圍繞着三個基本觀點。首先是特製的重型戰艦的效率要比輕型巡洋艦高。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否發射密集的火力，以及抗密集火力打擊的能力。因此人們在艦船設計上做出了相應的改進，力求建造出如同漂浮在海上的堡壘一般巨型強大的軍艦。
第二個觀點是，實戰是更好的課堂。17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與荷蘭的對抗均以慘敗告終，艦船被擊沉或俘虜，高級將領和艦長戰死沙場。僅在1666年的一次交戰中，英國就喪失了幾乎十分之一的海軍高級指揮官。痛定思痛，英國人對海軍戰術進行了系統性的重新研究。由當時最傑出的海軍統帥布萊克上將（Admiral Blake）所寫的《戰鬥指令》等訓練指南獲得了廣泛的傳播，並被迅速運用。分享新知和以史爲鑑是打造世界最強海軍的關鍵。從1660年至1815年，英國艦長的陣亡人數令人吃驚地降低了98%。
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觀點：海軍必須像一個正規機構那樣運轉。要想成爲上尉，必須先在海上服役三年，然後通過由高層軍官命題的考試。軍隊晉升嚴格地基於能力而非隨意任命，這不僅意味着只有那些有才幹的人才能升到高位，還意味着他們的晉升也必須得到同僚的認可。這種透明的任人唯賢的選拔機制後來又得到改進，以嘉獎那些在最重要的職位上服役最久的人。這與施行於伊斯蘭早期、並在之後穆斯林的征服過程中被證明行之有效的組織規則大體一致。現在，英格蘭也採取了這種根據預設規則分配利益的方式，軍官和水手按級別和服役年限獲得相應獎勵。這使得晉升成爲一種向人人開放的獲利機會，促使人才向高層流動。這一制度還受到海軍部門的監督，目的是杜絕偏袒和不公平，確保有功必賞。
改革很快就收到了成效。對海軍的重金投資大大增強了英國的實力，並使得它有機會利用任何歐洲內部對抗、戰爭以及加勒比等地的局勢來讓自己得益。經過與改革一樣的長期而緩慢的進程，英國人終於在亞洲確立了強大的貿易地位。除了蘇拉特，東印度公司還在印度次大陸東南角的馬德拉薩帕南（Madrasapatnam，即今印度金奈）建立了一個重要的貿易樞紐站點。英國人曾經在17世紀上半葉與當地的統治者通過談判獲得了免稅貿易的特權。正如當代企業衆所周知的，稅務減免是相當大的便利，使得長途運抵的貨物能夠廉價出售，並且很快會帶動國內物價的下降。另外，隨着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成功，東印度公司必將在未來的其他談判中獲得更有利條件。短短七年，馬德拉薩帕南就發展成了一座繁榮的城市。英國在其他地區繼續複製這一模式，效果最明顯的要屬孟加拉的明珠——孟買（Bombay）和加爾各答（Calcutta）。東印度公司的財富正穩步積累。
與荷蘭的東
印度公司一樣，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英國政府之間界限也非常模糊。這兩家公司都有權像一個準地方政府一樣行事：它們有權鑄幣、締結同盟，不僅可以擁有而且還可以使用武器。在這些高度商業化且享受着政府保護和鉅額利益的公司工作，無疑是一條極富吸引力的職業道路。全英國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都蜂擁而至，其中還有保守主義的新英格蘭人。那些在公司內一路高升的野心家和聰明人都得到了豐厚的報酬。
