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侵蘇聯前的集結過程中，德軍將士得到的指令是一致而殘酷的：盡一切努力奪取南部的麥田。戰士們被告知，他們應該想象，蘇聯人所吃的食物是從德國兒童的嘴裡奪走的。高級軍官告訴他們的士兵，德國的未來取決於他們的勝利。艾裡希・霍普納（Erich Hoepner）上將在巴巴羅薩戰役打響前一刻給裝甲集團軍發佈的作戰命令中說，俄羅斯人必須被粉碎，被史無前例地粉碎。每一次的軍事行動都必須貫徹鋼鐵一般的意志，無情地將敵人徹底消滅。軍隊中充斥着對斯拉夫人的鄙視以及對布爾什維克和猶太人的厭惡。正如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所指出的，這些混雜在一起的“意識形態發酵劑，很容易使普通人變成大屠殺的從犯”。
希特勒一邊在加緊實施恐怖政策，一邊在幻想未來：克里米亞應該成爲德國的裡維埃拉（Riviera）；如果能將這個位於黑海的半島通過高速公路與祖國連接在一起，讓每個德國人都能開着大衆汽車到此遊玩，這該有多美妙啊！他異想天開地希望自己能夠年輕幾歲，這樣就可以看着這些一步步成爲現實。一想到將錯過數十年後那些激動人心的時刻，他便感到失落。希姆萊（Himmler）同樣構想了一個美好的未來：“珍珠般的定居點”上住滿了殖民者，周圍被鄉村環繞，以此爲家的德國農民正在肥沃的黑土地上收割莊稼。
在希特勒及其最親密的同事看來，擴張德國資源基地的計劃有兩個模板可供參考：在廣闊的東方新疆土上蓋上德國的烙印，參照的是英國人在印度次大陸的做法；用一小部分德國移民管理俄羅斯，就好比少數英國人統治着印度。歐洲文明將戰勝次等文明。納粹領導層不斷地提及印度的英國人，視其爲少數人實現大規模治理的範本。
不過，希特勒還經常提到另外一種類似的可作參照的模式：美國。希特勒告訴新任命的東部佔領區行政長官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德國需要參照歐洲移民對待北美土著的做法，必須驅逐甚至消滅當地居民。他宣稱，伏爾加河將成爲德國的密西西比河，成爲文明世界與無序世界的邊境線。他說道，19世紀定居在美國大平原的那些人必將遷回到東方。他信心十足地預言，德國人、荷蘭人、斯堪的納維亞人和美國人都將在充滿機會的新大陸上找到前程、得到回報。烏克蘭以及向東延伸的俄羅斯南部土地，將有助於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希特勒宣佈：這是美國夢的終結，“爲人們提供無限機遇的將不再是美洲，而是歐洲”。
他的興奮不僅僅來自於黑海和裡海北岸一帶展現出來的前景，其他所有地方的跡象都讓德國人激動不已。德軍採取的是鉗形攻勢，一支從北方向世界中心地帶進發，另外一支從南部進入北非和中東。1941年，北非沙漠中一連串閃電般的勝利將隆美爾（Rommel）和非洲軍團帶到了埃及，並準備進攻關鍵的蘇伊士運河，就像巴巴羅薩行動那樣。同時，法國的陷落使得德國空軍能夠使用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敘利亞和黎凡特修建的空軍基地，從而進一步擴張了德國的地盤。
世界的命運懸於一線。一切的關鍵都似乎取決於進攻蘇聯的時間表，以及斯大林是否會意外地被人取代。發動進攻的時機必須是在農作物播種之後、收穫之前，這樣有利於進入俄羅斯的德國軍隊。1940年與莫斯科簽訂的協議已經爲德國人帶來了一百萬噸的蘇聯穀物、幾乎同樣數量的石油以及大量的鐵礦石和錳礦石。等到1941年5月另外一批貨物運輸完畢，動手的日子就不遠了。
1941年初夏，對在東部集結的德國軍隊感到擔憂的國防部長鐵木辛哥（Timoshenko）元帥和格奧爾吉・朱可夫（Georgi Zhukov）將軍向斯大林建議先發制人，出兵進攻華沙、波蘭北部和普魯士。斯大林不假思索地否定了這一計劃，並且非常生氣地問道：“你瘋了嗎？你想要激怒德國人嗎？”接着又轉向鐵木辛哥：“大家都看看……鐵木辛哥身體健壯，而且有個大腦袋，但是顯然腦仁很小。”然後他威脅道，“如果你激怒了邊境上的德國人，不經允許擅自行動，你的腦袋就掉了。”說完，他轉身甩門而出。
斯大林並不是不相信希特勒將要發動進攻，而是認爲他現在還不敢。事實上，斯大林之所以要親自監督與納粹政府的貿易，是因爲他在蘇聯紅軍迅速重建和現代化的同時一直密切關注着德國的動向。他堅信自己手握所有的牌，因此並不理會柏林、羅馬甚至東京的情報人員發來的報告，以及莫斯科大使們對進攻迫在眉睫的警示。斯大林對潛伏在德國空軍司令部的蘇聯間諜在進攻前五天發來的報告的反應，最能說明他的嚴厲態度：“你可以告訴你的‘內線’……去他媽的。”他寫道，“這不是內幕消息，這是某個人在傳遞假情報。”
斯大林周圍的人並不都像他一樣無動於衷。德軍在6月初的動向讓一些人認爲紅軍應該進駐防區。“我們與德國有互不侵犯條約，”斯大林難以置信地回答道，“德國在與西方國家的戰爭中難以抽身，而且我確信希特勒不敢通過進攻蘇聯來開闢第二戰場。希特勒沒有這麼傻，他不會意識不到蘇聯和波蘭或法國不一樣，甚至也不同於英國。”
到了6月21日，局勢明顯在進一步惡化。瑞典駐莫斯科大使威廉・阿薩爾森（Vilhelm Assarsson）認爲，現在有兩種可能：要麼他將近距離目睹影響深遠的“第三帝國（Third Reich）與蘇聯帝國”之間大規模的對峙，要麼德國人將對“烏克蘭和巴庫的油井”提出更多要求。他謹慎地判斷，如果是後者，他或許也將見證到“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敲詐”。
幾個小時後，事情的發展顯示這並不是一場虛張聲勢的遊戲。1941年6月22日凌晨3點45分，斯大林被朱可夫的電話叫醒。他告訴斯大林，所有防區的前線都已被突破，蘇聯正在遭受攻擊。一開始，斯大林還拒不相信發生的事情，認爲這是希特勒的詭計，目的在於以武力達成某種協議，也許是和貿易有關。慢慢地他才明白這是生死之戰。他太過震驚，以至於暈倒在地，不得不讓莫洛托夫（Molotov）替他發表公開聲明。莫洛托夫通過無線電波嚴肅地宣佈：“一次文明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背叛，已經發生。”但是毫無疑問，“敵人將被粉碎，勝利將屬於我們”。然而沒有人提到，事實上蘇聯一直在與魔鬼共舞，現在是付出代價的時候了。
儘管前線部隊沒有預想中的那樣準備充分、裝備精良，但德軍的進攻仍然顯得殘酷無情。沒過幾天，明斯克就失守了，40萬蘇聯士兵陷入了圍困。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孤立無援，那裡的守軍很快就耗盡了給養，但是他們沒有絕望：1941年7月20日，一位士兵在牆上刻下“我就要死了，但我不會投降。再見了，祖國”。
到了此刻，斯大林終於開始明白眼下發生的事究竟意味着什麼了。7月3日，他發表廣播演說，表示德國的侵略“對蘇聯人民來說生死攸關”。他告訴聽衆，侵略者打算恢復“沙皇獨裁”和“地主階級的統治”，並強調侵略者的意圖是爲“德國皇室和貴族”擄劫奴隸。這或多或少是正確的，如果將“皇室和貴族”理解爲納粹官員和德國工