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一個出生於1649年的馬薩諸塞人，他在兒時隨着家人搬回英格蘭居住，之後進入東印度公司工作。一開始他只是個低級文員，但經過層層晉升，最終成爲了馬德拉薩帕南的總督。他給自己撈取了相當多的油水，實際上，五年後當他被免職時，人們都紛紛猜測他在任期內到底賺了多少錢。他回國時帶回了5噸香料、大量的鑽石和不計其數的珍寶，這說明對他的非議並不是空穴來風。他死後葬於北威爾士的雷克瑟姆（Wrexham），墓誌銘是這樣寫的：“出生於美國，歐洲血統，在非洲遊歷，在亞洲結婚……他做了很多好事，也做過一些壞事。願他的靈魂蒙主的恩賜進入天堂。”他對英國的回饋十分慷慨，但他也沒有忘記他的出生地。他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向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大學捐贈了一大筆錢，於是該大學以更名的方式紀念這位今後可能再次向他們捐錢的富商：伊萊胡・耶魯（Elihu Yale）。
耶魯可謂遇上了好時機。17世紀80年代，中國清朝解除了對海外貿易的限制，這使得茶葉、瓷器和中國糖的出口量猛增。結果，像馬德拉薩帕南和孟買這樣的港口，不僅自身憑藉地理位置發展爲重要的貿易中心，而且還成了新興活躍的全球貿易網絡的補給站。17世紀末，歐洲與中國的接觸開啓了一個新時代。這些接觸不僅限於商業。憑藉一位17世紀末住在北京的耶穌會朋友帶回的有關中國算術理論的資料，提出二進制的數學家戈特弗裡德・萊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進一步完善了他的思想。那些能夠充分利用這種全新貿易活動和文化交流的人，必會爲自己贏得巨大的利益。
東方，尤其是印度，在人們眼中逐漸成了暴富的搖錢樹，但捐贈了大筆財富的耶魯本人對此卻十分謹慎。他在給他的孫子伊萊胡・尼克斯（Elihu Nicks）的信中說：“你必須耐心，不要急於發財。我的財富耗費了我將近三十年的耐心。”作爲第一批實現夢想的英國人，耶魯完全有資格如此嚴厲地警告後代。然而事實上，在亞洲贏得鉅額財富的機會正變得越來越大。黃金時代正在降臨英國。
一個北大西洋上的島嶼漸漸開始左右國際事務，成爲一個控制着四分之一個地球並且影響更爲深遠的帝國中心，這可能會讓過去的歷史學家和其他帝國締造者們瞠目結舌。不列顛不是一個宜居的地方，一位古代歷史學家就曾寫道，那裡的空氣有毒，風向一變就能殺死人。定居在那裡的是“不列敦人”（Britons）——據一位稍晚時期的學者猜測，他們的名字出自拉丁語的“brutus”，意思是缺心眼和愚蠢的。這個與歐洲大陸之間隔着英吉利海峽的島嶼，遙遠、孤獨、無關緊要。但現在，這些缺點卻成了令人生畏的優勢，並且成爲這個歷史上最偉大帝國興起的基礎。
不列顛最終的成功有很多原因。例如，有學者指出，英國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程度要低於歐洲其他國家，英國底層人口攝入的卡路里要遠遠高於歐洲大陸國家的同等階層。近來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提升了人們的收入，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這反過來又大大提高了勞動參與率和工作效率。英國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還要歸功於它是衆多改革者的故鄉。另外，與絕大多數其他歐洲國家相比，更低的生育水平能讓資源和資本得到更加集中的分配，這直接關係到人均收入的高低。