業家的話。不久之後，德軍就開始頻繁地強迫被俘蘇聯士兵和當地居民進行勞動：超過1300萬人被徵用於修建公路、開墾土地，或在納粹政府和德國私營的工廠裡工作——這些工廠今天還在。奴隸制重返歐洲。
1941年夏天之後，德國戰車似乎已經停不下來了。9月，基輔被攻陷，50多萬蘇聯士兵被俘。幾個星期後，三支部隊像長矛一樣插入蘇聯腹地，直抵加裡寧（Kalinin）、圖拉（Tula）和伯羅的諾（Borodino）——1812年，拿破崙曾經在這裡誇耀他的戰果。德軍繼續突破蘇聯的防線。到了十月份，莫斯科岌岌可危。蘇聯制定了一個將領導人疏散到古比雪夫（Kuibyshev，舊稱薩馬拉Samara）的計劃，該地位於莫斯科以東600英里伏爾加河的一個拐彎處。列寧的遺體也從紅場移出並被放進倉庫。斯大林正在爲放棄這座城市作準備，但是在最後一分鐘，這位蘇聯領導人改變了主意，決定留下——一些記錄顯示，當時他的專列即將啓動，警衛員們也已進入站臺準備出發。
11月，高加索山腳下的最後防線——頓河畔的羅斯托夫（Rostov）失陷了。到了月底，第三和第四裝甲集團軍已經距莫斯科不到20英里。12月1日，德國的摩托偵察部隊離蘇聯首都僅有5英里。希特勒欣喜若狂：攻陷北方的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從而擊敗蘇聯的計劃，是確保南部“獲利”地區長期安全的核心，而目前該計劃似乎進行得順風順水。進攻開始後的兩個月裡，蘇聯人的防線一直在後撤，這讓希特勒備感振奮。他在1941年8月說道：“烏克蘭和伏爾加河盆地終有一天將成爲歐洲的糧倉，我們的收穫將遠超過土地產出。”他還說，“即便有一天瑞典不再賣給我們鐵礦也沒關係，我們將從俄羅斯獲得。”
同時，施工和技術隊伍也隨着德軍一路東進。1941年9月，新成立的R特遣隊（Sonderkommando R，即俄羅斯特派司令部Special Command Russia）從柏林出發前往烏克蘭，以協助在新佔領區修建基礎設施。該特遣隊包括野炊部隊、移動指揮部、維修車間和警用電報部構成，由上百輛運輸車組成，它的任務是使“歐洲征服及帝國建設歷史上最激進的殖民運動”成爲可能，一位歷史學家這樣描述道。
當特遣隊抵達黑海邊上的敖德薩時，由差等生、逃兵和失意者組成的形形色色的主管人員爲他們的司令官們強佔最好的住處，並忙着修建一些基礎設施，以表明德軍長期佔領的打算：圖書館、唱片店、演講大廳以及放映宣傳德國必勝電影的電影院。
入侵行動似乎取得了完美的成果。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內，幾乎所有計劃中爲德國提供資源的地區都被佔領了。列寧格勒和莫斯科還沒有被攻陷，但這只是時間問題。其他地方看起來也對德國人很有利：儘管英國軍隊撲滅了伊拉克的起義（爲了倉促集結向東進發，英軍甚至徵用了海法大街上的公交車），但是似乎有理由認爲，這片位於裡海南部、蘊藏着豐富石油資源的土地很快就會成爲德國人的新朋友。
在侵略蘇聯時，希特勒還向阿拉伯人發去了正式祝福，願他們早日取得獨立，並致信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表示支持，稱讚阿拉伯文明是一個古老的文明，並且與德國有着共同的敵人：英國人和猶太人。德國與穆斯林的關係如此親密，以至於有一位學者獻媚地將沙特阿拉伯稱讚爲“瓦哈比（Wahhabi）式的第三帝國”。