不過，地理位置纔是英國的制勝法寶。英格蘭——或在1707年與蘇格蘭合併之後的不列顛——擁有抵抗入侵的天然屏障：海洋。這不僅有助於應對軍事威脅，而且還爲政府大大節省了開支：由於沒有需要守衛的陸上邊境，不列顛的軍事開支僅僅是其大陸對手的零頭。有人做過估測，1550年時，英法兩國的武裝部隊規模大致相當；而到了1700年，法國現役軍人的數量幾乎是英國的三倍。這些軍隊都需要裝備和軍餉，意味着法國的軍事開支遠遠高於英國。這些法國的士兵和水手原本都是納稅人和潛在的消費稅貢獻者，當他們離開家鄉、工廠和其他工作崗位，前去爲國參軍時，法國的財政收入自然也隨之縮減。
當17世紀和18世紀歐洲大陸上的國家陷入彼此爭執和交戰時，英國能夠幸運地置身事外。英國人學會了謹慎地進行干預，並利用那些對自己有利的局面；但要是骰子不在自己一邊，他們就會選擇作壁上觀。歐洲的局勢將決定世界另外一邊的命運。圍繞着誰將繼承奧地利王位的激烈爭吵導致了歐洲各國在全球殖民地之間的戰爭和交易：瑪麗婭・特蕾莎（Maria-Theresa）在17世紀40年代即位的正統性問題引發了從美洲到印度的持續了近十年的戰火；當事情最終在1748年得到解決時，法國和英國互相交換了加拿大的布雷頓角島（Cap Breton）和印度的馬德拉薩帕南。
這僅僅是衆多例子中的一個。17世紀90年代末，歐洲九年戰爭結束後，印度的一些城鎮被從荷蘭人手中轉交給法國人；二十年後歐洲列強的一次更加激烈的交戰，使得加勒比羣島在英法之間易手；西班牙王位爭議塵埃落定後，英法兩國又相互交換了北美洲的殖民地。
通過聯姻同樣能獲得大片領土、戰略要地或大型城市。當葡萄牙公主凱瑟琳・布拉甘扎（Catherine of Braganza）在17世紀60年代嫁給英王查理二世時，她的嫁妝之一就是孟買。該市的葡萄牙市長準確地預見到，這一慷慨的行爲意味着葡萄牙在印度統治的終結。歐洲各國寢宮裡的動靜、宮殿走廊裡關於未來新娘的私下猜測，或者朝三暮四的統治者的故意冷落，都會對幾千英里之外的地區產生影響。
在某種層面上，這些陰謀對東方人而言毫無意義，他們不關心是荷蘭、英國、法國或其他國家佔了上風。事實上，歐洲列強之間的競爭似乎只會爲他們帶來越來越豐厚的利益。在整個17世紀，彼此競爭的歐洲各國都向莫臥兒帝國、中國和日本派出了使節，以博取這些東方統治者的歡心，鞏固既得利益，爭取新的貿易特權。這還提升了中介人的重要性，比如古吉拉特的一位港口官員莫卡拉布・汗（Muqarrab Khan），他曾向17世紀初的印度國王賈汗吉爾（Jahāngīr）行賄。當然，這些中間人也從中撈取了不少錢財，以莫卡拉布・汗爲例，他在1610年購買的貨物包括阿拉伯馬、非洲奴隸和其他奢侈品，僅僅辦理海關手續就花了兩個月。
就像一位歷史學家所說的，英國人在亞洲秉持的行事準則是“每件事、每個人都有其價格”。這導致了沒有節制的饋贈，以及對那些貪婪受賄者的抗議。例如，莫臥兒國王賈汗吉爾有個奇特的收禮癖好：未成年的大象，還有渡渡鳥。人們這樣評價他：“有着一顆貪得無厭的心，從來不知滿足。就像一個永遠也填不滿的錢包，擁有得越多就越貪婪。”
17世紀60年代，在失去臺灣後不久，荷蘭人帶着馬車、盔甲、珠寶、紡織品和眼鏡來到北京，試圖博取中國皇帝的好感。另一份於1711年前往拉合爾的荷蘭代表團的禮單，以及一組描繪使團向北行進途中在烏代普爾（Udaipur）接受招待的圖畫顯示出，荷蘭人爲奉承當地人、爭取合作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他們帶來的禮物包括日本的漆器、錫蘭大象、波斯馬、荷蘭殖民地的香料，以及來自歐洲的貨物：大炮、望遠鏡、六分儀和顯微鏡。不過這些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荷蘭使團提出的續簽貿易特權的要求仍舊被擱置了。
歐洲衝突的影響要花很長的時間纔會波及東方。基本上，來此交易的商人越多、他們乘坐的船隻越大，這意味着有越多的禮物、更多的酬金和更大貿易額。事實上，莫臥兒國王阿克巴、沙・賈汗和奧朗則布（Awrangzīb，1658—1707年在位）都熱衷於在其生日時將自己與珠寶、貴重金屬和其他財寶一起稱重，直到天平兩邊平衡——難怪他們沒有動力保持苗條的身材。