現在輪到英國人着急了。印度英軍總司令韋維爾上將（General Wavell）指出，伊拉克差一點就成了噩夢，眼下我們必須採取措施捍衛伊朗，很難說德國的勢力是否會擴張到那裡。他在1941年夏天寫信給首相溫斯頓・丘吉爾說：“一定要用印度的防禦力量將德國人擋在伊朗之外，如果失敗，那裡很快就會重蹈伊拉克的覆轍。”
將注意力集中在伊朗是正確的，自開戰以來，德國在那裡的宣傳攻勢就未曾停歇過。一名美國記者報道稱，1941年夏，德黑蘭街頭的報亭上擺滿了《信號》（Signal）雜誌，該雜誌是戈培爾的喉舌之一；同時電影院裡還放映着《西線的勝利》（Sieg im Westen）等慶祝德國在法國和西歐取得勝利的影片。
希特勒對蘇聯的入侵在伊朗也引起了熱烈的反響。據一些報道稱，人們聚集在德黑蘭市中心的賽帕（Sepah）廣場上，以慶祝德意志國防軍攻下了一座又一座的蘇聯城市。英國駐德黑蘭大使裡德・布拉德爵士（Sir Reader Bullard）在入侵行動幾天後向倫敦報告說，麻煩的是“伊朗人對德國打擊他們的宿敵俄羅斯普遍感到興奮”。
著名的波斯學者安・拉姆頓（Ann Lambton）在被問及對局勢的看法時表示，伊朗的軍隊和街頭巷尾都充斥着親德的情緒，“尤其是年輕的軍官們，他們都希望德國獲勝”。英國軍官幾乎持同樣觀點：當地民衆對德國的熱情和對英國的失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裡只有極少的人支持英國，因此可以預見，如果德國人進入波斯，他們將受到極大歡迎”。德國駐德黑蘭大使歐文・艾特爾（Erwin Ettel）也是這樣認爲的，他向柏林報告說，如果英國人在伊朗採取行動，他們將面臨“頑強的軍事抵抗”，並將促使伊朗國王正式向德國提出援助請求。
當英國人意識到如果德軍東進，自己將毫無還手之力時，他們對伊朗投入德國人懷抱的可能性更加擔憂了。不久前還是印度英軍總司令、現被任命爲中東英軍總司令的奧金萊克（Auchinleck）上將被簡要告知，希特勒的軍隊將在1941年8月中旬抵達高加索。在英國人看來，這無疑是一場災難。德國人急需石油，如果讓他們控制了巴庫和高加索的石油生產，就大事不妙了。印度事務大臣里奧・艾默裡（Leopold Amery）指出，更糟糕的是，他們還將因此離伊朗和伊拉克的油田“更近”，這無疑會埋下“各種各樣的禍根”。換句話說，德國人似乎不僅能夠找到可靠的石油來源以驅動其船隻、飛機、坦克和其他機動裝備，從而解決他們的“阿喀琉斯之踵”，還可能使英國無力繼續支撐戰鬥。奧金萊克將軍認爲，有必要制訂一項計劃，以保衛從巴勒斯坦到巴士拉再到伊朗油田一帶的土地——這一計劃後來被命名爲“支持行動”（Operation Countenance）。
伊朗的戰略位置使其成爲兵家必爭之地。儘管斯大林在1939年與希特勒達成了協議，但是兩年後德國的入侵促使蘇聯轉而成爲英國及其友邦的盟友，這在以前是難以想象的。華盛頓隨之宣佈：“美國政府決定將給予蘇聯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以幫助其抵抗武裝侵略。”同時，美國駐莫斯科大使也在私底下向斯大林保證，美國決心“盡全力”打敗希特勒，並且準備好爲此作出任何犧牲。
問題在於如何將武器裝備運到蘇聯。駛往北極圈內的港口需要極大的後勤保障，而且在深冬時是相當危險的。同時，在日本已經控制了太平洋西部海域的情況下，缺乏除符拉迪沃斯託克之外的可用港口也是個問題。顯然，唯一的答案就是控制伊朗：這將防止德國在當地獲取立足點和支持者，並且能更好地保護同
盟國極其重要的自然資源，還將爲阻止德軍繼續無情東進提供一個合作良機。
這不僅符合同盟國的戰爭目標，也與英國和蘇聯的長遠利益相契合：佔領伊朗將給予他們渴望已久的政治影響力、經濟資源和戰略價值。當希特勒決定背叛他的莫斯科盟友的時候，他就已經放棄了這些令人心動的機會。
1941年8月，德黑蘭被英軍佔領，蘇聯士兵隨後進駐。爲了促進共同利益，維護這一具有長遠戰略意義和經濟價值的地區，分歧被擱到了一邊。當英軍和蘇軍在伊朗北部城市加茲溫（Qazvin）會師時，雙方舉行了衆多的慶祝活動：士兵們互發香菸，訴說各自的故事；見到蘇聯軍隊的外國記者很快發現，用來招待他們的是伏特加；蘇聯士兵向盟軍敬酒，併爲斯大林、丘吉爾，接着是莫洛托夫和羅斯福的健康乾杯，然後以同樣的次序再來一輪。一位在場美國記者寫道：“在幹掉30杯純伏特加之後，一半記者都躺在了桌子底下，而俄羅斯人還在繼續喝。”
當伊朗國王還在猶豫是否要立即發佈驅逐德國公民的最後通牒時，英國人開始通過新成立的BBC波斯電臺發出通告，譴責國王將大批猶太人趕出首都，併爲其私人的商業利益強迫勞工工作，以及用德黑蘭的水資源灌溉他的私人花園。這些批評因英國駐德黑蘭大使裡德・布拉德的日記而廣爲流傳。
面對英國的要求，伊朗國王閃爍其詞。他向羅斯福總統抱怨英蘇兩國的“侵略行爲”，並譴責對“國際正義和人民自由權利”的威脅。總統回答道，這很好，但是國王應該記住，“德國的佔領行動必將繼續，並且將從歐洲擴張到亞洲、非洲，甚至是美洲”。換句話說，波斯考慮與希特勒保持友好關係是一場後患無窮的冒險。最終，英國掌握了主動權，迫使禮薩・汗退位，後者被認爲是一個障礙。繼任者是他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Mohammed Reza），一個穿着整潔、喜歡讀法國犯罪小說、開跑車、玩女人的花花公子。
對許多伊朗人來說，這樣的外部干涉是無法容忍的。1941年11月，一夥暴徒聚衆高喊：“希特勒萬歲！”“打倒英國人和俄羅斯人！”以此表達對英俄佔領軍主宰祖國命運的憎惡。這不應該是伊朗的戰爭，二戰中的分歧和軍事衝突與德黑蘭和伊斯法罕等城鎮中的居民沒有任何關係，他們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國家被捲入歐洲列強的爭鬥當中。當然，這些不滿起不到任何作用。
隨着伊朗的局勢得到控制，英國人在法國投降之後對法國在敘利亞的軍事基地也採取了措施，以免德國利用這些基地打擊英國及其盟友。一支倉促組建的颶風戰鬥機中隊從哈巴尼亞皇家空軍基地（RAF Habbaniyah，它是一戰後英國在伊拉克保留下來的機場之一）起飛，對法國維希政府（Vichy French）的基地進行了轟炸。一位年輕的飛行員參與了這次1941年下半年的空襲行動，他後來回憶道：低空突襲正趕上一場週日上午的雞尾酒會，法國飛行員和“一羣着裝豔麗的姑娘”混雜在一起，熱鬧非凡；英軍發動空襲後，到處都是酒杯、酒瓶和高跟鞋，所有人都藏了起來。這位叫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的颶風戰鬥機飛行員寫道：“這實在是太滑稽了。”
消息傳到柏林，德國人似乎還是一如既往地樂觀。隨着蘇聯陷入悲慘的境地，以及在波斯、伊拉克和敘利亞取得突破指日可待，德國人很有可能會展開一輪大規模的征服行動，以媲美7世紀伊斯蘭大軍或者成吉思汗及其繼任者的成就。勝利看似唾手可得。