對中間人也同樣需要送禮打點。他們索取錢財以“護送”旅者和商人到達目的地，而那些不願遵守規矩、拒絕掏錢的人則會麻煩不斷。1654年，在拉傑馬哈爾（Rajmahal）被沒收貨物的英國商人除了賄賂長官和他的手下外別無他法——就像荷蘭人一直被迫做的那樣。莫臥兒國王知道外國人的抱怨，有時他也懲罰那些做得過分的人：據說，曾經有一個被指控有失公正的人被押到國王面前，然後被眼鏡蛇咬了一口；在另外一個案例中，一個門衛遭受了鞭刑，因爲一位音樂家控訴他在出宮時不得不將國王的部分賞賜交給此人。
16世紀初以來，伴隨着資本的大量注入，印度的藝術、建築和文化也開始走向繁榮。資金還不斷向中亞滲透，一方面是因爲奧朗則布等統治者爲了維持和平關係而向北方貢獻了大量的禮金，另一方面則是草原遊牧民大規模出售馬匹的結果。印度北方市場上每年交易的馬匹數量多達十萬，而且一些血統純正的馬還能夠賣出天價。數量更多的牲畜被賣給來自波斯、中國和俄羅斯的商人，使得越來越多的財富流入中亞地區。像浩罕（Khokand，位於今烏茲別克斯坦）這樣的城市迅速繁榮起來，據記載，當時那裡能夠買到質量上佳的大黃、茶葉、瓷器和絲綢，而且價格低廉、貨源充足。
儘管歐洲的貿易大幅興起，但遍佈亞洲屋脊的貿易網絡仍然十分活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記錄顯示，每年都有數萬頭駱駝途
經中亞的古老路線將織物從印度運到波斯。英國、法國、印度和俄羅斯的文獻資料同樣提供了有關當時綿延不斷的陸上貿易的信息，並對17世紀和18世紀的貿易規模做出了描述：中亞的旅人不斷談及市場上出售的大量貨物、要賣到喀布爾等地的數量驚人的馬匹，以及“繁華的貿易中心”；這裡匯聚了來自亞洲各地的商隊，交易着紡織品、芳香植物根莖、精製糖以及其他各種奢侈品。在這些陸上貿易中，少數民族的重要性不斷提升：憑藉着相同的習俗、家庭紐帶以及建立遠距離信用體系的能力，他們的存在讓商業貿易變得更加順利。在過去，扮演這一角色的是粟特人，現在則是猶太人以及更爲重要的亞美尼亞人。
水面之下，暗流洶涌。歐洲對亞洲的態度正逐漸強硬，他們不再將亞洲視爲充滿奇異植物和財富的仙境，而是一個和新世界一樣軟弱可欺的地方。羅伯特・奧姆（Robert Orme）的觀點在18世紀是一個典型。作爲東印度公司的首位官方歷史學家，奧姆寫了一篇名爲《論印度斯坦居民的柔弱》的文章，顯示出當時的英國人有多麼冷酷。他們對自身的權益充滿了信心，對亞洲的態度也從獲利的興奮轉向了野蠻的剝削。
“印度財主”（nabob），這個用來稱呼那些大撈了一筆的東印度公司官員的詞，完美地詮釋了這一觀點。他們的行爲就像流氓，他們在當地放貸，利息極高；利用公司的資源爲自己謀利，並且從交易中抽取驚人的回扣。這裡是“狂野的東方”，也是一個世紀之後北美洲類似景象的前奏。回憶錄作家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的父親告訴他：“到印度去，砍下半打有錢人的腦袋……你就是個印度財主了。”在東印度公司工作成了一張通向財富的單程票。
這條路並非一帆風順，因爲印度次大陸條件艱苦，發財的野心可能很快就會被疾病扼殺。有證據表明，儘管醫療保健和藥物衛生方面的改善降低了死亡率，但是被送回國或者被認爲無法勝任的人數仍舊一直上升。這裡的經歷可能令人痛苦難忘。17世紀末，當商船水手托馬斯・鮑雷（Thomas Bowrey）和他的朋友們花了六便士買了1品脫的大麻液之後，出現了這樣的情景：一個人坐在地上痛哭了整整一個下午，而另外一個人則“嚇得把腦袋伸進了一個大罐子裡，並將這一姿勢保持了四個多小時”；“四五個人躺在地毯上，互相吹捧”，還有一個人“變得暴躁易怒，不停地捶打門廊上的木頭柱子，連手指關節的皮都被磨掉了”。顯然，熟悉世界的其他地區是需要時間的。