然而，現實卻完全不同。在取得令人矚目的進展之後，德國人在蘇聯和其他地區開始陷入困境。一方面，在向東突進過程中的戰鬥減員數量，遠遠超出了準備接替他們的預備役人數。輝煌的勝利使得大量的罪犯被允許徵用，但這通常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按照哈爾德自己的估計，蘇聯戰爭打響後的頭兩個月，國防軍的損失超過10%，共有40多萬士兵喪生；到了9月中旬，傷亡人數上升到50多萬。
部隊的快速推進也給補給線帶來了幾乎難以承受的壓力。缺少飲用水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問題，並且導致了霍亂和痢疾的暴發。早在8月底之前，一些較爲敏銳的人就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事情並不像看起來的那樣美好：剃鬚刀、牙膏、牙刷、書寫紙和針線等基本物資，從入侵的第一天起就出現短缺了。夏末連綿的雨水浸透了士兵和裝備，一名戰士在家信中抱怨道：“根本沒有機會晾乾毯子、靴子和衣服。”這一狀況傳到了戈培爾那裡，他在日記中寫道，克服這些可能需要鋼鐵般的意志，當前的艱苦“將是未來美好的回憶”。
近東和中亞的前景同樣被誇大其詞。德國政府沒有什麼可向熱情的大衆交代的，他們在年初還樂觀地宣稱要打通北非和敘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之間的通道。然而，要在這些地方站住腳都像是在做夢，更別提控制該地區了。
因此，儘管已經佔領了廣闊的疆域，德國最高統帥部仍然要在蘇聯搖搖欲墜時試圖鼓舞士氣。1941年10月初，陸軍元帥馮・賴歇瑙所率的部分南方集團軍進入了 “獲利”區，他發表了一通講話，試圖給他的士兵們打氣。他嚴肅地表示，每個人都是“國家信仰的旗手，都是爲那些遭受暴行的德國人伸張正義的復仇者”。這些說辭當然沒有問題，但是當士兵們得不得在靴子裡塞入報紙來抵禦寒冷時，很難說這些強硬的話語對那些如果受傷就會凍死、皮膚都粘在來複槍槍托上的人來說有什麼效果。當要用斧頭才能劈開面包的嚴冬到來時，希特勒不屑地告訴丹麥外交部長：“德國士兵必須足夠強壯並且準備好拋灑熱血……否則他們就將死亡。”比起這些隔靴搔癢的話，化學興奮劑或許更有效果，如在部隊中大量分發以抵禦東部前線嚴寒的甲基苯丙胺（Pervitin）。
入侵行動還面臨着嚴重的供應不足。曾經有人估計，要讓戰鬥部隊逼近莫斯科，需要每天運送27車的石油；而整個11月，他們只得到了3車的石油。美國的經濟學家在《德國的軍事及經濟狀況》和《德國東部戰線的供給問題》兩篇報告中重點分析了戰爭中的這一問題。他們測算，德軍每推進125英里將需要額外的35,000節火車的石油，或者至少每天向前線運送1萬噸石油。由於資源匱乏，軍隊推進的速度受到極大影響。
雖然後方對前線的後勤保障十分糟糕，但這還不算最大的問題。入侵的核心計劃是佔領烏克蘭及俄羅斯南部的肥沃土地，即所謂的“獲利”區。然而，即便在入侵前就從蘇聯輸入糧食，依然還是跟不上德軍的需求。事實上，德國人非但沒能從東方獲得大量的糧食，反而從1940年底開始就不得不逐漸減少每日的卡路里攝入量，如今更是出現驟減。巴巴羅薩行動開始後，運回德國的糧食數量遠低於1939年至1941年間從蘇聯進口的量。
德國電臺試圖重振人們的信心，並且給予保證。1941年11月的一則新聞說，德國過去常常擁有大量的糧食儲備，不過“現在是戰時階段，我們不得不放棄這一奢侈的想法”。不過也有好消息，該新聞接着說，現在我們無須再擔心一戰時糧食不足的問題。與1914年至1918年間不同，“德國人可以依靠管控手段配給糧食”。
（本章完）