然而另一方面，人們能獲得的回報也是驚人的。劇作家、報紙記者和政客們經常調侃那些新晉的富人：大量的家庭教師被僱去教授擊劍和舞蹈等紳士體面的活動；選擇裁縫時顯出神經質般的挑剔；連在晚餐上適合談些什麼都需要從頭學起。
假仁假義隨處可見。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在18世紀末告訴他的議員同事：荒謬之處在於，“那些進口海外黃金的商人通過大量的私下賄賂得以被選舉進入國會，因爲沒有任何人的家產能夠與之相抗衡”。當然，他似乎認爲沒有必要指出，他自己的祖父就是那位曾從印度任上帶回世界上最大鑽石之一“皮特鑽”（Pittdiamond）的馬德拉薩帕南總督，他用任職期間積攢下來的財富買了一片田莊，以及一個議會席位。直言不諱的不只皮特一人，暴怒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不久之後告訴下議院的一個調查團：可怕的是，“印度財主”正在摧毀這個社會，他們四處撒錢、當選議員，並且迎娶貴族的女兒。然而生氣並沒有什麼用，畢竟誰不想要一個野心勃勃、年輕有錢的公子哥做女婿，誰不想要一個慷慨大方的男人做丈夫呢？
開啓這些鉅額財富的關鍵在於，東印度公司從一個在兩塊大陸間運輸貨物的貿易企業轉變成了一股擴張勢力。毒品交易和敲詐勒索進行得十分順暢。印度種植園裡的鴉片越種越多，它們爲購買中國的絲綢、瓷器以及最重要的茶葉提供了資金。於是，中國的出口激增，官方數字顯示，茶葉出口從1711年的14.2萬磅增加到8年後的15萬磅，其中還不包括走私的數量。與西方人對奢侈品的上癮相對應的，是中國人對鴉片的上癮。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獲利豐厚卻並不光彩的賺錢手段。英國從18世紀開始爲印度當地的統治者提供逐漸常規化的大範圍保護，因此當1757年加爾各答受到孟加拉納瓦布的攻擊時，一支由羅伯特・克萊武（Robert Clive）領導的遠征軍被派去救援。克萊武很快就得到了大筆資金，用於支持當地希望獲得繼任的權位爭奪者。不久，他就被授予了在當地收稅的權力，並且可以動用該市的財政收入。加爾各答是當時亞洲人口最稠密、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紡織業（在英國從東方的進口額中佔據着一半以上的比重）的基地。幾乎在一夜之間，克萊武就成了世界上最有錢的人之一。
爲了對佔領孟加拉的後續成果進行評估，一個下議院特別委員會在1773年成立。該委員會透露了從孟加拉攫取的難以置信的財富。超過200萬英鎊（相當於今天的數百億英鎊）的財富被作爲“禮物”分發，幾乎全部都落入了東印度公司員工的腰包。伴隨着這一駭人聽聞的消息的，則是孟加拉可怕的災難場景。1770年，當地的糧食價格被擡得越來越高，結果造成了毀滅性的饑荒。據估計有數百萬人餓死，即便是當地的總督也宣佈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在當地人死於飢餓的時候，歐洲人卻只惦記着自身發財的事。
這場災難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這完全是爲了個別人的利益而使大衆受苦。面對衆人的嘲諷，克萊武僅僅像一個苦惱的銀行總裁那樣回答道：他的首要任務是維護股東而非當地居民的利益；若就他的工作而言，他不應該受到任何指責。事態進一步惡化，孟加拉勞動力的減少破壞了當地的生產力；隨着財政崩潰，物價的飆升導致了大規模的恐慌——這頭金鵝似乎已經下完了它的最後一個蛋。東印度公司的股票被大量拋售，從而將該公司推向了破產的邊緣。公司的主管們遠非萬能的管理者和財富創造者。結果，東印度公司的做法和理念引發了一場洲際金融危機。
緊急的磋商之後，倫敦方面認爲東印度公司實在太太，絕不能垮掉，因此同意採取應急措施。然而，援助行動需要籌集大量現金。於是英國將目光投向了北美的殖民地，那裡的稅率比英國本土要低很多。當諾斯勳爵（Lord North）的內閣在1773年頒佈了《茶葉法案》後，他們認爲自己已經找到了解救東印度公司的巧妙方法，同時還統一了美洲殖民地與英國本土的部分稅制。然而讓他們意想不到的是，這一法案點燃了大西洋彼岸定居者的怒火。
在賓夕法尼亞廣泛散佈的傳單和小冊子，將東印度公司描繪成製造“暴政、掠奪、壓迫和流血”的老手、英國政府所有錯誤的代表。英國社會的最高階層已經成了貪婪而自私的奴隸，爲了自肥不惜損害普通大衆的利益。由於英國政府不允許他們派代表參與政治決策，這些不滿的殖民者結成了統一戰線以拒絕政府的指令，並迫使一些運送茶葉的船隻不得不返回英國。當三艘茶船進入波士頓港口時，當地人與英國當局之間發生了激烈的對峙。12月16日夜，一些人化裝成印第安人登上茶船，將茶葉傾倒入海。他們寧願茶葉沉入海底也不願被迫向倫敦繳納稅金。
從美國人的立場看，導致美國《獨立宣言》誕生的一連串事件都有着特定的美洲背景。但是從更寬廣的角度看，其原因可以追溯到英國爲尋求新機會的進一步擴張，以及在絲綢之路上因收穫太多太快而造成的失衡。倫敦試圖平衡地球兩側相互矛盾的要求，用從一個地方收上來的稅款來填補地球另一側的開支，從而引發了人們的失望、不滿和造反。對利潤孜孜不倦的追求還激發了英國人的自信和自大。克萊武在東印度公司倒閉前夕對檢察官們說，除了它的名字，這家公司幾乎就是一個帝國。它統治着那些“富裕、人口衆多、物產豐盛”的國家，“擁有兩千萬臣民”。正如美洲殖民地的居民所發現的，英國治下各地的臣民之間並沒有什麼根本上的不同。如果孟加拉人會餓死，那麼並無更大權利的其他殖民地居民難道就不會嗎？是時候必須靠自己了。
美國獨立戰爭促使英國人深刻反省應該如何對待那些已經確立了貿易地位以及政治影響力的地區。對孟加拉的佔領是一個分水嶺，英國自此從一個通過本國移民管理殖民地的國家轉變爲一個統治着其他民族的政權。英國人必須理解這意味着什麼以及如何平衡帝國中央與邊疆的各自需求，而且留給他們的時間非常短。英國人發現他們統治的是一批擁有自己法律和習俗的人羣，因此不得不搞清楚自己需要從這些新的社會羣體中索取什麼、爲他們貢獻什麼，以及如何打造一個持續可行的共贏平臺。
一個帝國正在誕生，它的誕生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隨着購買力、資本和焦點無可挽回地轉向歐洲，在印度的絕大部分地區都落入了英國手中之後，陸路貿易自然宣告終結。隨着軍事技術和戰術的革新，尤其是火藥和重型火炮的改進，使得騎兵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同樣導致亞洲千年以來縱橫交錯的商路日益蕭條。中亞和之前的南歐一樣，開始迅速褪色。
丟失北美十三塊殖民地讓英國人顏面盡失，並且意識到確保英國領地的安全是多麼的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講，康沃利斯勳爵（Lord Cornwallis）被任命爲印度總督實在是一個令人驚訝的決定：要爲英軍在大西洋對岸的潰散負首要責任的就是他，在約克鎮向喬治・華盛頓投降的也是他。也許是認爲他已經吸取過慘痛的教訓，而最佳的選擇是讓這些吸取了教訓的人確保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英國可能已經失去了美利堅合衆國，但是它絕不能再失去印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